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是否为性情中人？也不知你是否喜欢江南文化？乡镇，尤其是江南古镇，韵味悠长。闲暇无事时，沐浴在阳光之中，边喝茶，边看这本古镇南浔的历史文化，会是怎样惬意的事呢？不凡一试。

江南文化丛书·古镇之一。本书的介绍对象为南浔。它以文化为主题，从文化的视角契入市镇社群生活，将深奥的学理融化在浅显的文理之中，以生动的文法演绎迷离的生活法则，用直观的图片激活僵硬的文字，并尽可能地还原文化存在的本来状态。文化底蕴深厚，是广大文学爱好者的不二之选。

社群历程

灶烟万家

月迷津渡说吴王

辑里，中国

[小天京]

不能释怀的还是丝

国民革命的情形

东洋鬼子来了

汪氏地图的文化释读

溪，及其船和桥

漾

兜

埭，或称坝

墩：在河之洲

汪氏地图的文化释读(续)

香火

闲庭

墨香

坊间人家

枕河人家

大户人家

寻常人家

妇道人家

            “小天京”

180D年，太平天国东征苏浙，南浔地当苏湖要冲，当年农历六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马步队约千人，水陆两路，从震泽攻进南浔东栅，午后扬帆而去。当地的枪船、土匪，立即劫掠店铺和富室，并到处纵火。李光霁《劫余杂识》记道：“入夜登楼南望，火光十余处，径直如线，上透云霄，延烧三昼夜，十五日始熄。镇人渐集，而万家烟火之区，大半已成焦土。是役也，为吾镇第一次遭劫。”

1860年12月，太平军将领詹天燕率部进驻南浔，安民告示，设乡官管理。

1862年初，詹天燕为便于驻防和囤粮，在南浔开濠筑城。城在东栅，沿洗粉兜至东吊桥，依运河延至总管堂。二月中旬城成，詹天燕官署迁入土城内(大致在后来的庞家花园附近)，并在其后不远处开炉铸造武器。另外，马家港桥下连石宕，又有栲栳湾一带，亦皆有土城。蒋家桥设有丝捐局，并在四栅另设分卡收取厘捐，故又称厘捐局；对于外销蚕丝按包征捐，充作军费。丝船往沪，太平军用枪船护送至江苏盛泽外。太平军和乡官也有直接开设丝行的；南浔有四家太平军开设的官丝行，管理各私家丝行，分别为：西栅庄恒庆、李恒鼎，北栅吴晋昌，南栅卜同昌。

太平军基本控制湖沪水路后，鼓励湖丝外销，备“中国号”轮船专供运丝之用，往返于上海、南浔之间。上市卖丝的乡民少了，商人便直接至乡间收丝，年购丝款达800万～1000万英镑，以至“乡人隋于稼而勤于蚕，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温鼎《见闻偶录》)，时人称南浔为“小天京”，说明丝市一度是很繁盛的。

太平军不可能长久驻扎南浔，1864年3月，撤军。

跟太平天国进驻南浔时一样，太平军撤军时，据说死难百姓很多。责任在于清军，还是太平军?恐怕谁也不能断然结论。过去我们常常根据意识形态而非根据历史事实简单推断：这一定是清军造的孽!似乎缺乏充足的理由。战争对无辜百姓的伤害一定是双方的。南浔的百姓只记忆了一个事实：太平天国时死了很多人。于是，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南栅广惠宫的道士们身着彩服，手执法器，为死难亡灵超度。这天是佛教中的观音生日，观音菩萨是一位慈悲之神，同情屈死的南浔百姓，似在情理之中，但在道观中由道士们主持仪式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历久相沿的民间信仰却把一件历史事件长久地存留下来。

太平天国时期的南浔丝市，在那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里仍在持续运作。这里有一张李圭《通商表》提供的事实：在1859～1864年的六年间，湖丝经上海出口达38万多包，其中1862年出口量10万余包。1863、1864年辑里丝占英国进口中国丝总量的35％左右，大大超过日本丝，而且在伦敦市场上，生丝的价格也以辑里丝为最高。仅仅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还不能确定太平天国运动对南浔丝市产生了什么影响?因为谁也无法假设，没有太平天国，南浔丝市会怎样?

但有一个现象已经引起经济史学者的注意：太平军进军湖州，一批南浔丝商、富户避难上海租界，得以直接与洋商接触，南浔“四象八牛”中的许多家族正是由此发家致富的。作为“四象”之首，刘镛在南浔被太平军占领前，已经来到上海丝业。“四象”之一的庞家庞云镨于太平军进攻湖州时避居沪上数月，经营丝业。“八牛”之一的周家，也于太平军进击南浔时辗转到沪，开设申昌丝号。另外，金家协隆丝栈、梅家恒裕丝行等先后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懂得一些洋泾浜外语，其中一些南浔丝商就做起了“丝通事”或“丝买办”的营生，成为沟通中外经济的桥梁。如此说来，太平军与南浔丝商的崛起有着微妙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但跟太平军的主观努力没有关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还会遮掩事实的真相。应当看到，1840年代末，上海开埠后的中外通商乃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后来跻身“四象”级的陈熙元早在1850年代初就到了上海，成了“丝通事”，在浔沪两地同时开设丝行。所以周庆云在志书中说，“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南浔七里所产之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乃日众。与洋商交易，通语言者，谓之通事；在洋行服务者，谓之买办。镇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在此过程中，太平天国可以说是一个刺激因素。

太平天国撤离南浔后，丝市的情形是十分清楚的：出口开始下降。是清军的破坏吗?也许，但以更长远的眼光看，人们应该承认，已经辉煌了200年之久的辑里丝在技术上已经发展到它的极限，辑里干经的发明给南浔的丝市注入了最后的兴奋剂，使这个中国小镇继续风光了几十年，事实上，光绪年间(1875～1908年)，湖丝仍“以七里所产为海内冠”，民谚有“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南浔的巨富们——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墩金狗”——的身上因此抹上了最后的余辉。

P20-22

传统中国是一个小农社会，小农的基本生活空间是怎样的?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刻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把这一空间命名为“集市社会”，它有如一个蜂窝，每一个蜂窝以一个市镇为中心，由此向四方伸展出一些小路(有时是水路)，通向周边的一二十个村子；村落无法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单元：

每户也许有一人每三天去—趟市镇，也许去出售一些土产或者购买别处的一点产品，但无论如何总得在茶馆里、庙宇里或路上会会朋友。……婚姻通常是由镇上的媒人撮合的。人们在镇上庆贺节日，秘密团体也可能在那里举行分会的会议，从村里来的人还在那里会见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收租帐房和税吏。

现实的场景远比这复杂，但透过这一“理想类型”不难发现，乡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它必须以商品经济为之枢纽和润滑，这样，小农的实际生活其实是置身在一个市场共同体之中。作为共同体中心的市镇便成为富有社区特色的民间文化展现的第一块滩头。明清以降，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一大批专业性市镇蓬勃而生，成为近世中国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充满活力的历史生长点，其间的文化样式亦自成一格。

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湘西的山镇依山濒水，临水的一面是河街，居家多是一半着陆、一半在水的吊脚楼；而吴冠中先生从小生活过的小镇则滋润在青绿苍翠的江南沃野中，“镇与乡之间难划明确的界线。镇的尽头，已是船坞、独木桥、菜畦，极目四顾，处处都是丛丛新柳掩映着的江南村落”(《水乡四镇》)；广东的地主出于安全的考虑不肯轻易移居墟市，始终坚持“在乡地主”的立场；而江南的地主却很早就由乡居转化成镇居，成为市镇居民，享受着近代文明的成果。川西某镇的茶馆里，赌客们玩着纸牌的时候，苏南盛泽的茶馆里也许刚刚成交了一桩丝绸买卖。在内地僻远某镇里，某人要到省城一趟，可能会被镇上人当作一件大事，议论许多天；而在江南城郊、镇市上的人大半从事商业，进取一点的则把生意做到了苏嘉杭沪的城里，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经常出没于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乡村领袖。节令佳日，贵州乡场上跳着神秘的傩舞，华北集市上扭着秧歌；而在江南的市镇上，此时或许正演奏着温雅的赞神祭歌。茅盾先生曾组织过“中国的一日”的调查：1936年5月21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是安徽天长人“烧忙香”的日子，城厢镇的街道上，“满挤着人，踵接踵，肩碰肩，提着腰篮子，穿着蓝布裤子的，带着油瓶、卷上裤子的泥腿儿，光着脚穿草鞋的，扎黑蓝布的包头，围着红带子的围裙，穿着古式有鞋叶拔的鞋子，还有一些拖着满清时代的大辫子”；而在江苏太仓的璜泾镇，这一天则在迎赛猛将神，“猛将庙外面挤满了不少游客和小买卖的商人，玩戏法的江湖佬，菩萨摆在庙门前、香案上，有四面斩旗上写着斩犯某某字样。……坐着的老太一共有三十多桌，每桌八位，同时三百多张嘴，一起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同一天，在东西两个不同的市镇上演的社群活剧何其相似，又别具风情。

为此，我们聚焦乡土江南，精心绘制独具特色的市镇文化长卷。应该说，对于江南市镇，人们并不陌生，据一位市镇史研究学者的不完全统计，1980～1999年间，国内学者发表的市镇史论文近700篇，区域市镇史研究论文为500余篇，其中江南占了近一半(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略加检点可以发现，以文化为主题，或者从文化的视角契入市镇社群生活之作并不多；特别是，那里充满着的浓厚的学究气息，令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参与本丛书撰写的主编和作者还够不上学究的资格，因此我们着意将深奥的学理融化在浅显的文理之中，以生动的文法演绎迷离的生活法则，用直观的图片激活僵硬的文字，总之，尽可能地还原文化存在的本来状态。当然，我们的初衷未必能完全实现。  江南名镇太多，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周庄、同里、东山、角直、盛泽、南浔、西塘、乌镇这8个市镇。选择哪些市镇作为考察对象，实在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我们的选择可能会有遗珠之憾，但这8个市镇堪称历史文化名镇，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对她们的考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我们开始了江南文化之旅，古镇是我们抵达的第一个驿站。

专注于南浔历史与文化，缘于一次不经意的承诺，而且这承诺竟有根有据地留下了文本，现在回头一翻，前后脉络清晰可现。

十多年前，我们还住在苏州城郊校园里的时候，恰与一位南浔乡亲做邻居，邻居是中文系的教师，知道我们对江南小镇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便称：她就是小镇人，在江浙交界处的南浔；小时候她妈妈常常跟她谈起镇上的事儿，什么“嘉业堂”啦，“四象八牛”啦，挺神秘，也很有趣。闲谈之间，便扯到了在她姨父家看到的《南浔通讯》，说是那上面经常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写一些回忆文章，也有一些历史小考证；兴许对我们有些用处。

这是一张地方小报，报纸除了在镇上各个角落流通外，还免费寄送给外地的海内外乡亲，以及对南浔感兴趣的人。我们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南浔通讯》的主编，很快就收到了当月的小报；内夹一函：

谢谢对南浔镇的关心，希望你们对南浔社会经济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以后我们每月寄送《南浔通讯》。

睦桂庆

随后的两年，我们的研究从眭先生给我寄来的报纸中受益不少。但未专注于南浔。1998年初，我们来到南浔，见到了眭先生。关于那次见面，在1998年1月20日的《南浔通讯》，第三版上有消息：

1月14日青年历史学博士……朱小田专程来浔捐送了他的学术专著及一些其他书籍，表达他对江南小镇的一片热情。……朱小田博士独钟江南小镇社会经济研究，二年多前由于一位南浔籍同事介绍，每期看到了按期寄发的《南浔通讯》，对南浔的近代发展沿革和人文荟萃的小镇风情饶有兴趣，当听说南浔拟建镇史馆之事，尤为称是，愿为此事献策出力，并说，今后将把南浔作为中国近代乡镇社会发展的主要研究对象，以推动学术界人士对南浔的关注。

不经意的一次承诺，上了报，事情“闹大了”。著名档案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吴宝康教授不久便致函《南浔通讯》(同年3月24日)，称看到“朱小田博士捐书我镇”的报道，“得知家乡镇委和镇政府拟建立‘南浔镇史馆’，并已开始筹备，……感到这是好事。”

事实上，后来“南浔镇史馆”真的建起来了，我们却未能“献策出力”，不过，对南浔我们特别关注起来。因为那个百十来字的报道，不少人愿意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帮助。1998年1月25日，一位湖州老人给我们来信：

读《南浔通讯》后，欣悉你们是历史学者，也将研究南浔小镇社会史。

我是南浔人，迁居湖州五年了。曾于粉碎“四人帮”后，就开始搜集镇史，在镇工会杨建南、范希仁两同志的支持下，也曾油印过一些《南浔镇志稿本》。近年读到《新南浔镇志》，存在一些错史漏史，就又油印了《南浔镇志校刊本》稿本，已送南浔历史馆筹备处参考了。我是着重南浔文献资料的汇集，保存原来史料，为历史学家研究参考之用。这份稿本油印，因年迈眼花手颤，印刷粗糙，不很清楚。您今后如果有便，请来寒舍叙述我所见闻之南浔史。

落款是“原南浔镇志编委会委员朱从亮”。

朱先生，我们已经十分熟悉了，因为在此之前，《南浔通讯》上经常有他的南浔小考论。从他写这封信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竟然未能“有便”到朱先生的“寒舍”听他“叙述我所见闻之南浔史”，直到2000年四五月份，我们收到眭桂庆寄给我的一本《南浔文献新志》，“纂辑者”正是朱从亮先生，这让我们又一次想起朱先生的热情邀请。在《南浔文献新志》“自序”中，他自述：

跨进2000年新世纪，我已是87岁了。在20多年的退离休生活中，我的主要精力用于征集南浔地方史料，我在游娱这些文字资料中，得到无穷乐趣，也以此磨练脑力，活动筋骨，增进健康，使自己至今尚是耳聪目明，生活自由自在。

既然朱先生仍然耳聪目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又是三年过去了，直到一件让人惊愕不已的事情发生：2003年上半年的某日，朱先生去世了!——负荷着无可限量的南浔走了……朱先生走得从容不迫，不能宽恕的是我们。从1998年初至2003年差不多6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忙着自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至于听一位老人“叙述我所见闻之南浔史”，认为一定不能跟那些“很重要的事情”相比，可以往后安排：直到完全不可能。

后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王卫平教授和魏向东教授牵头，准备推出系列《江南文化丛书》，以“古镇”打头；南浔自然名列其间。尽管有许多文字资料可资参考，但作为“外乡人”，我们对“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准确把握了没有?尤其是，在文化的残片被拼凑成平面的文化图景之后难以动态显示的时候，便想起“口述史”的非凡能力：恰巧在需要证据的地方能够取得和掌握证据。我们没能及时地取得和掌握它，每念及此，痛惜不已，既为南浔，也为朱先生。

逝世如斯，来者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