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包括“反右回忆录”、“劳改队纪事”、“在昔日乾隆帝狩猎的行宫旁”、“天堂与地狱相隔并不遥远”、“重返老巢后的沉郁岁月”、“初识冰冻的汾河”、“长治、姓名、湖轶事：生生死死，死死生”七部分。作者记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折射了时代变化的风云。

本书共分为三部，包括忆混沌之初，梦断“桃花源”，离离“原上草”。讲述了反右回忆录、劳改队纪事、在昔日乾隆帝狩猎的行宫旁、天堂与地狱相隔并不遥远、重返老巢后的沉郁岁月、初识冰冻的汾河、长治、姓名、湖轶事：生生死死，死死生。

第一部 忆混沌之初

上篇 反者回忆录

寒春苦夏的混沌之初

混沌之初到“第十三名”

从“状元府”走向“墓地”

在高山之谷修筑“宫殿”

“四路通”通向了“大墙”

下篇 劳改队纪事

从“土城”发配塞外

从“土城”押往茶淀

第二部 梦断“桃花源”

上篇 在昔日乾隆帝狩猎的行宫旁

三*庄纪事

火与冰同流

作茧自缚的第一天

逃号张志华轶事

我的书与梦

挖湖造山的记忆

第一次回家探母

3月15日这一天

步入“桃花源”

“桃花源”的风情史

“桃花源”对岸的那位老人

中篇 天堂与地狱相隔并不遥远

“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母亲的脖子

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

送“反革命家属”母亲还乡

远行者在大沙漠的足音

安身立命于阴山背后的小屋

下篇 重返老巢后的沉郁岁月

在西荒地五八二

“高尔基”、“低尔基”与一个女盲流

夜宿北砖窑的停尸房

与贼同醉

与牛为伍的三十多个夜晚

吕荧之殁

三个同类相继驾返“瑶池”

生命档案中的灵肉之裸

生命档案中的“马拉松”之役

“一号战备令”与一个猪圈

第三部 离离“原上草”

上篇 初识冰冻的汾河

高筑狱墙与“骆驼祥子”

祸起萧墙与“豆”“萁”相煎

四月雪与四月血

生死轮回无常——死者生，生者死

在王铁匠家栖身

我成了“煤黑子”的时候,张沪的命运出现

转机

地下遇险与狐狸引路

李建源与“龟驮碑”轶事

背起了瓦斯检查器，走人犯人世界

难以忘却的两个犯人

再见了，乌金山

下篇 长治、伍姓湖轶事：生生死死，死死生

英木兰的生命传奇

逃犯姜葆琛的驿路风尘

不知道自己被判死刑的朱希

我的一次生死劫难

魂去来兮

随风飘逝——蒲公英飞过了黄河

伍姓湖——我的最后一个劳改驿站

“死门”与“生门”

无水的干湖与有水的深井

不能割裂的尾声

附录

金陵寻梦

我的青少年时代

这是一个村不村、镇不镇的地方，紧靠着永定门外的铁道，每日可见绿色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风驰而过。每次列车隆隆驶过，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出车厢的乘客。好在这儿离家近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过剩的忧愁，始终像影子一样追踪着我。使我心灵震撼最大的是梁沙军之死。记得张沪躺在病榻上时，他曾去探望过她，并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好多宽心的话。张沪过了死亡的三八线，他却叩打死神之门了。

他生陛乐天，一不会去像王守清那样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会像张沪那样去服用过量的安眠药。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个离开了右派群体，不知是不是命运使然，他的尸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恋过的八宝山人民公墓。

对于刚刚返城的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颗炸弹。当时，正值1959年底，右派分子集中于报社大楼，做年终改造总结，梁沙军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话题。之所以如此，还与沙军的死因有关，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是死于非命。我和张沪以及骆新民、赵筠秋等都心如吞铅般的沉重。首先对沙军之死愤愤不平的是骆新民。他是留在报社内部劳动的，最了解他死于非命的详情。他悲恸地告诉我们：沙军是被一辆小卧车撞死的。9月9日，梁沙军下班从东单骑自行车回家，当自行车行驶到灯市东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见绿灯向左拐时，迎面一辆小卧车闯过红灯急驶而来，梁沙军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出几米远，他的头沉重地摔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阶上。

在我看来，梁沙军和王复羊在右派群体中，是属于品质最纯的两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这种品质上的霉斑绝对和他俩无缘。批判别人时他俩或缄默无言，或称“不知其详难以发言”，决不讲什么违背天良的话以求自保。此时，这两个人一个去了边塞，一个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简直难以言表。我妻子张沪尤为动容，她为梁沙军的妻子晓英的处境而潸然泪落。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赵筠秋、骆新民一块去梁家探望晓英，沙军老母神情呆槁，银发散乱；而晓英嘴唇翕动，泣不成声。这个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母和儿媳两人，本来晓英曾怀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儿因病流产，从此再没生育。望着这老母和儿媳，我们心碎；听晓英讲起梁沙军身亡后的善后处理，又使我们忿然不平。现将当时谈话追记如下：

“沙军骑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吗?”

“是汽车闯的红灯。”

“是什么单位的汽车?”

“说是公安局的。”

“怎么处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机呢?”

“没听说给什么处分。”

“难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说……是……说是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忿然说：“我去找报社领导!”

“你是什么人?”张沪说，“你和沙军身份一样。”

“难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条狗也不能这么处理问题呀!”骆新民说，“这事情最好由晓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权利讲话。”

赵筠秋提议说：“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办事!”

“法律在哪儿?”张沪反问赵筠秋，“你犯了哪条法了?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难道不是吗?法律究竟在哪儿?我们泛泛地空议论一番，竟无一条良策献给晓英。最后大家理智苏醒之后，觉得要求处理司机，等于痴人说梦。因为惩处与不惩处司机，没有人通知你，还是我记起来沙军在人民公墓观看墓碑时，曾开玩笑地说过，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们为他集资修个石棺或水泥棺柩，让开车肇事撞死沙军的单位，给他弄个水泥棺柩，沙军在九泉之下或许会安心些吧?我们把这一点告诉了晓英，晓英也认为可以带着这个最低要求，去和报社商量。

我们等待着她的消息。我甚至认为肇事单位即使出于低标准的人道主义考虑，也会答应下来的。因为这只要几袋水泥，几个工匠浇灌一下，并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两天之后，晓英慌慌张张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诉我们说：“真糟!报社×××问我为什么早不提出这个问题，偏偏现在才提出来。我……我……这个人不会讲话，说到听你们谈起沙军生前有这个要求。×××顿时火了，说这是右派搬弄是非，还要找你们个别谈话哪!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几个顿时瞠目结舌。其中，尤其以骆新民最为惶恐，因为沙军死于非命的详情是他对我们讲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现在我们的总结会上，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脸板得如同一块石头，说：“在思想总结期间，还有那么几个反改造分子拨弄是非。这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阶级感情问题，更是煽动梁沙军家属闹事的大问题。”

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被这种无限上纲而威慑住了。右派中的那位“头人”带头发言说：“在我们这个改造集体中，确实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这几个人不仅仅对梁沙军之死没缝也要下蛆，对大跃进，对总路线……都有他们的反动看法，在这次年终总结会上，希望这些人竹筒倒豆子，把这些都抖搂出来，加以认识批判。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着。“头人”又没有明确地点名，没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对号入座。可是，坐在长桌对面的骆新民，第一个红头涨脸地站起来说：“组织上及时地提醒我们，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终总结的机会清洗自己的灵魂!”

老实说，我当时对骆新民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俩：第一，在两年改造的生涯中，骆新民每次学习会上都是抢先表态，但是一到会下，又是他第一个显示他的目光尖锐，对社会现实生活评头品足。第二，骆新民因向我们传达了沙军之死的经过，首当其冲地感到压力，为此，他主动表态也是合乎常情的。在这里，暴露了我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完全无知，没有全面地、历史地剖析人的习惯和水平。以骆新民来说，在反右斗争初期，他揭发过同一个美术组的李滨声和王复羊；后来，又参与了对老实的美术编辑郑熹的批判斗争。当时能乘人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压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吗?

昔日，我们一起在下庄大队改造时，王复羊曾对我谈起过骆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怪话”，总是比我们先说，并且语言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复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迹给淡忘了。在年终总结会上，骆新民首先“揭竿起义”，他写的关于沙军之死的检查中，拉上几个垫底的：王复羊、张沪、赵筠秋和我皆在其中。

这个戏剧性的突变，是我(包括张沪和赵筠秋)的命运转折点。我们都作了长长的自我检查，并彼此“互相帮助”。从对反右斗争的“错误认识”谈起，一直深挖到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反动观点”。还要从马、恩、列、斯的书中——更多的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摘取词句，进行自我鞭挞。

张沪的思想检查，比我还要多一部分内容，即批判妄图自绝于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杀行为。她检查之后，右派中的那位“头人”点名要我首先批判，因为我是她的丈夫。用语稍稍温和一些，不是“同情花岗岩”，就是“和张沪住在同一反革命营垒”。古典戏剧中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典故，在那段思想总结的日子里，实比当年的伍子胥过关，步履还要艰难。因为伍子胥只要闯过剑戟之林，骑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来，那种不扒掉你一层皮不松手的劲儿，实在超过拦截伍子胥闯关的那些蛮勇之夫。比如，那个右派“头人”，他明明是个投机分子，却总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卫道神色，以他的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何以会看不出大跃进中的种种反科学的盲动行为，但他在总结中颂歌高唱。而管理我们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爱听这种颂歌。另一方面，这位“头人”却把对生活提出真诚看法的老右，在会上严加讨伐，用我们一个个被整倒的横尸，垒成他一块块的垫脚石。他以此取宠取信于领导，而领导也有着爱听颂歌的时代病，所以，我们那位“头人”获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实惠——从右派分子变成摘帽右派——所谓的“人民”。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头人”对同类手段是十分严酷的。斗争李滨声的凶相，前文已有所披露。到了四路通农副业生产点之后，因其已是“鸡群之鹤”，身份上高于这些老右，因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时，生产点养着刚从内蒙古弄回来的一匹劣马，由一名叫老温的退伍海军干部饲养着。这匹马野性难驯，经常踢人，连昼夜给它喂草喂料的老温，也对这头牲口畏惧三分。有一次，老温回家休假去了，这位“头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马，任务是套上大平板车，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城豁口，拉拆下来的城墙砖。

“生产点要砌猪圈，用这些砖头垒猪圈墙。你要多装快跑!”他说。

“我摆弄不了这头牲口!”我老实地解释。

“知识分子就是要工农化。”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

“赶马车是需要技术的，万一出点问题……”

“办事不能瞻前顾后的，叫你去你就该去。”

“我只是讲明理由。”我争辩着。

“这儿都是没摆弄过马车的人，你说该派谁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条直线，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间，闪烁出火辣辣的光，“活儿难，正是考验自己的最好时机。”

“赶马车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担责任!”我说。

“活儿反正是分派给你了，干不干由你!”说罢，他转身走开去菜园了。

我木桩子般的愣在那儿，前思后想了一会儿，明明知道是给我穿小鞋，可这双夹脚的小鞋还是要穿。我走近马厩，那匹枣红色的儿马蛋子，立刻竖起耳朵盯着我。

老温告诉过我，这头牲畜不但踢人还会咬人，他第一次牵它出马厩的时候，它一口就咬掉了他制服上的两颗纽扣。我悄悄解着马槽上的缰绳，生怕惊扰了它，使它发出野性。尽管这样，它还是冷不丁地来了一口，我往后一闪身，它长长的马牙撕坏了我外衣衣襟。这一下，反而激励了我征服它的勇气，索性贴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这匹儿马蛋子戴上铁丝笼头，然后拉紧马缰，把这家伙给拉出了马厩。新华分社的老右张辛城，帮助我给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树棍当做马鞭，硬是冒充车把式把车赶出了生产点的院墙。

P53-56

本书初版印数达四万册，一年光景销售一空，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尽管图书市场在萎缩变形，但读者并没有冷落文学对历史的真诚。拙作问世后，传媒并没对其进行炒作，笔者自身更是远离媒体；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关注，除了书中描写了历史中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之外，还在于它有着跨越时空的内在张力(引自读者来信)。

还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由于历史岁月的漫长，尽管笔者曾做了大量的回访和核实工作，但是此书初印仍然留下了许多遗憾之处。比如，行文时匆忙留下的误引及错字，此次再版重印，都认真地进行了校正。感谢读者的厚爱和帮助，其中有些差错，是读者来信提示给我的。值此文学已失去信息反馈的年代，还能有大量的读者来信(详见附于书中我与光年同志的通信)，给予拙作以鼓励和期冀，这是作者的最大安慰。

始自屈原在群奸的诬陷中溺水汨罗，司马迁遭宫刑后著《史记》，直到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国文化人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往事。但这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脉系。读者大概不会忘记那秦桧也会诌几首歪诗，大汉奸汪精卫也曾披着文化人的外衣，他们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另类品种。也许正是由于两种文化都在繁衍生息，我在写此书时的格言则是：不求附和时尚，只求去伪存真。我想，这是深爱我们民族，并为之忘我奋斗的知识分子，都应具有的唯物主义的情怀。当然，我们回首我们曲折历史的时候，内心是十分沉重的；正是为了不再重叠历史的喋血，我们才更应该对明天奉献出真诚。如果，当未来梳理并审视昨天或前天的历史时，发现这是一部无法取代的文史著作，那将归功于一代知识分子的付出。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着牛的坚韧，龟的沉默，以及风云时代的虎啸龙吟，但他们也是肉体凡胎，历史的胎记以及中国古老文化负面影响注入的生命残缺，是无法回避的。因而笔者青灯冷对写此回忆录时，没有美化知识部落群体及任何个人(包括自己)的笔墨。书中有关“煮豆燃豆萁”的章节，不仅可以供爬过历史溶洞的知识分子回审自识；已然留下深深历史车辙的“前车之鉴”，理应成为历史的“后事之师”。

作者

我要告诉您，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阅读。这样的阅读许多年都没有发生了，即使世界名著中的小说，也没有产生这样令我多次闭上眼睛气不能出的噎死的感觉。

这是任何小说都无法取代的。我向多位朋友推介这本书，直言有存档的价值，对于研究民族的精神历程是最可珍贵的资料。

——陈忠实就《走向混沌》致函从维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