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作家写的性灵小品文，往往于细微处见真性情。本书收录了费先生多篇散文，从书中读费先生在他的这段历史中的心路历程，尤其是留意作者历经沧桑而初衷不改的心志和丰富、鲜明的个性。

《大家小品丛书》选收了现当代最经典的名家名作，它们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阅读这套丛书不但能提高你的文学修养，也能让你对这些现当代名家的心经脉络有个大致的了解。

一封未拆的信

——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

忆《少年》祝商务寿

旧话相应

——《柳无忌散文选》书后

悼福彭

怀念母校

武夷曲

海南曲

一代良师

应该说是有点缘分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在人生的天平上  

——纪念吴泽霖先生

忆小学乡土教育

猴年辞岁

寻根絮语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江村经济》前言

三访江村

日译《生育制度》序

《山水、人物》自序

《云南三村》序

《外访杂写》前言

孔林片思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人不知而不愠

——缅怀史禄国老师

关于教育的思考

面对世纪之交，回顾传统文化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个人群体社会

——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从蚌龙想起

青春做伴好还乡

——《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序言

从我们魁阁走上公路，向北，约摸半个钟点的路程，就到三叉口。中央农业实验所有一个分站疏散在这村子里。疏散在附近的文化机关时常有往来，大家用所在地的名称作各个机关的绰号。三叉口的徐季吾先生上下车站，便道常来我们魁阁，我们星期天有闲也常去三叉口望他。在一次闲谈中徐先生讲起了沈骊英先生。

“沈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这样说，“我在小学时，最喜欢的老师就是她。”

我停了一忽，接着说：“说来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最后一次我见着她是在东吴的校门前，那时我就在这大学的附中里念书。我母亲去世不久，她是我母亲的朋友，她一路和我说了许多关于我生活细节的话。中学时代的孩子最怕听这些，尤其像我这种乱哄哄的人，一天到晚真不知干些什么，她那时所说的，听过也就忘了。但是，我一闭眼，还记得这位老师的笑容。一副近视眼，一个拖在脑后梳得松松的髻。那时看来算是相当时髦的。至少，她所穿那件红方格子带裙子的衣服，在我印象里是件标准的西装。——”

我一面说着，二十多年前的印象似乎愈来愈逼真：天赐庄夹道的两道红墙，东吴大门口的那棵大树——在这地方我们分手了。本来是路上偶然相逢，你想，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在路上遇着了他幼年的女教师，怎么会说得上什么清楚的话?手插在裤袋里，脸红红的，眼睛潮润润的，只怕有哪个同学看见，多不好意思?

徐先生打断了我的回忆，“沈先生不是在苏州那个女学校里教过书的么?怎会教得着你的呢?”

十多年前，我如果听到这话，一定要脸红，决不会接着说：“是呀，我是在女学校里长大的呀。”徐先生好奇地听我说下去：“那个学校名叫振华。苏州人大概都知道这学校。现在的校址是织造府。苏州的织造府谁不知道?这就是曹雪芹住过的地方，据说他所描写的大观园就依这个织造府作蓝本的。”

我在中学里时，最怕是有人提起我的来历；愈是怕，愈成了同学们取笑的把柄。“女学生!”——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我怎么会有勇气，在我女教师的身边并排着走?校门救了我，我飞跑似的冲进铁门，头也不敢回，甚至连“再会”两字也没有说。可是，虽则这样鲁莽，我却并没有这样容易把这事忘却，二十多年后，还是这样清楚地记得：那副眼镜，那件红方格的西装，和温存的语调。

我进高小刚是十岁，初次从小镇里搬到苏州。赢弱多病使我的母亲不敢把我送入普通的小学。振华靠近我们所住的地方，是我母亲的朋友王季玉先生开办的，而且是个女学。理论上说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样喜欢欺负人，至少欺负时不太动用武力。不久我成了这女学校里少数男学生之一。入学时我母亲还特地送我去，那时校址是在十全街，就在那时我被介绍给这位沈先生。以后她常带我到她的房里去，她房里的样子现在已模糊了，只记得她窗外满墙的迎春花，黄黄的一片。当时，沈先生，我后来总是这样称呼她，其实还是和这一片黄花一样的时代，但是在我看来，她却免不了已经属于“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的伟大人物那一类了。我当初总有一点羞涩，也有一些异样：在四年的小学中，老师在我是一个可怕的人物，打手心的是他，罚立壁角的也是他，一个似乎不太讲理，永远也不会明白孩子们心情的权威。可是这个老师却会拉着我的手，满面是笑容，是个手里没有戒尺的人，这使我不太明白。我想，我那时一定没有勇气望着她的眼，不然，我怎会现在只记得满墙的迎春花呢?

沈先生教我算学，每次做练习，我总是第一个交卷。习题做快了，又不重看一遍，不免时常把6写成8，2写成3。“这样一个粗心大意的孩子!”其实我的心哪里是在做算学?课堂外的世界在招惹我。可怪的是沈先生从来没有打过这个顽皮的手心，或禁闭过这个冒失的孩子。她望着我这匆忙的神色，忙乱的步伐，微微地摇着头：“孩子们，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定心做一个算题?”

过了有十年的一个暑假，我在沪江的暑期学校里选了三门算学课程。天气热得像是坐在蒸笼里，我伏在桌子上做题解；入晚靠窗眺望黄浦江的烟景，一个个还是几何的图形。我不知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是记不住历史上的人名，地理上的地名，而对于数字并不怎么怕；若是有理由可说的，该是我高小里历史和地理的教师并不是姓沈的缘故罢。多少孩子们的兴趣在给老师们铲除送终?等大学毕业，一个人对于学术前途还没有全被封锁的，该算是很稀少的例外了。

我的性格也许是很不宜于算学的，可是为了有这个启蒙的教师，我竟为了它牺牲了一个可以夏游的暑天。

从那天偶尔在街上见面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位老师。我也没有去想着她的理由。天上的雨，灌溉了草木，人家看到苍翠，甚至草木也欣然自感茂盛，雨水已经没入了泥土，没有它的事了。多少小学里的教师们，一天天，一年年把孩子们培养着，可是，培养了出来，向广阔的天地间一送，谁还记得他们呢?孩子们的眼睛望着前面，不常回头的。小学教师们的功绩也就这样被埋葬在不常露面的记忆之中了。

一直到徐季吾先生说起了沈骊英先生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服务，我才引起了这一段内疚。其实，如果不是我当时也在教书，也许这段内疚都不会发生。人情原是这样的。我问起沈先生的生活，徐先生这样和我说：“她已是一个一群孩子的好母亲，同时也已成了我们种麦的农民们的恩人了。华北所种的那些改良麦种就是她试验成功的。她从南京逃难出来，自己的衣服什物都没有带，可是，亏她的，我们所里的那些麦种却一粒不漏地运到了重庆。我们现在在云南所推广的麦种，还不是她带进来的种子所培植出来的?所里的人都爱她。她是所长的太太，但是，她的地位并不是从她先生身上套取来的，相反的，她帮了她先生为所里立下了一项最成功的成绩。”

我听着了，不知为什么心跳得特别快，皮肤上起一阵冷。一个被认为早已“完成”了的小学里的老师，在我们分离的二十多年中，竟会生长得比她的学生更快。她并没有停留，她默默地做了一件中国科学界里罕有的大事。改良麦种，听来似乎很简单，可是，这是一件多繁重的事?麦子的花开得已经看不清楚，每朵花要轻手轻脚地包好，防止野蜂带来了野种。花熟了，又要一朵朵地把选择好的花粉加上去。如果“粗心大意”，一错就要耽搁一年。一年!多少农民的收入要等一年才能增加?

家务，疾病，战争，在阻碍她的成功，可是并没有打击倒她。她所改良的麦种已经在广大的华北平原，甚至在这西南偏僻的山国里，到处在农民的爱护中推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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