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个小孩子,亲生母亲死了,第一个养母对他不好,第二个养母虽对他慈爱但不久病死,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可以说崇祯帝的幼年是很悲凉、很凄苦的。这样的童年经历对崇祯帝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他的工于心计、孤僻、刚愎、多疑等性格特点,都可以从这些经历中找到原因。
朱由检颇有心计。《崇祯长编》卷一记载:“帝(指朱由检)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就是说,在信王府邸时,为了躲开魏忠贤的注意,他经常装出身体有病、与世无争的样子,尽量不去上朝。他常“六不”——“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郑达《野史无文》卷三)。天启皇帝病危,朱由检担惊受怕,忧心忡忡。他进宫时带着干粮、炒米,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口水,对宫中的一切保持高度警惕。夜晚,他秉烛独坐,警戒不测。
朱由检长期韬光养晦,最终躲过了魏忠贤的明枪暗箭,在皇兄授命、皇嫂支持的情况下,终于继承了皇位。
崇祯帝继位,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已经身处末世,相反,他常常做着一个大明皇朝中兴的美梦。他虽然年龄不大,却经历三次朝廷重大变故:亲眼看到祖父万历皇帝死,看到父亲泰昌皇帝死,也看到皇兄天启皇帝死;又亲眼看到祖父万历皇帝怠政,看到父亲泰昌皇帝赍志以没,也看到皇兄天启皇帝时阉党乱政——所以,他要振奋精神,整顿朝纲,实现大明皇朝中兴之梦。
三、中兴之梦
崇祯皇帝一上台,为实现中兴之梦,在内廷与外朝,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惩治阉党。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即皇帝位。接着办丧事,办了三九二十七天。
十一月初一日,崇祯帝刚办完皇兄的丧事,就安置魏忠贤于安徽凤阳。有人说了,清朝嘉庆皇帝是在他父亲乾隆帝刚一死就惩治和珅,比崇祯帝快啊。大家注意,崇祯帝和嘉庆帝不一样,因为嘉庆帝到他父亲死的时候已经做了三年零三天的皇帝了,他可以居高临下惩治和珅。崇祯帝不同,他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得到了皇位,继位之后马上面临一个大丧,要处理他哥哥天启皇帝的丧事,丧事刚一办完,立即就惩治魏忠贤,应当说是果断、迅速。
怎么惩治?嘉兴贡生钱嘉征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juān)民,十通关节。”并帝,就是魏忠贤和皇帝并称。蔑后,就是轻蔑皇后。弄兵,就是操纵兵权,还练内操。这里边每一条都够上杀头大罪。崇祯皇帝得到这封奏疏之后,通知魏忠贤前来,让内侍读给他听。魏忠贤吓得魂不附体,不知所措。崇祯皇帝命魏忠贤到凤阳祖陵去烧香,就把他打发走了。
崇祯皇帝的御押初五日,崇祯帝命将魏忠贤派到各边的镇守太监全部撤回。
初六日,魏忠贤缢死。此前,魏忠贤曾以重金贿赂原来在信王府邸跟随崇祯皇帝的太监徐应元,希望能疏通关节,结果不仅未能奏效,而且惹怒崇祯皇帝,下令逮捕魏忠贤,徐应元也因此遭斥。魏忠贤得到这个消息时刚走到直隶阜城(今河北阜城),他知道死期将至,就上吊死了(也有人说他是被勒死的),年60岁。崇祯皇帝命磔其尸,悬首河间。接着,客氏也被处死。嚣张一时的魏忠贤和客氏就这样归于覆灭。
同日,魏、客的亲属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并弃市,籍其家。
初十日,免天启时魏忠贤逮死诸臣的“赃银”,并释放其家属。
二十日,大学士黄立极(阉党)致仕。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崇祯帝颁诏书,示天下:
首逆凌迟者2人:魏忠贤、客氏。 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6人:崔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19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丰城侯李承祚,都督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
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11人: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
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129人: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厚、张我续、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凤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
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44人。
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50余人。
以上总计260余人(《明史·魏忠贤传》)。
魏忠贤得势也皇权,失势也皇权。皇权是皇朝社会一切权力的核心。像魏忠贤这样不可一世的“九千岁”,一旦失去皇权支持,就变得一文不值,狗屎一堆。
第二,重新组阁。原来那个内阁,基本上是阉党的,六部尚书、侍郎等等也大部分都是阉党分子或附和者,这就需要朝廷对内阁进行一个大的改组,清除阉党余孽,换成一批新人。
天启晚期,内阁大学士七人:顾秉谦、黄立极、丁绍轼、冯铨、施凤来、张瑞图、李国。崇祯帝继位一年,全部换掉。同时,调任杨景辰、周道登、李标、钱龙锡、刘鸿勋、韩爌、来宗道等新贤七人,组成内阁,预机务。他们多是东林党人,或是倾向东林党的人。同时,对七卿——六部尚书加左都御史,也作了调整。曾经甚嚣尘上的阉党就这样遭到致命打击,明朝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东林党执政时期,朝野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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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六十年》(上)已于2006年9月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一10)《百家讲坛》播出,讲稿同时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百家讲坛》谢幕、中华书局出书之际,对读者、观众、记者的几个问题,我在这里交待一下。
有读者、观众问:您是怎样处理学术化与大众化的关系?历史学的发展经过为神服务、为君服务、为民服务三个时期。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史学的“神本主义”、“君本主义”都应当走下殿堂,史学应当为民服务,迈步走向民众广场。史学为民众服务,仍有多种功能——如学术、文化、资治、教化、传承,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研究功能与大众传承功能。前者,主要是学术研究;后者,主要是大众传播。
关于学术与大众的关系,王光先生概括为三种形态:向大众讲学术,向大众讲大众,向学术讲学术。这里我想起《论语》里的一句话:“为君难,为臣不易。”套用这句话,我认为:“为学术难,为通俗不易,为电视通俗更不易。”其原因之一是,自己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给受众一杯水,自己需要准备一桶水。自己明白十分,能使受众接纳五分就算不错。向学者讲学术难,向大众讲学术更难。因为:第一,必须把学术搞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而使人之昭昭。第二,观点、史料引文向学界同仁讲述,直接引述即可;而对其翻译、解读、诠释能使大众听懂,当然比直接引用更困难;第三,由学术到学术是一种文化升华,由学术到大众也是一种文化升华。所以,《礼记·学记》日:“教然后知困。”又日:“教学相长也。”在普及历史知识过程中,特别是我在中央电视台主讲《清十二帝疑案》和《明亡清兴六十年》两个大型系列节目,讲了之后才知道其难;教了之后才彼此长进。
所谓“学术一大众一学术”,就是说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最后达到学术之效果。历史知识的普及,过去主要是纸质媒介,要求文字简明、准确、通俗、生动等;现在电视媒体对主讲者除上述文字要求外,还应当具有声音、形象、画面等多项内涵。因此,科学知识普及传播,电视媒体比纸质媒体要求更高。制片人万卫先生概括《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要具有学术涵养、电视能力和人格魅力三大因素。这是《百家讲坛》六年来,学者们主讲经验与教训的一个总结。
史学的学术化当前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史学要不要民众化?史学的学术化与民众化应是怎样的关系?所谓“时尚史学”、“通俗史学”、“摇滚史学”、“娱乐史学”等都是值得商榷的论点。史学是一种科学,摇滚是一种艺术,史学何以摇滚?在探讨史学的学术化与大众化的关系时,不应把高雅与通俗分隔,也不应把精英与大众分隔,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是互相联系的,而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那种认为只有精英的东西是高雅的,大众的东西是低俗的,这种观点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历史本来是通俗的。《诗经》中的“风”,包括民歌民谣等,后来由俗化为雅,成为儒家经典。《论语》是孔子讲课学生的笔记加以整理而成。《论语》在当时是很通俗的,后来才成为儒家经典。至于说“时尚史学”,史学从来都被时尚,孔子修《春秋》,使乱臣贼子惧,不就是一种时尚吗!一些时尚的名词,后来成了典故。在中国历史上,“学术化”与“大众化”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出现“注”、“疏”、“论”、“解”、“考”、“传”、“案”、“释”等学术表述形式。同样,现代“又红又专”、“上山下乡”等名词,若干年之后都要考据、要诠释,否则人们看了不懂,这不就成为一种学问了吗!所以,不要把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两者绝对化、对立化。那种轻蔑史学大众化的学术贵族态度是不可取的。
史学学术化与史学大众化,其思维与表述的路径不同:史学的学术化主要是提出问题、搜集史料、审慎考据、分析论证、科学表述、做出新论,是一个求真求是的逻辑过程。而史学的大众化主要考虑对象的十个不同——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籍,其关注热点,其知识需求,应尽量既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又有深厚扎实的史实,以通俗语言,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准确表述,从而满足广大受众的愿望与要求。
有读者、观众问:学者应当在书斋里,您为什么要出现在荧屏上?我认为:“学者”的形态是多元的——有学术型学者,如长期在书斋里从事学术的开拓与研究;有教育型学者,如孔子说的“述而不作”,长期以教书为主,而不以研究与著述为主;有编辑型学者,一些从事书、报、刊、影视、网络等媒体的编审、编导等高级职务者;还有活动型学者等等。其实,我从学历史至今50年,从研究清史至今44年。在这漫长的寒窗孤寂生活中,2004年和2006年,我出来两年晒晒太阳,难道不可以吗?况且,我也在国内外多所大学讲学,在大学兼课。我在北京大学开《清朝开国史》课,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听课的学生限定50人。我在“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据统计每一讲观众多达千万人,也是在“传道、授业、解惑”。二者相同之处都是在“课堂”或“讲坛”讲课;不同之处仅是“课堂”或“讲坛”的空间大小而已。电视是当代最为强势的媒体,学者应当与时俱进,加以利用,传承历史,以尽天职。试想,在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时代,去埋怨人们为什么不用甲骨、竹简做文字载体而用线装书呢!这岂不是堂·吉诃德式的见解吗?
学术的研究与普及是否有矛盾呢?应当说既有矛盾、也有统一。史学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学术力求通俗,通俗中有学术。以明清萨尔浒大战为例,其胜其败,就是一个“分合观”的问题。战争指挥者其智慧的精华在于:尽最大的努力,将敌人的力量分,而将自己的力量合——以合对分者胜,以分对合者败。因此,要感悟“分合观”的智慧:在军事上,将敌人的力量分,而将自己的力量合,以合胜分;在政治上,将对立的力量分解、分化,壮大自己,以多胜少,以强胜弱;在工作上,将复杂的问题分解开,集中力量,分别解决;在学习上,将难点分开,逐个化解,分步解决。这样,在普及中有提高,在提高中又普及。史学的学术化与大众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有读者、观众问:您在《明亡清兴六十年》里,是否有“抑明扬清”之嫌?我回答说:“没有!”我是按照明亡清兴六十年历史原貌进行讲述的,尽量求真求是,力求公允客观,把握历史天平,不带民族偏见。讨论明亡清兴的历史时,我选定“明亡与清兴”这个历史平台。如果选择“明兴与清亡”做平台,可能不会引起上述个别人的误解。其实,在讲明史时,我曾充分肯定于谦、戚继光、袁崇焕等人的德言事功,颂扬他们的历史业绩。我既批评太监魏忠贤专权乱政,也褒扬太监郑和下西洋壮举。而在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时,我自然要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探寻其演化,分析其矛盾,揭露其弊端,鞭挞其罪恶;我也自然探索清朝兴盛的原因,分析其条件,探求其动因,总结其经验,感悟其智慧。同样,我在讲清朝衰亡的过程中,必然要批评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罪孽!
这里需要指出:应当敬畏历史,明朝衰亡的悲剧,不仅仅是汉族的,也是中华各民族的;同样,清朝兴盛的活剧,不仅仅是满族的,也是中华各民族的。中华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其经验,其教训,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财富。
最后,《礼记》的“大道不器”,应为励志向学之本,而同读者分享,并作本文结语。
阎崇年
2006年1 2月25日
1583年,后金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内忧”深重的明王朝又遭受“外患”的不断蚕食。风雨飘摇之中,于1644年灭亡。这60年间发生的事情惊心动魄,决定了明朝清朝的命运,听“亲民学者”阎崇年细细讲来,令人真切感受历史的血与火。
作为《明亡清兴六十年》的下半部,本书从崇祯帝继位讲起,以顺治迁都北京结束,最后总结了明亡清兴的兴亡之鉴。书中突出阐述了袁崇焕的功绩及其悲剧结局、明亡清兴的几场关键大战。勾勒出各色人物形象:崇祯帝的刚愎暴戾,袁崇焕的孤迂耿僻,皇太极的进取,多尔衮的睿智;李自成的骄躁……本书还着重讲述了几位叛明降清的代表人物祖大寿、洪承畴和吴三桂等。全书读来荡气回肠,发人深思。
这是天崩地裂、改朝易代、浓墨重彩的60年,明清之间生死对决,精彩博弈。这是让人热血沸腾、让个性表露无遗的舞台,努尔哈赤的坚毅,皇太极的进取,万历帝的怠惰,天启帝的庸顽,袁崇焕的忠烈,魏忠贤的奸诈,东林党人的绝望抗争,阉党群丑的擅作威福……这些人物,这些事件,述说着那个正邪对立、忠奸并陈的时代,见证着清之勃兴、明之将亡的历史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