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原本是法国昂斯尼的一个穷女人，漂亮迷人、贪婪自私、精明而虚荣。他嫁给了一个在亚洲奔波的无名小卒，那人后来竟成了法国驻云南的领事先生。她终于厌弃了丈夫，带着儿子回到巴黎，令人赞叹地扮演着贵妇人的角色，构筑着自己理想的王国……她的名字叫安娜·玛丽。

本书获1981年龚古尔奖！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直接把读者引入“我”跟随母亲出入上流社会的各种场景。作者善于在平淡的叙述中渲染气氛，细致入微地描摹女性心理，使得书中人物的风貌跃然纸上，上流社会的虚伪也展露无余。

这本书写的是作家母亲的故事，它跟《领事先生》、《领事之子》组成了相互联系而又彼此独立、带有自传性质的三部曲。

1925年，法国驻云南府领事阿尔贝·博达尔的夫人安娜·玛丽以孩子的教育为名，带领10岁的儿子吕西安离开貌合神离的丈夫，回到巴黎。她一回国就把儿子送进远离巴黎的贵族学校，而自己沉湎于上流社会的交际，一头扎进前外交事务总局局长安德烈的怀抱，幻想依傍这位权贵跻身上流社会，成为名躁一时的贵妇人。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直接把读者引入“我”跟随母亲出入上流社会的各种场景。作者善于在平淡的叙述中渲染气氛，细致入微地描摹女性心理，使得书中人物的风貌跃然纸上，上流社会的虚伪也展露无余。

此刻，我就要靠近法国，踏上她的土地，跟她见面了，心中不由得害怕起来。这就是我父亲和那些白人绅士，还有满脸长着大胡子的传教士们，无比热爱、赞美不已的法国。陌生的法国，我温柔、壮丽、神奇而又多么遥远的祖国，她是世界的母亲，文学艺术的摇篮，她美丽而又武功煊赫，她占据了我整个的心，令人梦魂萦绕，无限自豪。

神秘的土地啊……

法国，我热爱她，我将沉醉其间。我的父母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为了她，他们走向了天涯海角，来到那群龙角逐的国度，可她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呢?

每当我父亲津津有味地讲起法国，他那庸俗而谨慎的笑容就会变得美丽，他那骄傲的胸膛就会变得宽阔，就会进出火一般的热情，优雅的词语犹如奔腾的河水从他嘴中涌出。他宣称，法兰西慷慨大方，尽善尽美，居于世界各国之首。当他赞美祖国的时候，他不再是高谈阔论、自命不凡的平庸之辈；不再感到周身痛苦，整天愁眉不展；不再喜怒无常、趾高气扬或者卑躬屈节；也不再是一副一本正经有时又轻浮放荡的样子了。殖民主义的伟大功绩，三色国旗，马赛曲，勇敢的兵士，霞飞元帅，胜利女神，圣女贞德……他，阿尔贝·博达尔领事先生就像在举行祭礼，他，就是法国。

安娜·玛丽和我，我们在上海告别了阿尔贝。接着便是海上旅行，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现在，我终于看见了法国本土，海岸离我们越来越近，它就要将我们围住，拥抱……我究竟是渴望还是恐惧，我不清楚。 随着海岸越来越清晰地映入眼帘，恐惧的感觉变得愈来愈强烈，我已经完全陷入了一个陌生的境地，什么都不理解，什么都不认识，味道不同了，颜色也不同了。这儿的一切都显得有点儿粗俗。慢慢地，城市出现在我的眼前，到处是平地拔起的高楼，乱哄哄的人群，搁浅的船只，周围斑斑点点的杂物，裸露的山岗，低凹的土地，破烂的房屋。城区上空一尊似乎就要飞升的丑陋的圣母雕像，俯视着一堆废铁，俯视着各种奇形怪状的机械和杂乱的居民区，我预感到这一切都对我抱有敌意、肮脏而不祥。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们的轮船终于靠近了一座宽阔而巨大的码头，船“呜呜”地响起汽笛声，猛烈的震颠慢慢减弱，奋疾划水的庞大的腹鳍渐渐停止了摆动，眼前的一切令人厌恶。大海一片墨黑，大地简直像个谜。

阿尔贝，他在哪儿?要是他在这儿，他也许会解救我们的吧。安娜·玛丽是如此孤单，她只身跟我在一起，怎么能经受得住本土生活中的这般庸俗和烦闷?我拉着她的手，紧紧地拉住不放，然而，我为她感到不安。她，我的圣母，我那芬芳的鲜花，难道她不会在这嘈杂的人群中失去娇艳的姿容?不会昏倒在地上?

这天上午，我发现自己对她并不十分了解。她那纤弱的外表、美丽的衫裙下，隐藏着比阿尔贝更加坚毅的铁一般的意志。 我的母亲露出坚决而幸福的神色。她嘴上挂着并非嘲弄的微笑，双颊上现出了胜利者十分满意的神情。每当她准备迎战的时刻，她总是全神贯注而坚定。在她回归的国土上，她举止从容，仿佛一切都已计划停当，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呢?我预感到她心里有某种打算，并将付诸实施。这是她的意志，她的愿望。然而，这到底是什么呢?

天空蓝色的光线有些发灰，更显得枯涩暗淡，光线里飘着烟雾、灰尘和水气。法兰西是一个洞穴……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安娜·玛丽感到不快。刚刚隆重地告别了热带国度的先生和夫人们，告别了颂歌和美酒，告别了那些殖民世界的大人物，安娜·玛丽便走向了不可知的未来，我紧跟着她通过这摇摇晃晃的舷梯。

祖国的土地，神圣的土地……马赛曲、天使的音乐、百合的芬芳在哪里?此时，我们走进了一个货棚，一股臭鱼烂虾的气味扑鼻而来。货棚里一片昏暗，但却吵闹嘈杂，浑浊的空气里充斥着一种不可名状的骚动。耳边传来粗暴的叫喊声，船底的泥沙咕嘟咕嘟地向上翻腾，绞车吱吱直响。有气无力的海关人员“喀哒”一声盖上印戳，警察眯着眼睛，不信任地看着我们，码头工人在搬运货物，旁边立着一位头戴大檐帽的工头，闭目养神，无所事事。在这混乱的场面中，还蕴藏着一种惰性，那是时光的重负。我感到极端的愤怒：一个大腹便便、身穿汗衫的家伙站在一辆货车上，向安娜·玛丽直冲过来，嘲弄地嚷叫着：“当心您的小蹄子，我的漂亮太太!”她猛地往后一退，看上去一点也不生气。这是法国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彼此尊重的世界又在哪里?

我们终于走出了货棚。那嘈杂的城市，那熙熙攘攘的街道，那清一色由白种人组成的人群，一切都那么乏味，毫无意义。甚至苦力也是法国人。我仿佛感到这些苍白的人们，包括那些体面的人，他们身上都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正像中国人所说的，所有白人都是这样。我那美丽的表意文字，五彩缤纷的日光和夜色，以及那香火的芬芳在哪里?我那琉璃瓦，筑有雉堞的城墙和那些隆重的礼节在哪里?我，年轻的骑士，陪伴着仙女安娜·玛丽跑遍的天地又在哪里?

多么可笑的纷乱、激动!这里，没有真正的生活，而只有一种生活的假象。人们匆匆忙忙地行走，显得异常贪婪——他们的面部表情变化莫测，他们的身上显示出种种不可抑制的欲望，丑态百出。他们不懂得审慎和稳重，不懂得永远不应该暴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只该显出和和气气的样子。在中国，穷苦的人们和蔼可亲，都有一颗宽厚的心。在马赛，却完全相反。不管地位如何，这些男男女女在打趣取闹时，在挖苦讥讽时，脸上总有那么一副迟钝、愚蠢的表情，他们性情乖戾，然而却自命为多才多智。粗俗的笑声，贫乏的思想，尖刻的语言。无论贫富都是如此。在这法国人的法兰西土地上，在这布满小动物、小机械的天地里，生存的苦和乐在哪儿?我感到这儿的人们似乎在随心所欲、毫无规律地生活。

然而，安娜·玛丽丝毫没有我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表现出的某种不快，而是毫不惊诧地与我一起隐没在这平庸、恼人的混乱之中。她匆匆走路，对一切都心中有数，脱离了平时那种其实对什么都警觉着的漠然状态，变得活跃起来，可谁也不知她心里是冷还是热。她奔走于事务所、代办处、旅馆、车站之间。她对自己十分自信。她能使脾气最坏的人的脸上露出笑容。她的手不停地在施小费，那些人向她鞠着躬，伸出指甲肮脏的白色的手接了过去。她往常总是很注意珍惜自己，可如今却不惜花费精力。她用温柔的声音向人们提问，她也回答别人的问题，用笔登记，在营业窗口忙个不停，她付钱就像是赠送礼物……对我来说，这一庸俗的法国真是无法摆脱，而她却把一切化成了微笑和卑躬屈节。她完成了千百件难以想像的苦差使，但在我们家，在我们那被遗弃的王国里，生活的安排她根本不闻不问。在那里，豪华和可憎的事物同样是那么堂皇，跟我们相称。我们愉快地、自由自在地翱翔在那里的一切之上。在法国，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长着獠牙的老鼠，一些奸诈的个人主义者，一些壮丽宏伟的建筑物，还有一些高贵而乏味的人物，他们往往摆出一副高傲或痴呆的样子。而我们，我们今后将和他们一样，跟这些形形色色、自命不凡的人为伍。安娜·玛丽似乎并不因为跟其他法国人没什么两样而感到屈辱——说实在的，她才是真正的乡土气息很浓的法国人。而我呢，我这个中国小孩，我害怕被这些人所吞噬，哪怕他们都很正直，一个个都像尊贵的先生、夫人那样彬彬有礼。他们盯着我看，一个劲儿地打量着我这个来自天外的孩子。安娜·玛丽对这一切都超然物外。她纯洁、冷漠、恬静，难以捉摸，她继续着她的生活。但她向何处去?她想追求怎样崇高的目标呢?

黑夜降临了，火车将我们带走，把我们抛进了一个可怜地点缀着几束火光的黑暗天地。世界消失了，法国不见了，惟有路面滚动的车轮在昏暗中飞驰，只听到车子的晃动。那声响，在停车时是那样猛烈，而有时却又是那样尖细、奇怪，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传出这种声音。我的心慢慢被一种醉意占据，被这奇迹般的快速列车带走了。宇宙在此刻所具有的微弱的力量只能靠火车轴轮的滚动，靠它强烈而又慰藉人心的节奏来显示。在这里，任何悲痛和意念都消失了。

P1-5

著名翻译家、南京大学教授许钧先生从中国打来电话，跟我说他和他老师还有他两个优秀的学生合作翻译了我丈夫吕西安·博达尔有关中国的三部曲：《领事先生》、《领事之子》和《安娜·玛丽》。我感到非常高兴。许钧教授是我们家的朋友，他曾多次到巴黎来看望我们，吕西安很开心地跟他谈写作，谈翻译。我知道对许先生来说，翻译是文本的生命在另一个社会与文化空间的延伸。

我丈夫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了童年，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对他来说，中国有魅力，有奥秘；有美德，也有流弊；有幸福，也有不幸。他一直牵挂着她，对她有恨，也有爱。这三部小说是他的尝试，他一次又一次，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度。关于文学创作，我想还是让我的丈夫自己来讲。下面是十几年前，他对《观点》杂志的读者说的一席话：

写作万岁!对我来说，写作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

一提到写作，我便感觉不安，因为这意味着进入我最隐秘的地方，如同问自己，我如何呼吸，我为何而活。恰恰我害怕私密，同样地，我也厌恶陈词滥调，不信奉教义教条。但是，姑且试一试吧……我是一个笨拙、粗心、傲慢的人，没有多少能力，遇事待人又爱钻牛角尖；对所谓的娱乐，我不太感兴趣；甚至，难以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这一点，有时连自己都觉得很遗憾。别人认为我不易亲近，我宁愿自己不受到任何影响，超脱地看待一切。然而，与世界如此格格不入的我却承蒙上天的眷顾，拥有一种神奇的禀赋，观察的禀赋。因为观察，所以我必须写作，出于莫名的、急切的需要，我要感知，继而怀着自豪，用词句加以表达。由此，我获得了新生。写作，曾经是、也依然是我的天职，我的避风港，我的支柱。

我说写作是一种需要，显然，我要探询的正是“需要”一词。需要从何而来?来自怎样的忧愁?又是来自何种怀旧的心?我的童年异常精彩，少年时又享有各种特权，我曾经自认为是外交家，看遍世事，或是因为某些微不足道的偶然因素，我成了记者，甚至绝对权威的专家，杰出的通讯员。杀戮、骚乱、战争、革命，我从中脱颖而出：这般的混沌，我乐于介绍它，控制它。似乎我个人存在着一种风格。凯塞尔(Kessel)——我一直认为他很欣赏我——谈到我时，他曾引用了科克托(Cocteau)的一句话：“没有文学流派，只有医院”，又补充说，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特殊的医院，不向任何一位名医求救，因为我从“自身也是惟一的血液”中汲取一切。

然后，我渐渐老去，我已经厌倦了混杂在麇集的人群中。我筋疲力尽，难堪重负……尽管如此，我依然享受着无穷的、难以想像的乐趣，写作像是美妙的麻醉剂，始终支撑着我。我开始梳理以前的电文，整理文书。有人对我说，我在不知不觉中触及了某种故事性，虽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小说让我敬畏。是我的挚友，编辑让一克洛德·法斯凯尔(Jean—Clalade Fasquelle)一直鼓励着我。

一阵眩晕向我袭来!我看着自己，看着这个世界，看着我曾经走过的路，我曾经经历的一切，我曾经感悟到的种种……再也没有尽头。逝去时光的深渊中浮现出以前的瞬间，画面，情感，还有几张面孔，我不禁陶醉了。我可以重新演绎这场戏，重新赋予它生命，以探究内在的奥秘；我甚至可以创造出另一部戏，许多其他的戏。我亲爱的母亲，奇妙又肮脏的中国，法国式的激情，女人，权力，所有的一切又都回到我的手中。小说引领我进入至尊的境界。

而现在，我这位可怜的王者为人掌控，却乐此不疲，沉浸在词语的海洋中，如痴如醉。我发觉词语是那样冷酷，那样挑剔。为了它们，我不得不每天工作，无休无止，比人们所说的要艰苦得多。从来，我都不作任何规划，任凭想像随意驰骋，正是我内心深处这股难以名状的力量唤醒了无数幻觉中的人物，我无法控制自己。人物和词语自然地来到我的面前。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振奋人心的激烈战斗：我修饰、删改，但不断遭到抵制，小木偶们一时离开了，又打扮得花枝招展回来，我威胁他们，我承受煎熬，我兴奋不已，因此我也获得无限乐趣。

写作就这样诞生了，有人将之比作滚滚的扬子江。丰富的词语，一种所谓处于险境的文学体裁，我便由此慢慢迫近那些对我而言可以洞察的真理……这是多么可笑的异想天开!我厌倦了，其他的，我丝毫不感兴趣。风烛残年之际，我惟有一个信念：小说是解释世界，并与之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或许也是惟一的方式。写小说的人走进梦境，并邀请他的读者同入其中。我也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梦想，必将走向死亡。

是的，写作可以超越死亡，写作万岁!几年前，丈夫离开了我，但他的作品今天仍然还活着。通过翻译，他作品的生命在延伸，在丰富。我最衷心地希望——我想他也同样希望——他能在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那是他儿时的中国，是他永远的梦。

玛丽-弗朗索瓦丝·勒克莱尔。

2006年11月28日于巴黎

我欣赏这部作品中的另一种才气，一种对女性心理的不动声色、洞察入微的细致分析的才气。

——弗朗索瓦·莱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