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辩论会》是在中国新闻语境中的一个大胆尝试，它的边缘和中国新闻语境的边缘是吻合的。它又是多元化话语空间的具象表现，尽管它每次只有两三个声音，但是它强调了不同，有了反对的声音。探求真理只有勇气是不行的，它更需要一种探求真理的气氛；更新观念只有愿望是不行的，它更需要允许不同思想平等交流的平台。

《时事辩论会》开播四年，内容涉及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大事。先后请过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澳大利亚人、韩国人、日本人、香港人、台湾人到会辩论。敏感时事，真实辩论，全部直播。它不会说教，却偶尔会有谬论和歪理；它不会一贯正确，经常会在不明不白中结束；它亦庄亦谐，引人入胜。

序一 轻松的方式平民的心态(代序)

序二 怪谭（程鹤麟）

第一章 半拉黄瓜与中日电视大辩论

半拉黄瓜与一束鲜花：民间对话宽容度检测（黄海波）

辩论实录：《破局之变——中日热点大交锋》

辩论实录：《后小泉时代的选择》

第二章 打断美国特务的“狗腿”与伊拉克战争

我与凤凰卫视（马一龙）

中国人需要辩论文化（何亮亮）

焦点、争议、质疑、底线（马鼎盛）

辩论实录：《美国凭什么攻打伊拉克》2003年3月5日

辩论实录：《美国先发制人，是恐怖主义吗？》

第三章 话分两头表不分胜负是真经

诡辩、民主、俱乐部（吕宁思）

我的梦想：追上观众让人家签字（刘庆东）

辩论实录：《保钓定要去钓鱼岛吗？》

辩论实录：《吃鱼翅会使鲨鱼濒临绝种吗？》

第四章 老鸡头、红灯区与隐私权

成了嫖客们的“代言人”（欧阳敬孝）

一种缘分三点感受（郭一鸣）

链接：大家都来反对老鸡头

辩论实录：《性产业是罪恶的吗？》

辩论实录：《嫖娼被抓应当通知家属吗？》

第五章 挣钱最少挨骂最多六亲不认七窍生烟

小人物的明星感与诡辩（何舟）

巧舌如簧（黄煜）

火花是怎样点燃的？（阎洪）

辩论实录：《天安门毛泽东画像母本可拍卖吗？》

辩论实录：《应当炸毁南京长江大桥吗？》

第六章 小人物，小家子气与拐点江山

酒杯里的嘉宾们（李炜）

硕果仅存的“不倒翁”（刘宁荣）

辩论实录：《媒体挖艺人隐私无耻吗？》

辩论实录：《有必要让韩流降温吗?》

第七章 真理越辩越晕

越辩越糊涂（董青）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庄仲希）

辩论实录：《可以承诺不判赖昌星死刑吗？》

辩论实录：《受贿款用于公务可从宽处罚吗？》

第八章 观棋不语、喋喋不休与嘉宾失业

鱼眼镜哥哥的价值观（俞伟峰）

我们的博士后研究站（王奔）

辩论实录：《中国经济学家大多不合格？》

辩论实录：《内地房价未来将会下降15%吗？》

后记

冯昭奎：冈本同意参拜我可以理解，但是小泉去参拜就是以日本领导人身份去的。

我认为现在日本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国民认为小泉不应该去参拜，为什么?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起到了什么作用?起到了中国人民反日教师的作用，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他怎么会成为中国人的反日教师?

就是因为那场战争对中国人来讲是与日本侵略军，面对面、民族对民族的对决，中国人看到的日本侵略罪行是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做的，这跟日本人对战争的体验不一样。

日本人在战争最后几年，最后几个月，冲绳是直接跟美国交战的地方，但是大多数人没有与美军面对面交锋。他们见到的是美国的飞机、炸弹、原子弹。东京大轰炸的时候，据史料记载，美军对准日本人口密集的地点扔下炸弹、从飞机上浇下几十吨汽油把东京变成了火海，很多人跳到水塘里面，水都沸起来了。就活活被烧死了。但中国人的体验不一样，中国的战争形态使人很容易把日本人与仇恨联系起来。中国的领导人说要把日本的军国主义跟广大人民区分开来。

黄海波：先念网友“醉游小雪”的帖子：“我理解一个战败国需要一个精神支柱来支撑自己使自己不低别人一头，但是日本的精神支柱选错了。”

冈本行夫：中国和日本对战争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从“9·18”开始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而且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对于这一点感受，日本与太平洋战争是不一样的，这是日本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加以纠正，但是小泉首相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正因为如此，小泉首相去靖国神社，他是憎恨战争的。

何亮亮：我想靖国神社的问题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符号。虽然这里面有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并没有不允许日本人去祭祀死者。但是，中国人认为，只要日本的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就在向这些战犯表示敬意，会对中国人的感情造成伤害，我想作为日本人也大概了解中国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任何首相去参拜，就会触痛中国人心灵的伤口。村山首相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他做过的发言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发言。但是最近众议院把这个讲话推翻了。

田原总一郎：小泉先生对日中战争或者太平洋战争中造成的坏事情都知道，但是小泉先生的解释就是日本人无论做了什么坏事的，只要被判了死刑以后他的罪就到此为止了，就没有罪了，这是日本人的想法。小泉先生最开始就讲了这样的话，好像中国就不能容忍，所以他在想怎么办，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说到村山先生的讲话，小泉首相在印度尼西亚时也面向全世界，引用了村山的讲话，这是政府的讲话。

冯昭奎：中国的领导人把日本军队和广大日本人区分开，我把他叫做区别论，而小泉的参拜等于是否定了这样一个区别论，动摇这样一个区别论，不能要求中国的老百姓都来理解日本，中国的13亿老百姓恐怕很难理解这个问题。美国的博物馆展出了运载轰炸广岛的原子弹的飞机，结果去参观的日本人提出抗议，他并不把这个事情看成是美国的内政，所以战争的事情是国与国的事情，不能说成100％是国内的问题，是国内的文化，这样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教科书问题：

有的日本教科书把侵略写成进入，太过分了。

——田原总一郎

日本军队“进入”中国不是来侵略是干什么，是来旅游吗?

——冯昭奎

黄海波：说到文化的差异，我们现在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教科书的问题，最近扶桑社教科书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田原总一郎：文化是文化，但是在外交方面，让日中关系变坏，所以他就不说了。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中国方面认为有问题的地方，一个是“9·18事变”。关于“9·18事变”是这么写的：1931年，满洲的铁路，是中国方面爆炸的，但实际是日本军队爆炸的，结论是：日本政府在事后追认了事变。

冯昭奎：我认为历史问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对历史诚实。第一，日本外务大臣五月份讲，日本中学的教科书提到的历史就是到明治维新为止，这就是对历史的不诚实。第二，我们发现日本的教科书一直就是日本教义部所编写的教学大纲，具体的名字记不清楚了，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把“侵略”改成“进入”，几十万日本军队进入中国不是来侵略是干什么，是来旅游吗?第三，最近日本的文部科学大臣说，怎么加拿大留学日本的女学生说，当慰安妇是光荣的，是消除士兵的不安，这个大臣借别人的话来说当慰安妇是光荣的，他就不想想韩国在与日本打官司的老太太怎么是光荣的?

田原总一郎：日本人都认为文部大臣说的不对。

冯昭奎：一个管教育、管科学的大臣能说这样的话，这不是天下笑话吗?

田原总一郎：有的日本教科书把侵略写成进入，太过分了。

冈本行夫：日本人所做的事情不是进入而是侵略，政府也是承认的的，包括村山，包括小泉都是这么承认的。我们的历史现在不能翻案，我们正在反省。日本做了一件很明显的错事。但是，日本的中学和高中部有26种教科书，都是写的是侵略，采用扶桑社的教科书在日本只有0，1％的学校。

你们好好看一下这本教科书，我本人认为并不是非常坏的，日本军队做的事情让我很羞耻。

何亮亮：我记得有一个报道，就是这本《南京大屠杀》，日本有一个出版社准备把它翻译成日文，向日本的读者做一个介绍，但是出版社方面对里面的内容有些不满意，希望删掉，作者是美籍的女作家。是不是日本人有这种集体忘却的倾向?

我觉得，应该由中日两国的学者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中深入地探究历史的真相，并且把这个真相告诉中国人民，也告诉日本人民。我觉得在日本有一种倾向，就是一些右翼的人士否定南京大屠杀，比如说南京大屠杀死的不是30万人，他没有注意罪行严重性，而只是在说死的人没有你说的那么多，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严重地淡化罪行，这样的人在日本不是很多，但是也有。

田原总一郎：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日本的政府是做得很不好，比如在日中战争中，很多中国人去世了，战后的时候说是400万，后来变成800万，后来变成1500万，后来变成2500万，日本方面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日本政府应该和中国一起研究一下在南京的死亡数量。

冯昭奎：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讨论教科书的问题，说整个的历史是中日关系的大门，是一个人口，我不同意，我觉得历史问题恰恰是中日关系的出口，就是说只有中日关系发展，历史问题才能解决，而不是只有解决了历史问题。中日关系才能够发展。

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中日之间还有其他重大的、现实的战略性问题，需要进行对话、进行商讨。结果两国领导人一见面，五十分钟里面有四十分钟讲历史，还有多少时间来讨论其他重要问题?

P29-32

       轻松的方式平民的心态(序一)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

在文化交流史上，高山总是阻隔文化，河流则使文化交融。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期望中国的媒体不要让人高山仰止，而应成为一个流动而又宽松的平台，让各色人等表达看法，让各种观念互相碰撞，让思想火花飞溅，让文章五色斑澜，让中华文化之河充盈源头活水，既有冰雪的气息，又有阳光的色泽，在不舍昼夜的奔流中，更新，发展，生生不息。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不仅是在地理上和人口上，而且要在精神上和国力上。但是，在许多时候，我们好像还没有真正做好准备，我们甚至还不会交流。不会容忍，不会接纳。有这样一则故事：中美两国的四位著名记者在北京大学举办“媒体与中国”联合讲座。由于双方在新闻的客观性和倾向性上各执一词，讲座演化成了思想冲突。美国记者称中国记者是“笼中鸟”，中国记者则反讽美国记者为“井底蛙”。最后，主持人不得不匆匆结束了这场强硬的对话。

为什么不敢放手让大家吵一吵，争一争呢?也许是交流太少所致。交流少，就生分，就不能相互理解，就会把争论变成你对我错你高我低的争执，而忽视了对真理的探求。更何况，主办者也很难承受“吵架”带来的压力。

探求真理只有勇气是不行的，它更需要一种探求真理的气氛；更新观念只有愿望是不行的，它更需要允许不同思想平等交流的平台。中国人越来越明白，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声音，一种意志，一个强权，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美国化，生活一定会变得很糟糕。同理，在我们的生活中和媒体上，一言堂会让人留下呆板、生硬的不良印象。

于是，由我本人创意的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诞生了。做这个节目，就是企图通过“吵架”和“争论”，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探求真理的方式，倡导一种接纳、妥协的心态，把文革中那种动不动就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语境和观念彻底摈弃。

《时事辩论会》开播四年，吵了900多天架，内容涉及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大事。先后请过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澳大利亚人、韩国人、日本人、香港人、台湾人到会辩论。敏感时事，真实辩论，全部直播。

它不会说教，却偶尔会有谬论和歪理；它不会一贯正确，经常会在不明不白中结束；它亦庄亦谐，有点像南方人吵架。南方人吵架，一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北方人吵架，经常是把嘴上的劲变成拳头上的劲，还没吵几声，人已经躺在医院里了。有时辩手气得撕稿子，拿鞋敲桌子，节目结束后还继续脸红脖子粗地吵。比如中日辩论电视辩论，问题很敏感，又是直播，很容易进入“雷区”而使双方受伤。但是，我们还是大胆地采取了不回避矛盾的做法，两年辩论两次。对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方辩手反复重申，参拜是为了反战，中方辩手则据理驳斥。会后并没有中国人由此认为参拜有理，反而有日本人骂小泉该死。一位日本观众写道：“(节目)有个学者的发言引起我的注意，他说，‘中国总是在对日本示弱。’啊!真的吗?日本人都认为日本政府在对中国示弱，没想到中国人(对中国政府)也是这样想的。我真的感觉到，不了解对方的思维，无法取得任何进步。”

《中日辩论会》是从《时事辩论会》延伸出来的。这次电视辩论在两国高层对话陷入僵局的时候，从空中架起一个桥梁，传递出双方学者、民众和传媒的声音。表达了和解才是出路的愿望，也表达了决不在参拜问题上退让的民意。我当时就讲，此事的意义恐怕不仅仅限于《破局之辩》产生的效果本身。还在于媒体进一步破除了思想禁区和话语禁忌，什么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过对话寻求解决。  前不久，中日辩论的策划者、日本电视人高桥政阳在节目播出后给我来信说，“在香港播出5天后的7月30日，朝日电视台《周日时政论坛》将《中日辩论会2006》播出了30分钟的摘要版。这一栏目的收视率达到9，8％，在当天此节目所有栏目中高居第二。按收视率计算，1亿2000万日本人当中，有1000万以上收看了这次中日辩论会。此外，朝日新闻社经营的朝日新闻卫星台也两次播出了60分钟的摘要版。这意味着共有数千万日本观众收看了这一讨论会。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获得了超过去年的好评。我们认为，这次最大的收获，是日中两国国民都能够冷静地对待日中关系了。”

《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也被日本NHK看中，他们买下了我们全年的节目，翻译后每天在固定时段用卫星频道播出，收视率在其外购节目中是最高的。最近，我们双方的合同到期了。我问他们还转不转，NHK说还要转播，再签3年约。

《时事辩论会》前前后后的四位主持人都是凤凰卫视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有时我正在主持会议，他们中的某一位会突然打断我说，对不起老板，我要去化妆了。有时他们还乐颠颠地自我吹嘘，在某个城市突然被“粉丝”揪住要求签名云云。看着他们年过不惑还涂脂抹粉、童心未泯，我常常不由地会笑起来，真够难为他们了。那位名叫程鹤麟的主持人还爱喝两口小酒，据说是为了酒壮英雄胆，上了镜头滔滔不绝。按说，公司是禁酒的，但考虑到程鹤麟为了观众的快乐甘愿“伤害”自己的身体，我也就为他破了一次例，但是如果喝高了。说话咬舌头，那就要罚款了。

总之，《时事辩论会》也是在中国新闻语境中的一个大胆尝试，它的边缘和中国新闻语境的边缘是吻合的。它又是多元化话语空间的具象表现，尽管它只有两个或者三个声音，但是它强调了不同。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这句箴言依据的是一条哲理：事物是各不相同的，不同事物是互补互济的，因为不同才有和谐。有趣的是，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在其热门著作《文明的冲突》一文说了一段与孔夫子英雄所见略同的话：“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

求同存异，正是《时事辩论会》的要义。

         辩题内幕(后记)

          《时事辩论会》节目主编：钟丽琼个人简介

80年代毕业于中国厦门大学，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社编辑、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90年代移居香港，继续在香港传媒界从事新闻工作。2001年加入凤凰卫视至今。

2003年3月3日，在伊拉克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时事辩论会》节目正式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播出。第一个辩题是：萨达姆会不会流亡?主持人程鹤麟，嘉宾是马家辉、郭莹和谭志强。

接下来整整2个月的时间，《时事辩论会》追随着伊战进程，每天晚上9点开火。萨达姆会不会流亡?萨达姆真不堪一击吗?萨达姆还有的拼吗?美英会不会陷入“越战泥潭”?……伊拉克炮火轰隆，辩论会口水四溅。

一转眼，三年流逝，美英军队深陷伊战泥潭难以自拔，《时事辩论会》无休无止的在资讯台开战。

2003年4月我从节目开创制作人李志勤和江珊手中接过《时事辩论会》，一踏足便深陷“泥潭”至今。这个节目台前看起来很热闹，台后却人丁单薄，只有一人，号称主编，主要职责：一天找一个辩题，三个嘉宾。三年积累，嘉宾近百。辩题近千。

踩着热点找辩题

如今翻阅这近千个辩题，清晰可见2003年以来的时事脉络。许多人颇为好奇的问我：这一年到头的，每天都要出辩题，去哪儿找这些题目?其实很简单，瞬息万变的新闻时事就是辩题的来源。关键在于，是否紧贴时事，能否踩住新闻热点。

在我看来，选题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尤其是能踏着时事节奏，抓住最佳切入点，辩论最到位的话题，便能享受一种随时事起舞的快感。2006年10月1日，日本媒体突然高调报道新任首相安倍即将于10月8日访华，但中国政府一连三天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中国是否可以在安倍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前提下允许他访华，暂时成为一个悬念。于是，主持人刘庆东和我商量着在10月3日辩论“安倍的‘模糊’可以接受吗”。当天我们非常担心中国政府会在晚上8点30分之前表态，因为，无论中国同意安倍访华与否，只要中国政府立场一清晰，我们的辩题就模糊难辩了。结果，一直到这场辩论会的次日，中日两国方才分别发表官方消息，确认两国首脑10月8日会面。我们确实是暗自得意了一小会儿，太感谢外交部在时间方面的“配合”了!

为了往“时事”热点，我们尽量延后确定选题的时间。许多嘉宾一开始都会对我提出要求：可否提前几天告知辩题，以便有时间看资料做准备。而我的回答通常也只有一个：辩题最早只能提前一晚确定。当然，为了弥补嘉宾在时间方面的缺失，每场辩论会之前，我都要为他们准备好辩题背景参考资料。

更为要命的是，我们还会临阵换题。一到此时，用香港话说，就要靠嘉宾们“执生”了。粤语的“执生”，来源于“执生死筹”。本领高者自可“执生筹”，捡回一条命。如今泛指叫随机应变。而辩论会可以说是辩手们“执生”能力的最佳训练场地。

2005年7月7日，我们提前一天为这个特殊日子设定了辩题：“日本军国主义可能复活吗?”并邀请到日本领事馆文化参赞松本盛雄先生、香港大学教授刘宁荣和香港成报总编辑郭一鸣参与辩论，主持人是黄海波。我们想象着中日嘉宾辩论中日话题，一定火花四射。可没想到，就在北京时间下午3时49分，伦敦突然发生了6起地铁和公共汽车连环大爆炸，晚上7点，英国首相布莱尔宣布这是恐怖袭击事件。一时间全球媒体都在为这条新闻奔忙。当时的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也给我一个紧急电话，要求立即更换辩题。而这时候，距离节目直播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嘉宾们已经在前来电视台的途中。

我匆忙扑到电脑前，右手握鼠标，翻阅最新资讯，左手拿电话，和主持人嘉宾沟通，大家迅速商定辩题：“美英反恐策略失效了吗?”。

半小时后，嘉宾们抵达电视台，离直播时间大约还有20分钟。两位中方嘉宾郭一鸣和刘宁荣都是久经沙场的“新闻佬”，一遇突发事件，立即进入高度兴奋状态。我们唯一担心的是松本盛雄。他不是新闻从业员，f临时换题如同请他来弹琴现在却改叫他跳舞，他完全有理由拒绝出场，只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换人。于是我们在化妆间对松本先生进行紧急动员。黄海波采用的是启发式说服，他为松本出主意，可以从日本的立场和角度来发表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我则用恐吓式激将法：据说恐怖分子下一个目标是东京，身为日本人你还能不说点什么吗?松本先生虽不是久经沙场的新闻工作者，却是久经沙场的外交家。在我们左右夹攻中，他沉稳、面无表情地听着，之后还是面无表情地作出回应：那就试试看吧。于是，辩论会有惊无险准时在8点30开会，辩论的话题和资讯台当晚的新闻焦点报道完整的融合在一起。

对比松本先生的遭遇，香港理工大学俞伟峰教授的第一次更加惊险。2004年10月14日那天。他第一次来到凤凰卫视，第一次坐进辩论会演播室，第一次在演播室里被告知要更换辩题。当时辩论会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下午4点30分直播。原定辩论俞教授擅长的财经话题，“人民币该不该升值?”可是就在辩论会开播之前，消息传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于当天中午采取军事行动，解救两名被绑架的中国工程师，结束了6天5夜惊心动魄的人质解救事件。就在主持人和嘉宾都坐进演播室后，我们临阵决定改辩人质事件。另外两位嘉宾李炜和林贡钦是老辩手，无论说什么都可以滔滔不绝，不幸的是金融学教授俞伟峰，初次上阵就遭遇战情骤变，一米九的大个子，坐在摇摇晃晃的吧椅上，和陌生人辩论着陌生话题。而我，也只能在演播室外手心拽着一把汗看他们表演。

争议是灵魂

选题换了，但这事件该怎么辩，从什么角度辩，想了半天，不得其果，话题虽热也只能放弃。谁知当主持人和嘉宾坐在演播室等直播信号时，李炜突然发了一句劳骚，他说，以后这样的国外大工程，我们还是不要派人去好了，免得再死人。他一个牢骚，激发了主持人吕宁思灵感，他当即决定，就辩论李炜这句话，“对外重大工程中国还要参加吗?”。

由此可见，对我们来说，“辩什么”并不难，难的是“怎么辩”?如果说，紧贴时事是所有新闻时政节目的共性，那《时事辩论会》的特性就在于它的争议点。选择辩题，就是在焦点时事中寻找争议焦点，找到争议焦点也就找到节目灵魂了。

还有一类新闻热点，由于各种因素，并不适宜高调议论。这时候，选择辩点就好比工兵挖地雷了，你要碰触那颗地雷，但又不能引发爆炸，感觉上就像在玩一场智力游戏。2006年9月25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涉及上海社保基金巨额挪用案，被中共中央免去职务并接受审查。一时间海内外一致将焦距对准陈良宇，可是在但当时的情况下，要明踩这一热点是行不通的，但如果不踩这一热点，其他的新闻都不成其为热点，辩起来索然无味。于是我们采取了迂回策略，找了一个角度：“社保基金适宜做风险性投资吗?”这个题目，如果在平时，会是一个沉闷的话题，但在特定时间，就会成为万众关沣的焦点。

精髓在哪里?

在凤凰网站的《时事辩论会》节目论坛上，有一位名为“旋涡明人”的网友在论坛上发过一个帖子。提出问题：“辩论会的精髓在哪里?”许多网友跟帖回答了这个问题，摘要如下：  s11129：多角度多视角多层面多层次。总之是包容宽容的平等民主理性自由地辩论，没有人能穷尽真理和真相，在多角度多层面——的框架下，放宽自己的视界，收揽自己的灵感

心满意足：精髓在于各方可以直抒己见，畅所欲言，看一场辩论会下来，你自己应该会对问题有了清楚的答案。其实，凤凰是最聪明的，也是办的比较好的。开放给网友和手机用户，大家踊跃，凤凰坐收众人之精华，不需成本就做好了每天的节目，利害。

旋涡明人：其实辩论会的精髓是见仁见智的。最重要的是辩论这种方式可以通过不断的“切磋”和“交锋”来发现我们从未知道的事情和从未思考的问题。尽管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我们每个观众的心中都有了自己的立场和答案。“言论自由，激情有度”是辩论会的生命。向辩论会致敬!!!!!

说实话，身为《时事辩论会》节目的制作人员，我对这个节目的“精髓”认知远不如观众来的透彻。在我看来，“允许多种声音出现”、“直抒己见”、“畅所欲言”原本是一个谈话节目应有的基本元素，现在居然被视为精髓，成为卖点，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尚缺这些元素，稀缺了便成为珍贵。幸好这个节目是凤凰的节目，幸好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元素。也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才为节目铺垫了成功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