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洁的情谊，丑陋的情谊，庸俗的情谊，情谊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映照。本书作者王春瑜以翔实的史实为底料，展示古人的人格魅力和情谊传统，也为今人的交往提供了绝好的借鉴和参照。

国人的情谊之道，于我们日常之中无处不在。我们喜欢宾客满堂，我们热衷于招待友人的茶酒之道，我们心仪“义结金兰”，我们热爱“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们追求“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本书正是由此出发，细致梳理国人的情谊之道。

苏轼与佛印、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岳飞与韩世忠、刘邦与韩信、唐太宗与魏征、柳永与秦淮歌妓等等，这些或高洁的情谊，或丑陋的情谊，或庸俗的情谊，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无不产生深刻影响。

情谊无疑是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映照。

本书作者王春瑜以翔实的史实为底料，展示古人的人格魅力和情谊传统，也为今人的交往提供了绝好的借鉴和参照。

第一章 百姓篇

第一节 学人自有真情在

——文人、学者间的情谊／3

一、竹林七贤及嵇康与山涛的绝交／3

二、师生之谊／6

三、吴中四才子的深谊／16

四、明末四公子的友情／22

五、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的千古绝唱／25

六、鲁迅与师友、弟子／27

七、郭沫若与瞿秋白／42

第二节 “英雄若是无儿女，青史河山更寂寥”

——文人之间及与妓女、艺人的情谊／44

一、柳永与“吊柳会”／44

二、苏东坡与琴操／45

三、严蕊与唐仲友/46

四、义娼高三与杨俊／48

五、冒襄与陈圆圆／48

六、吴伟业、钱谦益等人与柳敬亭的交往／49

七、张岱与义伶夏汝开／53

八、杨云史与蒋檀青／54

九、吴梅与鲜灵芝、蕙娘／55

十、吴虞与娇寓／57

第三节 佛门内外一线牵

——文人与出家人的情谊／59

一、李白与僧、道／59

二、杜甫与僧、道／60

三、韩愈、李翱与僧、道／61

四、苏轼与僧、道／63

五、徐霞客与禅侣／66

六、陈独秀、刘三、鲁迅等与苏曼殊／69

七、经亨颐、夏丐尊、丰子恺、刘质平与弘一法师／71

八、出家文人间的友谊／74

第四节 “衣冠不论纲常事，付予齐民一担挑”

——小民百姓间的厚谊／78

一、东堂老／78

二、草桥王翁及其他／80

三、徐霞客与田夫野老／80

第五节 “世路崎岖难走马，人情反复易亡羊”

——救友与卖友／83

一、司马迁为李陵辩护／83

二、马经纶救援李贽／85

三、查继佐与吴六奇／86

四、大刀王五与谭嗣同／88

五、陈赓救护蒋介石、周恩来／89

六、卖友／91

第二章 权贵篇

第一节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君臣间的交谊／105

一、打天下时的患难与共／105

二、坐江山后的剪除政敌／113

三、政局变化与君臣交谊的变化／117

第二节 天下安危系一身——文臣间的交谊／124

一、明初三杨的交谊与明初政局／124

二、明末六君子的厚谊／126

第三节 忠肝义胆在，千年孤臣泪

——武将问的交谊／128

一、岳飞与韩世忠的厚谊／128

二、“岳家军”将领间的厚谊／129

第四节 千古佳话将相和

——文臣与武将的交谊／131

廉颇与蔺相如／131

第三章 媒介篇

第一节 “相逢且莫推辞醉”／137

一、“自拔金钗付酒家”／137

二、“酒店新开在半塘”／140

第二节 “寒夜客来茶当酒”／142

一、“柴米油盐酱醋茶”／142

二、“应缘我是别荼人”／144

三、“茶坊面饼硬如砖”／146

四、“台榭秋深百卉空”／147

五、“立限回京取纸牌”／148

第四章 中外篇

第一节 “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

——留学生／155

一、阿倍仲麻吕／155

二、鲁迅／157

三、郭沫若／158

第二节 天涯海角传经人——高僧／162

一、玄奘／162

二、鉴真／163

三、空海／164

第三节 海内何妨存异己，且看西方传教人

——传教士／167

一、利玛窦／167

二、艾儒略／169

三、汤若望／171

四、大顺军、大西军与传教士／172

第四节 大难临头见真情——患难之交／176

一、救助漂人／176

二、孙中山脱险／177

三、聂荣臻救日本孤女／179

四、抢救美军飞行员／180

附录一 千秋自有名篇在

——中国情谊史上的三篇名文／186

一、《友论》／186

二、《广绝交论》／192

三、《绝交书》／194

附录二 “无情未必真豪杰”——我的情谊／201

一、亲情／201

二、师情／207

三、友情／223

(三)鲁迅与弟子

鲁迅教过师范、大学，桃李甚众。在老学生中，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当数孙伏园(1894—1966年)。

孙伏园原名福源，与鲁迅同乡。他在绍兴初级师范学校读书时，校长就是鲁迅。民国元年(1911年)元旦这天，孙伏园是终生难忘的。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饭时分，学校得到消息，说“革命政府今日成立于南京，改用阳历，今日就是阳历的元旦”。午饭后，鲁迅召集全校学生谈话，简略地说明了阴阳历的区别，及革命政府采取阳历的意义，末了宣布本日下午放假以示庆祝。孙伏园担任他所在年级的级长，与鲁迅有较多的接触机会。鲁迅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对学生多所鼓励。有次孙伏园写了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为题的作文，鲁迅很欣赏，写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八字评语。后来孙伏园说，“直到现在廿五年了，我对这八个字还惭愧”，他觉得没能达到老师的期望。但一个青年学子，能得到校长兼老师这样高的评价，至为难得，促成了他毕生从事文化工作，所写杂文，也深得鲁迅笔法。1918年，孙伏园进北京大学读书，次年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在鲁迅等新文化的启蒙者帮助下，他主办的《晨报》副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1924年冬，他应《京报》总编辑邵飘萍(1884—1926年)的邀请，出任副刊主编，鲁迅在此刊上发表的文章多达四十余篇。孙伏园不时写信向鲁迅请教，鲁迅则回信教诲，有时则主动给孙伏园写信，提出建议。如1923年元月十二日，给孙伏园写信谓：伏园兄：

今天《副镌》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竞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先前登过的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如此操心……

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点参考罢了。

鲁迅的《阿Q正传》，是饮誉世界文坛的名著。但这部小说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鲁迅、孙伏园师生友谊的产物。1926年冬，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写道：

……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

那时我住在西城，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嘻嘻，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

于此可见，《阿Q正传》的写作，从开头到结束，与孙伏园的关系太大了。鲁迅寥寥几笔，就把他的弟子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孙伏园从《晨报》跳到《京报》，也是为了鲁迅。1924年十月的一天，孙伏园将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编入《晨报》副刊，在见报的前一天晚上，他看大样时，发现鲁迅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他气愤至极，次日便辞去《晨报副刊》编辑，“以示抗议”。可见他对鲁迅的感情是多么深厚!鲁迅对孙伏园的关怀，也是无处不在。他与孙伏园一起旅行时，常常给伏园打铺盖。伏园很感动，曾把这事比做耶稣替门徒洗脚。鲁迅逝世后，他写了《哭鲁迅先生》，以后又陆续写了回忆鲁迅、分析其作品的文章，结集为《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孙伏园说鲁迅“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堪称知师之论。

三十年代，很多青年作家都尊奉鲁迅为导师，鲁迅对一些青年作家，也确实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堪称不是弟子、胜似弟子，彼此间情谊深长。萧军(1907－1988年)、萧红(1911－1942年)就是著名的一例。

P37-39

临窗正握管，风从西方来——初夏时节，北京已经开始有些闷热的一天，素昧平生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来访，说打算给我出版史学选集。这使我喜出望外，顿有风从西方来、神情为之一爽之感。诚然，去年冬天，京中有家国字当头的出版社负责人，曾当面说要将我这个学界小民的明清史著作，全部重印。但彼此都太忙，我没有催过他，他也没有催过我，这事儿就被搁置起来了。现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同道，竟主动登门约稿，不亦悦乎!时下官本位之风越吹越猛，史学界某些人三分学问，七分钻营，一旦成了长字号，立马名利双双到，哪怕文章只有大字报水平，也自有人来奉承，堂而皇之出选集，至于出版后读者不屑一顾，他们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因为反正是国家埋单。事实上，一些学术垃圾、文化泡沫，正是这样堂而皇之制造出来的。经商定，陕西人民出版社先出版我的三种著作：《明清史事沉思录》、《明朝宦官》、《中国人的情谊》。不久，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

谢国桢前辈晚年常感叹“垂老无成”，在回忆其恩师梁任公文中更说“愧然白头老门生”。岁月不居，我也到了古稀之年，比起明清史大家谢国桢先生那一辈学人，不才如我，借用友人王曾瑜先生的话来说，实在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差距很大。“四人帮”粉碎后，虽然我在史学园地努力笔耕，但成绩不大。何况我文史两栖，“三心二意”，并未将全部精力用于史学研究。《明清史事沉思录》，是在旧作《明清史散论》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当年限于篇幅，一些文章未能收入，如《李自成、崇祯帝和议初探》、《李定国与云南少数民族》等，现在看来，这些文章所包含的学术价值是很重要的，有待进一步探讨，故都编入；近几年又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均编入；有两篇文章，虽不属于明清史范围，但发表后，影响不小，故附录于后。多年前，我与杜婉言编审合著过《明朝宦官》。我一直认为，孟森先生、陈守实先生所持明清是个完整的历史时期，难以分割的论点，是真知灼见。因此，这次修订《明朝宦官》，不仅对若干文字作了修改，增写了45个宦官小传，更重要的是，由杜婉言女史写了五千字清代宦官概述，作为附录。这样，明清时期宦官发展的历史脉络，就比较清楚了。杜婉言年长我一岁，身体欠佳，为增订此书，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她尽力了。《中国人的情谊》这本书，我费力尤多。我力求打通古今、文史、前人与自己，使之熔于一炉，让高中生也能看懂史学专著，也就是我常在文章中主张的让史学“飞入寻常百姓家”。我的目的能否实现?这就有待读者评判了。

从初夏一直忙到孟秋，我才将这三本书忙完。除了文字增删外，我奔波于我的书房、地下室书库，以及图书馆、书店、古迹所在，拍摄或复制历史图片，从大量照片中，选出二百多张，真是费劲。其间在府右街还遭遇车祸，被鸟人轿车撞倒，造成一根肋骨骨折，不能久坐。所幸我挺过来了，终于将三本书定稿。

坡翁有词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我与吟啸无缘，还是继续在史学园地老实耕耘吧！

2006年9月17日下午于老牛堂

王春瑜《中国人的情谊》一书，以史学家的深邃见识，与文学家的俏丽笔调，真正做到了文史合璧、古今贯通。此种合璧与贯通，本有极大难度，而作者却依凭个人的才力，举重若轻。一些看似平常的古今事物，经此书的深入剖析，往往化腐朽为神奇，化平凡为奇崛，发掘和揭示作为中国人情谊的深意和大义。此书既歌颂了中华交谊美德的优秀传统，又深刻地剖析了卖友求荣等腐恶传统，突出了只有人民大众才是交谊的主体。《中国人的情谊》一书实为深入浅出之佼佼者，难能可贵，深信将赢得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史研究协会会长）

《中国人的情谊》，历史学家兼作家王春瑜著，是一部史事翔实、文笔优美的文史结合的原创性著作。作者以开阔的视野，纵横运笔，分全书为“百姓篇”、“权贵篇”、“媒介篇”和“中外篇”四个部分，主述和评说了从古到今中国人在人际交往特别是人情交谊方面的大量历史情况。所记史事皆有所本。注明资料来源。披露的很多历名信息为世人所鲜知。行文笔调为随笔、散文式的写法，清雅、简洁、通脱，又富含感情。大量历史名人的交谊状态，在王先生的笔下栩栩如生地再现。其中王先生与一些文化名人的交往经历，不仅是具有原生态意义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可以作为至情至性的文学作品来阅读。

——李乔（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