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杨尚昆的回忆录，详细记叙了从革命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作者亲身经历的我党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参与过的许多重大决策。对党和国家的许多高层活动在书中都有生动具体的记叙。许多事件为首次披露，许多故事更感人至深。

本书是杨尚昆的回忆录，详细地回顾他的生平和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并谈了许多自己的看法。为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杨尚昆同志的一生事迹，编写了《杨尚昆生平纪事》作为本书为附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潼南双江镇

 封建家庭的没落

 我的引路人

 出川

第二章 从上海到莫斯科

 初经风雨

 政治风波激荡下的中山大学

 分化和改组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清党运动

 给少奇同志当翻译

 旅莫岁月的反思

第三章 “左”倾错误下的白区斗争

 万里跋涉回祖国

 “左”倾路线下的职工运动

 关门主义的严重恶果

 关于“伍豪事件”

 向陈云同志报警

 实事求是思想的萌发

第四章 在中央苏区

 秘密进入中央苏区

 《斗争》和《红色中华》撰稿人

 军事战略的一场争论

 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痛失广昌

 彭德怀怒斥“洋钦差”

 奉命退出中央苏区

第五章 长征(上)

 撤离中央苏区

 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

 湘江血战：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

 转兵贵州

 遵义会议的回顾

第六章 长征(下)

 四渡赤水前后

 疾进云南

 会理会议

 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斗争

第七章 建立西北大本营

 成立陕甘支队

 落脚陕甘苏区

 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统一战线

 渡黄河东征

 挥师西征

 西安事变

第八章 开辟华北敌后工作

 太原起步

 发展山西新派

 在临汾培训干部

 辗转晋西南

第九章 抗日相持阶段的北方局

 在太行顶逆流

 黎城会议

 回眸百团大战

第十章 延安岁月：整风运动前后

 毛主席对华北工作的评价

 整风是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

 康生和“抢救运动”

第十一章 延安岁月：我的第一份“委任状”

 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延安外事工作的开端

 “四八”空难

 离开延安就是迈步奔向北平

第十二章 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建立中央后委的决策过程

 后委是中央的参谋部

 康生和晋绥土改

 小河会议前后

第十三章 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部署南下进军的政治局会议

 “北平方式”和傅作义

 粉碎反动派的“和平”阴谋

第十四章 迎接新中国诞生

 筹备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迎接新中国诞生

 党产问题的由来和处理

附录 杨尚昆生平纪事

出版后记

再版后记

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行程7400多公里，列车走了半个月，到达目的地时已是1926年底。学校派人来接，我们坐着有轨电车来到学校。

当时，莫斯科培训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主要有两所。一所是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1921年4月列宁为东方各国发展民族和殖民地革命培养干部而创办的，实际是党校。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王一飞等是该校第一批学员，瞿秋白曾在那里当翻译，他们回国后是推动大革命运动的重要骨干力量。另一所是中山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时期创立的。1925年10月，为了纪念国民党已故领袖孙中山(字逸仙)、培养国民革命干部，由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中央商议创办的，定名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通常称为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它名义上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由苏方管理，校长是拉狄克。国民党派了邵力子为中山大学理事，常驻在莫斯科。同年秋，国内开始选派学员。学员来自三方面：一部分从广州政府活动区域选派，包括国民党中央要人的子弟，黄埔军校和湘、滇军校的学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叶楚伧之子叶南，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和他的妻弟韦永成等，还有后来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贺衷寒、郑介民，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等，他们是“标准”的国民党员，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如黄埔军校毕业生左权。一部分是通过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支部选送的，如邓希贤(小平)、傅钟、任卓宣等。这两部分学员是公开成行的，1925年底或1926年初就到达学校。我们是从军阀统治区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送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秘密成行的，最早的如王明(陈绍禹)、张闻天、沈泽民等，在1925年11月到达。还有伍修权、乌兰夫、俞秀松、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和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博古(秦邦宪)、李伯钊和我在1926年末先后到校。这从学生证的编号上也反映出来，小平同志是233号，李伯钊是394号，我是453号。我到校时，小平同志已奉命回国了。在这批学长中，张闻天是我和李伯钊在重庆时就认识的。他1924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曾在川东师范和女二师任教，李伯钊就是他的学生。在女二师，张闻天教她们英文课，还组织她们参加“平民学社”。他还和我四哥杨閤公常有来往。所以，我一到莫斯科，他便来看我。到1927年为止，全校500多个学员中国民党员约占一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占一半，但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具有双重身份。

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幢四层的楼房，里面有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餐厅，据说革命前是俄国一位贵族的府邸，屋宇宽敞豪华，大厅里浮雕精致，吊灯堂皇。楼前一片树林，间有排球场地。楼后的篮球场上，我们到达时，泼水成为冰场，许多学员在溜冰。早期的学生就住在这座楼里。后来学生增加了，楼里已容纳不下。到我们去的时候，学生上课是一个地方，住的是另一个地方，那里像大礼堂一样，一排排床，房子还整洁，但没有单间房，厕所是公用的。已经结婚的夫妻，就用铁丝拉起白布，划出一块来。学员的生活待遇很好，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25卢布，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来莫斯科的途中，我发现车站上很少能买到白面包，红军战士有的用皮条缠在脚上代替靴子，而对我们如此优待，使我们很为苏联当局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动。

入学的第一年，我集中精力学俄语，没有选其他课程。幽静的中山大学校园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同中国的革命进程和联共内部的斗争密切地联系着。这一年内震撼人心的事件接连不断，激荡着每个学员的心：

第一，是3月21日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中大的同学欣喜若狂，《真理报》发表题为《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社论，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4个多月前，我参加上海工人起义“第一幕”的情景记忆犹新，如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空，真是使我喜出望外。这天下午，我走在以中大学员为先导的游行队伍中，和莫斯科市民共享胜利的喜悦。但是，欢呼胜利的余音未落，消息传来，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屠杀革命群众，杀害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我的四哥杨閤公，使我陷入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半个月后，蒋介石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共政变，在上海大规模屠杀革命群众。中大的学员仿佛遭遇了一场大地震。当晚，全体师生集会，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名义，致电武汉政府，要求惩办革命的叛徒。蒋经国也当场声明要同反革命的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整个3月，《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突然的事变?校园里，学员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当时，莫斯科还没有中共代表团，大家要求联共中央给予解答。

5月13日，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向学员们讲了十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伟人。斯大林强调：“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正像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一样。”他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汉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他要学员们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斯大林的谈话没有驱散中大学员的疑团，因为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前一周，4月5日，斯大林还在说“没有必要去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显然，他低估了蒋介石的反动性。

第二件事是汪精卫“分共”。7月15日，被斯大林称为已经“洗去了污点”、“向左推移”的武汉政府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公开“分共”，从此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在这个事件发生后，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武汉政府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在这里，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这时，托洛茨基利用这一重大事件，和季诺维也夫联名上书联共(布)中央，批评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上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他相当厉害，不但出版刊物，还在工会大厦公开演讲，卖票让人去听。我还听过他一次演讲，那时我的俄文程度很低，还听不懂他的讲演内容，只是慕名而去，想看看托洛茨基是怎么一个人。见到他披头散发，很有点“浪漫派”的色彩。他的讲演很有煽动性。中大许多同学本来情绪就很浮躁，听了讲演，又不了解联共内部的斗争情况，以为托洛茨基有道理。中大的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是仅次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他是中国问题专家，在校内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口才很好，上课时座无虚席。但是，他支持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向中大学生谈话时，十个问题中有两个是指名批评拉狄克的。所以斯大林谈话后不久，拉狄克被撤销了校长职务。

第三件事是十月革命节的游行事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加剧后，中大的学员思想很混乱，暗中分成几坨，有的人拥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的人赞成托洛茨基。赞成托洛茨基的人，有些是因为对共产国际不满。这就卷入了联共党内的斗争。10月3日，联共中央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7日，是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红场照例要举行大游行。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有的人公然打出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这是苏俄籍教员中一部分托派分子干的。而中国留学生经过检阅台时，竟然也有少数人喊出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件事使斯大林非常吃惊。节日过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2月，联共(布)第15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宣布托派为反苏维埃集团，中山大学也奉命彻查托派分子。从此，中山大学面临着一场大动荡。

初到学校的头一年，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使我感情上经历了大起大落，由上海起义胜利的热烈兴奋，到痛失兄长的悲愤，进而到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我入党以后，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理论根底又很浅，对复杂的政治斗争感到有些困惑，但我记着四哥临别时的叮嘱：听党的话。我相信斯大林不会错，共产国际不会错。那时，有不少同学也是这样想的。P22-26

杨尚昆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后，自1995年起酝酿撰写回忆录，并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原中央办公厅田畴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做了不少准备，包括拟定建国前部分的回忆提纲和着手试写等。1997年5月，经中央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助他完成这项工作。杨尚昆同志对这件事抓得很紧，先后进行了几十次谈话，详细地回顾他的生平和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谈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并对整理出来的初稿认真提出修改意见。到1998年9月他逝世前，建国前部分的回忆录已基本完稿。按原定计划，回忆录还包括中办20年、“文革”前后和他复出工作这三个部分，在他因病情突然恶化而去世后已无法完成。这是难以弥补的遗憾。现在出版的只是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为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杨尚昆同志的一生事迹，编写了《杨尚昆生平纪事》，作为本书的附录。

杨尚昆同志去世后，整理工作由李琦、逄先知主持完成，金冲及核校了全部书稿。书稿的文字整理由章学新负责，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龚希光、陈显谋、谢景星、蔡庆新。参加编务工作的有沈剑心、刘吉顺、苏维民。杨尚昆办公室的赵宇田和杨尚昆同志的家属从多方面积极给予协助。整理稿中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200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