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个小孩子，亲生母亲死了，第一个养母对他不好，第二个养母虽对他慈爱但不久病死，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可以说崇祯帝的幼年是很悲凉、很凄苦的。这样的童年经历对崇祯帝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他的工于心计、孤僻、刚愎、多疑等性格特点，都可以从这些经历中找到原因。
朱由检颇有心计。《崇祯长编》卷一记载：“帝（指朱由检）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就是说，在信王府邸时，为了躲开魏忠贤的注意，他经常装出身体有病、与世无争的样子，尽量不去上朝。他常“六不”——“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郑达《野史无文》卷三）。天启皇帝病危，朱由检担惊受怕，忧心忡忡。他进宫时带着干粮、炒米，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口水，对宫中的一切保持高度警惕。夜晚，他秉烛独坐，警戒不测。
朱由检长期韬光养晦，最终躲过了魏忠贤的明枪暗箭，在皇兄授命、皇嫂支持的情况下，终于继承了皇位。
崇祯帝继位，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已经身处末世，相反，他常常做着一个大明皇朝中兴的美梦。他虽然年龄不大，却经历三次朝廷重大变故：亲眼看到祖父万历皇帝死，看到父亲泰昌皇帝死，也看到皇兄天启皇帝死；又亲眼看到祖父万历皇帝怠政，看到父亲泰昌皇帝赍志以没，也看到皇兄天启皇帝时阉党乱政——所以，他要振奋精神，整顿朝纲，实现大明皇朝中兴之梦。
三、中兴之梦
崇祯皇帝一上台，为实现中兴之梦，在内廷与外朝，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惩治阉党。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即皇帝位。接着办丧事，办了三九二十七天。
十一月初一日，崇祯帝刚办完皇兄的丧事，就安置魏忠贤于安徽凤阳。有人说了，清朝嘉庆皇帝是在他父亲乾隆帝刚一死就惩治和珅，比崇祯帝快啊。大家注意，崇祯帝和嘉庆帝不一样，因为嘉庆帝到他父亲死的时候已经做了三年零三天的皇帝了，他可以居高临下惩治和珅。崇祯帝不同，他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得到了皇位，继位之后马上面临一个大丧，要处理他哥哥天启皇帝的丧事，丧事刚一办完，立即就惩治魏忠贤，应当说是果断、迅速。
怎么惩治？嘉兴贡生钱嘉征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juān）民，十通关节。”并帝，就是魏忠贤和皇帝并称。蔑后，就是轻蔑皇后。弄兵，就是操纵兵权，还练内操。这里边每一条都够上杀头大罪。崇祯皇帝得到这封奏疏之后，通知魏忠贤前来，让内侍读给他听。魏忠贤吓得魂不附体，不知所措。崇祯皇帝命魏忠贤到凤阳祖陵去烧香，就把他打发走了。
崇祯皇帝的御押初五日，崇祯帝命将魏忠贤派到各边的镇守太监全部撤回。
初六日，魏忠贤缢死。此前，魏忠贤曾以重金贿赂原来在信王府邸跟随崇祯皇帝的太监徐应元，希望能疏通关节，结果不仅未能奏效，而且惹怒崇祯皇帝，下令逮捕魏忠贤，徐应元也因此遭斥。魏忠贤得到这个消息时刚走到直隶阜城（今河北阜城），他知道死期将至，就上吊死了（也有人说他是被勒死的），年60岁。崇祯皇帝命磔其尸，悬首河间。接着，客氏也被处死。嚣张一时的魏忠贤和客氏就这样归于覆灭。
同日，魏、客的亲属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并弃市，籍其家。
初十日，免天启时魏忠贤逮死诸臣的“赃银”，并释放其家属。
二十日，大学士黄立极（阉党）致仕。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崇祯帝颁诏书，示天下：
首逆凌迟者2人：魏忠贤、客氏。 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6人：崔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19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丰城侯李承祚，都督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
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11人：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
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129人：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厚、张我续、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凤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
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44人。
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50余人。
以上总计260余人（《明史·魏忠贤传》）。
魏忠贤得势也皇权，失势也皇权。皇权是皇朝社会一切权力的核心。像魏忠贤这样不可一世的“九千岁”，一旦失去皇权支持，就变得一文不值，狗屎一堆。
第二，重新组阁。原来那个内阁，基本上是阉党的，六部尚书、侍郎等等也大部分都是阉党分子或附和者，这就需要朝廷对内阁进行一个大的改组，清除阉党余孽，换成一批新人。
天启晚期，内阁大学士七人：顾秉谦、黄立极、丁绍轼、冯铨、施凤来、张瑞图、李国。崇祯帝继位一年，全部换掉。同时，调任杨景辰、周道登、李标、钱龙锡、刘鸿勋、韩爌、来宗道等新贤七人，组成内阁，预机务。他们多是东林党人，或是倾向东林党的人。同时，对七卿——六部尚书加左都御史，也作了调整。曾经甚嚣尘上的阉党就这样遭到致命打击，明朝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东林党执政时期，朝野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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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六十年》(上)已于2006年9月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一10)《百家讲坛》播出，讲稿同时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百家讲坛》谢幕、中华书局出书之际，对读者、观众、记者的几个问题，我在这里交待一下。
有读者、观众问：您是怎样处理学术化与大众化的关系?历史学的发展经过为神服务、为君服务、为民服务三个时期。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史学的“神本主义”、“君本主义”都应当走下殿堂，史学应当为民服务，迈步走向民众广场。史学为民众服务，仍有多种功能——如学术、文化、资治、教化、传承，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研究功能与大众传承功能。前者，主要是学术研究；后者，主要是大众传播。
关于学术与大众的关系，王光先生概括为三种形态：向大众讲学术，向大众讲大众，向学术讲学术。这里我想起《论语》里的一句话：“为君难，为臣不易。”套用这句话，我认为：“为学术难，为通俗不易，为电视通俗更不易。”其原因之一是，自己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给受众一杯水，自己需要准备一桶水。自己明白十分，能使受众接纳五分就算不错。向学者讲学术难，向大众讲学术更难。因为：第一，必须把学术搞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而使人之昭昭。第二，观点、史料引文向学界同仁讲述，直接引述即可；而对其翻译、解读、诠释能使大众听懂，当然比直接引用更困难；第三，由学术到学术是一种文化升华，由学术到大众也是一种文化升华。所以，《礼记·学记》日：“教然后知困。”又日：“教学相长也。”在普及历史知识过程中，特别是我在中央电视台主讲《清十二帝疑案》和《明亡清兴六十年》两个大型系列节目，讲了之后才知道其难；教了之后才彼此长进。
所谓“学术一大众一学术”，就是说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最后达到学术之效果。历史知识的普及，过去主要是纸质媒介，要求文字简明、准确、通俗、生动等；现在电视媒体对主讲者除上述文字要求外，还应当具有声音、形象、画面等多项内涵。因此，科学知识普及传播，电视媒体比纸质媒体要求更高。制片人万卫先生概括《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要具有学术涵养、电视能力和人格魅力三大因素。这是《百家讲坛》六年来，学者们主讲经验与教训的一个总结。
史学的学术化当前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史学要不要民众化?史学的学术化与民众化应是怎样的关系?所谓“时尚史学”、“通俗史学”、“摇滚史学”、“娱乐史学”等都是值得商榷的论点。史学是一种科学，摇滚是一种艺术，史学何以摇滚?在探讨史学的学术化与大众化的关系时，不应把高雅与通俗分隔，也不应把精英与大众分隔，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是互相联系的，而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那种认为只有精英的东西是高雅的，大众的东西是低俗的，这种观点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历史本来是通俗的。《诗经》中的“风”，包括民歌民谣等，后来由俗化为雅，成为儒家经典。《论语》是孔子讲课学生的笔记加以整理而成。《论语》在当时是很通俗的，后来才成为儒家经典。至于说“时尚史学”，史学从来都被时尚，孔子修《春秋》，使乱臣贼子惧，不就是一种时尚吗!一些时尚的名词，后来成了典故。在中国历史上，“学术化”与“大众化”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出现“注”、“疏”、“论”、“解”、“考”、“传”、“案”、“释”等学术表述形式。同样，现代“又红又专”、“上山下乡”等名词，若干年之后都要考据、要诠释，否则人们看了不懂，这不就成为一种学问了吗!所以，不要把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两者绝对化、对立化。那种轻蔑史学大众化的学术贵族态度是不可取的。
史学学术化与史学大众化，其思维与表述的路径不同：史学的学术化主要是提出问题、搜集史料、审慎考据、分析论证、科学表述、做出新论，是一个求真求是的逻辑过程。而史学的大众化主要考虑对象的十个不同——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籍，其关注热点，其知识需求，应尽量既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又有深厚扎实的史实，以通俗语言，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准确表述，从而满足广大受众的愿望与要求。
有读者、观众问：学者应当在书斋里，您为什么要出现在荧屏上?我认为：“学者”的形态是多元的——有学术型学者，如长期在书斋里从事学术的开拓与研究；有教育型学者，如孔子说的“述而不作”，长期以教书为主，而不以研究与著述为主；有编辑型学者，一些从事书、报、刊、影视、网络等媒体的编审、编导等高级职务者；还有活动型学者等等。其实，我从学历史至今50年，从研究清史至今44年。在这漫长的寒窗孤寂生活中，2004年和2006年，我出来两年晒晒太阳，难道不可以吗?况且，我也在国内外多所大学讲学，在大学兼课。我在北京大学开《清朝开国史》课，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听课的学生限定50人。我在“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据统计每一讲观众多达千万人，也是在“传道、授业、解惑”。二者相同之处都是在“课堂”或“讲坛”讲课；不同之处仅是“课堂”或“讲坛”的空间大小而已。电视是当代最为强势的媒体，学者应当与时俱进，加以利用，传承历史，以尽天职。试想，在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时代，去埋怨人们为什么不用甲骨、竹简做文字载体而用线装书呢!这岂不是堂·吉诃德式的见解吗?
学术的研究与普及是否有矛盾呢?应当说既有矛盾、也有统一。史学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学术力求通俗，通俗中有学术。以明清萨尔浒大战为例，其胜其败，就是一个“分合观”的问题。战争指挥者其智慧的精华在于：尽最大的努力，将敌人的力量分，而将自己的力量合——以合对分者胜，以分对合者败。因此，要感悟“分合观”的智慧：在军事上，将敌人的力量分，而将自己的力量合，以合胜分；在政治上，将对立的力量分解、分化，壮大自己，以多胜少，以强胜弱；在工作上，将复杂的问题分解开，集中力量，分别解决；在学习上，将难点分开，逐个化解，分步解决。这样，在普及中有提高，在提高中又普及。史学的学术化与大众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有读者、观众问：您在《明亡清兴六十年》里，是否有“抑明扬清”之嫌?我回答说：“没有!”我是按照明亡清兴六十年历史原貌进行讲述的，尽量求真求是，力求公允客观，把握历史天平，不带民族偏见。讨论明亡清兴的历史时，我选定“明亡与清兴”这个历史平台。如果选择“明兴与清亡”做平台，可能不会引起上述个别人的误解。其实，在讲明史时，我曾充分肯定于谦、戚继光、袁崇焕等人的德言事功，颂扬他们的历史业绩。我既批评太监魏忠贤专权乱政，也褒扬太监郑和下西洋壮举。而在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时，我自然要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探寻其演化，分析其矛盾，揭露其弊端，鞭挞其罪恶；我也自然探索清朝兴盛的原因，分析其条件，探求其动因，总结其经验，感悟其智慧。同样，我在讲清朝衰亡的过程中，必然要批评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罪孽!
这里需要指出：应当敬畏历史，明朝衰亡的悲剧，不仅仅是汉族的，也是中华各民族的；同样，清朝兴盛的活剧，不仅仅是满族的，也是中华各民族的。中华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其经验，其教训，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财富。
最后，《礼记》的“大道不器”，应为励志向学之本，而同读者分享，并作本文结语。
阎崇年
2006年1 2月25日
1583年，后金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内忧”深重的明王朝又遭受“外患”的不断蚕食。风雨飘摇之中，于1644年灭亡。这60年间发生的事情惊心动魄，决定了明朝清朝的命运，听“亲民学者”阎崇年细细讲来，令人真切感受历史的血与火。
作为《明亡清兴六十年》的下半部，本书从崇祯帝继位讲起，以顺治迁都北京结束，最后总结了明亡清兴的兴亡之鉴。书中突出阐述了袁崇焕的功绩及其悲剧结局、明亡清兴的几场关键大战。勾勒出各色人物形象：崇祯帝的刚愎暴戾，袁崇焕的孤迂耿僻，皇太极的进取，多尔衮的睿智；李自成的骄躁……本书还着重讲述了几位叛明降清的代表人物祖大寿、洪承畴和吴三桂等。全书读来荡气回肠，发人深思。
这是天崩地裂、改朝易代、浓墨重彩的60年，明清之间生死对决，精彩博弈。这是让人热血沸腾、让个性表露无遗的舞台，努尔哈赤的坚毅，皇太极的进取，万历帝的怠惰，天启帝的庸顽，袁崇焕的忠烈，魏忠贤的奸诈，东林党人的绝望抗争，阉党群丑的擅作威福……这些人物，这些事件，述说着那个正邪对立、忠奸并陈的时代，见证着清之勃兴、明之将亡的历史大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