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唯一成功融入中国社会的外来文化，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不仅仅是思想和宗教信仰上的，它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对今天我们处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作者选取佛教戒律作为切入点，从宗教社会学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佛教戒律和社会间的立功关系。

本书抓住和紧扣佛教规范约束和世俗规范约束的关系，尤其是佛教戒律和世俗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而深入展开。书中突出地论述了佛教伦理道德规范与儒家伦理和礼制的交流、互动，展示了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书中还指出中国古代社会对佛教戒律进行了方向性的改造，使之成为从属于官方的制度化的约束体系，进而使之成为社会的一个稳定因素。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导言

第一篇 戒律在中土的传授

 第二章 汉译诸律及其特点

 第三章 佛教戒律在华的早期状态

 第四章 从《十诵律》到《四分律》

 第五章 菩萨戒流行之本末

 第六章 诸宗在戒律认识上的特点与差异

 第七章 禅学中的戒律与禅门清规

 第八章 世俗化、民间化中的戒律

第二篇 僧制与制外的约束

 第九章 官方约束僧侣的制度

 第十章 寺院中的戒律监察

 第十一章 “三武一宗”灭佛与戒律

 第十二章 世俗法律中的身份限定与要求

 第十三章 戒律与法律之间的僧尼财产纠葛

 第十四章 世俗社会对僧尼非制式的约束

 第十五章 潜移默化的观念束缚

 第十六章 几个突出的戒律问题

第三篇 在佛教行为准则的影响下

 第十七章 戒律在法律与司法中的反映

 第十八章 戒律与礼制

 第十九章 戒律与社会关系中的斋忏仪轨

 第二十章 戒律与民间崇拜

 第二十一章 佛教戒约和世俗生活

 第二十二章 佛教社团与社会的互动作用

 第二十三章 宗教异端和社会异端

第四篇佛教戒律与社会的多重关系

 第二十四章 有为与无为

 第二十五章 高僧，社会道德的源泉

 第二十六章 比丘尼与优婆夷

 第二十七章 居士戒律学

 第二十八章 寺院经济和戒律

 第二十九章 八关斋戒与中古时代的门阀

 第三十章 戒律的玄化和道化

 第三十一章 僧兵与戒律

后记

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在构成和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规范着人们生活的内容与方向。宗教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双重作用就更为凸显。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已经有约两千年的历史了，它那双重作用也大量体现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

至少在鸦片战争之前，佛教是唯一成功地全面融人中华社会的外来文化。剖析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与结果，抓住其关键的线索，不仅对宗教历史的研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中得出的鉴照与智慧，也可以为中华民族重新走向世界时作贡献。

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存在于中国的佛教，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学说，甚至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也就是说，佛教渗透、结合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千丝万缕，有时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当然由此亦可返照出佛教对社会的各种功过利弊。因此，若要全方位地观照中国的佛教，必须注意到它跟社会的关联，而戒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种种因果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宗教规范是为实现宗教信仰服务的，“专说法相，是真是实，即谓之律”，所以宗教约束中的行为准则的指向实质上也是整个宗教形态的走向。对佛教来说，“佛以圆通为法，而入门必日坚持戒律”。因此我们研究中国佛教戒律的种种发展演变，对我们了解中国佛教的实际面貌，了解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可以说至关重要。

“宗教毕竟是人类严肃的探索与追求”，它通过对彼岸世界的构筑，来赋予现实世界中生活的意义。这种生死河两岸间的联系，是通过因果律来实现的，从而在社会中起着一种道德源泉的作用。佛教认为佛陀之能“堪济万物”，是因为其“德充道备”，更凸现出道德的功能。佛教的宗旨是“能使人清心寡欲，求全性命，以出离生死；又能慈悲普爱，济度群生，去其苦恼而跻之快乐”，有着极高的道德目标。而戒律则是在广义上成为宗教道德的表现形式，因为戒律针对人性中缺陷而来，是对自我的克制和对追求完美境界的鞭策，“不因行苦过人表，岂得光流法界明”，这样就为道德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戒律与社会关系的主要部分，是宗教的规范约束和世俗的规范约束之间的相互交叉与影响。而这些规范约束都是建筑在对善恶的认定上，此又涉及到社会与宗教的价值取向。宗教的问题是价值问题，是“人类对其终极价值如何实现、保持和享有的关怀”。由于世俗的价值取向及规范约束主要体现在法律和道德上，所谓“律设大法，礼顺人情”因此戒律和社会的主体关系就能简略地说成是戒律和世俗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本课题的探索表明，道德兼容实际上是不同文化共处与融合的一个关键点。宗教的规范与约束是宗教道德力表现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不仅仅是凝结教团本身的纽带，也是它与别的宗教教团和社会群体的分界线，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宗教的规范愈是严厉细致，与别的宗教教团及社会群体的界限与壁垒也就更为分明。如果由此而抱着这样的态度：“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千古圣贤不能异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绪，即是异端”，就必然会导致排他性的唯我独是。这亦是一切原教旨主义兼备道德至上与意识不宽容的双重特征的原因所在。

(二)

就佛教而言，因为大乘佛教的“法我皆空”和“权用即方便”等教义，以及“把戒律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此外不感兴趣。如果目的可以直接达到，那么手段，即戒律是可要可不要的”的观念，对可能有的佛教原教旨主义来说未免是釜底抽薪。可以说，佛教是最早认识到“人人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精神修养上存在某种相似的道德准则”所以中国佛教有头陀行，有戒行精严的僧侣，甚至不断有焚身供养的事例，但-是形成不了类似原教旨主义那样的势力。傅伟勋先生说：“在所有宗教(甚至哲学)之中，佛教最能免于理论独断性或宰制性，最具思维开放性与融通性，易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谈沟通，借以谋求自我改善、自我创新”。当然也不会提倡政教合一，将戒律作为世俗的国法。明朝时一位外国人来华后观察到：“(佛教的)僧侣不怎么受尊敬和重视，只有将官和官员因能施刑而受到敬畏”。佛教放弃了强力推行其理念的必要的政治手段，在注重实际的中国人面前只能有较软弱的社会地位。但是那位西班牙人不会明白，正是那种看起来的软弱使佛教即使遭到“三武一宗”灭法也依然兴旺发达，在五代以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与历代朝廷平安相处，并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所以从“佛教在各种文化中所取得的谅解和妥协来看，它已渗透并甚至在各种文化中获得了优势地位，它已经证实自己是世界上最有适应性的宗教之一”。同时，“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包括传进来生根的宗教也是如此。佛教戒律既是宗教道德生活的准则也是僧侣个人日常生活的规范，在官方“戒分律仪，释门弘范，用申奖导，俾广胜因；允在严持，烦于申谢”的态度把持下，致使社会生活中的佛教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标准，并将其渗透到自己的戒律中去，产生了中国化的僧制。这样一来，由戒律所造成的意识壁垒即使有的话，也几乎形同虚设了，成了一种符号与象征。有人“批评说佛教徒容易使他们的信仰腐化变质”，这是“因为他们温文有礼地默认其他宗教，这就削弱并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宗教的性质”。这里所谓的“腐化”，当包括因接受其他的价值观念而使佛教原有禁欲主张淡化，行为规范变形，即世俗化。P1-4

佛教的戒是禁制之意，具体指皈依佛教的信徒为了对治烦恼所必须遵守的戒条、规则。戒的作用，抑制方面是防非止恶，积极方面是求是行善。戒与律连在一起构建为合成语“戒律”，其中律是僧团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佛教制定戒律，其目的是为了规范佛教信徒的行为以及僧团的生活。佛教戒律就是佛教伦理道德规范，佛教的戒律之学即佛教伦理道德学说。

佛教戒律与社会的关系，即佛教伦理道德与社会的关系。佛教戒律既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社会又影响和作用于佛教戒律，佛教戒律与社会伦理、法律、风俗、生活间存在着不断互动的过程。一般说来，佛教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具有多重性。从积极方面看，有道德感化、心理调适、慈善公益、批判时弊等功能；从消极方面看，是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也会发生某些流弊。至于社会，对佛教伦理道德则具有吸纳、制约、调整、改造等作用。佛教戒律与社会，归根到底是佛教伦理价值与社会核心价值，尤其是与社会伦理价值之间的比较与交涉、影响与渗透。佛教戒律与社会关系的探究，既是宗教伦理学范畴，也是社会学范畴，但主要是属于社会学范畴。

研究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有三难：一是具体而细微地了解佛教戒律及其历史源流、教义背景难；二是深入把握中国社会及其历史变迁难；三是要把以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厘清和分析两者的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必然关系与偶然关系更难。

上海师范大学严耀中教授知难而进，潜心研究，经长年耕耘积累，撰写了《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一书。全书抓住和紧扣佛教规范约束和世俗规范约束的关系，尤其是佛教戒律和世俗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而深入展开。书中突出地论述了佛教伦理道德规范与儒家伦理和礼制的交流、互动，展示了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书中还指出中国古代社会对佛教戒律进行了方向性的改造，使之成为从属于官方的制度化的约束体系，进而使之成为社会的一个稳定因素。

本书围绕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世俗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还就戒律与僧制、戒律与欲望、戒律与教义、戒律文本与具体实践等关系展开论述，从而使全书具有更为丰满的思想理论色彩，也具有更加鲜明的现实意义。

本书不仅富有创新见解，还拓展了相关的研究领域，如佛教戒律与法律、戒律与法律之间的僧尼财产纠葛、戒律在法律和司法中的反映、八关斋戒与中古时代的门阀、僧兵与戒律，以及佛教异端与社会异端等。据我所知，这是学教两界很少研究或几乎没有研究的课题，因而其研究的成果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

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全书尽量采用了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除有关佛教典籍外，还广泛引用历代文、史、哲文献，以及中外相关研究成果等，使书中阐发的论点具有更为客观、全面和科学的根据。

严耀中教授既具有史学的造诣，也有佛学的素养，好学深思，厚积薄发，为中国学术百花苑贡献了一部研究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的力作，这是值得称道的。耀中同志持书稿索序于我，我在拜读书稿后略述自己的一些初步想法和感言，并谨向读者椎荐。

少年时代曾读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其中“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一句深深打动了我，以致我后来游山玩水老是愿意去人迹稀少的地方，看看是否有意外的收获，因此也影响了我探索做学问的路子，常喜找一些不大有人问津的地方着手。

佛教戒律本是在僧人内部讲究的，近代以来虽然教俗两界都有论述者，但一般多注重于律文的阐述或律宗的发展，至于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及其互动演变，似乎尚未有人对此综合论证过。这激发了我的兴趣，所以就有了本书。书中重点不在于律宗或戒律学发展的本身，而在其与中国社会的联系及其发展。我努力想利用一些新材料，说出一些新意见，为这个研究方向寻找一些新景点，但客观效果是否符合主观愿望，还有赖于时间和读者的鉴定。

还在读研究生时，瞿同祖先生《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使我深受启迪，这从本书的最后定名为《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也可看出瞿书的影响，故“中国社会”一词亦是依照瞿先生的传统狭义来理解，不在广义上把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中的戒律等与社会的联系包括进去。此外顺便要说明的是，除两种情况外，本书的注解引书一般都标明页数。一是线装书或影印古籍，它们往往没有页数；二是中华书局的正史及《通鉴》、《高僧传》等的标点本，我认为有了卷、传、条等出处已足够，再标页数没有必要，浪费纸墨，此也是我多年的习惯，只能敬请读者谅解。

我每找一个题目来做，从萌意到出书，多则十年以上，少则也要四五年。1996年初我从加拿大回国后，在整理《汉传密教》与《江南佛教史》的书稿时，注意到了佛教戒律方面的一些资料，于是就写了一篇题为《东晋南朝佛教戒律的发展》的文章，承蒙黄夏年兄的推荐，发表在《佛学研究》1996年第五期上，算是个开头。1999年我把上述两本书稿先后交给出版社，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佛教戒律与社会的关系上。2002年与2003年我先后得到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对这个课题的支持，后来又列入了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这促使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于此，这样一直到2006年底本书初稿出来为止，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我耗费心力、时间最多的一本书。

本书在写作期间承蒙许多朋友的鼓励与支持，如金陵刻经处的吕建福先生、本校的黄纯艳先生、邹国慰先生等都帮助过我寻找资料，我要特别感谢方立天、黄心川、楼宇烈三位先生，方立天先生、黄心川先生还为本书作了序，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诸位先生的帮助下本书得以出版，在此一起致以深深的谢意。

书的出版，意味着该方面的探索告一段落，感觉就像结束了一次长途旅游。但我虽然年届花甲，却不觉老之已至。上世纪60年代读高中时，常以谈迁六十岁重写《国榷》来勉励自己要不怕挫折，自强不息，而今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谈迁的榜样依然在我前头高大地树立着，使我不敢偷懒休息，还盘算着再找个地方去凿空一番，以求在人生中多领略一些风光奇景。是为记。

本书不仅富有创新见解，还拓展了相关的研究领域，如佛教戒律与法律、戒律与法律之间的僧尼财产纠葛、……僧兵与戒律，以及佛教异端与社会异端等。这是学教两界很少研究或几乎没有研究的课题，因而其研究的成果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方立天

如何光大佛教，如何协调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戒律已经成为佛教界人士关注的问题，严耀中先生在这个背景下考察历史上的佛教戒律，也就突显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前瞻性，因此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 黄心川

佛教戒律既是佛教僧团建设所必需，同时也是佛教立足社会，与世俗道德观念、社会法律制度进行沟通的重要内容之一。佛教戒律的制订既要遵循世俗道德、法律的一些基本准则，而它的某些特殊内容也会影响世俗道德。法律的价值取向。由此而言，佛教戒律则不仅仅是佛教僧团内部的事情，它也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严耀中教授这部《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专著。开学界研究佛教戒律风气之先。本书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全面、深入地探讨了佛教戒律的内容、性质、作用，以及它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的演变、特点等诸多问题，其中对中国佛教中戒律与僧制关系，佛教戒律与社会多重关系的探讨，多有新意，值得一读。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 楼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