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心中做何考虑，都应有敢于寻根问底的精神，这样才能达到目标。刘墉是如何做的呢？他在任湖南巡抚时，适逢乾隆查禁“违碍书籍”，刘墉作为督抚大员参与了这项活动。特别在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正三品)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中，刘墉即依据军机处开列的尹嘉铨著作书目，在湖南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缴活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全国范围内的文字狱高潮本已开始出现回落，但直隶却风波再起，发生了一桩让人十分费解的大案——尹嘉铨著书案。
这年三月，乾隆帝巡幸五台山，在回京的路上，停留保定。退休家居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铨趁机递折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并请皇帝准许尹会一从祀文庙。尹嘉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举竟招至了杀身之祸。
尹会一究竟是何许人物呢？他出生于直隶博野县，乾隆初年任河南巡抚，官场中有比较好的声誉。他又是雍乾之际讲道学的名人，曾写过不少论述理学的著作。此人尤以纯孝著称，为官时凡有善政，必定归功于母亲；回乡家居，就连搞一些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之类的慈善事业，也要说成是母亲的授意。母亲去世的时候，尹会一已年过五旬，仍；然头枕土块，躺在席子上睡觉，严格按照所谓“寝苫枕块”的居丧古礼，人们非常敬畏。当时人、都认为他与康熙朝，三位讲道学的名臣——陆陇其、汤斌和张伯行不相上下。
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学家父亲身边的尹嘉铨，耳濡目染也跟着讲起道学来。长大后步人仕途，把承接道统作为己任，得意时甚至宣称自己是孟子后身，直接孔子真传。尹嘉铨在官场中没有发展，恰恰在于他总是不忘大讲道学，而当时讲道学与“圣意”不合，有悖于时代的潮流。偏偏这个尹嘉铨吃不透时尚，退休还乡之后仍一味醉心于做个道学家。这次借乾隆翠华西幸，车驾途经故乡，便恭恭敬敬缮具两件奏折，让其第三子候选教谕尹绍淳送到保定行在。
三月十八日，乾隆先看了他的第一件奏折。尹嘉铨在奏折中说，家父生前孝行感人，承蒙皇上赐诗夸奖，现已离世三十余年，请照乾隆元年特谥陆陇其“清献”二字之做法，按御制诗内字样，也赐家父一谥。尹嘉铨当时想的是，为父请谥，成则博孝子之名，即或不准，也不会因此而得罪。这点私心未能瞒得过乾隆，他平素对道学家的好名就颇不以为然，对假道学更是嗤之以鼻。大臣死后该不该赐谥，赐什么字为谥，是一件十分郑重的大事，毕竟它关乎死去大臣一生应做何评价，所以须由内阁议定撰拟，皇帝亲自圈定。如果尹嘉铨为博取孝名而请谥，那还成何体统？想到这里，乾隆提起朱笔在尹嘉铨奏折折尾写道：“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如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免矣！”
未料到尹嘉铨还有一折！这个折子先以本朝陆陇其一人从祀文庙开篇，然后引出家父生前曾有汤斌，亦应从祀的心愿，到结尾才指出，不仅汤斌，而且范文程、顾八代、李光地、张伯符也都在汤斌之亚，还有家父尹会一，也统通应请唯一同从祀孔庙。乾隆读到这里，龙颜大怒，在尹折上奋笔疾书“：“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乾隆当天即召见军机大臣等，将经朱批的尹嘉铨的两个折子交给他们，同时做了如下的指示：革去尹嘉铨顶戴，立即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赀财，还有北京家产。乾隆帝还特别交代：查抄时资产物件尚在其次，如发现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
军机大臣得到旨意后立即办理。首先传谕直隶总督袁守侗派出臬司郎若伊等前往博野逮捕尹嘉铨，办理查抄事宜，其次拟写两份上谕：一是“明发”，通过内阁传谕中外通述尹嘉铨治罪的原因；二是“廷寄”，命令在京大学士英廉“即速亲往严密查抄”尹嘉铨在京家产。以上两件旨稿由乾隆帝亲自审核后，一件发交内阁，一件由兵部封发，并当作“日行六百里”的急件，星夜驰送北京。 三月二十日，未等天明，大学士英廉便执行从军机处寄来的谕旨。按照旨意，他把书籍信件作为查抄的重点。从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用了两天时间，在尹家诸屋中共查出书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订书籍一柜、书板一千二百块，以及书信一包共一百一十三封。英廉把如此之多的书信集中到一间大室之中，专门委派两名“曾查办过书籍之事”的翰林详细搜检其中的“狂妄字迹”。
三月二十七日乾隆回銮圆明园，次日大学士三宝等会同刑部开始审问尹嘉铨。从审讯的重点中，人们逐渐了解乾隆发动这桩大狱的原因。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