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两个大王朝，明与清一直有许多故事吸引着现代人的兴趣，明王朝的灭亡与清王朝的崛兴就是如此。明亡清兴，自然少不了人的因素，其中有帝王、有重臣在起作用，也有些说起来并不要紧的人物如太监、妃子甚至奶妈子等也举足轻重。通过这些人物的种种言行，其实就可以明了一个王朝为什么会灭亡、一个王朝为什么会崛兴。而这些，并不只足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也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在：怎样做好自己，怎样交朋友，怎样识人、用人。本书所述的六十人，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就体现出无穷哲理。

通俗历史读物最可能受到质疑的是其真实性，尤其是对于王朝兴衰这样的大问题，更应该原原本本、有根有由。为此，本书采取了加脚注和链接史料的方式，以正史或其他史著中的记载等给以佐证，以增加信实的成分。此外，脚注还对一些术语进行注释，以揭示历史背景等等；“相关链接”部分还链接了一些奏章文告的原文、与传主相关的其他资料——这些，对本书主旨的揭示和人物的丰富理当有所裨益。文末的附录，相信也有这样的作用。

明神宗朱翊钧——明朝衰亡的肇始者

李太后——明神宗曾经的一副小夹板

张居正——宰相改革不敌皇上怠政

戚继光——名将练兵后人少有效法

顾宪成——开启党争第一人

明末党争中的邪派代表——方从哲

高淮——横虐辽东的太监钦差

李成梁——镇辽弛卫第一人

杨镐——萨尔浒大败逆转明清攻守之势

郑贵妃——搅动宫廷波澜的风流人物

李选侍——移宫奇案的当家花旦

明光宗朱常洛——明朝来日无多的象征

明末有作为的宦官之一——王安

熹宗朱由校——戕毁明朝元气的客串木匠

高攀龙——欲挽大厦于将倾

魏忠贤——位极人臣的亡明“元勋”

客氏——小奶妈却是个亡明的大砝码

杨涟——力战阉逆，痴心报主

袁应泰——文人参戎酿败绩

孙承宗——谙熟辽事的“帝师”

熊廷弼——功名显于辽。亦隳于辽

明思宗朱由检——帽子未必合适的亡国之君

周皇后——崇祯皇帝的贤内助

辽东长城——袁崇焕

毛文龙——大明王朝的“海外天子”

祖大寿——攻守皆能终降清

李自成——推翻明王朝的看得见的手

张献忠——明在反明，明亡抗清

弘光帝朱由崧——最后的荒唐挣扎

史可法——悲壮挽歌送大明

努尔哈赤——清朝崛兴开拓者

叶赫纳喇氏——出身敌国，心向夫君

阿巴亥——工于心计的女人

舒尔哈齐——努尔哈赤的贰心兄弟

安费扬古——努尔哈赤起事的最早参与者

费英东——开创佐命第一功臣

额亦都——努尔哈赤最早的伙伴

扬古利——努尔哈赤最亲信者

额尔德尼——文武兼能的满文创制者

王杲——称雄抗明，后继有人

纳林布禄——见证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

林丹汗——蒙古抗金代表折射蒙满关系

皇太极——清王朝统一全国的奠基人

哲哲——皇太极的贤德皇后

庄妃——以女性的阴柔维系家道国运

多尔衮——定鼎中原的皇父摄政王

礼亲王代善——举足轻重维皇权

郑亲王济尔哈朗——忠耿赚得帝家泪

英亲王阿济格——功高不轨被削爵

豫亲王多铎——开国诸王战功之最者

克勤郡王岳托——满清第三代的佼佼者

肃亲王豪格——不类乃父的皇太极长子

孔有德——清代的第一个汉族藩王

尚可喜——素笃忠贞、克殚忠荩

范文程——皇太极的首席智囊

宁完我——首创体制奠清基

洪承畴——来自明朝的开清第一功臣

冯铨——率先剃发的降清汉官

吴三桂——清人入关援引者

清世祖福临

附 录

万历六年(1578)八月，神宗的第一个儿子降生，取名常洛，生母是恭妃王氏。当时为庆贺皇长子的出生，还特意颁诏全国，减免刑罚，并且让外交官通报有邦交关系的外国使臣。然而神宗心中并不高兴，因为他与王恭妃并没有什么感情。

朱常洛的出生十分偶然。王恭妃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在慈宁宫服侍皇太后。有一次，神宗到慈宁宫向生母请安，两人邂逅，神宗就临幸了她，并且无意中怀上了孩子。孩子生下来后，最初神宗矢口否认，还是太后给他看了敬事房《起居注》的记录，并劝导了一番，神宗才承认了此事，先将那个宫女封为才人，万历十年(1582)四月，又封为恭妃。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可想而知是不会太稳的。但是最初几年，却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按惯例，如果皇后没有生养，则“无嫡立长”，由长子来继承皇位。朱常洛恰好处于“无嫡”的情况下，所以，从皇太后到诸臣，都认定他必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这之后，虽然又有一个皇次子，不过不到一年就夭亡了，所以，直到万历十四年(1586)，包括神宗在内，没有人对朱常洛的名分、地位提出什么异议。

问题出在万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的出生。常洵的生母，是最受神宗宠爱的郑氏。郑氏原为淑嫔，万历十一年(1583)晋为贵妃。郑氏给了神宗无微不至的关怀，还鼓励他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所以朱常洵一出生，神宗马上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要高出恭妃两级。郑贵妃的晋封引得舆论大哗，人们纷纷猜测，认为皇上把郑贵妃封为皇贵妃，其实是为“废长立爱”做铺垫。这么一猜测，朝臣们立刻感到现实的危险远不止封谁不封谁，而在于那被郑贵妃迷晕了头的皇上，极有可能不顾祖宗礼法，立皇三子为太子!事关社稷，就是罢官掉脑袋，也要坚决顶住!于是，就有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

朝臣们屡屡上疏，要求早日确立朱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实在不愿意，就采用各种借口一拖再拖。这使守正的大臣、言官们更加紧了活动。他们千方百计突出皇长子，称其为“元子”、“元嗣”，想将其在事实上与其他皇子区别开来。万历二十年(1592)，诸臣又一起上疏，请求教皇长子朱常洛为君之道。疏到神宗手中，气得他两眼发黑：“太子还没立呢，教什么为君之道!”于是，借口疏中有错字，将领头的官员贬官夺俸。经过这件事，神宗觉得与其这么被动地拖着，倒不如干脆找一个众人无奈的办法。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他亲笔写诏书给内阁首辅王锡爵，说他“想待嫡子”。神宗的意思是皇后还年轻，还有生子的可能，一旦生子，则不必为立储费心；假如数年后还不见皇后生育，那时再议也不迟；至于皇长子，还很年幼，可与其两弟一起，先封为王。王锡爵立即遵诏拟旨，谁知谕旨颁下后，举朝哗然，守正的廷臣们纷纷上疏反对，并且连王锡爵也不放过，指责他参与了策划，将他包围在朝房里争论不休。王锡爵自知名声大损，于是上疏自劾，请求辞官。这一下，可真把神宗弄了个焦头烂额，站在他与郑贵妃一边的廷臣们也束手无策。追于各方面的压力，神宗不得不追回“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谕旨。万历二十二年(1594)，为皇长子朱常洛举行了预教之典。至此，神宗已料到事情不会有什么令他满意的结果。

在这件事上真正使神宗彻底绝望的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这一年，首辅沈一贯按照廷臣的意见，再次提出立储之事。这时，皇长子已年满20岁，皇三子年至16岁，都未冠婚。此时，不仅神宗被持续15年的立储之事搞得心力交瘁，而且事情也确实不能再拖了。于是，神宗只好同意诸臣的请求，于十月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日，册封其他诸子为王。

万历朝因为建储的分歧等原因，朝臣逐步分成一些党派，并在十几年的建储之争中逐步公开化、尖锐化。那时，官僚集团内部至少有三股势力。一股是人数多、声势大的维护礼法、主张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守正群臣；另一股是站在神宗与郑贵妃一边，主张“废长立爱”的反对派；第三股是既不倒向哪一边，而又经常摇摆不定的握有权力的重臣。在第一股势力中，有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

顾宪成在朝期间，先是力主册立皇长子，万历二十二年，又极力推举因拥立皇长子而被解职的原首辅王家屏出任阁臣，连连忤逆神宗旨意，因此被贬回原籍无锡。回无锡后，顾宪成重修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胞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意气相投的人在此讲学，逐渐吸引了许多官场失意、不满现状、看不惯世道、与当权者不合的退居林野的士大夫，进而成为和当权者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力量——东林党。

与东林党公开作对的是万历二十二年人阁的首辅沈一贯。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平素为人圆滑，政治手段老辣，尤其善于逢迎皇上旨意，拼命维护朝廷。他联合了在京任官的浙江籍人氏，互相呼应，攻击东林党人，被称为“浙党”。“浙党”与“东林党”，是万历年间两个最大的党派。此外，还有依附于“浙党”的“楚党”、“齐党”，以及“昆党”、“宣党”等等以同乡关系结成的党帮。这些党派互相倾轧、互相争夺。其中，以“浙党”为首的、由许多党派结成的“邪党”，依附朝廷，攻击东林党，使这场斗争的双方成了当时最大的两股政治势力。这两股势力的矛盾和斗争，随着政治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势如水火。

那时的党争，在“京察”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激烈。由于京察可以一棍子打死人，所以各党都充分利用京察作为排挤打击对立党派的手段。万历三十三年(1605)，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借机将浙党官员钱梦庚、钟兆斗等贬谪。沈一贯得知十分恼怒，一面将京察的奏疏扣住不发，一面上疏神宗，弹劾温、杨及其同党。到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齐、楚、浙党主持南京的京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对于这一切，神宗几乎都不大过问，有关的奏疏也大半“留中”，甚至听凭有关机构自行处置。

P10-12

朝代的兴衰、皇位的更替，历来就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之所以感兴趣，一是这时段往往有好看的故事，逗人兴味；二是可以以史为镜，从那里总结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来。如今时代不同，封建时代宫闱斗争的谋算、王朝攻伐的韬略已经失去了意义，但其间得失成败的根由仍然还会令人深思，至于兴趣则似乎不曾比前人稍减。

反映朝代兴衰、皇位更替，最常见的方式自然是记事，我们见到的历史著作大多是这样的；但另外一种方式则是写入，以人带事，以人见事，我国正史之二十四史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因为事是历史的关节点，人也同样是历史的关节点。尤其是在皇权无上、人治特色突出的封建社会，关键人物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所谓“中兴圣主”、“中兴名臣”、“亡国之君”、“误国奸臣”一类说法，把人与国之兴亡联系起来，正说明写人对于述史的重要。

不过，人和事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历来所谓“红颜祸水”，其实就根本沾不上边儿——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女性的作用相当有限，问题肯定是出在老爷们儿身上。“误国奸臣”的坏作用确实不小，但还毕竟不是无人能管；即便到了无人能管的地步，也还要有成长的土壤。至于“亡国之君”，有时候实在是冤乎枉哉——亡国的种子早在他老子、老子的老子抑或老子的老子的老子那时节就已经种下，只是到他这时瓜熟蒂落，亡国的帽子不合适他也得戴。

更进一步，极而言之，祸福相倚，有时兴中其实就蕴涵着衰。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杯酒释兵权”一朝免除藩镇雄踞之患——前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但却造成了重文轻武、以文统武、文强武弱的局面，以致积弱之甚，无以抗御外敌。就人而言，太祖民族政策的褊狭，在一个王朝兴起的时候，就为末帝的亡国种下了一个方面的苗子；而太宗以及其后的什么祖、什么宗不断耘之溉之，发展到最后也就不可收拾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就是这样有趣。

既然人与事不是完全对应的，当然就更不能把朝代兴亡这样的大事安在一个人头上。那么，又该安到多少人头上、安到谁头上?这种问题，性或许好定，量却绝对不好化的。因此，写多少人、写谁，就必然有所取舍。取舍的原则，则是典型性、代表性。只是，有人确实非有不可，有些人的典型性、代表性却是见仁见智了。如果能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即使是个小人物，把他／她写进来，或许亦能使人读后会心一笑、心有同感。此外，远景拍摄的历史大势或许是条一泻千里的直线，但拉近了来看，却有无数的曲折，所谓衰亡、崛兴也是一种张力结构下的趋势，衰亡的大趋势下也有阻滞的因素，崛兴的大趋势下也有拖后腿的。反映这些因素的人，自然也关乎兴衰，不能不写进来，否则历史将失去真实，历史的描述也将失去色彩。

由于集中于一个阶段，人与事必然有些重合交叠，人为地偏废，既不真实，又会使人物失去色彩；平均用力，则必然重复冗赘。因此，有所侧重，才应该是比较科学的述写方式。对于事件的一般参与者，点到为止；而对于事件的核心人物、关键人物，则在其人名下详述此事。这样，既可避免重合交叠，又可使历史事件首尾清晰、血肉丰满。

通俗历史读物最可能受到质疑的是其真实性，尤其是对于王朝兴衰这样的大问题，更应该原原本本、有根有由。为此，本书采取了加脚注和链接史料的方式，以正史或其他史著中的记载等给以佐证，以增加信实的成分。此外，脚注还对一些术语进行注释，以揭示历史背景等等；“相关链接”部分还链接了一些奏章文告的原文、与传主相关的其他资料——这些，对本书主旨的揭示和人物的丰富理当有所裨益。文末的附录，相信也有这样的作用。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参加编写的有张兰芳、李晓丽、刘丽云、王艳芝、陈焕钺、王槐茂、齐荣君、陈智广、李根、赵惠敏、张华军等。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专家的著述，特别是引用了一些著作的资料，在此深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