本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解说从书之一，孟子，是中国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孟子》一书被奉为儒家经典，孟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本书《孟子解说》的编著，是以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同时参考了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

孟子，是中国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孟子》一书被奉为儒家经典，孟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本书《孟子解说》的编著，是以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同时参考了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

前言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下

公孙丑上

公孙丑下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下

离娄上

离娄下

万童上

万童下

告子上

告子下

尽心上

尽心下

梁惠王上是《孟子》第一篇的篇名。《孟子》和《论语》一样，原无篇名，后人摘取每篇第一部分之中的前两三字为名，以下各篇与此相同。

本篇第一部分是孟子与梁惠王之间的对话，后两部分是孟子分别与梁襄王、齐宣王的对话，涉及“义利之辨”、“贤者之乐”、“五十步笑百步”、“杀人以政”、“制民之产”等内容。其中“义利之辨”是孟子“好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两千年来学者讨论最多、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杨泽波教授认为孟子的“义利之辨”包括：治国方略意义的“义利之辨”，人禽之分意义的“义利之辨”，道德目的意义的“义利之辨”三方面的不同含义。《孟子》开篇讲的就是治国方略意义上的“义利之辨”。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赐教以利于我的国家吗?”孟子回答道：“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到利呢?只有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封邑’?士人平民说‘怎样有利于我自身’?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百辆兵车，不算是不多了，如果轻义而重利，他们不夺取国君的地位和利益是绝对不会满足的。没有一个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父母的，没有一个行义的人会不顾自己君主的。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呢?”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面观赏着鸿雁麋鹿，一面问道：“贤人对此也感受到快乐吗?”

孟子答道：“只有贤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快乐，不贤的人纵然拥有珍禽异兽，也不会真正感受到快乐的。《诗经》上说：‘文王规划筑灵台，基址方位细安排；百姓踊跃来建造，灵台很快就造好。文王劝说不要急，百姓干活更积极。文王巡游到灵囿，母鹿自在乐悠悠：母鹿肥美光泽好，白鸟熠熠振羽毛。文王游观到灵沼，鱼儿满池喜跳跃。’文王依靠民力造起了高台深池，但人民却高高兴兴，把他的台叫作灵台，把他的池沼叫作灵沼，为他能享有麋鹿鱼鳖而高兴。古代的贤君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汤誓》中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们要跟你同归于尽!’人民要跟他同归于尽，他纵然拥有台池鸟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到快乐吗?”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真是够尽心的了。河内发生灾荒，就把那里的一部分百姓迁移到河东去，把粮食运到河内去赈济。河东发生灾荒，我也这么办。考察邻国的政务，没有哪个国君能像我这样为百姓操心的了。但是邻国的人口并不减少，而我们魏国的人口并不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孟子回答道：“大王喜欢打仗，请让我拿打仗作比喻。咚咚地擂起战鼓，刀刃剑锋相碰，就有士兵丢盔弃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逃了一百步停下来，有的逃了五十步住了脚。如果凭着自己只逃了五十步就嘲笑那些逃了一百步的人，那怎么样?”

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后面的逃不到一百步罢了，这同样是逃跑呀!”

孟子说：“大王如果懂得这一点，就不要指望魏国的百姓会比邻国多了。不耽误百姓的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鱼网不放入大塘捕捞，鱼鳖就吃不完；按一定的时令采伐山林，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使百姓养家活口、办理丧事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百姓生养死丧没有什么遗憾，这就是王道的开始。五亩田的宅地，房前屋后多种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棉袄了。鸡、猪和狗一类家畜，不错过它们的繁殖时节，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亩的田地，不要占夺种田人的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饿肚子了。搞好学校教育，不断向年轻人灌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必肩扛头顶着东西赶路了。七十岁的人穿上丝棉袄，吃上肉，百姓不挨冻受饿，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的，是绝不会有的。P1-2

孟子，名轲，字子舆或子居，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关于孟子的生卒年月有两种说法：(一)认为孟子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卒于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二)认为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杨伯峻认为前者更为可信。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到邹国。孟子三岁丧父，母亲将其抚养成人。孟母教子甚严，“孟母三迁”、“断机杼”、“杀豚”、“去妻”等教子故事，成为千古美谈。

“孟母三迁”是孟母为给孟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三次搬家的故事。据《列女传》记载：

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日：“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又日：“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日：“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诗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谓也。

“断机杼”的故事是孟母亲手剪断自己所织的布来告诫孟子学习不可半途而废。据《韩诗外传》记载：

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子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知其喧也．呼而问之日：“何为中止?”对日：“有所失复得。”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诫之，自是之后，孟子不复喧矣。

“杀豚”是孟母为取信于自己的儿子出钱买邻人猪肉的故事。据《韩诗外传》记载：  

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日：“东家杀豚何为?”母日：“欲啖汝。”其母自悔失言。日：“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去妻”故事主要讲的是孟母教育孟子夫妇之道。据《韩诗外传》记载：

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日：“何也?”日：“踞。”母日：“何知之?”孟子日：“我亲见之。”母日：“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

《列女传》与《韩诗外传》记载的这些故事，多近似于民间的传说，不能作为完全可信的史料看待。但我们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还是可以发现：孟母给了孟子良好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对于孟子治学成才，乃至最终成为一代大儒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就孟母在教育孟子成人成才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言，她堪称是中国古代第一母亲，以至于人们纷纷提出将孟子的诞辰日定为中国的母亲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的意见，他于2006年11月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将孟子诞辰日定为中国的母亲节。

孟子的学说来自于子思一派，据《史记》载：“孟轲，邹人。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自己也曾经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以下只注篇名)此外，荀子的《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轲列为一派，则孟子学说一定出于子思。孟子极为推崇孔子，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

孟子周游齐、晋、宋、薛、鲁、滕、梁列国，游说诸国国君施行“仁政”和“王道”以“王天下”。但由于当时各诸侯国忙于战争，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治国思想。  孟子是中国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自韩愈的《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推崇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此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将其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元顺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周游列国，向各国国君阐述自己的“仁政”思想。希望他们能够“法先王”、“修仁德”，这样就可以“仁者无敌”而“王天下”。孟子周游列国的人生经历与他的言论学说互为表里，构架出《孟子》这部书的特殊体系，下面我们按时间顺序加以梳理。

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齐威王在位时期，当时孟子与匡章游，“又从而礼貌之” (《离娄下》)。孟子在齐国显然很不得志，齐王送给他一百镒的兼金(成色好的金子)，他都没有接受(《公孙丑下》)。后来宋王偃称王，而且要行仁政，孟子就来到了宋国。在宋国期间，他与万章论宋在齐、楚大国间的存亡之道，劝告戴不胜多举贤士，建议戴盈之速行“什一”税法(《滕文公下》)。在孟子看来，宋王左右贤良少，奸佞多，只有一个贤能的“薛居州”并不能使宋的君主为善，所以孟子接受了宋王馈赠的七十镒金而离去(《公孙丑下》)。孟子在宋的时候，还只是太子的滕义公，在去楚国时，与孟子相见于彭城(《滕文公上》)。不久孟子回到自己的故乡邹国，和邹穆公的问答(《梁惠王下》)大概发生在这一时期。但因故未能得到邹穆公的馈赠，导致孟子绝粮。滕定公死后，．与孟子有两面之缘的滕文公“使然友之邹问于孟子” (《滕文公上》)。后来鲁平公即位，将要任用孟子的学生乐正子执政(《告子下》)，孟子便到了鲁国。不幸因为臧仓的破坏，孟子便有了“我之不遇鲁候天也”(《梁惠王下》)的慨叹。滕文公嗣位后，孟子便来到腾国。滕文公“问为围”，又使“毕战问井田”(《滕文公上》)。齐国人准备修建薛地的城邑，滕文很公害怕，再一次请教于孟子(《梁惠王下》)。和许行的新弟子陈相的辩论(《滕文公上》)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滕国毕竟是一个只有五十里方圆的小国，孟子很难有作为，便来到了梁国(魏国)。这时孟子已经有七十岁了，梁惠王即位也已经有五十年了，年龄应该在七十上下，所以梁惠王称呼孟子为“叟”，和梁惠王的问答应该都在这个时候。第二年梁惠王去世，梁襄王即位，孟子与他一见面印象就不好(《梁惠王上》)，刚好齐威王去世，齐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梁国来到齐国。“加齐之卿相”(《公孙丑上》)，“出吊于滕” (《公孙丑下》)，都在这几年间。齐国伐燕取得大胜，诸侯恐惧，于是“将谋救燕”(《梁惠王下》)，孟子劝宣王送还俘虏，归还重器，为燕国另立贤君，然后退兵。齐王不听，导致大败，于是便有“吾甚惭于孟子”(《公孙丑下》)之叹。孟子因此辞职，宣王想在国都内给孟子置一所大房子，从而把他留在齐国，孟子没有接受。孟子离开齐国，在昼地停留二三晚。由于孟子年龄已经很大，而自己的主张又不能实现，只得感叹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公孙丑下》)孟子这时已经七十余岁，从此便不再出游，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做《孟子》七篇”。

孟子周游列国，以“仁政”的主张游说各国君主，却始终得不到重用，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主张与当时的政治潮流背道而驰。诚如司马迁所言：“当世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各国君主因孟子“仁政”学说“迂远而阔于事情”，最终都没有采用。  关于《孟子》的作者问题，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孟子与弟子合著”。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第二种说法认为《孟子》是孟轲自己所著，如作《孟子章句》的赵岐就认为：“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第三种说法认为《孟子》一书是弟子追述孟子事迹的著作，持这种观点的有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晁公武等。三说虽无定论，但综合来讲著者的范围超不出孟子与其弟子这个圈子，这样看来《孟子》一书记载孟子的言行应无疑问。

《孟子》成书之后，最初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至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孟子一派的儒生也惨遭横祸，但《孟子》书却没受到什么损害，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赵岐说：“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到了西汉，《孟子》的地位稍有提高。汉文帝时曾一度把《孟子》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称为传记博士。传记是经书的附庸，在古籍中的地位列于经、子之间。可见《孟子》在西汉初年的地位较之秦代有所提高。汉武帝即位之后，由于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只立五经博士而废置传记博士，《孟子》于是乎又从传记退回到诸子地位，终两汉之世也没有什么变化。由于《孟子》在汉代基本上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所以研治《孟子》的人数不多，不像经书那样热门。两汉研治《孟子》的著作见于著录的有扬雄《孟子注》、程曾《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高诱《孟子章句》、刘熙《孟子注》和赵岐《孟子章句》凡六家。至今，除赵岐《孟子章句》外，其余几种皆已散佚，只有在清代的辑佚书中能窥见一些残缺的片段。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歧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故而删弃。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歧所说的内篇。

从北宋开始，《孟子》一书取得儒家经典的地位。尤其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孟子》被尊奉为经书之后，注疏者更是日益众多。在数以千计的《孟子》研究著作中，南宋时朱熹将《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加以注释，称为“四书”。自宋到明、清，“四书”成为士子必读之书，其中《孟子章句集注》内容简明精确，是南宋到明清时最有影响的注释本。清代焦循作《孟子正义》，注释详细，引证丰富，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通过对《孟子》这部儒家经典著作的分析，可以把孟子学说的要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心性论是孟子思想学说的精华，也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

1．社会道德价值的根源在于“性善”与“四端”

孟子的“性善说”，主要内容是发挥孔子“仁”的观念。孔子思想中的“仁”存在缺乏理论基础及尚未解释“道德价值根源”的问题。孟子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共同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了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孟子认为“道德价值根源”来自于人的“自觉心”，善是人的基本自觉，这种自觉是表现于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四端”说明道德价值的自觉，是与生俱来的。这便能补充孔子“仁”学理论的不足。

2．义利之辨——道德价值的论证  孟子认为“四端”是内在于自觉心的，属于人的“本质”，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必有异于禽兽之处，这种“异于禽兽”的性，便是“善端”。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以达到社会的公义，目的是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在《孟子》这部书中，讲得最多的就是义利之辨的问题。孟子回答梁惠王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没有必要谈利益，只要讲仁义就行了。

3．养气与成德

孟子提出必须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此之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可以培养出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滕文公下》)，再以“心志统气”(《公孙丑上》)，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4．道德“天”

孟子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便是“天”，“天”表现于人，便是“性”。人若能有足够修养，便能知天，达致“天人合一”。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离娄上》)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同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关于天人关系，孟子认为天与人二者是相通的。从天的方面来说，它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事的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从人的方面来说，不仅人的善性来自天赋，而且人心的思维功能也是天所赐与的。人心具备天的本质属性，只要反复求诸己，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认识天。

(二)孟子具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政治思想体系

1．民本思想

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但若君主有道．人民便应谨守岗位，事奉君主。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滕文公上》)，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为民之父母”(《梁惠王上》)，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2．法先王思想

孟子主张行仁政，必须效法先王，这里的先王主要指的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孟子不厌其烦地反复陈述古代圣王的王道政治，以及他们称王天下的光辉历史事迹，希望当时的君主能够以三代圣王为榜样。

3．“仁政”思想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必须先有仁心，然后方能推行仁政。他认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仁政是统一天下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4．德治观念

孔子的“仁”，是自觉的道德；孟子的“仁”，则兼具教化的功能。君主应培养出德性。这是施行仁政的条件，所以孟子主张“有德者执政”。孟子还提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离娄下》)，非常强调君主以身垂范的作用。

5．反对霸政

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仁政，反对武力服人的霸政，目的在减轻民生痛苦，缓和社会矛盾。故孟子主张“王道政治”，反对霸力服人，而不屑于做管仲这样的人物(《公孙丑七》)。

6．恢复井田制度

孟子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滕文公上》)。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梁惠王上》)。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滕文公上》)，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不去为非作歹。

孟子政治思想的典型特点是与社会伦理紧密结合，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主张，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三)教育主张

孟子主张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倡人格塑造和道德教育。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滕文公上》)孟子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但又认为人的善性，是无法从外在培养的。也就是说教育只可起感化作用，最终还要凭自己的思考来达到善性。在修身方法上，孟子主张自由发展，因势利导。

此外，孟子也十分重视学习环境，强调置学子于优良环境中，施以自发的教育，方能成功。在这一点上，他为我们提供了鲜明的例子，认为齐国的街巷之间是学习齐国语言的最佳环境(《滕文公下》)。

(四)孟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1．启发宋明理学

孟子提出“内圣之学”，强调人的天性善良，只要每人扩充善性．压抑物欲之性，自身反省，就能实现“君子必自反也”(《离娄下》)。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都继承了孟子这方面的学说。

2．形成“道统”观念

孟子更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视为儒家的“道统”，就是关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知识系统。从此。儒家的道统观念与儒家思想之间，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代统治者对于正统的重视与提倡。儒家的道统与帝王们的正统互为表里．成为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政治文化最具影响力的要素。

3．民本思想的影响

孟子的民本思想，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其政治行为应以人心向背为标准。这是我国古代最有创见意义的一套政治理论，后代的许多统治者无论情愿与否，都不得不以此粉饰自己的政权。此外，孟子“为民制产”的主张，更成为历代经济制度的最高理想，如隋唐时期的均田制，目的就是要达到社会均平的效果。

本书的编著，以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同时还参考了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在书稿的编写过程中，林晓燕、陈雷、赵少峰、骆扬提供了大量资料，靳诺、胡喜云、刘瑞龙、姜世东对书稿作了校正工作，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