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妮·里芬施塔尔是德国著名的女摄影师，也是希特勒最欣赏的摄影师，因为拍摄了反映纳粹势力的影片《意志的胜利》而声名大振，同时也臭名远扬。本书记录了这位女强人富有戏剧性的传奇和坎坷的一生。同时，本书也介绍了她曾为纳粹党纽伦堡党代表大会拍摄了纪录(《信仰的胜利》)、以及为纳粹党代表大会的最为世人激赏和诟骂的纪录片《意志的凯旋》和1936年受国际奥委会之托为柏林奥运会拍摄纪录片等作品。

莱妮·里芬施塔尔，舞蹈家、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摄影家、作家，二十世纪德国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人物，《时代》周刊评选二十世纪一百位最重要艺术家中惟一一位女性。1902年出生于柏林。1933年，为纳粹党纽伦堡党代表大会拍摄了纪录(《信仰的胜利》，翌年，又为纳粹党代表大会拍摄了最为世人激赏和诟骂的纪录片《意志的凯旋》。1936年受国际奥委会之托为柏林奥运会拍摄纪录片。这部后来被命名为《奥林匹亚》的纪录片，几乎成了所有体育纪录片的圣经。1945年被定名为纳粹同情并被逮捕入狱四年，从此告别了心爱的电影。影评人里查德·考利斯坦率地说：“那因为《意志的凯旋》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风格，加上，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人。” 1955年，海明威的小说《非洲的青山》使她迷恋上了非洲。她数次前往深入考察那里的土著居民——努巴人的生活习俗并出版了一本摄影集。1974年，72岁高龄的她谎报了20岁年龄，参加了深海潜水训练班，沉迷于深海水下摄影，也成为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深海潜水者。1984年，80岁的她为了“澄清误会，消除成见”，开始撰写这本回忆录，前后历时五年。2003年，里芬施塔尔去世，享年101岁。

译者前言

第一章 舞蹈和电影

太阳、月亮和星星

我的家庭

劳赫方斯威尔德

青年时代的经历

格林一赖特尔学校

放学以后

第一次登台演出

家庭之战

洛曼寄宿学校

在网球场上

第一次手术

可悲的青春恋

选美比赛

第一个男人

我的第一次舞蹈晚会

苏黎世巡回演出

在布拉格的不幸

《命运之山》

梦想成真

《圣山》

特伦克尔和范克

跳舞还是拍电影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

《蓝光》

命运般的会面

凯泽霍夫饭店

1932年11月6日

希特勒遭受挫折

戈培尔博士

去山中躲避现实

拜访帝国总理

玛格达·戈培尔的表白

宣传部长

《信仰的胜利》

遇见马克斯·赖因哈特

《低地》

《意志的凯旋》

在达沃斯

在柏林大剧院

奥林匹亚

《自由之日》

奥林匹亚电影有限公司

希特勒的私人生活

墨索里尼

奥林匹亚电影

奥林匹亚——柏林1936．

约瑟·欧文斯传奇

问题和担忧

“第三帝国堕落的天使”

巴黎世界博览会

德国艺术之家

重返剪辑室

在圣莫里茨欢度除夕

延期的首映式

奥林匹亚电影在全世界首次公演

获1938年度德国电影奖

不速之客

欧洲巡回演出

参加威尼斯电影节

罗马首场演出

出访美国

身边的密探

在巴黎

好莱坞丑闻

彭提西丽亚

希特勒在银幕上看见斯大林

第二章 二战期间

波兰之战

再拍《低地》

彼得和我

乌德特打来的最后电话

一场噩梦

1942年

战地军邮

订婚

全面开战

1943年在西班牙

泽比歇尔度假村

与希特勒的最后一次见面

1944年7月20日

株连九族

末日即将来临

与末日赛跑

第一轮拘捕行动

在美军司令部

第三章 战后时期

重回赫尔拉霍夫

我犯了一个大错

掉入陷阱

在布赖萨赫

黑森林的柯尼施费尔德

来自巴黎的陌生人

特伦克尔和埃娃·布劳恩的日记

非纳粹化

我的新生

吉普赛人诉讼案

生活还要继续

曼弗雷德·乔治的来信

和哈里·佐卡尔重逢

在施瓦本的住宅

在罗马

兰廷案

罗马历险

我的双重生活

一位不同寻常的医生

星象

“伊丽斯制片公司”

新的开始

德意联合制片

一个勒索者的照片

《周刊》杂志报道的后果

柏林的非纳粹化

第二次《周刊》杂志诉讼案

重返罗马

让·科克托的来信

为《低地》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红色魔鬼”

同《周刊》杂志达成和解

在维也纳的惊心动魄的日子

《低地》终于首映了

戛纳电影节

一个政治上的决定

我的各位朋友

电影题材

遭到拒绝

第四章 非洲

《非洲的青山》

《黑色货物》

一次冒险之旅

塔纳河之行

内罗毕医院

动身回国

在肯尼亚寻找素材

拉姆岛

与“黑奴们”一同旅行

赤道下

在伊丽莎白王后公园

悲惨的结局

回顾

一线光明

“近藤电影有限公司”

柏林墙

最后的尝试

探险的准备

科尔多凡的努巴人

喀土穆

穿越科尔多凡

和努巴人在一起

离别

和希鲁克人在一起

回到塔多罗

再见努巴人

努巴人的葬礼

跋涉去科龙哥山

托嘎丁迪的盛大节日

在瓦乌

穿越上尼罗省

朱巴

在内罗毕

马赛人

重返德国

特殊的邂逅

在美国的激动人心的日子

出发前

苏丹革命

回到塔多罗

一部努巴电影

没有尽头的困境

我的黑人朋友

同努巴人一起过圣诞节

艰难的一年

如何找到霍斯特

远征苏丹

变化后的天堂

在苏丹南方

计划写一本关于努巴人的书

东非摄影之旅

《明星》杂志介绍努巴一书

努巴画册是如何完成的

我的潜水考试

被毁的乐园

卡乌之旅

红海

回到苏丹

卡乌图片大获成功

在加勒比海潜水

在喀土穆

在印度洋

最后一次苏丹之旅

我必须写我自己

后记

     希特勒的私人生活

与每年过圣诞节一样，我在1935年的圣诞节也打算去达沃斯登山。就在我要出发前，接到了绍布的电话，他问我是否能在第二天上午、即第二个圣诞日，去慕尼黑希特勒的住处拜访他。至于为何这么突然地邀请我去的原因他没有告诉我。因为我去达沃斯反正要途经慕尼黑，所以我就去了。

次日上午十一点整，我准时到达了摄政王广场16号，这是位于摄政王剧院附近拐角处的一幢不起眼的房子。当我在三楼按了一下门铃后，一位中年妇女为我开了门，她叫温特女士，事后我知道她是希特勒私邸的女管家。她领我走进了一间很宽畅的房间，希特勒在那里欢迎我。与每次去他那里的心情一样，我总是有些不安。他会信守诺言吗?他会不会又要让我拍其他什么电影吗?

希特勒穿着便服，态度很随和，房间布置得很简单，看上去不是那么舒适，一个很大的书架，一个圆桌，上面铺着花边桌布，旁边放着几把椅子。

希特勒似乎猜到了我在想什么，他说：“里芬施塔尔小姐，您看到了吧，我并不讲究有多少财产、房间布置得如何舒适，我每时每刻想的是如何帮助我的人民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说拥有任何什么财产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负担。我的这个图书馆就占去了我不少的时间，我看的书很多。”他停了一会儿，问我喝什么，我要了一杯苹果汁。

希特勒继续说道：“要想付出，就要吸取养料。我从书中索取了我要的东西。我还有很多东西得补课。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受到足够的教育。现在我每天晚上要读一至两本书，即使是很晚睡觉，我也坚持这样。”

我问他：“您最喜欢读谁的书?”

他随即回答说：“叔本华，他是我的老师。”

“不是尼采?”我插问了一句。

他笑了笑说：“不，尼采的东西很难读懂，他与其说是一位哲学家，还不如说是一位艺术家，他的头脑不如叔本华那么清醒。”他的这番话使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曾听说，希特勒是尼采的忠实信徒。

他补充说道：“当然我很崇拜尼采，他是个天才。在德国文学中他的语言也许是最美的，但他并不是我心中的理想人物。”

接下来我换了一个话题，我问希特勒：“圣诞夜您是怎么度过的?”

希特勒几乎有点伤感地回答说：“我和我的司机坐在汽车里，毫无方向地兜了一圈，从公路开到村庄，直到我觉得累了为止。”

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他说：“每年的圣诞夜我都是这么过的。”停顿片刻后他继续说：“我没有家庭，我很寂寞。”

“那您为什么不结婚呢?”

希特勒回答说：“如果我结婚的话，我的夫人就会受到我的束缚，我这是不负责任，她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呢?她会长期一个人独守空房。我的整个爱只属于我的人民。要是我有孩子的话，那么，如果哪一天我倒霉了的话，他们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我自己会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而我的孩子会受到欺凌侮辱甚至还要挨饿。”他说话的时候有些伤感和激动。过了一会，他有些平静下来，他接着说：“只要有可能我会尽力向大家表示我的谢意，因为感谢是一种美德。我身边有很多人在我危难之际都帮过我的忙，我会忠实于他们，哪怕是他们无法永远尽他们的职责。”说完话后，他朝我打量了一下，很突然地问我：“您目前在忙什么，您有什么计划吗?”

我一下子心跳得很厉害，“戈培尔博士没有同您说过吗?”希特勒摇了摇头，我告诉他，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现在我决定接受拍摄一部奥运会电影。希特勒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对您来说，这可是一项很有意思的任务，但是我记得，您说过不想再拍纪录片了，而一心想当好演员。”

“是的，”我回答说，“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拍纪录片。我考虑了很久，这次国际奥委会给了我这么好的一次机会，加上和托比斯电影公司签订的合同很满意，还有就是这次奥运会结束后，等德国争取到办下一届奥运会的申办权需要很长时间，这一系列的因素最终促使我决意要拍这部电影”。然后我还同希特勒说了完成这项工作还有哪些困难以及所要承担的重大责任，这些都使我感到有些不安。

“您错了，您必须对自己要有信心，您所做的工作是相当有价值的事情，尽管在您眼中还不够完善。除了您，谁还能完成拍摄奥运会电影这个任务呢?这次奥运会的主办方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我们只是作为东道主，所以这次您也不会和戈培尔博士有什么麻烦。”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告诉我说：“我本人对奥运会并不感兴趣，我最好还是远离些吧……”

“为什么?”我问他。

希特勒迟疑片刻后说：“我们不可能获得奖牌，美国人会赢得大部分的比赛，那些黑人明星又将大出风头，想到这一点我就兴奋不起来。另外还有很多外国人要来，他们是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这样就会造成不愉快。”

他还说他不喜欢奥林匹克运动场，场上的柱子太细，建筑不够雄伟。

“但请您不要泄气，您肯定能拍出一部好电影的。”接着他谈到了戈培尔，他说：“一个像博士那样笑得如此灿烂的人难道会是一个坏人吗?”我刚想回答他的问题，他却自己先回答了：“这么会笑的人，不可能是坏人。”我当时有这么一种感觉，尽管希特勒是这么说了，但是对戈培尔的评价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我起身准备告辞，因为我觉得希特勒想要结束这次谈话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我至今还是无法理解。希特勒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后对我说：“在您走之前，我想告诉您一些有关我私人的事情，请您跟我来。”然后他领我穿过走廊，用钥匙打开了另一间屋子的门。房间里放着一座姑娘的半身塑像，旁边放着许多花。他指着姑娘的塑像说：“我同您说过，我为什么永远不会结婚，这位姑娘她叫格丽，是我的侄女，我很爱她，她是我惟一的可能与之结婚的人，但是命运注定我无法实现我的愿望。”

我不敢问她是怎么死的，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从绍布夫人那里得知，她是自杀的，而且就是在这间房间里。在自杀的前一天晚上，她在希特勒的AAn袋里看到了埃娃·布劳恩写给希特勒的情书，据说格丽的死，一直没能使希特勒走出阴影。

当我有些不知所措地与希特勒告别时，希特勒说：“我祝您的工作取得成功，您一定会成功的。”

P143-146

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cnstahl)是二十世纪德国最有名也是最有争议的人物，这位集舞蹈家、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摄影家、作家等于一身的多才多艺的传奇式人物，具有极高的、公认的天赋和才华。在那个喧闹的世纪里，她能够呼风唤雨，她的艺术成就在艺术史上占有的地位和她在第三帝国时期所扮演的不光彩的政治角色，使得她的大半生都处在争议的漩涡之中。在她八十岁那年，她为了“澄清误会，消除成见”，开始撰写回忆录。为了完成这部厚厚的自传，她先后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整日坐在书桌前，并且几乎被迫放弃了所有她想要从事的活动。最初她曾考虑从中年时期或者从晚年时期的某一时段开始追忆以往的岁月，但最后还是决定从童年时代写起。她在书中最后写道：“因为我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若不按照年月顺序来记叙这些经历的话就会像一座迷宫那样一片混乱。另外我认为决定我的人生之路的性格很早就在我身上初露端倪。”

这本于1987年出版的“自传”记录了这位女强人富有戏剧性的传奇和坎坷的一生。莱妮·里芬施塔尔于1902年8月22日出生在柏林的一个商人家庭，她从小就酷爱各项体育运动，不仅对游泳、体操颇感兴趣一此外，在网球、骑马、溜冰、攀登、滑雪等方面均是高手，她多次参加过在意大利境内举办的阿尔卑斯山滑雪比赛，甚至还得过奖。德国奥林匹克女子滑雪队教练托尼·泽洛斯在障碍滑雪过程中经过对她进行测试后，还准备推荐她加入国家队参加奥运会比赛。

但是里芬施塔尔小时候的最爱要数舞蹈，她接受过著名舞蹈家维格曼的舞蹈训练，1923年起就开始担任独舞表演，后来因膝盖受伤放弃了芭蕾舞。在成功地接受了腿伤手术后，她获得了在电影《圣山》中出演女主角的机会。《圣山》上映后大获成功，里芬施塔尔也一举成名。尔后里芬施塔尔凭着极高的领悟力开始自己撰写剧本，并毅然决定自己投资进行拍摄。1932年，由她自编、自导、自演的高山电影《蓝光》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银奖。就在她事业出现辉煌的时刻，同年她与希特勒相识，并逐渐成为希特勒所惟一信赖的电影摄影师。在与希特勒认识之前，里芬施塔尔所有参加拍摄过的电影希特勒都看过，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要数电影《蓝光》了，所以在他们初次见面相识时，希特勒就明确对里芬施塔尔说：“如果我们上台的话，到时您一定要帮我拍电影啊。”

后来历史也果真使她成为希特勒极其信赖的电影摄影师。1933年8月，希特勒委托里芬施塔尔为纳粹党的纽伦堡党代表大会拍摄一部纪录片，在“没有勇气拒绝希特勒的请求”的情况下，里芬施塔尔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务。在拍摄过程中，尽管时常受到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干扰和刁难，最终她还是成功地拍摄完成了这部纪录片，取名为《信仰的胜利》。当年12月在柏林乌发电影院举行了电影首映式，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大小头目满怀激情地欣赏了该党的首部纪录片。翌年，在希特勒的极力邀请下，里芬施塔尔又为纳粹党代表大会拍摄了第二部纪录片，这就是最为世人激赏和诟骂的影片《意志的凯旋》。在这部纪录片中里芬施塔尔首创了电影拍摄史上的很多摄影技巧，在大场面的把握上，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可以超越她。这部纪录片后来获得了威尼斯影展的金奖和巴黎世博会的最佳电影奖，后由当时的法国总理达拉第亲自将奖项授予了里芬施塔尔。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举办之际，里芬施塔尔受国际奥委会之托为奥运会拍摄纪录片。这部后来被命名为《奥林匹亚》的纪录片，几乎成了所有体育纪录片的圣经。里芬施塔尔在电影中创造的许多拍摄技法被无数后人所效仿，例如使用同步器拍摄百米赛跑场面、在地上挖深坑、以低机位拍摄跳远运动等。与此同时，这部影片在画面审美方面同样达到了极致，它所记录的人体之美和仪式之美，着实让以后的电影人叹为观止。《奥林匹亚》这部影片在日后得过四个大奖，其中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奖。之后不久，里芬施塔尔被派往波兰拍摄德国入侵波兰。当她目睹了战争的暴行之后，立即就返回了柏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里芬施塔尔匪夷所思地没有参与任何纳粹宣传片的拍摄，或许她此时已经刻意地与希特勒拉开距离。1944年她在希特勒的休憩山城贝希特斯加登最后一次与希特勒见面时，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慨和羞愧，并感觉到那些簇拥在他周围的男人和女人们，都是在盲目地死心塌地为他卖命。40年代初，她拍摄了自己最后一部故事片《低地》，这部直到1953#--才得以公映的影片成了她最后的罪状。因为影片中使用了一群来自集中营的吉普赛人，战后再没有人相信她关于自己对种族灭绝计划一无所知的辩解。

第三帝国灭亡后，里芬施塔尔同时受到美国和法国的指控，她被定名为纳粹同情人并被逮捕。1949年，她结束了四年的牢狱生活，她的导演生涯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也永远结束了。她虽然没有参加过纳粹组织，一生却被纳粹阴影笼罩，不得翻身。在战后的五年间，里芬施塔尔饱尝了世态的炎凉，原来的老搭档恶意中伤她，原来的旧相识离她而去，丈夫与她离了婚，甚至她弟弟在前线阵亡后留下的两个幼小的孩子，也被已经离婚的弟媳派人从里芬施塔尔的住地偷偷地带走，按照她弟弟的遗嘱两个孩子应该由里芬施塔尔履行监护权，但是她弟媳的理由是里芬施塔尔这个名字意味着对海因茨·里芬施塔尔的孩子的玷污。另外美国和法国占领军当局还禁止放映她的电影，她甚至还先后在奥地利、法国等国蹲过监狱。出狱后的生活处境和战前恍若隔世，最初只能和母亲居住在一个朋友家很小的房间里。

1955年，海明威的小说《非洲的青山》使她迷恋上了非洲。她数次前往非洲苏丹，深入考察那里的土著居民——努巴人的生活习俗。起初里芬施塔尔曾经想尝试重操旧业，去拍电影，但所拍摄的几部影片都由于资金的原因而未能完成。随后她又醉心于摄影艺术，多次出入苏丹等非洲国家，以黑人作为拍摄对象，拍成之后出版的摄影集和各地的摄影展继承了她一贯的具有唯美冲击力的美学风格，悲叹原始自然的消失。观众因此反应强烈，德国媒体和文化界也慢慢地开始改变对里芬施塔尔的看法。

里芬施塔尔在她七十二岁时，谎报了二十岁年龄，参加了深海潜水训练班，否则没有哪个培训班会收她。她开始着迷于深海水下摄影，她被水下珊瑚礁的色彩和光影变换所吸引。她曾游遍了印度洋、红海、加勒比海、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及太平洋的可可群岛下的珊瑚礁群，在水下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和数千小时的录像资料。之后她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出版了两本摄影集。她也成为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深海潜水者。

里芬施塔尔的“自传”出版后，已先后被翻译成九个国家的语言，尤其是在美国和日本，她受到了众多人的关注。美国流行文化将她拍摄的电影画面结构推崇为对大众具有广泛影响的圣像(Ikonc)。德国的媒体也逐渐开始对她加以关注并表示出对她的宽容。《意志的凯旋》和《奥林匹亚》在经过长时间的禁映后，也重新发行了DVD并在电视上公映。她在这两部纪录片中所创始的摄影技法，被无数后人反复地模仿着。在里芬施塔尔九十九岁之际，德国歌德学院前院长霍夫曼还专门采访了这位将近百岁的老人，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霍夫曼将里芬施塔尔电影视为后世导演的美学典范。另外两位德国传记作家于尔根·特林博恩和赖纳·罗特尔也在里芬施塔尔百岁寿辰之际先后推出了两本她的传记，他们在传记中对的一生进行了重新的评价。

里芬施塔尔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其传奇经历与在艺术方面不可忽视的成就吸引着中国人的目光。2003年，一百零一岁的里芬施塔尔与世长辞，中国的主流媒体对其生平进行了大量报道，其传奇色彩与独特的艺术观念也引发了中国读者的热烈讨论。据中国媒体报道，里芬施塔尔的故事为人类艺术提出了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命题：姜与非美、罪与非罪，当它们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去定义和评价?从有毒的荆棘中生长出来的花朵，有没有权利具备独立的香气和色．彩?对于它，可不可以单纯地从美学的角度来加以欣赏和阐述，或者说，那永远是“带罪的玫瑰”。去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去还原一段历史，透视一个传奇艺术家的一生，剖析人性与欲望、艺术与权利的纠葛斗争。

原书厚达九百多页，总共分四个章节，仅第一章就达三百五十多页，从童年写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也是本书最重要部分，取名为“舞蹈和电影”，着重写了她如何从酷爱舞蹈发展到从事电影事业乃至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高官层的相识，以及最后完成两部重要纪录片拍摄的前因后果。第二和第三章分别写了二战期间和战后的经历和遭遇。最后一章

“非洲”也几乎占了本书的三分之一的篇幅，主要是由于里芬施塔尔与第三帝国有染，她在战后被剥夺了继续从事电影事业的权利，加上在国内经常受到人们的非难和诟骂，便开始转向非洲，非洲的独特魅力使她无法自拔。她所拍摄出版的四本关于努巴等部落的画册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在德国和美国，这些画册被认为为努巴人留下了一座纪念碑。

由于原书篇幅比较大，在接受出版社翻译委托时，出版社希望能在翻译时进行相应的删减，最好能删去三分之一的篇幅。我在拿到书后大致浏览了一下，起初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因为考虑到上下文衔接不能受到影响，该删去哪些章节必须译前先全部阅读，然后再做选择。就是这样，在完成全书初译后，还是觉得有少数地方上下文衔接不够理想，只能再补充翻译个别段落和章节。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译文大概是原书的三分之二多一些。

本书由丁伟祥担任主要翻译、删减原文篇幅、全书校对和修改任务，全书四章的翻译分别由下列几位译者承担——丁伟祥：第一章“舞蹈和电影”；郭歌：第二章“二战期间”；王轶：第三章“战后时期”；董淳：第四章“非洲”前半部分从“非洲的青山”至“重返德国”；赵亘：第四章“非洲”后半部分从“特殊的邂逅”至最后。第二、三和四章完稿后由丁伟祥根据原文逐段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校对和修改。书中涉及到众多的人名和地名，其中许多人名和地名在全书中反复出现，经过校对和对照原文，基本做到了译名前后能一致，并且在对译文进行最后校对时，为便于读者理解，对书中部分重要的人物、地名，包括名胜古迹和有关历史事件作了相应的脚注。

本书稿在翻译和校对过程中得到了德国同事莫尼卡·赖夫一许尔泽(Monika Reif-Huelser)博士的多次帮助，对原文中的一些疑难之处，赖夫一许尔泽女士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解释和说明，在此谨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丁伟祥

2006年2月于上海

在我收笔之前，我请朋友们对我在书中的叙述和表达可能出现的不清楚或错误之处提出指正。由此我也发现，一些人非常吃惊我居然对很多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还记忆犹新，尤其是与希特勒和戈培尔等人有关联的事情甚至能逐字逐句进行回忆。有人建议我有些原文字句不必在书中援引，因为关于这些原话的证明材料我已丢失。我对朋友们的这一建议进行了思考，但最后还是决定把它们写出来为好。正是他们的建议促使我要告诉那些持有类似想法的读者，为什么我能够逐字逐句地将这些原文字句回忆出来。

希特勒对我的命运起了重大的影响，每次和他以及他身边的重要人物的谈话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经无数次同我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说起过这些谈话的内容，战后在我被关押期间又有无数次向美国和法国军事以及民事部门在一次次的审讯当中重复过这些谈话。

这些审讯中的大部分谈话内容都被记录了下来，而且我都在上面签了字。那么我今天为何要做出与此完全相反的陈述呢?在华盛顿和巴黎的档案馆里存放着许多由我亲自签过字的审讯记录，里面逐字逐句地记录了我与希特勒谈话的内容，所以仅仅是为了保护我自己，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也必须与以往的陈述保持一致。

在过去那些岁月里所发生的一切犹如一幕幕的电影无数次在我眼前回放——直至今天我仍是无法摆脱以往发生过的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在战后，我的一些无可替代的笔记和文件被没收或部分丢失了，在五十年代法国曾将在巴黎被没收多年的部分文件和信件还给了我。我的诸多朋友是我在本书中所叙述的历史见证人，他们还帮我收集了在世界各地关于我的出版物，在他们的帮助下，使我又重新能够建立起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档案库，如果没有这些，我是根本无法完成我的回忆录的。

我写此书的目的是想澄清误会，消除成见。我用了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回忆录的初稿，完成这部书稿并非一件易事，但也只有我才能完成这部回忆录。这本书并非是一本轻松的作品。

             1987年

          莱妮·里芬施塔尔

“种种关于我的凭空捏造的无耻谣言已在流传，要是我对此加以计较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令人欣慰的是，时间是一张筛子，它能够将几乎所有的流言蜚语筛入茫茫大海之中。”

       ——阿尔贝特·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