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国有体制外的民营企业,有没有可能在准垄断行业获得一席之地?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及市场资源的后进者,有没有可能在汽车行业里争出一片天?一种类似混业经营的模式,能否让中国企业走得更快、更远?一位草根出身的商人,有没有可能蜕变成具有现代商业气质的企业家?所有这些的回答都是:可能的。本书就为你介绍汽车疯子李书福的传奇故事,他把这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当中国汽车产业趋于饱和,众多国产车商生存空间受限,不得不开拓第三世界市场时,他却将吉利车开进了欧洲车的心脏——在有百年历史的法兰克福车展上,他掀起一股中国风。
当所有中国人还在讨论德国车好还是美国车好时,他却说中国车最便宜,并以令人咋舌的低价杀进汽车市场;
当所有汽车厂商都在家用车领域深耕猛进时,他又抛出了中国第一辆国产跑车“美人豹”,并扬言要引领中国跑车产业;
而当中国汽车产业趋于饱和,众多国产车商生存空间受限,不得不开拓第三世界市场时,他却将吉利车开进了欧洲车的心脏——在有百年历史的法兰克福车展上,他掀起一股中国风。
在李书福身上有着太多传奇般的故事……
作为“民企造车第一人”,李书福的第一桶金源自何处?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及市场资源的后进者,奋力在汽车行业里争出一片天?一位草根出身的商人,有没有可能转变成具有现代商业气质的企业家?……本书将逐一为您解答。
自由舰无疑是吉利系汽车中被寄予重望的一款车型。在吉利造车的整个过程中,虽然因为低价,吉利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销售数量,业绩也相当不错,但是在城市主流人群使用的车型中却一直很少见到吉利的影子。与普通消费品不同的是,汽车和房子都是大宗消费品,消费者在购买时往往要考虑再三,而考虑的因素无非是品牌、口碑和观感。在相对保守的主流消费人群眼中,吉利历史短,广告投入又少,尤其是由于低价,在豪情和美日汽车的观感上给他们留下的一个低档产品的印象,所以尽管价廉物美,在城市却很少看见踪影。这一点,李书福自己也是清楚的。而自由舰的出台一洗吉利廉价车的形象,在品质上第一次全面追赶国际先进车型。就连一位一向对国产车不屑一顾的深圳车友都不禁开始为它叫好。这个叫梁晓明的车友在媒体上毫不隐讳地说,几年前,年少的他曾经发誓说打死不买“国产车”,因为他发誓的时候,市面上的国产车“粗糙的工艺实在让人狠不下心掏出辛苦积攒的银子”。但是在看到吉利自由舰之后,他的看法是,吉利自由舰“看得到的地方都好了”。
看来这位车友对吉利也不是没有过关注。对于自由舰,他的第一感觉是这款车因为引进了大宇技术,所以车身的钣金和接缝都平滑了;而坐进车里也“让人感觉温馨和谐”——所以是“看得到的地方都好了”。
但是对于看不见的地方,梁晓明还是指出自由舰是各有优劣。这个看上去非常专业的车友认为,自由舰的滤震出色,但是车架的刚性不足,操控表现有待加强;发动机不错,但是声音不够清晰;而配置方面则是“价廉物多”,在6.98万的价位上,配置了电力助力转向、ABS+EBD、电动天窗、电动反光镜和喇叭的CD唱机。
因此梁晓明得出结论,自由舰是吉利的得意代表作,全车上下的完善程度有所提高,配置价格比可能全世界最高,所以是中国平民车的又一次勇敢尝试。
形势比人强。2006年,由于国际汽车业巨头开始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号称“新三样”的引进车型“福美来”、“伊兰特”和“凯越”也开始发动价格战,原来价位都在十几万的这三款车分别开始向10万元这个心理价位靠拢,2006年5月,韩国现代旗下的“伊兰特”甚至跌破了10万元的价位。
新三样的降价,其实是巨头们为争夺中国市场份额,在背后操纵其国内合资公司互相“绞杀”的行为。但是客观上,由于自由舰在轿车市场上立足未稳,这次降价风波使吉利以自由舰立足市场的打算落了空。自由舰在上市不过一年之后,被迫再次使用降价战略。最高降幅达到7000元,而自由舰系列中的最低价格甚至再次接近了5万元。
自由舰的降价,看来实在是无奈之举。因为在自由舰降价后,吉利减去了相当多的配置:在吉利自由舰1.31精智舰(吉利自由舰价格最低的一款,也是降价最为明显的一款)的配置上表现更为明显:车内装饰上,真皮座椅,没了;四声道六喇叭单碟CD音响系统,没了;DVD系统+四声道六喇叭,也没了,这项设备在其他五款车的配置中也成了选装设备。汽车安全性上,前排双安全气囊,没了,前排三点预紧式可调高度安全带,没了;ABS+EBD,没了。
这些太过明显的配置削减能说明什么?首先,它说明吉利自由舰的价格确实是一个“发展”的底价。所谓“发展”的底价就是说,吉利是一个民营企业,它造车没有后台,它的业绩要向香港股民公开,而且香港联交所的诚信要求是它必须遵守的,李书福必须取信于联交所,因为那是他筹资造车的平台,所以吉利造车必须在保证基本安全的情况下有钱赚,否则,吉利花了巨大心血上市就毫无用处;其次,它说明像吉利这样一个新人汽车市场的民营企业处境险恶,它必须以低价抢占市场,并在占领的市场里获得好感,以求得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其次,对配置的削减和吉利本身的效率说明,吉利的汽车有一个较低的价格,不降配置,吉利就只能从其他消费者看不到的地方削减成本。
不过从自由舰开始,市场,尤其是中国汽车消费的主力市场——城市已经开始接受吉利车。由于观念的变化,新一代都市人群已经开始接受自由舰。这一人群很亲切地把自由舰叫做“舰舰”,虽然上市只有一年多,但是自由舰在大中城市已经可以经常看到了。对都市来说,豪情和美日可能因为过于简陋和以低价著称而不符合“体面”的要求,但随着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居住在越来越远的城市周边的年轻一代对交通的要求迅速提高。对于他们来说,汽车意味着更大的生活范围和生意范围。自由舰在此时的出现,使他们的这种要求在因为就业刚起步而受较低收入限制的消费能力范围内得到满足。所以自由舰得到这样一批人的追捧。
来自市场调查机构的数据表明,同是在2006年的5月,吉利自由舰在全国市场上的销售达到了7239辆,开始接近像捷达这样的主流经济车型的销售量。通过自由舰在中国城市的立足,吉利,成功在望。告别模仿:金刚和远景
再向上就是中档车了。2006年8月和9月,吉利第一辆从名字到内部配置基本建立在自主开发平台上的中档车就要上市了。从这款在吉利试制期间编号为FC-1的新车的定名过程来看,无论是李书福还是吉利,都在成熟。
FC-1最开始的名字被业内传为“陆虎”,这个名字的由来在于吉利与罗孚的合作谈判,在那时,吉利就注册了陆虎这个名字。显然,陆虎这个名字发音与罗孚高度相似,同时还与英国越野车“LAND ROOVER”名字相近。但在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的资料显示,吉利却又确实是首先注册了这个商标,是这个商标的持有者,使用范围是汽车和摩托车。
但是最终陆虎这个带有模仿意味的名字没有被使用,另外,FC-1的另外两个备用名字,霸气十足的“飚王”和“吉利虎”也没有被启用。FC-1被定名为一个看起来平和宁静的名字——远景。P240-242
企业家需要一点“疯劲”
吴晓波
在中国商业界,李书福是一种可能性。
一家国有体制外的民营企业,有没有可能在准垄断行业获得一席之地?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及市场资源的后进者,有没有可能在汽车行业里争出一片天?一种类似混业经营的模式,能否让中国企业走得更快、更远?一位草根出身的商人,有没有可能蜕变成具有现代商业气质的企业家?
可能性是硬币的两面,可能的背面就是不可能。
我第一次听说李书福是在10年前,那时还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我去台州的路桥小商品市场调研,那里是全国仅次于义乌的第二大小商品集散地,货物云集,尘土飞扬,商贸之发达可以想见。当地官员历数企业时说,台州的摩托车装配工厂很多,从日韩等地进口零部件——其中相当多是“灰色进口”,通过简单的装配,以低价倾销华东和北方的乡镇市场,非常赚钱,其中比较大的一家就是李书福兄弟办的。我去工厂参观了,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工厂就在国道线边,设施简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工厂的人见我们去还很紧张,因为不久前刚刚发生过门卫打人的事件。
过了几年,突然冒出李书福想造汽车的新闻。我第一次看到这条新闻时,很吃惊,我对江浙一带的知名企业了如指掌,其中最有可能做成汽车的,是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他靠万向节起家,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汽配领域中蓄力,最大的梦想就是造汽车,20世纪90年代初去他家中采访,楼梯的转角处醒目地挂着一幅画,就是汽车。可是,这回却被名不见经传的李书福抢了先。李书福造车,没有牌照,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请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
我听过李书福的多场演讲,能讲出这么有哲理和煽情的名言,真是为难他了。在一开始,李书福就被媒体渲染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唐·吉诃德似的、随时有可能被强大体制吞没的悲情英雄,而李书福本人似乎也十分“配合”这样的形象塑造,他是一个天生的本色演员。有一次,我作为评委参加一个颁奖晚会,电视台直播,轮到获奖人李书福上台,他走路的动作明显放慢,好像是电影里的慢动作,主持人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一脸茫然地说,是他们(导演)让我走得慢一点的。一言即出,满场莞尔。
可是,李书福并没有真的变成一个只会演戏的“喜剧演员”。在他不断做秀的同时,吉利集团却以无比扎实而坚定的步伐在汽车行业迅猛成长,在过去的五年里,它一直引领着中国轿车产业成长的方向。如今回视,无论是轰动的价格战、与跨国公司的车型专利官司,还是对自主创新的追求,似乎都符合一个追赶型企业的发展逻辑,这是一个尚无法用成功来定义的企业,但是,它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和获得的战绩却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于是,在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与蓝狮子财经创意中心选择第一批“中国标杆”企业的时候,吉利和李书福成了一个必然之选。
李书福不是那种用商学院里的教科书可以定义的企业家,所以,郑作时说他是“汽车疯子”。
“疯子”的说法,很类似格鲁夫所谓的“偏执狂”,这位英特尔公司的拯救者说过的最著名的格言就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它成为很多中国企业家的信条,包括华为的任正非、顺驰的孙宏斌,还有吉利的李书福。
“疯子”首先是一种精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一部叫《亮剑》的电视剧风靡一时,主人翁李云龙便是一个“疯子”般的军人:“两位剑客狭路相逢,哪怕对手是天下第一高手,哪怕明知会血溅战场,你也要毅然亮剑。”李书福做汽车,从人才、资本、技术、品牌到政府支持,无一亮点,但他就是铁了心要造车,而且高调前行,只求一败。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出现这种“疯子”般的企业家,都是让人胆战心惊的。因为,他可以被“击毙”,但却不会被“击垮”。商战如战场,很多时刻的成败均在咬牙一瞬间,李书福能够杀出一条血路,跟他的这种“疯子精神”大有关系。
“疯子”还是一种战略。“疯子”的特点就是拳无招数,牌无章法,把原来的游戏规则视若无物,用张五常教授的话说就是“盲拳可以打死老师傅”。中国汽车行业因多年的垄断经营,各大汽车厂家均裹足而行,业内“行规”重重,暮气十足。而且,在李书福进入的时候,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早已完成,民族汽车行业已经“百病缠身”,奄奄一息。正如本书作者郑作时所言,“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确实来得太晚了,晚得从业者必须要疯狂才能赢得游戏。”李书福要立稳脚跟,照寻常战略去打,可以说连1%的胜算都没有,于是,他索性撒开膀子,披散头发,一阵胡搅蛮缠,却也让对手一时间不知所措。你看李书福玩足球、建大学、搞跑车、打官司,没有一招不透着一股“疯”劲,但那些国际公司面对这样的对手,纵然浑身是劲、腰缠万金,却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是好,在这个时候,成为“疯子”,未必不是一种好战略。
“疯子”更是一种专注。李书福要造车的前后,单是浙江和江苏两省就至少有8家以上的民营企业纷纷提出了造车战略,媒体还起了个新名词,名日“民企造车运动”。数年下来,吉利是硕果仅存的一家。这未必是说其他企业家不如李书福,而是因为,那些企业造车,都给自己留了后路,原来的产业不放弃,把造车变成一个“大诱饵”,希望以此钓得政府的支持、银行的青睐。只有李书福最“疯”、最“傻”,一说造车,就不干别的,心无旁骛,把身家性命都赌了上去。从本书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李书福遇到的困难可谓千重山万里水,无非别的企业知难而退了,他却“走投无路”,一门心思地向前冲。
李书福是那种经济学家们无法用规律来解释的企业家。制度经济学的大师科斯说过:“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他进一步还说:“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
这两段话用在李书福和吉利集团这个案例上都非常的适用。
企业家需要一点“疯劲”,这是本书试图告诉读者的第一个道理,而更有趣的第二个道理——或者说悬念是,企业家如何做到“形疯神不疯”。
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上,每当一个企业家被赋予或承载了很多寓意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凶险和动荡就会比其他人大很多,而这个企业家如果靠的是一种非常规的模式成长起来的,那么,他所面临的失败的概率就更大了。
一个企业在崛起和冲锋的时候,可以靠一股“疯劲”打出一片空间来,可是,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的正面化、阵地化,总是靠一股精神气已经走不到太远了,所谓“小企业做对事,大企业不做错事”。
这时,企业家必须要寻找的是“疯狂”的边界。
从公司研究的角度来看,吉利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标杆。在初战告捷之后,在企业规模日渐扩大的时候,它必须寻找到新的增长战略。消费者或许会因为它是民族品牌而给予掌声,然而在实际的购买行动中,每一个人却必须冷静地考虑性价比、汽车质量以及售后服务成本等等,这些冰冷的数据仍然是左右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最后一个砝码。
李书福和吉利任重而道远。
这个性格倔强、草根本色的浙江台州人不是企业史上的第一个“疯子”,不过,我们祝福他会是一个修成正果的“疯子”。
在这个意义上,郑作时的这本书是一个开始。
一场疯狂的比赛
《汽车“疯子”李书福》是我写民企领导者的第三本书了。
作为《南风窗》杂志的财经记者,我的运气确实很好。在这本杂志总编秦朔先生的领导下,《南风窗》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这使得我们这些记者有了直接和中国民营企业界最优秀的领导者们直接对话的机会。在我到((南风窗》杂志以后,很快就有机会与中国民企中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刘永行结识,并有了不断的接触,最后就有了我的第一本书——《希望永行》。因为要写作那本书,我深度接触了刘永行,这个中国民企的先行者:他的公司、他的为人、他的家庭、他的志向。与刘永行先生长达六年的接触,几乎毋庸置疑地将影响我的一生:他将是我一生的楷模。
刘永行先生的言行,读者可以在再版的《希望永行》中看到,我衷心地希望这位一直潜行于上海的杰出的民企领导者的经验会对中国人、中国企业和中国社会的前进有所影响。而现在,他的影响力被远远地低估了。人们仅仅注意到他曾经是中国首富,却没有注意到那个统计针对的是刘氏家族。而对于我来说,刘永行先生身上真正闪光的,是他亲历亲为、勤勉自励、永不气馁的品格。在他的一次重大商业谈判中,我曾经待在他身边三天两夜,甚至在火车软卧车厢里一室而眠。正是因为与刘永行的接触和在《南风窗》杂志的工作,以及蓝狮子书系的威望,使我有机会来接触一个同样是被人们有些忽视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最后形成了我的第二本书《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东方希望和它的领导人刘永行与阿里巴巴和它的领导人马云差异可谓巨大,马云高调、刘永行低调;阿里巴巴是所谓的“新经济”企业,东方希望无疑属“旧经济”企业;刘永行事事亲历亲为,马云则称自己做企业多少有些游戏心态……
但是也有一些共同点。共同点是无论刘永行还是马云,他们都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新经济”,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在做公司而已;另外,他们认为最好的产业是为客户赚钱的行业;他们公司的薪水都不是行业内最高的,但公司的人员流动率都相对较低;他们都非常透明,我在写作的时候可以自由选择采访对象,自由提问;他们都很节俭,没有大笔的银行贷款,与政府官员保持着一个相对平衡的关系。
另外,他们对我的写作都保持了一个非常宽容的态度。刘永行先生的态度是:做公司是我的事,写我公司的书是你的事,我既然信任你,你就可以自由地写下你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只要它是事实。
是的,我只记录事实。代价是在这两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除公司为采访提供的便利条件外,我没有拿过公司提供的任何费用。
到现在为止,我只为我自己的好奇心和兴趣写作,我为此而骄傲。
读过《南风窗》杂志的读者应该知道,我的文章,几乎从没有自己的影子出现,之所以要节外生枝地谈以上这些,是因为《汽车“疯子”李书福》这本书将有所不同。
这本书的写作,没有经过李书福先生的同意,也没有得到吉利公司的认可。
换句话说,这本书所依据的资料,完全绕开了吉利公司所提供的材料,有相当部分是作者直接采访与吉利公司相关的当事人的综合,还有一部分是作者细致地分析了各种报章媒体和网上关于吉利汽车的报道之后,选择符合事物发展逻辑条理的部分纳入。
这些东西可信吗?作者认为它们是可信的。我不会仅仅停留在录入事实这一个方面,更将对吉利这个正在运行的企业和李书福这个人做出一些判断和预测,读者可以留待在未来去检验,并且通过自己的检验反过来看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在采用材料和预测判断时的成败得失。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当下中国,一个人要取得他人的信任太难。有无数个读者向作者提过这样的问题:“你写刘永行和马云,他们付你多少钱?”而无论作者向他们说什么,换来的都是一副将信将疑的态度。
这个基点无法取得共识,那么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如果你拿了公司的钱,你说的话很可能为公司所用,“拿人家的手短嘛”。公司史的写作,从来被人们认为有两种用途:要么是为公司做宣传,要么是为公司树碑立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作者无法确认有多少为好奇心而写作的人,但看来很少。而真正以一个国外很通行的对一个企业家做出独立判断和评论的传记形式写作,在中国反倒成为了一种创新。
值得庆幸的是,至少作者在以前对东方希望和阿里巴巴两个公司的写作过程中做出的一些判断是正确的。这两个公司成长稳健,业绩卓著。阿里巴巴不用说了,马云已经连续两年被央视评为“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而刘永行的资产更是在2006年((福布斯》全球财富榜上被估为13亿美金,名列丁磊之前。
想听听作者事前对刘永行的判断吗?有据可查,2000年9月《南风窗》杂志上,我作为杂志记者对刘进行了采访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时以整个希望集团排名中国富豪榜第二),他还可以更进一步。”当时刘自己名下的资产大约为二十多亿。五年下来,刘永行先生的资产,正好增加了五倍。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确实来得太晚了,晚得从业者必须要“疯狂”才能赢得游戏。
一直到现在,享受着所有国家产业优惠政策的三大汽车巨头们才开始推出自有品牌,上汽刚刚有了自有品牌的战略,一汽要稍早一些,它的自有品牌奔腾开始在国内上市。而其时,李书福的吉利已经在中国的公路上跑了八年了。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早早人市提出造中国车的吉利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只有拿到了准生证后,各种资源才缓慢地注入这个民营公司。但是中国市场消费者因为长期的惯性,对中国造的汽车接受度始终不高。而在中国汽车业有着长期历史的三大汽车公司却一直被高额的合资车利润吸引,根本不屑于花大量的时间来造一个中国品牌。很显然,如果他们来做中国汽车品牌的话,市场的接受度会高一些。至少,公务车和集团消费这一部分会得到政府的支持。一汽的红旗明仕系列现在还在很多城市的出租车行列里存在就是一个证明。但是这样一个开头显然只是一汽的一种尝试而已,他们的政策优惠和政府能力使他们注定要成为国外汽车产业巨头的合作对象,而国内市场的急速成长也使他们更倾向于能够快速盈利的合资项目。相对于漫长而危险的自主品牌汽车之路,为什么不快一点利用关税保护政策来赚取现金呢?
所以李书福们有了空间,他们可以在政策的空隙中找到生存的余地,在微型车市场里用薄利低价来赢得消费者,建立哪怕是印象并不太好的品牌,寻找着向上的可能。就像我的第一个传记主人公刘永行说过的那样:“我们都是石板下面压着的小草,只要石板有一点点裂缝,我就要努力向上生长,争取见到阳光,但我从不奢求别人给我浇水施肥。”既然李书福选择了汽车业,那他就是选择了一块更大、更为厚实的石板,他必须在这块看起来并没有多少缝隙的石板上撞击,撞出自己的生存空间来。
就这一点而言,他成功了。从1997年投入第一笔钱做汽车开始,到2001年吉利汽车获得生产许可证为止,李书福用了四年时间来撞开许可证这扇门。而看完这本书之后,读者自然知道,拿到了生产许可证之后银行开始向吉利贷款,人才开始向吉利流动,最后香港股市也向李书福开了门,他可以融资了。
许可证,这个让李书福吃过数次大亏的东西,也许对于未来的中国企业来说,会是一件像粮票一样被遗忘的历史文物。但是也许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它的威力:海南航空成为航空业的后起之秀以后,外界一直视之为奇迹,总裁陈峰也自以为傲。但经济学家赵晓可能是无意之中一语道破了这个公司的根本秘密,那就是因为他们拿到了当时还是垄断的航空业经营许可证,而陈峰和他的高管们正是凭这个得到了华尔街的投资,进而开始了海南航空神奇般的创业历程。
但是在拿到许可证之前,吉利的甘苦谁知?
因为政策和时间的滞后,持有造中国车梦想的人都必须“疯狂”。
这本来就是一场疯狂的游戏,当中国汽车市场开始启动的时候,中国人见到的是进口车,而当中国公众当中的一部分人有能力开始私人买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合资车。品牌悠久、技术可靠是这些汽车的宣传语,而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当中国自有品牌汽车从零开始,从仿制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谁愿意尝试?
李书福进来了。如果说这个农民出身的企业家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话,他的能力就在于拆,他敢把别人的冰箱拆了仿造出来,也敢把摩托车拆了仿造出来,那么到了他已经有了相当的资金积累的时候,他当然也敢把汽车拆了,也仿造出来,所以他拆奔驰并把它仿造出来也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如果没有产业政策的限制,李书福恐怕会走另外一条路,这个在媒体面前从不讳言自己追求财富的企业家切人汽车业恐怕也会从高处着手,直接生产高档汽车。而这样,李书福的汽车梦想实现起来恐怕就没有这么艰难。但事实是他不能。在许可证制度下,高档汽车的生产都被国内三大汽车公司把持着,他只能与不入流的小企业合作来进入汽车业。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汽车梦想必须从低档车着手,由此形成了吉利今天的产业路线。
可是谁知道呢?中国的消费者会认同国产的高档车吗?到现在为止,李书福和他的民营汽车同行们已经开始从技术、品牌、服务等各方面征服中档车了,但他们的这种征服却还没有到达消费者的心里。所有这些要素的变化都是缓慢的,并不以李书福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你能强迫一个有能力购买宾利的消费者买吉利吗?答案显然是不能。哪怕李书福告诉他宾利的600万中只有100万是成本,哪怕是在中国最大的媒体——中央电视台上说的一样也不行,这就是心理。中国人对国货的不信任感已经保持了一百年了。要改变这种心理是困难的,也许只有到吉利造出与宾利同样质量的车并使他们信服为止。所以也许李书福从高档车人手的话可能他面临的会是更为严峻的问题——市场问题。
当然,这一切都是假设。现实是,李书福已经选择了低档车人手的路线。而这使他的汽车梦实现起来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利润。低档车意味着低利润,李书福把价格削减一半可以使他的汽车赢得消费者,但无疑也把自己的利润降低了。尽管他说汽车业有暴利,但他实实在在地减少自己的利润也是事实。
这就逼得李书福必须“疯狂”起来,如果他停止“秀”,消费者就不会听到吉利的名字;如果他停止不间断地扩张,吉利就无法在汽车产业里站稳脚跟。在汽车梦想的压力下,李书福和他的吉利都必须快速奔跑,直到吉利站稳脚跟为止。
众所周知,最好的创业机会在于新技术革命到来的时候。技术的变化带来人们意识上、生活上的众多变化,而在像汽车这样的传统产业里,变化是缓慢的。企业家控制的,只能是价格,后来者要想取胜,只有靠制造的更加精细化和价格的更加低廉。李书福和他的吉利在短时期内无法做到前者,因此他只能做到后者。但在由低价格造成的低利润面前,李书福表现出了强悍的性格,似乎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止他进入汽车业的脚步——专家们的劝告不能,媒体的怀疑不能,甚至消费者的不认可也不能,造出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汽车似乎已经成为他命中注定的一件事。这样的人无疑是可怕的,因为他无所畏惧,所以也无可阻挡。
在中国的一流企业家里,我们看到过很多有这种性格的人。张瑞敏砸过冰箱;鲁冠球拒绝过美国最大的经销商的订单,只因为他们要鲁冠球交出全球的总经销权;马云面对所有朋友的劝阻义无反顾地投入所有家当创办互联网公司……这似乎都在暗合格鲁夫的那句话,面对机会,只有“偏执狂”企业家才能抓住。
但是对于吉利的未来,现在谁也没有办法预测。李书福的性格和他的雄心,我们都已经在本书中看到了。吉利现在在中国汽车业内也取得了相当的地位,从优利欧开始,吉利车已经出现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了,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媒体导向也开始偏转。但是吉利的财务问题和它面临的对手实在过于庞大,吉利要赶超的阵容决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而李书福只能依靠自己。
一切只能视中国的未来而定,中国的工业化能否顺利地进行,中国文化是否能进一步地在全球得到认可,中国民营企业能否进一步得到公平待遇。如果这些前提都能够满足,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李书福能赢。
让我们把目光放向未来,且看汽车“疯子”李书福在这场疯狂竞赛中能否胜出。
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做轿车梦。几十亿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代价民营企业自负,不要国家承担风险。请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吧!
让吉利的车走遍全世界,而不是让外国车走遍全中国。
——汽车“疯子” 李书福
李书福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企业家,他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犟,非常犟,他觉得我想为老百姓造便宜的汽车,为什么不行?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刘东华
“疯子”的说法,很类似格鲁夫所谓的“偏执狂”。 “疯子”是一种精神、一种战略,更是一种专注。这个性格倔强、草根本色的浙江台州人不是企业史上的第一个“疯子”,不过,我们祝福他会是一个修成正果的“疯子”。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 吴晓波
李书福的故事,或者说他领导下的汽车企业的故事,说明中国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做好研发并且走向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温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