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没有围墙的学术讲坛里，一些大师级人物，如周汝昌、刘世德、傅光明、丁维忠等，从版本流传、作者情况、书中人物身份命运等不同切入点来研读古典名著《红楼梦》，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给读者以新的独特感受。

本书探讨了《红楼梦》中之谜，如《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是谁？彩云、彩霞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两个奇怪的小孩儿等。

曹雪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究竟是由谁来完成的？脂砚斋和曹雪芹是什么关系？曹雪芹为什么重女儿而轻男子？在曹雪芹的心中，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一个人吗？《红楼梦》中的人物年龄为什么前后有矛盾？有关《红楼梦》的谜已是越解越谜，留给读者的疑问太多了。本书根据中央电视台的专栏节目编制而成，探讨了《红楼梦》中的许多谜。

谁解其中味？ (代序)

《红楼梦》之谜(一)——从琏二爷说起

《红楼梦》之谜(二)——从第九回结尾说起

《红楼梦》之谜(三)——《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是谁？

《红楼梦》之谜(四)——彩云、彩霞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

《红楼梦》之谜(五)——从迎春说起

《红楼梦》之谜(六)——两个奇怪的小孩儿(上篇)：两个贾兰

《红楼梦》之谜(七)——两个奇怪的小孩儿(下篇)：两个贾琮

我近来的八本“红学”著作

凤姐结局：“雌凤”如何殒命

关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

胡适的“新红学”与余英时的“红学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干校，我们文学研究所有一位女同事问我，《红楼梦》里叫琏二爷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琏二爷？那个时候，我没有回答上来，因为过去读《红楼梦》我没有从这个方面去考虑这些问题，也没有读得这么细，所以当时就答不出来。那时在干校，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后来，回到北京，我就在思索这个问题，你既然是研究《红楼梦》的，为什么人家提出这么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你就答不上来？我今天讲的就是受了这位女同事的启发，为了要回答她的问题，而想到的一些内容。

有人说，琏二爷很简单，因为他排行老二。我说不对。贾琏不是排行老二，排行有两种，一种叫大排行，一种叫小排行。小排行是说一个父亲所生的子女尤其是儿子之间的排行；大排行是指同一个祖父所生的孙子一辈之间的排行，他们同一个祖父，但不是同一个父亲。我们来看，贾琏在书里的描写中，是小排行呢，还是大排行？

我说既不是小排行，也不是大排行。为什么不是大排行？有人说贾珍叫珍大爷，贾琏叫琏二爷，这不是排行排得很好么，珍大爷底下并没有兄弟，琏二爷上面并没有哥哥，这两个不是排得很好么!我说不对，因为我们要了解《红楼梦》里这几个人的父亲、祖父的情况，他们不是同一个父亲。我把世系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先说贾珍，贾珍不是叫珍大爷么，往上数，宁国公叫贾演，贾演的儿子叫贾代化，贾代化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贾敷，二儿子叫贾敬。贾敷没有子孙，贾敬的儿子就叫贾珍，贾珍的儿子叫贾蓉，这是宁国府。我们再讲荣国府，荣国府上边的和贾演是兄弟的那个叫贾源，他的儿子叫贾代善，贾代善有两个儿子一一女儿我们都不讲，在封建社会排世系表都是根据男子排的，那时候对妇女的观点不正确，妇女不列入排行的范围——大儿子叫贾赦，贾赦的儿子叫贾琏；二儿子叫贾政，贾政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贾珠，二儿子叫宝玉，三儿子叫贾环。我们看这个小排行，贾珠已经死了，但是书里叫他珠大爷，李纨在书里叫珠大奶奶，这个“大”就是贾政的儿子中的老大。宝玉叫“宝二爷”，那么就是老二，贾环，人家叫他三爷。这三个兄弟之间，老大、老二、老三一一大爷、二爷、三爷，排得清清楚楚。这里贾宝玉已经叫“宝二爷”了，所以贾琏绝不可能是列入这个排行当中的，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二爷。

既然是小排行，为什么贾琏要叫琏二爷？难道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大爷”？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就是我们提出的问题。

“《红楼梦》之谜”中和琏二爷有关的一共有六个问题，今天我们讲三个。哪六个我先跟大家说：第一个，贾琏究竟是老几？为什么书里说他是老二？第二，贾琏的母亲是谁？是什么身份？书里没有明确给我们交代，但是有些很矛盾的叙述，我们要把它介绍给大家，来分析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些矛盾的说法。第三，贾赦的夫人叫邢夫人，贾政的夫人叫王夫人。既然叫做夫人，就是正式的妻子，王夫人没有问题，邢夫人有问题，因此牵涉到邢夫人是贾赦的原配还是续弦？她的儿子究竟是谁？她有没有儿子？这在《红楼梦》中写得是有矛盾的。第四，贾琏和迎春是不是同胞兄妹？第五，迎春的母亲到底是谁？她的母亲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这在《红楼梦》里写得也不清楚，需要我们去探究。第六，贾琮是不是贾赦和邢夫人的儿子？

这几个问题组合在一起，全部出自一个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贾赦一家——除了贾赦没有问题以外——他的夫人，到底是原配还是续弦？他的儿子贾琏，到底是老大还是老二？贾琮，是不是他的儿子，书里一句正面的交代都没有；迎春，是他的女儿，那么她的母亲到底是谁？贾琏、贾琮、迎春这几个是不是嫡亲的同一个父亲、同一个母亲的关系？你看，这个血缘关系十分混乱。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要讲的意思主要是说，曹雪芹在创作过程当中艺术构思起了变化，原来是那么安排的，中途他想做另一个安排，最后可能又想做再另外一个安排，在修改的过程中，有的地方疏漏了，所以就把矛盾、错误留给了今天的读者。

如果我们细心地读《红楼梦》，这个问题还能发现不少。就是因为曹雪芹死得早，他的八十回只是经过他初步的整理，不能说是最后的定稿，所以这里有很多问题存在。我们讲“《红楼梦》之谜”，就是从这个角度，把这些作为切入点，去研究，去解释。

二、贾琏究竟是老几？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贾琏究竟是老几？之前讲的是“说在前面的几句话”。

贾琏有没有哥哥或弟弟？如果他没有哥哥，为什么叫琏二爷？我们首先要看第二回，第二回叫“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一回是曹雪芹叙述艺术上很有匠心的安排，通过冷子兴和贾雨村的对谈，介绍了贾府当中人物之间的血缘关系、亲属关系。但是，这是在全书开始的第二回，他写着写着，到后来就要增加、补充、修改，发展下去以后就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内容不符合了，矛盾、错误、漏洞就出现在这里。

我们先看冷子兴是怎么介绍贾赦这一家的：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今已二十来往了，亲上作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这位琏爷身上，现蠲的是个同知，也是不喜读书，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得，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爷家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务。

涉及贾琏的就是这么一段，讲得非常明确，贾赦有两个儿子，而且用的是“也有二子”。因为之前介绍了贾政有两个儿子，所以后边就说“也有二子”，这个“也”字是承接前面说的。而且说得很明确——“长名贾琏”，老大叫贾琏，这是很明确的讲贾琏是老大。

既然贾琏是老大，为什么后来叫他“琏二爷”，不叫“琏大爷”呢？冷子兴讲了这些话以后，没有接着讲贾琏，而是讲王熙凤怎么怎么样。既然介绍了长子，为什么接下去不介绍次子呢？P5-8

谁解其中味？

傅光明

近年来，“红学”可谓火热，且热度持续走高，甚至有时热得像北京盛夏难熬的桑拿天，除了被动受着，别无他法。要不就再以石破天惊之语，添上一把火。免疫力低下者热得心慌难受，那是活该。谁让你不惊世骇俗，走火入魔？因为热到极致，也就不觉其为热了。这样的气候，正像很难说它是否正常一样，也很难说它反常。存在即是合理，心静自然凉。

遥想当年，“十年辛苦”的曹雪芹写完“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红楼梦》，贫病交加，难得吃上一顿好饭，身后却“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红学”食客，且咀嚼得津津有味，甚至有的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生怕别人抢了饭碗。争饭吃，就容易弄出不愉快。因《红楼梦》而反目成仇者不在少数，曹雪芹可谓罪莫大焉。谁让你“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却没有留下一百一十回“全璧”的《红楼梦》？又是谁故意“迷失”了后三十回，留下偌大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局？

不过，这正是“红学”饭好吃的根源。既然《红楼梦》是残书，有志者(这里姑且算在程伟元、高鹗的头上，因为据大学者刘世德先生考证，他俩不过是书商，还真没有伪续后三十回的本事)续之也够不上天理不容。但既然不是原配，续弦能以貌合神离假装天作之合，也算鬼斧神工了。不过，毕竟有对原配痴心不改的，法眼识破“神离”的偷天换日，指出续弦的种种不是，也在情在理。有意思的是，这情这理，又是公婆各说各话，成了难断的家务事。更何况“红学”大家族源远流长，公婆换了好多，理还是永远扯不清。俗话说，理直气壮，当然也就从不会见到哪个公婆自认他／她的理是曲的或歪的。还是俗话说，理越辩越明，可在“红学”这个圈里，似乎此路难通。这样一来，看热闹的人就犯了难，因为似乎一时半会儿很难搞清楚谁的理至真至明，只好今天信公理，没准明天又改信婆理，信了半天，还是一头雾水。

其实，我也是跟着看“热闹”的，只不过公婆的理听得多了些，已经比较会看“热闹”。比如，拿程高的后四十回来说，或可言，它是一部伪续书，却不失为一种真探佚，只不过是把狗尾探续出来的后四十回，硬当成了曹雪芹“迷失”的后三十回的真貂之尾。这实在违背了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最高指示”，并造假、传假，以真本全本行世，瞒天过海，成为今日盗版书商之鼻祖滥觞。其实，程高倘若能事先将“实伪”昭示于天下，也不致招来后世讥其“虚伪”实属居心叵测。程高伪续功在以貌似“全璧”使《红楼梦》行世，过亦在传世中混淆了真伪，搅乱谜局。再行秦王之法“焚书坑儒”，又是历史的倒退。正本清源，一如鲁迅所说，“斥伪返本”也就是了。至于把程高之功过，划为“三七”、“四六”，还是功过相抵，或功是功过是过，一定又是见仁见智的。

对于不具备曹雪芹那份天赋才华的写家来说，任何有形的文学续作，像程高和一些续者已经做的那样，都有些自讨无趣，而“探佚”倒不失为一种学术的聪明之举，因为它只管寻找原著佚稿的“骨与筋”，却不管也不能管它的“血与肉”。换言之，《红楼梦》探佚者的功能有两个，一是要把“续红”的文本留在艺术的想象之中，并使之与原著达到某种神韵的契合；二是要学术地呈现许多种“探佚”的可能性，以求逼近《红楼梦》创作的原生态。这有助于读者认清程高伪续仅是“探佚”之一种，只不过程高所做是自讨苦吃的“血与肉”的探佚，而非仅仅动其筋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探佚属讨巧之举。这便涉及到探佚的方法，即逻辑思维须与形象思维互为表里，互为渗透，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以探佚之虚名，捕风捉影，凭空猜想，把历史故事“戏说”得天衣无缝，开悟观者所谓心智的“揭秘”，或与程高式的作伪无异。然则探佚又并无确凿的实证可对，公婆都有理，有时倒是得看谁更显得理直气壮，或站脚助威的人更多一些。可是，话又说回来，人多势众也未见就得了理。明知四七得二十八者，何必非与一口咬死四七得二十七的人硬扛。常识有时不争却明，一争反而乱了。

那真的就只能任公婆鸡一嘴鸭一嘴热闹争论得没了标准？事实上，标准非常简单，前八十回本身就是后四十回的严格标尺，只要拿这把尺子一量，程高的后四十回或任何别的什么入续得怎么样，并不难做出判断。想不被弄糊涂也容易得很。

那探佚是否也没个是非，可以像随便开采小煤窑似的谁想怎么探就怎么探，漫无边际？标准其实也很简单，只看探佚有无依据，一是曹雪芹在前八十回埋下的伏线，二是脂砚白纸黑字的评批。以此对照，也很容易就能得出谁的探佚靠谱，谁的探佚离谱，而且离得荒诞无稽。简言之，“红学”并非无是无非之所，它还应是一块有是非可言的学术领地。否则，“红学”就真变成了一个乱哄哄的集市。

对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真的无人能解“其中味”吗？《红搂梦》不是玄而又玄的天书，堂奥深不可测。“红学”的确是大家的，谁也没权利指摘谁谁没资格“读红”、“解味”，也没必要把“主流”、“草根”弄得那么泾渭分明，甚至要故意分庭抗礼。但并非就没有要决可循了，首先要回归文本，对文本要“熟”，不熟何谈“读红”；其灾是“细”，不细何来“解味”；第三字是“准”，不准容易“蛮味”；第四字是“深”，不深容易“缺味”；最后是要“透”，不透则容易“失味”。熟、细、准、深、透，这五字诀可作为“读红”、“解味”的入门，在此基础之上，方能对曹雪芹的创作意图、《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包括与明清思想的姻亲联系，等等，逐层剥开，领悟真髓。这样，当许多人仍然是在人云亦云地看热闹，而你已经能够津津有味地看门道了。以上其实不过是我这个步履蹒跚着刚要学步“研红”的人一点点的切实心得及愚陋浅见。

文学馆从2001年10月请周汝昌先生首讲《红楼梦》，光《红楼梦》的讲座一共邀请了四十七人次，陆续举办了三十七场讲座。在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合作期间，以《新解(红楼梦>》和《红楼六家谈》的专题形式播出了二十八集节目，老中青三代红学家如此规模地聚集一堂，以演讲的方式各抒己见的讲“红”，或许前所未有吧。总之，影响巨大。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近来持续的“红学热”，文学馆当推首功而无愧。从这个角度说，“百家讲坛”是掠了文学馆的美。但讲座也好，出书也好，电视节目也罢，怎么可能把曹雪芹和他写的(《红楼梦》说完说尽呢？

因此，我再一次邀请学者们来文学馆讲“红”。文学馆不是电视书场，而是学术讲坛，一场又一场厚重的学术演讲本身就是最好的明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文学馆第三轮“红学”讲座的结集，收入单场讲“红”的最高纪录刘世德先生七篇演讲。同时，刘先生还是文学馆有讲座以来个人演讲次数最多的学者，连“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跟讲“红”加在一起，一共十三场。另收其余四位各一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汝昌先生以“米寿”之年第六次莅临文学馆，做了题为《我近来的八本“红学”著作》的演讲，拉家常似的敞开心扉，畅谈研“红”心得，使人感动!

能与刘世德先生结识，要感谢《文学遗产》的竺青兄。刘先生是我所钦佩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才华、学术功力，及其由此而产生的那份强烈的学术自信，深深感染着我。他的治学精神，研究方法，使我获益多多。还记得当我问刘先生是否愿意在文学馆已经讲过两轮《红楼梦》之后再讲“红”时，刘先生微笑着说：“我讲‘红’不用准备。”他开始只准备讲四个题目，讲起来发现有的题目内容得两讲才容得下，便给我发来邮件，“申请”增加一讲，如此往来，最后一直增到七讲。

刘先生所讲，多源自他的那部学术著作《<红楼梦>版本探微》。竺青兄言，此书可以传世。我便向刘先生讨要，看后，以为然。同时，刘先生还送了我他写的《红学探索》和《曹雪芹祖籍辨证》。读罢，更由心底发出两个字：一为“叹”，二日“服”。

在刘先生看来，“一个美好的推测，如果它不时地存在着被驳斥和被推翻的危险，那么，它还有什么必要向读者们郑重其事地提出和箍荐呢？一个美好的推测，如果它不时地存在着被驳斥和被推翻的危险，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要苦苦地坚持和不断地重复呢？”所以，他在从事曹雪芹祖籍问题的研究时，始终“努力以客观的证据为出发点、支撑点，并以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的推测为忌”。他非常清楚，在没有可资利用的原始材料的情形下，任何主观的推测都带有冒险性。他说：“你企图让大家接受你的结论，然而你的结论赖以存在的前提却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你立论的基础既然是薄弱的，对大家来说，你的结论自然也就缺乏最起码的说服力了。如果从一开始起跑点就错了，又怎么能够方向正确地、顺利地、迅速地到达终点呢？”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严肃的学术工作总不能拿“戏说”来当考据，刘先生强调要有实证，他以为：“在考据中，在对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抉择时，如果只选取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排斥其他的多种可能性，那就必须以另外的证据为支柱。否则，严肃的考据工作就有可能变成一场随心所欲的游戏了。……我认为，一个公开提出的结论之站得住与否，最起码的检验的条件就是看它是否经受得起来自别人的任何有理由的反问。”

“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做考据，立新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证据。而证据是不能自封的。它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并经得起严格的检验。没有证据，考据就与儿戏无异，考据家也就沦为强词夺理的舌辩之徒。没有证据，新说就变成了臆说，并丧失了最起码的说服力。”

“证据可以是多种的、多方面的。但以正面的、直接的证据为主，其他的都属于次要的、辅助性的证据。证据都以确凿可靠为前提。否则，将是软弱无力的、无助于解决疑难问题的。”

“在立新说时，除了用正面的、直接的证据加以论证之外，还应当注意排斥反证。有反证存在，就说明新说的结论有着或大或小的缺陷。如缺陷过于重大，则会造成新的结论有被推翻的危险。”

邓绍基先生在(《曹雪芹祖籍辨证》序中说，刘世德的论文“注重实证，论析严密，即使有假设推论，也建筑在对文献材料作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万一材料不足，有的假设推论也注重情理逻辑，而不作无根无稽的和强词夺理的所谓‘推考’”。

跟随刘世德先生读过研究生、现在同样是知名学者，我也请到文学馆来讲过“水浒”的石昌渝先生，对刘先生身上体现出的“由郑振铎、何其芳所倡导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学风”深有感触，那就是“不盲从，不随大流，不尚空论，老老实实从大量可靠的材料中寻求事实的真相和文学发展的规律。这种学风看似平常，真正实践起来绝非容易，它需要坐冷板凳、下笨功夫，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更需要多一些的学术定性”。当下浮躁的学风，与此相差霄壤，利令智昏者当警醒。在学术的付出上，一分功力带来一分收获，任何的假冒伪劣，都不会有学术生命力。

红学家丁维忠先生在红楼“探佚”上功底深厚，他讲凤姐结局，已自然牵引出探佚《红楼梦》的两个原因，正如丁先生所言：一是现行《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续书，并非雪芹所著，而是程高伪续；二是雪芹原著后三十回真本，早在“丁亥夏”(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之前即已“迷失”。也就是说，前八十回为探佚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因为曹雪芹早在书的开卷和前部就对后边的“人物命运、情节结局、主题归结”，以“隐寓、埋伏和预告”的方式做了伏笔交代，而所有这一切，对后三十回佚稿具有“先决性和不可逆性”。程高恰恰是拿自以为是的“后知”代替了雪芹的“先决”，以遮入耳目的“探佚”改变了雪芹预设的“不可逆”的序列密码。  照此说来，探佚的功力深浅，一是完全取决于“对前八十回的深层含意或底蕴的精细解读”。二是离不开脂砚、畸笏评批的提示和尚一存的佚稿回目、断片残迹。但如果真如某说“程前脂后”，“探佚”可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第三，曹雪芹的生平家史(素材蓝本)及康雍乾“盛世”的时代背景，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参照。丁先生的探佚无疑属于此。

沈治钧、陈维昭两位都是红研界颇具功力的后起之秀，我也是由其学术著作而请他们前来讲“红”，并成为朋友。治钧兄有《<红楼梦>成书研究》，我请他来讲曹雪芹《红楼梦》的写作及成书过程；与维昭兄本素昧平生，只因在三联书店偶翻他的《红学通史》，驰函相邀，特使其由沪来京，讲了《胡适的“新红学”与余英时的“红学革命”》。三位学术新锐所讲，也称得上是“红学”的新成果，读之听之，都会获益。

《红楼梦》并非天书，把它当谜来猜，总想着在文字背后求出什么微言大义，在学术研究上是否可取？所谓大众或草根“红学”与学术规范之间，到底是否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恪守学术规范的“红学”研究，是否注定了就得呆在象牙塔里，锁在深闺人未识？而赢得民间力挺、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的“揭秘”、“解谜”、“探佚”，是否压根儿就没什么可取之处？一般读者容易、愿意或乐意接受的层出不穷甚至常是骇人听闻的“创见”，是否都是子虚乌有的捕风捉影？那作为学术研究的“红学”，又如何能被一般读者所接受？换言之，如何能让一般读者培养起最起码的学术判断？如此看来，读者与学者是否只能永远在两个不相干的层面上？杜甫有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商是天上两颗无论何时都无法相遇的星座，思师萧乾先生曾写过一篇宗教题材的爱情小说题目就叫《参商》，男女主人公最后因为信仰问题，分道扬镳，走不到一起。学者与大众也会这样吗？

总之，不管怎么说，文学馆在推动和普及“红学”研究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将继续努力，在大众与学术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让文学馆成为一处能给大家带来艺术享受的精神家园。

作为文学馆演讲的主持人，我竭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聆听智慧，感受讲座。

2007年1月31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