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一个彪炳史册、震铄中外的时代。汉武帝“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的赫赫功业奠定了他在西汉历史上的地位，成为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百代之人物。本书从特殊读者和特殊作者影响文学的角度出发，就汉武帝不同时期对西汉文学的影响进行系统、专门的研究，并对汉武帝在位54年中出现的重要文学事件、文学作品进行了考证。

该书为第一部研究汉武帝与西汉文学的著作，从特殊读者和特殊作者影响文学的角度切入，历时性地研究汉武帝不同时期的文学观念、文化政策和文学创作对文学的不同影响。著作对汉武帝与西汉文学材料进行穷尽式收集，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考证基础上，新意迭出。从汉武帝与文学关系的典型个案研究，上升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帝王与文学关系的普遍规律研究，揭示帝王影响文学的实质及其途径，意在引起人们对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尊重，探寻推动文学发展的正确之途。

绪论

一 选题缘起

二 研究史概述

三 研究方法

四 创新意义

第一章 即位前汉武帝文化教育与文学观念萌芽

 第一节 即位前汉武帝文学观念形成的文化背景

一 基础文化教育对汉武帝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

二 黄老学对汉武帝文学观念的濡染

三 儒学对汉武帝文学观念的引导

四 宫廷乐舞文化对汉武帝文学观念的浸润

 第二节 即位前汉武帝的文学观念

一 爱好辞赋，追求文学形式美

二 着眼政治，重视文学政教实用功能

第二章 在位前期的汉武帝与西汉文学

 第一节 在位前期汉武帝的文学观念

一 汉武帝文学观念形成的文化背景

二 汉武帝的文学观念

 第二节 在位前期的汉武帝与诗歌

一 汉武帝与诗歌关系的文献考索

二 汉武帝诗歌主旨考论

三 汉武帝对诗歌的影响

 第三节 在位前期的汉武帝与赋

一 此期赋家作品考论

二 汉武帝对赋的影响

 第四节 在位前期的汉武帝与政论散文

一 此期政论散文作年考辨

二 汉武帝诏策内容与文学特征

三 汉武帝对政论散文的影响

 第五节 在位前期的汉武帝和诗骚解读与传播

一 汉武帝和《诗经》解读与传播

二 汉武帝和楚辞解读与传播目录汉武帝与西汉文学

第三章 在位后期的汉武帝与西汉文学

 第一节 在位后期汉武帝的文学观念

一 汉武帝文学观念形成的文化背景

二 汉武帝的文学观念

 第二节 在位后期的汉武帝与诗歌

一 汉武帝与诗歌关系的文献考索

二 汉武帝诗歌主旨与艺术

三 汉武帝对诗歌的影响

 第三节 在位后期的汉武帝与赋

一 此期赋作年考辨

二 汉武帝《李夫人赋》的文学成就

三 汉武帝对赋的影响

 第四节 在位后期的汉武帝与政论抒情散文

一 此期政论抒情散文作年考辨

二 汉武帝诏策内容与艺术特征

三 汉武帝对政论抒情散文的影响

 第五节 在位后期的汉武帝与西汉小说

一 “西汉小说”概念的界定

二 汉武帝对西汉小说影响考论

 第六节 在位后期的汉武帝和诗骚解读与传播

一 汉武帝和《诗经》解读与传播

二 汉武帝和楚辞解读与传播

余论

一 汉武帝与西汉文学的关系特点

二 汉武帝之所以能影响西汉文学的原因

三 研究汉武帝与西汉文学的理论意义

附录

一 汉武帝与作家关系一览表

二 汉武帝时期文学编年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严格的储君教育，使汉武帝对政治极为关心，进而关注文学辅弼政治的功能。据杜佑《通典》卷一百六十六载：“汉景帝时，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论杀防年父，防年杀陈，依律，杀母以大逆论。帝疑之。武帝时年十二，为太子，在旁，帝遂问之。太子答日：‘夫继母如母，明不及母，缘父之故，比之于母。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与大逆论。”’在此，时为太子的汉武帝从伦理纲常的角度出发，判定防年为父报仇杀继母，宜以普通杀人罪同，足见其对儒家礼学领悟较深，从中不难发现他对国家政事的关注。对政事的关心，加上景帝、王臧及《安世房中歌》之类宫廷楚声体现出的政教文学观念的引导，促使汉武帝在即位前就开始关注文学辅弼政治的功能。在此，仍可以武帝与枚乘的际遇为例进行分析。

枚乘不仅是一位辞赋家，而且也是一位反对藩王分裂势力、拥护中央政权的政论散文家。汉武帝为太子时闻乘名，应不仅知其善辞赋，而且也当了解他的政论散文。据《汉书·枚乘传》，枚乘为劝止吴王刘濞谋反曾两次上书进谏，第一次在文帝末年，因吴王不听而离吴游梁；第二次在景帝前元三年。其第二篇谏书云，“今汉据全秦之地，兼六国之众，修戎狄之义，而南朝羌筰，此其与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谗谀之臣为大王计者，不论骨肉之义，民之轻重，国之大小，以为吴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夫举吴兵以訾于汉，譬犹蝇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深刻指出经汉初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汉帝国已国力强盛，深得民心；吴之叛乱，只能自取灭亡。字里行间，表明了对中央政权的拥护态度。正因如此，“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可见枚乘最初知名于汉廷，乃因其两次上呈吴王的谏书!尽管枚乘不乐受束缚，又从梁王游，但应不妨碍武帝对枚乘作品的了解。作为一位储君，武帝欣赏枚乘反对诸侯叛乱、维护中央政权的作品也是情理中事。另外枚乘今存赋或颂扬，或讽喻，同样颇具教化功能。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评《七发》即云：“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因此，对枚乘作品的欣赏，不仅反映了即位前汉武帝对文学形式美的追求，而且也反映了他对文学维护政权作用的肯定。

另外，受黄老学与汉景帝的影响，汉武帝即位前对黄老道家因变实用的文学观念应有所接受。

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黄老学作为一种统治术，主张在道家守静思想指导下，因时应变以达到事少功多、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目的。这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思想，运用到文学问题上，就是主张文学因时变化、为现实政治服务。汉景帝《定孝文帝庙乐诏》开篇提出的“制礼乐各有由”，也是对这种因时变化的实用文学观念的阐释。黄老道家强调因时变化的思想、景帝强调因变实用的文学观念，不仅对武帝即位后“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有影响，而且对他即位后重创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亦有潜在的浸润作用。

就今存史料看，虽然汉武帝在即位前已初步形成了对文学的一些观点与看法，但并未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而主要是为他即位后的文学观念形成打下基础。如他即位后仍好辞赋、好文辞，并因此征召枚乘；搜罗了严助、东方朔、枚皋、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一批赋家，鼓励并扶持赋创作；令刘安为《离骚》作传，因朱买臣“言楚词”(《汉书·朱买臣传》)而任之以官职。这些都说明，汉武帝即位前好辞赋、追求文学形式美的文学趣味在他即位后得到了延续。因此，汉武帝即位前的文学观念萌芽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虽无影响，但深刻影响了他本人即位后文学观念的形成，并凭借其把握的国家大权影响了同期的文学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武帝即位前的文学观念在他即位后获得了一定的施展空间。

同是汉武帝的文学观念，但在他即位前、后对文学的影响力竟如此悬殊，这充分说明，汉武帝之所以能对文学产生影响，关键就在于他即位后把握了国家大权。不独汉武帝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帝王也是如此。如汉高祖乐楚声，但在他建汉前，波及者寥寥，而他建汉后，就推动了汉宫楚声的流行，并使楚声从地方走向全国；汉哀帝“性不好音”，在即位前默无声息，即位后即诏罢乐府，使乐府新声在其统治时期遭受了沉重打击；唐太宗主张“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即位前在文坛中影响并不大，但即位后不仅引导了宫廷作家的创作，而且推动了初唐诗风的变革。这些例子皆证明：在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中，帝王影响文学，主要是依靠其把握的政治权力。P29-31

龙文玲在2003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成为我的博士生之前，就已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已是广西师范学院的副教授了。她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悟性好，又虚心好学，与她交流很顺畅，一点即通。

她对知识的渴求、对学术研究的热爱是超乎常人的。她来读博时，孩子才四岁，家里雇了保姆，即便是博二、博三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也是开学即来，放假才走；在博一时，给她开了两门课，大致每周一次，令人惊讶的是，每次课前她都会提交一篇论文，以便在课上围绕她的文章进行讨论；她几近疯狂地购书，复印资料，尽一切可能搜集相关的学术资料；读博以来又陆续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曾获首都师范大学2004～2005年度研究生科研奖励一等奖；直至今日，我都不知道她除了读书之外还有什么嗜好……

她是我得力的助手。她从博二起就协助我指导低年级博士、硕士的论文；我和我的学生共同承担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项目《诗经集注集评》，有些学生毕业后到与《诗经》研究毫无关系的报社、电台工作，不得已只好将未完成的工作退还给我；而她毕业之后，又回到广西师范学院讲授先秦两汉文学，主动请缨，希望能多承担一些工作。

她仍旧在不断地发表文章，申报课题，并计划有机会再读博士后继续深造。

写到这里，我心中溢满收获的喜悦。

我过去招学生，以为年轻的好，可塑性强，潜力大；读硕、读博重要的是研究能力的提高，将来做什么工作不重要。现在则因龙文玲而有所改变：年龄不是问题，态度、素养决定效果；能力培养固然重要，毕业后能否进行本专业的研究更重要。

文学的发生发展是多因的，“作者、读者”是推动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特殊作者、读者”的帝王对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更直接，更重要；文学本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在封建帝制的时代，在将文学视为政治工具的时代，作为“特殊作者、读者”的帝王却可以决定文学的发展方向。

龙文玲的《汉武帝与西汉文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部作品历时性地研究汉武帝不同时期的文学观念、文化政策和文学创作对不同时期文学的不同影响，以突显“特殊作者、读者”之好恶对文学发展的决定作用；把汉武帝与文学的关系上升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帝王与文学的关系中进行考察，就是想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分析中国文学发展的某种现象；分析历史，思考当下，意在引起人们对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尊重，以探寻推动文学发展的正确之途。

全书主要着力于三个层次的研究。

首先是文献考证。对汉武帝在位54年出现的重要文学事件、文学作品进行了较全面的考证，为分阶段研究、汉武帝对文学的影响打下基础。龙文玲在此部分用力最勤，收获最多，如对汉武帝立乐府、独尊儒术的时间的考订；对汉武帝《天马》(其一)、《景星》、《秋风辞》、《李夫人赋》，司马相如《上林赋》、《大人赋》，东方朔《答客难》、《七谏》，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公孙弘《举贤良对策》，终军《奉诏诘徐偃矫制状》，司马迁《报任安书》及《虞初周说》、《封禅方说》14篇作品作年的考证；对《郊祀歌》十九章的作者，《天马》(其一)和《景星》的主旨的考辨。其考辨言之成理，使整篇论文的理论研究建立在扎实有据的文献学基础上，显示了她敢于探索、求实求新的学术品格。

其次是现象分析。清理汉武帝各阶段的文学观念特点，探讨汉武帝对西汉同期文学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影响汉武帝时期文学发展的原因有多种，但汉武帝凭借政治权力对文学造成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汉武帝不同阶段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趣味影响了整个时代的主流文学风尚。同一帝王，因其好恶变化而对文学产生不同影响，关键就是政治权力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是理论归纳。揭示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帝王凭借权力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尽管每个帝王对文学的兴趣有不同特点，但最终都主要依靠政治权力对文学产生影响。

研究层层深入，由文献考证到现象分析，再到理论归纳。视角独特，方法得当，论据翔实，论证周密，结论富有启发性。总之，《汉武帝与西汉文学》具有较高的学术与理论价值，为研究中国古代等级制度下帝王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与同类研究相比，其重要贡献体现在：不再停留在现象分析上，而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理论思考。虽言难尽意，尚待提升，但开启之力，功莫大焉。

2007年2月28日

(一)

游学京城，故园千里。初携李白出门之意，终致陶潜归来之思。归去来兮!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对于才疏学浅、不谙世事却又率性独行的我而言，的确很无奈。归去之前，到底免不了有好些感念，好些牵挂。

感谢恩师鲁洪生教授。恩师的积极鼓励，提起我考博的勇气；恩师的鼎力提携，给了我读博的机会。三年游学京华，恩师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提拉着我打开学术门径，得一窥学术精彩。惜我资质驽钝，天性慵懒，多负师之厚望。每念及此，时常汗颜。我本顽石，硕士研究生毕业多年，一无所长。赖恩师宽厚不弃，三年寒暑，诲我不倦，终令我得以草就论文。虽瑕疵颇多，然自比既往，亦有长进。师之恩深，而我非韩才，当何以报?

感谢赵敏俐教授。三年苦读，获赵先生教诲亦多。赵先生不以门户为念，对我悉心指导，赠书鼓励，大力提携。面对如此忠厚长者，我自感幸运，亦深感惭愧。另外，左东岭教授、吴相洲教授、李炳海教授、方铭教授、邓小军教授、李山教授等，都曾给我论文以精心教导，多有启发。陶文鹏研究员、刘跃进研究员、夏传才教授、崔富章教授、徐志啸教授、王洲明教授、周秉高教授等，也都曾给我以殷切关怀和支持。诸先生之恩，如金针度人，将永志于心。

感谢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张葆全教授和樊运宽教授。199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张师就鼓励我考博深造。叹我目光短浅，冥顽不化，未遵师训。蒙张师不弃，在我毕业后，一直给予学术关怀；在我来到鲁师门下之际，张师又寄语赠书。恩深如海，愧不能当!感谢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的张明非师。读硕期间，深得教益，读博期间，又惠赠以新著《帝王文化与中国文学》。其情其德，长记不忘。

远游在外，赖师兄姐弟妹和朋友们多所扶持。嘤鸣之情，常暖我心。感谢师兄蒋寅，不仅给我以学术指导，而且在资料上给我以大力支持；感谢师姐刘艳，常激发我探讨学术问题的勇气；感谢师兄韩晖，常千里之外，致以鼓励；感谢学兄踪训国，提供学术信息，不吝赐以资料；感谢师妹刘玉珺、张秀英、孙娟、马海敏、师弟姜亚林、关小彬，在百忙之中对我论文提出意见；感谢学友苏大清、贾丽英、黄冬珍、黄松毅、郭艳华，与我共同探讨学术问题；感谢朋友黄震云、马银琴、周广荣、许继起、张学君，使远游异乡的我感受到朋友的关心和鼓励；也感谢师兄李春华和同届师姐史建桥，同学三年，受益颇多。

游学三年，最当感谢母亲蒋秀云女士和吾夫农作丰。惟赖其全力支持，才使我安心学术，捧出这份对我而言沉甸甸的论文。

临别之际，面对校园依依杨柳，质性愚钝、口讷言拙的我，却诌不出动人的诗句或美妙的对联。惟借熹微晨光、吹衣飘风，回归生我、养我的故乡。

2006年5月10日于首都师范大学10号楼学生公寓

(二)

回归南国，虽僻居穷壤，然一灯一桌一书橱，足以怡心意而慰短志。

归来之后，恩师提携依旧。临别鲁师之际，鲁师教诲日：“凡著文，当注意概念的统一性，论证的一贯性。”言语不多，却足令我改稿时受益匪浅，并终身铭记。鲁师在百忙之中，提笔作序，寄予厚望。我虽不敏，愿勉力行之。

读博至今，广西师范学院诸位同事长者如师，同龄者如兄如弟，毛水清教授尤在我论题的研究方法、学位论文的出版等方面都给予了热情的指点，在此一并致谢。同时也衷心感谢广西师范学院古代文学硕士学位建设点和广西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提供的出版资助。

在《汉武帝与西汉文学》这部小书即将付梓之际，还当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宋月华女士。在学术著作出版日艰的今天，是她的热心帮助与支持，才能使此书得以顺利出版。感谢黄丹女士和周志宽先生，是他们的辛勤校改审阅，使此书减少了错误。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有些章节经过修改，已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主要有：

《汉(郊祀歌)十九章作者辨证》，《学术论坛》2005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9期全文转载。

《论汉武帝(李夫人赋)及其文学史意义》，《学术论坛》2006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20期论点摘录。

《汉武帝对西汉小说影响考论》，《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汉武帝和楚辞的解读与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

《司马相如(上林赋)、(大人赋)作年考辨》，《江汉论坛》2007年第2期。

《汉武帝立乐府时间考》，《学术论坛》2007年第3期。

《论汉武帝《景星》及其文学史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汉武帝(天马歌)及其体现的民族文化交流》，《中国诗学》第十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因笔者才疏学浅，故书中一定还存在不少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07年3月31日于邕城南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