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心中做何考虑,都应有敢于寻根问底的精神,这样才能达到目标。刘墉是如何做的呢?他在任湖南巡抚时,适逢乾隆查禁“违碍书籍”,刘墉作为督抚大员参与了这项活动。特别在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正三品)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中,刘墉即依据军机处开列的尹嘉铨著作书目,在湖南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缴活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全国范围内的文字狱高潮本已开始出现回落,但直隶却风波再起,发生了一桩让人十分费解的大案——尹嘉铨著书案。
这年三月,乾隆帝巡幸五台山,在回京的路上,停留保定。退休家居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铨趁机递折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并请皇帝准许尹会一从祀文庙。尹嘉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举竟招至了杀身之祸。
尹会一究竟是何许人物呢?他出生于直隶博野县,乾隆初年任河南巡抚,官场中有比较好的声誉。他又是雍乾之际讲道学的名人,曾写过不少论述理学的著作。此人尤以纯孝著称,为官时凡有善政,必定归功于母亲;回乡家居,就连搞一些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之类的慈善事业,也要说成是母亲的授意。母亲去世的时候,尹会一已年过五旬,仍;然头枕土块,躺在席子上睡觉,严格按照所谓“寝苫枕块”的居丧古礼,人们非常敬畏。当时人、都认为他与康熙朝,三位讲道学的名臣——陆陇其、汤斌和张伯行不相上下。
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学家父亲身边的尹嘉铨,耳濡目染也跟着讲起道学来。长大后步人仕途,把承接道统作为己任,得意时甚至宣称自己是孟子后身,直接孔子真传。尹嘉铨在官场中没有发展,恰恰在于他总是不忘大讲道学,而当时讲道学与“圣意”不合,有悖于时代的潮流。偏偏这个尹嘉铨吃不透时尚,退休还乡之后仍一味醉心于做个道学家。这次借乾隆翠华西幸,车驾途经故乡,便恭恭敬敬缮具两件奏折,让其第三子候选教谕尹绍淳送到保定行在。
三月十八日,乾隆先看了他的第一件奏折。尹嘉铨在奏折中说,家父生前孝行感人,承蒙皇上赐诗夸奖,现已离世三十余年,请照乾隆元年特谥陆陇其“清献”二字之做法,按御制诗内字样,也赐家父一谥。尹嘉铨当时想的是,为父请谥,成则博孝子之名,即或不准,也不会因此而得罪。这点私心未能瞒得过乾隆,他平素对道学家的好名就颇不以为然,对假道学更是嗤之以鼻。大臣死后该不该赐谥,赐什么字为谥,是一件十分郑重的大事,毕竟它关乎死去大臣一生应做何评价,所以须由内阁议定撰拟,皇帝亲自圈定。如果尹嘉铨为博取孝名而请谥,那还成何体统?想到这里,乾隆提起朱笔在尹嘉铨奏折折尾写道:“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如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免矣!”
未料到尹嘉铨还有一折!这个折子先以本朝陆陇其一人从祀文庙开篇,然后引出家父生前曾有汤斌,亦应从祀的心愿,到结尾才指出,不仅汤斌,而且范文程、顾八代、李光地、张伯符也都在汤斌之亚,还有家父尹会一,也统通应请唯一同从祀孔庙。乾隆读到这里,龙颜大怒,在尹折上奋笔疾书“:“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乾隆当天即召见军机大臣等,将经朱批的尹嘉铨的两个折子交给他们,同时做了如下的指示:革去尹嘉铨顶戴,立即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赀财,还有北京家产。乾隆帝还特别交代:查抄时资产物件尚在其次,如发现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
军机大臣得到旨意后立即办理。首先传谕直隶总督袁守侗派出臬司郎若伊等前往博野逮捕尹嘉铨,办理查抄事宜,其次拟写两份上谕:一是“明发”,通过内阁传谕中外通述尹嘉铨治罪的原因;二是“廷寄”,命令在京大学士英廉“即速亲往严密查抄”尹嘉铨在京家产。以上两件旨稿由乾隆帝亲自审核后,一件发交内阁,一件由兵部封发,并当作“日行六百里”的急件,星夜驰送北京。 三月二十日,未等天明,大学士英廉便执行从军机处寄来的谕旨。按照旨意,他把书籍信件作为查抄的重点。从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用了两天时间,在尹家诸屋中共查出书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订书籍一柜、书板一千二百块,以及书信一包共一百一十三封。英廉把如此之多的书信集中到一间大室之中,专门委派两名“曾查办过书籍之事”的翰林详细搜检其中的“狂妄字迹”。
三月二十七日乾隆回銮圆明园,次日大学士三宝等会同刑部开始审问尹嘉铨。从审讯的重点中,人们逐渐了解乾隆发动这桩大狱的原因。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