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为道德献身的乱臣贼子;杨广:毁于大业雄心;朱元璋:中国文化障碍的代言人;正德:皇位的紧箍咒;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五个皇帝五个不同的命运,本书将解读皇帝制度的历史密码,重现五位君王的宿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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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张宏杰 |
出版社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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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王莽:为道德献身的乱臣贼子;杨广:毁于大业雄心;朱元璋:中国文化障碍的代言人;正德:皇位的紧箍咒;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五个皇帝五个不同的命运,本书将解读皇帝制度的历史密码,重现五位君王的宿命人生。 内容推荐 五位皇帝,一个从道德模范变为乱臣贼子;一个因大业雄心而身死国灭;一个被恐慌笼罩而疯狂变态;一个一生游戏皇位,竟然溺水而亡;一个天生性格软弱,最后抑郁而终。 他们把一个帝国的悲剧握在手上。是非成败,谁人能论定? 他们用一生的宿命博弈帝制皇权,外表璀璨,内心尽悲凉! 目录 自 序 上篇:皇冠下的五种表情 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 杨广:被大业压垮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下篇:皇帝制度的三个角度 皇帝:最不幸的人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 一、强悍的男人 二、统一运动的最后一棒 三、专制构想的执行者 四、君主专制制度的分娩过程:战国改革运动 先秦:专制的源头 一、寻根溯源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第一推动力 三、王的出现 四、中国独特性的起源 后记 试读章节 对于隋王朝的老百姓来说,这最后的任务可不是“扛一把劲儿”那么简单。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袁刚《隋炀帝传》)老百姓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了:刚刚把大运河修到洛阳,还没有喘口气,他们又接到命令,要把运河从洛阳一直开通到涿郡(今北京),以运送军粮。由于工程浩大.“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也就是说,连妇女都被征发到工地去挥锹抡镐。本已不堪重负,从大业七年攻高丽进入倒计时起,劳役压力又骤然增大。《资治通鉴》载:下诏讨高丽,命人督工在东莱海口造战舰三百艘.民工昼夜立于水中造船,自腰以下都生满蛆,工匠死掉三分之一。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令河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命江南民夫运米至涿郡。一时间舳舻千里皆满载兵甲器物.路上几十万人填咽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死者相枕,天下骚动。 大规模的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开荒自给,一二年间,竟达十万人之多。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十万人是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 不过,虽然怨声载道,在高丽战争开始前,却没有人扯起造反的大旗。全国臣民对高丽战争的胜利从来没有过怀疑。这个精力充沛的皇帝登基以来,所做诸件大事,还没有失手过。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日之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等到杨广凯旋,他们就会迎来期盼已久的休息。 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为了迎接他生命交响乐中最华彩的乐章.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高丽战争将是他成为“千古一帝”的加冕礼,他精心设计,务求在历史上留下最绚丽盛大的记录:大业八年正月初一,他亲率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号称二百万,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全部大军分为二十四路,加上天子六军,每天遣发一路,整整一个月。才完成出发式。从头到尾,队伍长达一千四十里!这支队伍带着鲜明的杨广风格:每百人小队都高举一面色彩鲜艳的大旗,每部都携带军乐队,“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钮鼓、金钲各二具”,一路旌旗招展。鼓乐齐鸣。(《隋书·礼仪志》) 为了证明出师的光明正大,他在诏书中甚至公布了大军的具体番号、构成及详细进军计划。为了准备高丽一见大军即望风而降,仗还没有开打,杨广即命每军设专职“受降者一人”。从洛阳动身前,他已经命令官员在金光门前搭建高台,以备举行献俘仪式。 这次出征看起来更像一场规模盛大的“威慑活动”。这样的战争准备在别人看来无疑有点离奇,不过在杨广看来却理所当然。他虽号称知兵。甚至可谓“身经百战”,其实他所亲身经历的战争中,几乎没有一次硬仗。平陈战争,他是最高统帅,亲眼看到腐败至极的陈朝在大军压境之下,立刻土崩瓦解,隋朝五十万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在平定吐谷浑的战争中,也是隋军的浩大声势吓坏了吐谷浑王,几乎没有经过战斗,他们就望风而逃。所以,在杨广的经验里.对待这样实力不对称的对手,最主要的事是做好威慑,军队数量一定要多,军容一定要壮。如此足矣。一个小小的高丽,在他的威名、才华和运气面前当然不会有什么抵抗力。 然而,高丽战争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高丽不是陈朝。这是一个上升期的地方小霸权,骨子里有一股长期战争中培养起来的霸悍之气。久经战阵的他们深知数量并不决定一切。面临百万大军,他们居然毫无惧色,趁隋朝大军行军迟缓之际早已组织好了防守。隋军抵达辽东城时,面对的是一个金城汤池般坚固的城市。战斗经验丰富的高丽人冒死坚守,隋朝几十万大军竟然无计可施。 一个是准备充分、意志坚定,一个是毫无战争心态准备,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坚城之下受阻的隋军心浮气躁、气急败坏,他们干脆选出三十万精兵,绕过辽东城,直取平壤,希望与海军会合,一举攻破敌国心脏。老谋深算的高丽人将计就计,不断诱敌深入.佯装失败,然后趁隋军渡清川江时发起总攻。隋军大溃,各路军将争相逃命。回师途中,隋师粮草尽失,在高丽追兵的追赶之下,病死、饿死、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隋军,回到了辽河以西的才两干七百人! P72-74 序言 对于“写历史”的人来说,“皇帝”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为什么?因为“皇帝”是传统中国的“根本”。与现在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不同,过去,中国是“以皇帝为本”的。在传统中国,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 “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烟海的中国史,归纳起来只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 为了夺取皇位,几千年中国烽火不息。孙中山说过:“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为了保住皇位,历代中国帝王不得不绞尽脑汁,展开了巩固统治的漫长接力。他们防范权臣、防范外戚、防范太监,直至防范自己的妻子兄弟;他们发明了“保甲制”、“连坐制”、“科举制”、“文字狱”,从控制人民的身体发展到控制人民的头脑,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式专制监狱。“皇帝制度”或者说“专制制度”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 “皇帝”处于各种社会力量交集的中心,处于重重艰巨的政治任务之下,因为他用权力囚禁了万民,他自己也被权力囚禁。因此中国式皇冠既神奇、璀璨、法力无边,又沉重、巨大,令人举步维艰。这种独特的境遇是对人性的一个特殊考验。而不同的人在这同样的囚禁、重压、撕裂下,表现出人性中截然不同的断面。因此,皇帝们很容易吸引“写史者”的笔触。 2005年底,《当代》杂志约请我写一个历史类专栏,起名叫《史记》,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系列皇帝。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在这个专栏中陈列了中国人在皇冠重压下的各种表情:有的人,比如王莽,误打误撞,阴差阳错地被“人民”戴上了皇冠。他想运用手中巨大的权力来给这些可爱的人民谋福利,却因为不熟悉权力之车的性能。被中途甩下并碾死。有的人,比如杨广,竭尽全力、机关算尽地夺取了皇冠,然后又狂喝酣饮权力之酒,毫无节制地榨取皇冠给他带来的快乐,终于死于权力之酒的酒精中毒症。有的人,比如朱元璋,在中彩票式地由一介贫民成为皇帝后,即被失去皇冠的恐惧日夜笼罩、最终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狂”、疯狂地屠杀昔日的战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荒唐透顶的文字狱。有的人,比如朱元璋的子孙朱厚照,却从戴上皇冠的那一天起,就拼命想要甩下它,就像一匹烈马要甩下笼头一样,因为皇冠带来的束缚,不是庸常的人性所能忍受的。更有这样一些人,比如光绪帝,他们天生的软弱性格难以承受皇冠的重压,原本可以平静普通的人生,因为戴上了皇冠,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当然。相对于“皇帝”这个话题的巨大,仅仅展示皇位对人性的影响,无疑是非常不够的。陈列这五种表情,我是想说明,“皇帝制度”不仅损害着民众,也同时伤害着操纵这个制度的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统治者的损害,并不比对民众的损害轻。除此之外,“皇帝”这个话题还应该有更核心的内容,因为,“皇帝”二字的本质就是“专制”,中国的皇帝制度,实在是人类史上“专制”的登峰造极之作。不论是把“皇帝现象”看成传统文化结出的奇葩硕果,还是中国文化疾病的首要症状,“皇帝”两个字,都包含了解读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密码。 为什么“专制主义”为害中国最烈?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摆脱千年相因的精神内核?在写《史记》专栏的同时,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阅读秦始皇以前的历史,以期梳理“皇帝制度”产生、发展和巩固的过程,找出我们精神中的“专制性格”和“奴隶性格”的根源。这部分工作,就形成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如果起一个副标题,可以叫做“中国上古吏阅读笔记”。通过爬梳剔抉,我发现,“专制制度”的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家长制、祖先崇拜、集体主义取向的形成和巩固,都远在“皇帝”二字出现前。“皇帝制度”的出现,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天才发明,而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秦始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受制于“皇帝制度”两千年,是这个民族不能逃避的命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德先生”与“赛先生”迟迟不能落脚,比如公民意识、规则意识、宽容意识的缺乏,比如“熟人社会”,比如“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或者更远的尧舜禹。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 后记 2006年5月,我收到一封来自沈阳读者彭增祜的来信。信中没有别的内容,只指出了我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书中的二十处错字。 我很感动,按他留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是一位退休老编辑。他说。他以前很少读历史类的书,这本书他却一字一句地读过两遍。为此书挑错,是“爱之深故责之苛”。老先生说,能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他殷殷地嘱咐说,出下一本书时,一定要先发给我,我义务替你校一遍! 因此,这本书稿完成之后,我首先寄给彭先生。彭先生此时已返聘,事情很多,又身患感冒。他下班之后,一边挂着点滴,一边校对,在最短时间内,把校对稿发回给我。 这样的读者,一再提醒我写作中付出心血是值得的。 几乎每天打开e—mail信箱的时候,里面都有读者的来信。他们多半是表示对我的鼓励,也有人希望和我探讨一些历史问题.还有的主动给我寄来各种资料,认为我也许用得上。当然,他们都是“普通读者”,大部分人在读我的作品前,很少甚至没有读过历史类书籍.“没想到历史这么有意思”。 这些读者的存在,对我绝非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我下笔写每个字的时候,头脑中都萦绕着他们的影子。忝列于“非专业历史写作者”中的一员,我十分看重读者群中的这些“普通读者”。 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因为历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 然而,在“大众历史热”出现前。真正的“历史”.对中国普通读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对古人来说,“历史”由两类构成,一类是《二十四史》之类的“帝王家谱”,另一类是由忠奸斗争构成的评书演义。进入现代,“历史”的内容丰富了些,不过仍然与真正的“历史”不搭界。对我们来说,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以下三种东西:一种是帮助人分辨“正确”和“错误”,以建立某种“人生观”、“世界观”的工具。一种是历史学家们艰深晦涩的专著。还有一种是电视上与真实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戏说”。 因此,“大众历史热”的兴起,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好事。这使得几千年来,普通读者首次读到某些真实的“历史”。换句话说,“大众”首次得到“历史写作者”的尊重。 “大众历史热”的兴起,最主要是原因当然是“写史者”多是我这样的“非历史专业写作者”。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工作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这为“非历史专业写作者”提供了机会。这些写吏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毫无感觉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兴趣和浓厚的好奇心,见了什么都要大呼小叫,啧啧称奇。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这个本来就极其有意思的科目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就像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所说的,使“历史比小说更有趣”。 不过,在把历史讲得“好玩”之外,我还有更大的“野心”。我认为,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这种“史识”不是指吏书中那些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需求品位,特别是不要低估这种需求的意义。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因为通过了解祖先,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此时的坐标。这不仅仅是“食肉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更广阔范围内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更重要的功用在于“启蒙”。 高兴的是,我的这种努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呼应。为这本书写推荐语的柴静、张越、何东、白岩松等人,我至今都未谋面。和他们认识,都因于意外地在博客或者报纸上见到他们对我以前作品的评论。为了写这一句推荐语,他们都认真地在电脑上通读了这部书稿。谢谢他们为这本书耗费的宝贵精力和眼神。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感谢渤海大学的领导以蔡元培式的气度给了我非常宽松的工作环境,使我得以在从容中完成了这本书的收尾工作。 书评(媒体评论) 很久以来,国人有个皇帝情结,而且至今尚不能完全消退,大家很奇怪。其实这反映了人性中对权力的渴望。权利平等的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社会上存在着权利的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很难遏制。 ——王学泰 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 ——莫言 历史,不都是改朝换代。不都是学术论文,更不都是冷冰冰的名字。仔细看,它分明是人生挣扎与彷徨,是人们心中的希望与绝望,是人性的缓慢前行。也因此,在历史学家以外,其他作者的笔下,历史才多了更多的可亲和更多的真实。 ——白岩松 与以往的历史书写不同,张宏杰成功地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的面孔,而且,这面孔是带有表情的,带着性格的。历史从此别开生面,不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物。阅读这样的文字,你可以感觉到历史喘息时的温度。 ——解玺璋 我看过的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揪住一个小题目小角度小分歧不放,自己跟自己吊书袋绕脖子。与读者没太大关系。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不腐朽的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张越 张宏杰笔下的中国历史,要比现在许多作家的瞎编小说、导演的滥造大片,不知道好看多少倍!在他的捉笔如刀之中,一张张历史人物的面孔,都被还原出种种真实表情与复杂心态。 ———何东 记者与作史者应有同样的精神,就如斯宾诺沙所说,不赞许,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柴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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