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是否为性情中人？也不知你是否喜欢江南文化？乡镇，尤其是江南古镇，韵味悠长。闲暇无事时，沐浴在阳光之中，边喝茶，边看这本古镇盛泽的历史文化，会是怎样惬意的事呢？不凡一试。

江南文化丛书·古镇之一。本书的介绍对象为盛泽。它以文化为主题，从文化的视角契入市镇社群生活，将深奥的学理融化在浅显的文理之中，以生动的文法演绎迷离的生活法则，用直观的图片激活僵硬的文字，并尽可能地还原文化存在的本来状态。文化底蕴深厚，是广大文学爱好者的不二之选。

可吴可越

盛泽由来

人口变迁

望族大姓

尚利趋新

宗教传播

慈善事业

近代民主的尝试

丝绸巨镇

只种桑麻不种花

绿荫响缫车

新杭桥外卸帆迟

经得艰难转轨时

雄风难再迎新生

古镇风情

[戴蚕花][怯蚕祟]

[生意签][路头会]

[小满戏][双杨会]

[吃镇][吃精]

[江南第一书码头]

亦娱亦商逛庙会

[早上水包皮]

[结婚雅尚半文明]

栋宇沉沉会馆多

里弄深深有人家

[观音赛会]

盛译名人

红尘才女柳如是

[和平老人]邵力子

[亚如先生]柳亚子

三游盛泽苏曼殊

文学泰斗徐蔚南

教育名家张士一

评弹大师刘天韵

蚕学教育郑辟疆

绸业大亨汪鞠如

关爱乡里沈之万

实业救国王鸣泉

合作先驱陆荣光

[郎琴记]与郎梅春

绿林好汉孙金彪

盛川题景

五桥晴市

东庙风光

香波秀色

目澜残雪

名人遗迹

先蚕古祠

             盛泽由来

盛泽之得名，与该地盛氏的大姓有关。江南水乡，常就地取材，以水体命地名。泽是聚水的洼地，分布颇广，因而以泽为地名者甚众，盛泽之得名亦同此俗。

一说相传三国·赤乌三年(240年)，司马盛斌在盛泽附近野和溪筑寨屯兵，操练水军，其寨称为盛寨，因而营寨所临之水域称为盛寨荡，后因寨与泽读音相近，再则荡与泽同为水体，久而久之演化出盛泽之名。

另—说是宋室南渡后，进士盛章在临安为康王赵构设计营造宫阙有功，被封为开国伯，食邑吴江，其子孙繁衍生息散居邑内各地，多以盛姓命地名。当时盛泽属二十都地，东西皆临大泽，因盛姓后裔居住，遂名盛泽。

盛湖则是从盛泽演化而来的。盛湖又叫舜湖。相传，明代万历年间，武举三次夺魁者卜梦熊之子卜舜年，到嘉兴参加童子试，秀水知县颜欲章在审阅了他的卷子后，赞扬说：“旁若无人，奇士奇士!”当即圈定时年18岁的卜舜年为第一名，并补为诸生。卜舜年才思敏捷，自视极高。在诗作上，他以孟郊为榜样，别具生趣，还擅长写字绘画，才艺双全。但参加科举考试时，却一再失意，于是仿效屈原《楚辞》写成《滔滔》一文，抒发其愤世疾俗之意。后因郁郁寡欢，英年早逝，当地人敬慕其才思，将盛湖别称舜湖，以示纪念。据地方志记载，舜湖周围10公里“水光回绕，遥接平林，凫渚花汀，更多殊境。波卷洞庭之雪浪，源探天目之云根，贾舶渔舟，疾催飞鸟，千树万落，掩映烟峦。”不仅自然景观优美，而且商旅往来频繁，经济发达。湖边建有岳庙、关帝庙、大王庙、圆明禅寺、静安公祠、碧霞行宫等等，加上香波桥、目澜洲等石桥、花园点缀其间，构成了舜湖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

盛泽在古代还有寅亥市、青草滩的称呼。不过，这些名称与通常所说的地名是有区别的。在宋元时期，盛泽还只是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自然小村落。清人徐崧在《遇仲仲子述盛川今昔之异赋二绝》中写道：

白头老子话当年，日午荒村少爨烟。

却以豆棚花下立，门前杨树系渔船。

神宗以后始繁奢，狭巷穰穰闹日斜。

不见吾宗修志日，居民只有百余家。

据同治《盛湖志》记载，盛泽在“宋元间暨明初惟寅亥日稍盛”，遂得名寅亥市，也就是隔几日才有一次集市。因其经济起步较晚，地区开发较迟，人员往来稀少，杂草丛生，因而有青草滩之称。不过，青草滩并非是盛泽的专称，其他如平望、松陵等镇，在历史上也有过这一称呼。其缘皆出于经济落后、开发较迟、交通不便等因素。

盛泽还有盛泾的别称。太平天国期间，与盛泽一水之隔的浙江著名绸市王江泾被战火焚毁，当地商人纷纷迁往盛泽继续经营，并与本地绸商融为一体，盛泾由此得名。

在文人中，盛泽则有“红梨”等别称。相传，元末明初时，江南巨富沈万三在盛泽北面的洪里渡口，大片栽植红梨树，每当花开季节，夕阳西照时，水光花色交相辉映，分外妖娆，“红梨晚渡”成为盛泽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也是文人相聚的绝佳去处。清道光年间，周梦台等诗词爱好者在此结成红梨诗社。1925年11月，盛泽书画爱好者发起成立红梨书画会。因此之故，红梨逐渐成了盛泽的别称。

盛泽正式建立行政镇区是很晚的事。清朝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设立盛泽汛，建立镇制，镇区以西样呖、充字两圩组成。乾隆五年(1740年)，吴江县丞(知县副手)署移驻盛泽，镇区扩大到东呖、西呖、充字、大适、大饱五圩。

太平军占领盛泽后，在当地建立地方政权，并划盛泽归浙江秀水县(即绣水，今嘉兴县)。太平军刚到来时，长期受清政府敲诈勒索的盛泽首富王永义，派侄儿小王五官及族人王家鼎的妻弟沈枝珊、宋七达子、仲纶(绰号仲瘪嘴)等主动赴嘉兴犒劳太平军。向太平军纳贡，献枣子一桶，银锭十枚，雄鸡十只，另携锦旗一面，上书“早定一统，雄冠三军”八个大字。太平军封小王五官为军帅，给予令旗、令箭，令其镇守盛泽，封沈枝珊等为师帅，协同把守。

太平军失败后，清政府重新设立县丞署，恢复了对盛泽的统治。盛泽重新划归吴江管辖。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为收买人心，延缓统治危局，主动进行改革，宣布实行地方自治。宣统二年(1910年)，盛泽废除县丞署，设自治公所和董事会，成立议事会。

国民党组织在盛泽出现较晚。标志着国共成功实现合作、于1924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后不久，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柳亚子，奉命到吴江建立国民党组织。8月初，国民党盛泽区党部正式成立。发起人有汪大千、徐蔚南、徐因时、吕君豪、沈复镜、洪和铃等，多是教育界人士。

国民党盛泽区党部成立后，发展迅速，很快就成立了四个分部。因当时尚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国民党的活动处于军阀的监视之中，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但一些主要负责人仍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出版《盛泽》《新盛泽》《盛泾》等报刊，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大力倡导社会改革，发展民族工业，提倡实行平民教育，抨击封建军阀统治。

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合作出现裂痕，盛泽区党部受柳亚子等人的影响，一度声讨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表示要继续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北伐军到达盛泽前，盛泽区党部曾派人到王江泾去迎接。1937年，盛泽区党部第八、九分部议定将每年的2月27日即北伐军到来的日子定为盛泽节。

国民党右派正式分裂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杨犀园为特派员到吴江指导清党。此后，国民党确立了在盛泽的统治地位。中华民国18年(1930年)8月，盛泽镇划分为盛东、盛南、盛西、盛北、盛中五个镇。抗日战争时期，盛泽沦陷于日伪军的统治之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恢复了对盛泽的统治，民国36年(1948年)又合并成盛泽镇。

中国共产党在盛泽的活动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中共成立后不久，侯绍裘、张应春、恽代英、杨贤江等著名共产党人曾与国民党左派一起来盛泽开展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特科有成员在盛泽活动，积极做思想倾向进步的抗日志士俞清志的工作，经过周密策划，秘密处决了大汉奸叶冠吾、简汗青等，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影响很大。此外，中共浙西特委也曾在盛泽开展过活动。

抗战胜利后，里人俞双人奉组织之命，于1946年从黎里返回盛泽，以文学活动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活动。他组织成立了文学团体翳桑社盛泽分社，自任会长。不少失学青年、下层员工相继加入。从1947年7月起，正式发展党员。后来发展硅象逐渐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及政霄机构延伸，借以调查盛泽四乡自卫队的武装隋况，准备进行策反，以配合、迎接人民解方文军渡江南下，并成功地保护了政府的档案和枪支弹药。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军侦察营自平望南下到达盛泽，当即成立了盛泽区人民政府、中共盛泽区委员会。从此，盛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50年1月，盛泽镇升为县直属镇。

P10-13

传统中国是一个小农社会，小农的基本生活空间是怎样的?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刻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把这一空间命名为“集市社会”，它有如一个蜂窝，每一个蜂窝以一个市镇为中心，由此向四方伸展出一些小路(有时是水路)，通向周边的一二十个村子；村落无法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单元：

每户也许有一人每三天去—趟市镇，也许去出售一些土产或者购买别处的一点产品，但无论如何总得在茶馆里、庙宇里或路上会会朋友。……婚姻通常是由镇上的媒人撮合的。人们在镇上庆贺节日，秘密团体也可能在那里举行分会的会议，从村里来的人还在那里会见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收租帐房和税吏。

现实的场景远比这复杂，但透过这一“理想类型”不难发现，乡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它必须以商品经济为之枢纽和润滑，这样，小农的实际生活其实是置身在一个市场共同体之中。作为共同体中心的市镇便成为富有社区特色的民间文化展现的第一块滩头。明清以降，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一大批专业性市镇蓬勃而生，成为近世中国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充满活力的历史生长点，其间的文化样式亦自成一格。

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湘西的山镇依山濒水，临水的一面是河街，居家多是一半着陆、一半在水的吊脚楼；而吴冠中先生从小生活过的小镇则滋润在青绿苍翠的江南沃野中，“镇与乡之间难划明确的界线。镇的尽头，已是船坞、独木桥、菜畦，极目四顾，处处都是丛丛新柳掩映着的江南村落”(《水乡四镇》)；广东的地主出于安全的考虑不肯轻易移居墟市，始终坚持“在乡地主”的立场；而江南的地主却很早就由乡居转化成镇居，成为市镇居民，享受着近代文明的成果。川西某镇的茶馆里，赌客们玩着纸牌的时候，苏南盛泽的茶馆里也许刚刚成交了一桩丝绸买卖。在内地僻远某镇里，某人要到省城一趟，可能会被镇上人当作一件大事，议论许多天；而在江南城郊、镇市上的人大半从事商业，进取一点的则把生意做到了苏嘉杭沪的城里，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经常出没于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乡村领袖。节令佳日，贵州乡场上跳着神秘的傩舞，华北集市上扭着秧歌；而在江南的市镇上，此时或许正演奏着温雅的赞神祭歌。茅盾先生曾组织过“中国的一日”的调查：1936年5月21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是安徽天长人“烧忙香”的日子，城厢镇的街道上，“满挤着人，踵接踵，肩碰肩，提着腰篮子，穿着蓝布裤子的，带着油瓶、卷上裤子的泥腿儿，光着脚穿草鞋的，扎黑蓝布的包头，围着红带子的围裙，穿着古式有鞋叶拔的鞋子，还有一些拖着满清时代的大辫子”；而在江苏太仓的璜泾镇，这一天则在迎赛猛将神，“猛将庙外面挤满了不少游客和小买卖的商人，玩戏法的江湖佬，菩萨摆在庙门前、香案上，有四面斩旗上写着斩犯某某字样。……坐着的老太一共有三十多桌，每桌八位，同时三百多张嘴，一起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同一天，在东西两个不同的市镇上演的社群活剧何其相似，又别具风情。

为此，我们聚焦乡土江南，精心绘制独具特色的市镇文化长卷。应该说，对于江南市镇，人们并不陌生，据一位市镇史研究学者的不完全统计，1980～1999年间，国内学者发表的市镇史论文近700篇，区域市镇史研究论文为500余篇，其中江南占了近一半(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略加检点可以发现，以文化为主题，或者从文化的视角契入市镇社群生活之作并不多；特别是，那里充满着的浓厚的学究气息，令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参与本丛书撰写的主编和作者还够不上学究的资格，因此我们着意将深奥的学理融化在浅显的文理之中，以生动的文法演绎迷离的生活法则，用直观的图片激活僵硬的文字，总之，尽可能地还原文化存在的本来状态。当然，我们的初衷未必能完全实现。  江南名镇太多，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周庄、同里、东山、角直、盛泽、南浔、西塘、乌镇这8个市镇。选择哪些市镇作为考察对象，实在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我们的选择可能会有遗珠之憾，但这8个市镇堪称历史文化名镇，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对她们的考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我们开始了江南文化之旅，古镇是我们抵达的第一个驿站。

精明的盛泽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率先垂范者，市场经济的大潮，更给盛泽人提供了如鱼得水般的社会大环境。盛泽人在享受丝绸经济突飞猛进和长盛不衰所带来的物质实惠时，也在考虑如何提升丝绸古镇的文化内涵。富含浓郁的江南地域文化气息的盛泽，从来就不缺少文化的因子；向来具有前瞻意识的盛泽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不能轻视文化建设的潜在价值。在这方面，任何有志于推动盛泽的社会发展并使之继续执苏南乡镇经济牛耳的有识之士，都有着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客观地说，与江南名镇周庄、同里、角直等相比，盛泽的文化建设、旅游开发等的现状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在经济发展中对历史传统保存、发掘的重视程度也很不够。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参考有限的历史文献时，难免有消化不够、生吞活剥之嫌。欢迎学界同好批评指正。

在这里，我首先要着重感谢的是周德华先生。他编著的《盛泽镇志》《吴江丝绸志》《锦绣盛泽》等书以及发表的大量文章，在本书的写作中参考尤多。先生与我虽只一面之缘，但却一见如故，他不仅鼓励我把本书写好，而且慷慨表示，凡他所编著、发表的论著，我都可参考。我还要感谢盛泽镇经济服务中心的沈莹宝主任，他不仅热情地接待了赴盛泽作实地考察的我，还向我指出了搜集相关资料的途径。他本人曾出版过多本有关盛泽的书籍，蒙他慨允，本书也多有引述。当然，为表示我对前辈学者所取得的成就的尊重，凡本书中直接引用他人成果的地方，都用可能的方式作了说明。在盛泽作实地考察期间，我得到了许多素不相识的盛泽人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也要感谢苏州大学王卫平教授、魏向东教授，是他们给了我这次写作的机会。尽管我已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仍难免有辜负他们期望的地方，当在以后的合作中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

师兄朱小田对我的帮助尤多。他不仅向我指出了收集资料的途径，而且把他多年来收集的所有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做参考。同时我也参考了他已完成的许多前期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他多年来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盛泽的发展变化，而当本书列入写作计划后，他却主动让出自己原本有所积累、也非常熟悉的“领地”，由我来承担本书的写作任务。《吴江日报》社的杨晓容先生帮我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对他的无私相助，我永记难忘，并深表谢意。

书中使用的许多历史图片来源于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吴江旧影》一书，对该书的编者和出版单位表示感谢。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编号：T0403)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