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是中国民间对于官府的称呼。事实上却并没有哪个政府部门以“衙门”为名，直到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出现。总理衙门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里唯一一个把衙门放进正式名称的——所以衙门一词更多的是一种习惯和心理上的称谓，却并不是实际的名称。它隐藏着人们对于官府的敬畏、羡慕和厌恶，而后者经历了历代的沿革，在人们口中却依然顶着“衙门”这个名字。本书向读者描述古代衙门的具体情况，尽可能如导游图一般让读者对古代的衙门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

一提到“衙门”一词，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是指古代的官府机构。然而古代的衙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的布局、建筑式样如何?出入其间的有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各自有些什么样的职责，以及他们一般是如何来履行其职责的?衙门的主要事务有哪些?衙门每天是如何运转的?它有着哪些办事规则惯例?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回答的了。事实上即使翻阅近代一厚本一厚本的历史著作，或者是查看汗牛充栋的古代官修正史，也仍然很难找到这一方面的具体答案。

本书就是试图向读者描述古代衙门的具体情况，尽可能如导游图一般让读者对古代的衙门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

前言

一、衙门景观

1．重重设障的墙壁

2．各式各样的门户

3．大大小小的厅堂

4．前后左右的房廨

5．密不透风的监狱

6．应有尽有的仓库

7．名目繁多的匾额楹联

8．引人注目的牌坊亭台

9．五花八门的鬼神庙坛

10．形形色色的音响信号

二、管事或不管事的官员——衙门人物之一

1．“为民父母”知一方

2．承上不启下的县丞

3．做不了主的主簿

4．不同不判的州同州判

5．以文代武的典史

6．又穷又酸的教官

7．称霸一方的巡检

8．迎来送往的驿丞

9．杂七杂八的“大使”

10．轻如鸿毛的“鸡毛官”

三、精于刀笔的书吏——衙门人物之二

1．有限的“前程”和陋规

2．“任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

3．替他人做嫁衣裳

4．锱铢必较算盘精

5．庙坛牌坊勤打点

6．警戒地方常督察

7．笔如刀锥善捣鬼

8．修缮新建忙工程

四、吃不饱“公饭”的公人——衙门人物之三

1．虚张声势的皂隶

2．横冲直撞的捕快

3．骚扰民间的民壮

4．作威作福的禁卒

5．与死人打交道的仵作

6．杀气腾腾的刽子

7．善解官意的门子

8．终日奔走的铺兵

9．颇有出息的斗级、库子

10．半公半民的“地方”

五、暗授玄机的“师爷”——衙门人物之四

1．生死攸关是刑名

2．繁琐无比钱谷忙

3．拍马逢迎书启妙

4．算尽机关好帐房

5．穿针引线靠挂号

六、衙门中的另类“爷们”——衙门人物之五

 1．并不长久的长随

 2．看管内宅咽喉

 3．把持条条门道

 4．掌握官府印信

 5．控制衙门中枢

 6．亦步亦趋跟随

 7．事无巨细皆管

 8．种种办差揩油

七、踌躇满志上任来——衙门事务之一

1．分班候缺须耐心

2．掣签挂牌祈好运

3．诚惶诚恐拜皇帝

4．风雨兼程赴任途

5．威风八面摆排场

6．莫名其妙敬鬼神

7．一板一眼办交代

8．新官上任三把火

八、“为民作主”判是非——衙门事务之二

1．放告收状细观察

2．批词息讼方好官

3．朱点牌票勾两造

4．兴师动众去勘验

5．千方百计督破案

6．“明察秋毫”审口供

7．斟酌再三下笔判

8．解审申详层层转

9．强自壮胆去监斩

10．一门心思当青天

九、千头万绪筹钱粮——衙门事务之三

1．串票催征“比较”忙

2．耗羡中饱人私囊

3．解送银鞘往四方

4．官商合伙卖官盐

5．种种摊差费周详

十、林林总总的“善政”——衙门事务之四

1。一本正经祀鬼神

2．毁除淫祀禁邪教

3．考选俊秀取童生

4．谨防秀才“破靴阵”

5．虚应故事行教化

6．养老恤孤为慈悲

7．求雨求晴烧香忙

8．蜻蜓点水办赈济

十一、终要打碎的“琉璃屏”——衙门事务之五

1．方方面面的监督

2．小心翼翼见上官

3．公罪死罪难逃脱

4．大计考语一字悬

5．无可奈何解任去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一、衙门景观

让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想象自己能够通过时间隧道回到两三百年前，去实地考察一个州县衙门。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当然就是衙门建筑群。这一建筑群的坐落、布局、结构、装修等等细节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予以规定，但是却约定俗成，各地的州县衙门都基本一致。

和所有的朝代一样，明清时州县衙门总是设在州城或县城里，受着城墙的保护。根据刘敦桢先生《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一书中的分析，明清时除了京城外，各地城市的理想规划格局是：在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封闭城墙圈内，有着正南正北的方格街道网。当然大部分城市由于受地形或历史沿革限制，无法完全实现这样规整的规划，但基本上都有两条南北交叉十字形大道，把全城划成大致相等的四个大区域。一个城市的最高级别的衙门总是位于东北方向的城区内。中国历来以北为尊，皇帝的宫殿都位于京城的正北方，地方城市为了迁就十字形的大道、尤其是为了避开尊贵的正北方位，所以只能把衙门设在东北方位。在府城、省城里，管理城市的县衙要让出这个位置，而在一般的州城、县城里，州衙、县衙就当仁不让地占据东北城区中靠北的位置。

中国建筑强调的是群体，明清时的州县衙门建筑也是如此，它是一个由十几个院落、几十幢甚至上百幢房屋、数以百计的房间、总长度以里计的甬道和围墙组成的建筑群。州县衙门不与民居相联接，在开始建造的时候都独占一个街区，周围的街道因此得名为“县前街”、“县后街”、“县左街”、“县西街”等等名称。

不要认为尊贵的衙门其建筑肯定是巍峨堂皇、宏伟壮观，实际上只有新建造的衙门才是这般体面。过上个十几年、几十年，衙门建筑就会褪去它的光彩，变得灰暗邋遢。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实在不必因为看到州县衙门那副破败的样子而吃惊。在新建衙门的时候可以征收专门的赋税，有一笔专门的经费。而以后维修费用却是没有着落的，要维修就必须向上级打报告请求从每年的正常赋税收人中拨出专款，不过这样做潜在的危险是给上级落下一个“靡费”的印象，并减少国家神圣的财政收入，会影响政绩的考核。当然也可以在当地征收特别的税捐，而这样做的结果会与当地绅士、财主为敌。这些绅士、财主热衷的是在本地修建文昌庙、魁星楼，以保佑本地的文运，让自己的子弟进入官僚阶层。修建衙门，对于绅士、财主却没有什么现实的好处。得罪绅士、财主，由当地绅士操纵的“舆情”就对州县官不利，最终会影响州县官的仕途。还有一个解决维修费用的办法，就是州县官从自己那些不入正式帐目的“陋规”收入中拿出若干来充作维修经费，不过明明可以塞进自己腰包的钱财却用来办公事，这是多么让人肉痛的事。况且州县官职务只是官员们仕途上的一级台阶，把台阶擦得太亮又有何必要?如明朝的《新官轨范》一书提醒新到任官员：“衙门不可过于修饰，但取门户牢固、墙壁坚完。”

由于上述的种种因素，明清以来官场上一直流行所谓“官不修衙”的谚语，甚至认为凡热心维修衙门的官员会钉在这个职位上升不了官。所以只要衙门建筑不是太碍观瞻或有倒塌之虞，州县官绝对不会自动想起来去维修，衙门建筑也就经常是破败模样。而且有的衙门建筑本身就是利用的一些旧房子。如袁枚的笔记《子不语·柳如是为厉》一文中说，昭文县(治所在今江苏常熟市)县衙门是利用著名文学家钱谦益住宅改建的。当年钱谦益决心投降清朝，他的爱妾柳如是劝阻无效自尽身亡。结果后来昭文县衙就经常闹鬼，是柳如是的阴魂不散。比这更差劲的改建是清代大名府衙，原来是一户大户人家的墓道，有一次翻修时才发现地底下居然还有一个红色的大棺材(《蝶阶外史·大名府署》)。甚至有的官员还会出于种种理由来破坏衙门建筑，如清人曾七如在其笔记《小豆棚》记载郑板桥为山东潍县知县时，“莅任之初，署中墙壁悉令人挖孔百十，以通于街。人问之，日：出前官恶习俗气耳”。

除了得不到经常性维修这个原因以外，衙门建筑破败模样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民众的造反破坏。衙门是统治压迫的象征，每当农民起义爆发时，群众仇恨怒火燃烧的目标首先就是指向衙门，不是烧就是拆。这样一来，衙门的寿命并不长。完整保存至今的古代州县衙门，在全国一座也找不到，远远少于文庙、文昌阁之类的宗教性建筑。以至于现在只能依靠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及各类史料偶然提及的资料来复原当时州县衙门建筑的基本布局和模样。P1-3

一提到“衙门”一词，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是指古代的官府机构。然而古代的衙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的布局、建筑式样如何?出入其间的有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各自有些什么样的职责，以及他们一般是如何来履行其职责的?衙门的主要事务有哪些?衙门每天是如何运转的?它有着哪些办事规则惯例?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回答的了。事实上即使翻阅近代一厚本一厚本的历史著作，或者是查看汗牛充栋的古代官修正史，也仍然很难找到这一方面的具体答案。

本书就是试图向读者描述古代衙门的具体情况，尽可能如导游图一般让读者对古代的衙门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

据唐朝人封演在《封氏闻见录·公牙》，以及清朝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衙门》中的说法，“衙门”一词原来写作“牙门”。据说古代军队出征打仗时所用的先导旗帜都做成兽牙状，象征凶猛的野兽，为自己军队壮行，鼓舞士气、威吓敌人。这种军旗就叫“牙旗”。军队安营扎寨时，军营的大门口两侧也都插上牙旗，以示威严，主帅召集部下开会，传令也要在牙旗之下。因此，军营的大门称之为“牙门”。还有一种说法是军营门外“刻木为牙”作障碍，出征时旗帜上方也安木刻的兽牙。反正无论如何，“牙门”原来是指军营大门似乎是确凿无疑的了。大约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世俗尚武，各朝习惯上往往以驻军将领兼管一地的行政事务，地方政府的办公场所和将军幕府合一，逐渐被称为“公牙”，大门也被称为“牙门”。至于“衙”字据说原音yu，也到了这个时期可以改读ya音，并逐渐用来代替不那么雅的“牙”字，形成“公牙”或“公衙”的称呼。到了宋代已普遍用“衙门”一词来称呼政府机构。

古代的政府机构成百上千，数千年的演变发展又极其复杂，显然不可能用这样的一本小书来概括。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看一看衙门的模样和运作，从最基层的政府机构人手大概是个好办法。基层政府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是庞大帝国上层建筑的墙脚，具有所有政府机构最普遍的特征。解剖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麻雀”，就可以了解所有政府衙门的一般情况。所以，本书描述的对象即局限于古代基层政府机构——州县衙门，而以衙门建制最为完备的明清时期为叙述重点。

州县是明清最基层政府机构的统称。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县就一直是中国基层政府机构。县的数量相当惊人，明末全国有一千一百七十一个县，清末全国有一千三百五十八个县。皇帝朝廷所在地的县称“京县”，如明代南京应天府的上元县、江宁县(今南京市部分地区)，北京顺天府的宛平县、大兴县；清代盛京奉天府的承德县，北京顺天府的大兴县、宛平县。这些县的县官级别要比一般的县官高两级。除此之外，全国所有的县无论大小贫富都一律平级，县官都是正七品。省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以及府衙门所在地的县称“首县”或“附郭县”，除了能够比较容易接近上级外，在行政级别上丝毫不比其他的县有什么优越。

州的级别要高于县。细分起来，州又有两种：一种是比府的级别略低、但与府平行，直接隶属于省政府——省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或其派出机构分守道、分巡道，这称之为“直隶州”；另一种是和县一样受府领导的“属州”或“散州”。无论哪一种州都有属于自己管的属县，有的州管四五个县，有的州管八九个县，并无定规。不过所有的州在管理属县的同时，也和所有的县一样执行基层的政务，直接统治州衙门所在地区的民众，这用中国古代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亲民之治”。比如，清代的太仓直隶州有着镇洋(今江苏太仓部分地区)、崇明、嘉定、宝山四个属县，同时太仓直隶州衙门还直接治理今天江苏太仓市的大部分地区。州直接治理的辖区往往比县稍微大一点。明末全国有二百三十四个州，清末全国有七十六个直隶州、四十八个属州。

明清时朝廷的一切基本政务都是依靠州县来实施执行的，正如清朝康熙年问的万枫江在其所著《幕学举要·总说》中所说的：“万事胚胎皆在州县。”乾隆年间江南名幕汪辉祖的说法更深入：“自州县以上至督抚大员，为国家布政施治的官员为数众多，可是真正施行亲民之治的只有州县官，州县以上的官员只是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学治臆说·序》)也就是说，只有州县官才是治民的，州县以上的官员都是通过治理州县官间接治理民众的。晚清的刘衡也在《庸吏庸言》中说，“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事无不理”。所以了解州县衙门这个政务“胚胎”，就能够知道朝廷政治实施的情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出一整套职业官僚制度的国家，国家政务的推动者主要是各级大小官员，有关职官选拔、任免、考核、惩奖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层出不穷。尤其明清两代，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密如蛛网。如清代有关职官考核惩奖的《吏部处分则例》就有五十二卷之多，条文成百上千。然而这种严密的法网并不成其为“法治”的象征，相反它们是人治的工具。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一文中分析这些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只不过是皇帝的猜忌心理。他认为三代以后的历代皇帝都是些窃国大盗，把国家当成自己的私产，严加防护，一切利益都不愿放到下面去，一切福惠都要收到自己手中，“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这样一来，“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为了在这种出于猜忌怀疑心理的“非法之法”之下生存，历代的官吏都“创造”出了种种惯例“陋规”，用来“糊弄”法律、“对付”制度，进而架空法律、规避制度，阳奉阴违，尽可能为自己捞到好处。因此，一大套朝廷繁文缛节的法律制度，和官吏们陈陈相因的不成文的惯例陋规，交织组成了古代衙门的活动轨迹，呈现一种边界模糊的、大致的规则。

中国古代习惯上把朝廷官府处理政治事务的习惯作法称之为“故事”。本书叙述的就是州县衙门的这种“故事”。为了形象化的说明这种“故事”，也要例举一些事例性的故事，从而为读者勾勒出衙门的布局、衙门的人物、衙门的活动规则和轨迹。读者通过这两方面的“故事”，可以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些特性，可以增加对于中国历史的感性认识。

明清时期朝廷的正式法律制度大多可以在典籍中查找，可是种种陋规惯例是从来不登典籍之册的。这些作官诀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官方的学者对此都要采取“防扩散”的原则，不屑于、或不愿意将之写在宣传“君明臣忠”为主线的史册上。而在官僚绅士的笔记中，在帮助官僚治理民众的幕友的“幕学”教科书中，在民间小说戏曲中，往往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所以本书大量的资料都是来自这类书籍。有句笑话说得好，“历史除r人名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都是真的”，姑且不论前一句是否为愤世嫉俗的牢骚，仅就后一句而言，却也有一定的道理。小说的故事、人物也许是虚构的，但其具体细节的描写则大多来自作者当时耳濡目染的实际生活场景，可以作为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资料。即使是那些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也寄托着作者的追求、理想，反映作者及当时民众能够接受、或认为应该排斥的行为模式，也可以作为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资料。

为了使读者能对古代州县有一个完整的印象，本书在结构上大致可分为衙门景观、衙门人物、衙门事务这样三个大的部分。衙门景观是给读者一个衙门的方位印象，便于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想象人物、事件的方位。衙门人物和衙门事务两部分也是有所互相穿插的，因为往往需要以人物所从事的事务来说明人物，有时也需要以事务的处理来表现人物。全书总共八十七小节，在结构上各节相对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读者可以按部就班地从头读起，也可以随意抽几段看看。反正可以相信的是，本书是“开卷有益”的。

这本书从酝酿到最后成书花了很长的时间，因此在书后似乎有必要把它的来龙去脉说一说。

90年代初，关于“有法不依”的议论逐渐多了起来，成了法学界的一个热点。这一现象提醒了我这个搞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教师：以今度古，我们告诉给学生的、我们所研究的那些古代煌煌的法典当时究竟是如何实施的?究竟有多少是被束之高阁的?另外，当时也是“文化研究”红极一时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探讨“文化冲突”、“深层结构”之类的著作，拜读若干后反而使我找不到方向。因此我决心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法制一些细节问题上，一来可以为教学提供形象化的资料，二来也可以真正搞清一些具体问题，不至于在学术研究上“悬空八只脚”。

1992年，承蒙金良年先生的好意，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写了一本《古代法官面面观》，当时拟沿这个题目写一个系列：州县幕友面面观、刀笔小吏面面观、公门走卒面面观，把古代涉及司法人员的情况搞搞清。但后来在写完州县幕友面面观(书名改为《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公门走卒面面观(待出版)后，这一计划就因种种原因搁浅。好在不久学林出版社表示愿意接受这个题目。于是我就把系列变成了单本，并把题目改为集中搞清明清两代基层衙门司法行政具体情况。一来是因为明清时期的资料较丰富；二来是明清的制度大体上相近，沿革比较清楚；三来基层州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窥得古代国家机器运转之一斑。不过1996年完成了书稿后好事多磨，直到这90年代之末才得以定稿。

一直有朋友对我提出：这些题目都是可以搞成学术专著的，为什么要采取通俗的写法?花这么大的精力勾沉考证岂不太可惜了?我自己在评职称落榜时也曾为此困惑过，懊悔过，但最终还是“我行我素”。

自从19r78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后，我总觉得如果大家都承认历史是大众创造的，那么历史学也就应该是一门大众的学问，历史书籍电应该是一种“通俗读物”，完全没有必要把学术专著和普通读物划分为深沟壁垒的两大阵营。如果历史学家都忙于写那些只有同行才看得懂、读起来要正襟危坐、半页正文半页注释的城砖式的专著，那么真正创造历史的大众也就只能敬而远之，满足于看“戏说××”的胡编乱造，我们悠悠五千年之久的历史所存留在普通人心目中的，也就只能是一些剑客佳人情话或是帝王深宫阴谋了。

当然，上述想法仅仅是“想法”，要变成“写法”并不容易。究竟这本书是否完整的表现了上述想法，还要请读者评判。为了排印和阅读上的方便，本书引用原文之处一般采用了文内注的方式，并把一些古文材料改为通俗的口语。虽不能说是字字有出处，但可保证句句有根据。

最后要感谢我的太太，在这漫长的写作和等待的年月，是她给我以鼓励和支持，并作为第一个读者，发表独到的见解，帮助了本书的完成。

郭建

1999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