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由十篇论文组成，分成十个专题，论及上海的语言、上海的电影、流行歌曲、越剧、沪剧、滑稽戏、连环画、糖纸以及关于五十年代的海派文化传统，几乎涉及到海派文化的方方面面。论文以史料梳理与历史综述为主，还是属于比较初步的研究，但架势已经摆开，格局相当宏大，更有甚者是作者的热情洋溢的文体和童年记忆的叙述，充分体现了作者学术生命力的勃发。

当前，上海正致力于国际大都市的建设，致力于形成城市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上海在过去发展的进程中有着这么好的海派文化历史传统，在当前社会深刻变革的关头，在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呈多元化趋势的状态下，我们来研究海派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希冀海派文化在顺应新的历史潮流中，推动思想解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海派文化的精髓在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海派文化又是起源和扎根于平民娱乐和审美的草根文化之中，因此具有生机勃勃的原创动力，而且这种与民间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特点一直贯穿于海派文化的始终，成为其发展优化的动力。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起海派文化来，近几年上海海派文化有了新的复兴和发展苗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魅力所在，让上海这个大都市永远保持海派文化的个性特色，让海派文化在全国发扬光大，进一步去增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作者出自对于海派文化的关注和热爱，对海派文化在新世纪中传承和繁荣的关怀，一直热爱和参与海派文化建设。本书资料丰厚，理论公允。全书分海派文学、上海话、流行歌曲、沪剧、越剧、滑稽戏、连环画、三四十年代电影、甚至是糖纸头，所见的上海市民精神和风采。多数文章在《上海文学》《上海文化》《上海大学学报》东方讲坛，刊发后引起有关学者与读者的好评与关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读者的检验与认可。

序

海派文学：兼蓄并存，多元博采

时代之音：上海流行歌曲的春秋

沪剧：大都市里本土戏曲的际遇和盛衰

滑稽戏：拾回海派喜剧的灵魂

公众娱乐：20世纪50年代民间海派文化的繁荣

连环画：一个甲子的辉煌

越剧：尽显风流一百年

电影：三四十年代，现代性的演绎

糖纸头：海派商业文化的一枝奇葩

上海话：方言中所见的上海市民精神和风采

后记

文学书画

50年代之初，先是延续解放前私营书店遍布出版各有千秋的书刊，后来上海作家协会成立，一批新老作家围绕在作家协会周围，创办了《文艺月报》等期刊。巴金、周而复、柯灵、茹志鹃等一批名作家，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和随笔，上海也开始培养全国首创的“工人作家”。但是由于多种原因，50年代文学创作除了在1956年前后有点生气之外，能够传世的作品实在太少，作品也不再关注海派特点，一些海派作家也纷纷搁笔。文艺思潮上的批判接二连三，对文学界的打击最大。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学的繁荣是不可相比的。

然而，另外一些领域，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除了上面说到的儿童文学外，这个时期是大众文化“连环画”的盛世。上海有个传统，即在许多弄堂口，都设有小书摊，在摊主的书架上，上下多排，横排着形形色色封面的连环画书，很诱惑人，俗称“小书摊”。一分钱或两分钱可以借一本在摊前的长凳坐下看完。三四十年代中在竞争中涌现的一批民间的画图能手，和不少应运而出大显身手的新画手，凭其细致的画风精湛的技巧，在50年代纷纷转入连环画的创作热流之中。1950年，毛泽东指示中宣部长周扬：“连环画不仅小孩看，大人也看，文盲看，有知识的人也看，你们是不是搞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批新连环画。”1951年4月上海就举办了“上海连环图画展览会”，上海又将一百九十家私营出版社整顿合并，成立了“新美术出版社”，专门从事连环画出版。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形成了上海历史上连环画出版的高潮。一些名画家也加入了连环画的行列，如一些私营出版社在1952年出版的连环画中，董天野编绘的艋姜女》(三一美术)就有一万五千本的发行量。程十发编绘的《高贵的人们》(立化出版社)、陆俨少绘的《生产线上的好夫妻》(同康书局)也都发行了五千本。一些40年代成名的连环画家也很快投入了绘画，如顾炳鑫1952年编绘了《高玉宝》(劳动出版社)发行了三万本，钱笑呆编绘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全球书局)，发行了五千本，严绍唐等编绘的《干将莫邪》(华大书局)发行了四千本。贺友直也在1952年编绘了《老铁匠回家》(兴华书局)，发行五千本。当时连环画画家们热情高涨，尤其是新成立的新美术出版社、美术读物出版社以及后来的上海美术出版社在出版连环画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到1955年以后，大量的连环画发行量都超过了三万册，如吴其柔改编奚浞绘的《古丽雅的道路》(新美术)达七万册，王亦秋卢汶编绘的《阿里巴巴与四十个大盗》(新美术)有五万六千册的发行量，由此可见当年全民性的连环画阅读热潮的掀起。直到60年代中期起，连环画题材开始缩小到主要画英雄人物和阶级斗争。上海人在五六十年代，几乎人人都看过连环图画。笔者参加高考时历史试卷上的一道考题“西班牙内战”，其答案就是在不知哪时看连环画中看来的，否则就失去十五分。

漫画在50年代也很活跃。当时有一本八开本的《漫画》杂志出版，宗旨是“打击敌人，拥护和平，批评落后，歌颂新生”。张乐平、乐小英、丰子恺、叶浅予等的漫画经常在节日的报纸上见到，张乐平画出了新社会中戴着红领巾的三毛，他和乐小英也常绘画大幅的新生活组画。不过这时的漫画多数是以歌颂社会新气象为主，很少有以犀利敏锐的笔法揭露现世相的阴暗面了。

海派风味的年画和宣传画，在50年代也呈现高潮。当时上海的年画大都采用半开张大纸的形式，以从“月份牌”笔法改革而来的水彩画为主，讲究精细描绘，讲究美观真实。除了有些传统的用饱满笔法画的“年年有余”“闹春节”之类，还有像《白蛇传》、《梁祝》、《桃园结义》、(逼上梁山》等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题材。从宣传“婚姻法”、人民银行储蓄、中苏友好、镇压反革命、第一个五年计划、公私合营、把青春献给祖国、钢铁元帅升帐等等，那是一个充满宣传画的时代，连学生的画图课上也学着试画。这使孩子从小感受画图美术与现实生活联系的情趣。国画家也加入了宣传行列。后来出现了笔法较新、比较写意的佳作，如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后由哈琼文创作的水粉画《祖国万岁》贴满了像淮海路、南京路这样的大街上，广受赞扬。

文具店和新华书店供应的贺年片，书签。价廉(当时卖一分一张，贵到三至五分一张)而配图、印刷精细。工笔的国画居多，张充仁的水彩静物画、崔预章的月季瓶花油画、陈之佛的春鸟画、吴青霞的游鱼图、江寒汀的双鸭、蒋风白的舂梅黄莺、孙悟音的双牡丹，都在1956、1957年中印上了小小的贺年片，多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可见刚走上国营道路的出版社里确实集中了不少精心艺术的有实力的编辑精英。后来在小店里还能买到圣诞题材贺年片。上海民众这种喜欢小型贺年片的情结直到文革时还以“年历片”的形式悄然复活。

国画的“海上画派”是上海之“海派”得名鼻祖。任伯年、吴昌硕的后代们，人数众多，创作积极，以上海画院为根据地，挥毫舒笔，在上海的五六十年代，创造了“海派”的艺术群体性的顶峰。吴湖帆、贺天健、王个移、应野平、吴青霞、钱瘦铁、谢之光、来楚生、江寒汀、张大壮、朱屺瞻、刘海粟、陆俨少、谢稚柳、唐云、程十发、陈佩秋、刘旦宅、曹简楼等等大画家，麇集上海，除了画传统的山水花鸟人物，国画题材还适当面向工农生活和建设风貌，这时的绘画艺术都几乎达到各人的最高水准。著名的书法家沈尹默、马公愚、邓散木、白蕉、包六科、胡问遂等，篆刻家钱君匐、方去疾、单晓天等也在上海琢玉挥毫，培养门生弟子。50年代上海的书画活动具有民间化的特点，许多年轻人爱好热心参与其间，陶冶情操。书篆展览会经常举办，热热闹闹；群众性的写春联、画扇面等风习也在延承。国画、书篆传习处，从民间到文化宫皆有。南京东路上的荣宝斋，后改为朵云轩，成为书画与市民联络的纽带。加上福州路的“古籍书店”和“上海旧书店”，成为群众淘买旧碑帖和新书画的好去处。如今上海书画大势已去。

50年代，无论在学校的墙报黑板报，或者是工人文化宫里的业余创作活动，群众性的创作热潮此起彼伏。从中涌现和培养出不少文化天才。1958年后的群众性诗歌创作，包括写大跃进民歌，形成了全民写诗歌歌颂生活的热潮，同时还深入街道农村，搜集了大量的流传于民间的旧民歌。“大跃进”运动刮起的浮夸风在群众的意识上流毒很广，在总的指导方针上是错误的，但是从由群众激发出来的巨大热情角度来看，当时也有好的一面。 由于有着很广泛的群众参与面，大多数人是真心实践，促进了群众性文娱活动的普及。那种配合政治宣传的文艺活动，从学生开始，有群众自编自演的曲艺和活报剧话剧等，锻炼了青少年的表演艺术才能。专业文艺队伍挂头牌的演员也进入街坊民间演出宣传，影响较大的有制成“中国唱片”的、孙道临朗诵、上海合唱团演唱的《歌唱大跃进》组歌，徐丽仙演唱的弹词开篇《六十年代第一春》等。

P136-141

我一直觉得，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与一个普通专家是很不相同的。或者说，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不会仅仅满足于充当某一领域的专家：专家只是表示某种知识的权威，而对一个洋溢着人格魅力的人来说，他的生命形态如火如荼，光华四射，知识仅仅是构造他的人格的一块基石，他的生命形态是全息的，在各种领域都能展现他的魅力。他可能对于某些领域特别有研究，但他的研究成果决不会仅仅在这些领域产生影响。——我想说的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在我的朋友中，钱乃荣教授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

我认识钱教授的时候，他正在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的任上。我未见过哪一个系主任像他那样充满活力地活跃在自己的岗位。短短几年中，他高高竖起人才引进的大旗，把一大批活跃在各个领域的专家凝聚到麾下，都是一时之选啊，他丝毫也不顾忌本单位原有人马与引进人才之间可能会出现的麻烦，而且他办事之爽快麻利，令人惊讶，往往被人认为是复杂棘手的事情，到他手里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上海大学中文系最初是复旦分校，许多教师都是我的师长辈的人，都有强烈的个性，我想钱教授如此大刀阔斧地进行学科调整，一定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阻力，但他无所畏惧，我行我素，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实力就是在他的任上迅速提升。他任后连续拿下两个博士点和其他学术高地等业绩，可以说都是在他栽种的树阴下得到的收获。钱教授卸任以后，已近耳顺之年，但在他的生命历程上又一个高峰拔地而起，他埋首于所擅长的吴方言专业研究，对于上海方言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近媒体频频报道的《上海话大词典》的出版和“上海话语汇数码化”项目的上马，都是钱教授领衔的大工程，这些学术成果直接推动上海文化建设，对于把上海建设成文化大都市，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

但，这些都不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我一直在想的是，钱教授当然是一位研究语言的专家，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专家；他也是一个很出色的系主任，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高校的行政人才。他就是我说的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散发生命活力的人，这样的人，他的生命的冲动一刻也停止不下来，工作的岗位与专业的成果都不过是他要实践自己人格理想的一个表现而已，在任何工作岗位上他都能够出色地表现自己的能量。钱教授的专业是上海方言，但是他的关注点是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来推动整个上海的海派文化的发展。这是他的大胸襟的表现，也是他为人为文的真正魅力所在。在钱教授的两个生命历程的辉煌之间，他将他对海派文化的关注、研究、面面观都断断续续地写成论文发表出来，这些论文现在已经结集出版，就是这本《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如果说，钱教授的出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与主编(《上海话大词典》是他的生命历程中的两个高峰，那么，这本书就如一个四通八达的多岔路口，由此开始，完全有可能通向多种方向的通衢大道。

这本书由十篇论文组成，分成十个专题，论及上海的语言、上海的电影、流行歌曲、越剧、沪剧、滑稽戏、连环画、糖纸以及关于五十年代的海派文化传统，几乎涉及到海派文化的方方面面。论文以史料梳理与历史综述为主，还是属于比较初步的研究，但架势已经摆开，格局相当宏大，更有甚者是作者的热情洋溢的文体和童年记忆的叙述，充分体现了作者学术生命力的勃发。试看下面一段描述作者童年游戏：

笔者读小学初中的年代，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课余生活丰富多彩，除了唱少儿歌跳集体舞和加入各种自发的游戏外，文静一点的同学都有收集的爱好，如集邮、集币，收集电影说明书、电影票、电影明星照片，收集书签、贺年片，笔者除以上爱好外，还收集过花瓣和树叶。对笔者小时候艺术头脑的开发发生最大影响的，倒不是每周仅一次的图画课上的教育，恰恰是糖纸头和花绢头这两样东西。……再看一段，作者对当时流行童谣的记忆：  活跃于民间的、上海地方色彩的童谣、儿歌和顺口溜，流传十分广泛，时时听闻。从牙牙学语时起就在母亲身边，后来在放学路上或边做游戏时，唱着喊着，感受上海民风的爱的熏染。如：“鸡鸡斗，共共飞”(都只写开头两句)，“月亮亮，家家小囡出来白相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笃笃笃，卖糖粥”，“排排坐，吃果果”，“一箩麦，两箩麦”，“小三子，拉车子”，“小皮球，小小篮”，“落雨喽，打烊喽”，“冬瓜皮，西瓜皮”，“一歇哭，一歇笑”，“孵下去，立起来”，“赖学精，看见先生难为情”，“弟弟疲倦了，眼睛小”，“小孩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本来要打千千万万记，现在辰光来勿及”等等。这些热热闹闹、童趣盎然的儿歌余音袅袅，但在文革之后式微了。……

我比钱教授略小几岁，他所有描写的童年游戏和童谣儿歌，我都经历过，但早已是埋没在记忆封尘里了，而钱乃荣身为一个著名教授、语言学专家，如此童趣盎然地陶醉在童年记忆里寻找海派文化的遗迹，一条条残败蛛丝随风飘拂，都被他捡拾起来，重新织成了一张海派文化的网络，这种无所顾忌的童心与陶醉心态，正体现了生命活力充沛的特征。这与他在系主任岗位上无所顾忌地调整学科力量，在语言学研究中无所顾忌地批评语改委所谓的“汉语规范化”教条都是如出一辙。也许钱教授的海派文化理论还有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的地方，但是这种热情洋溢的叙述策略已经实实在在地打动了读者。我想，凡是有我差不多经历的老上海人，读了这本趣味盎然的书都会受到感动。

对于海派文化的定义，现在学界还是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我注意到钱教授的理解是有鲜明特点的，第一，不是从各类繁琐的定义出发，而是作为一个的的刮刮的上海人，他从自己的血缘里就认定什么是上海的，什么是海派的，文化现象的区域辨认，有时没有理论可依据，它就是民间约定俗成的民风民俗，钱教授这一立场是非常清楚的；第二，不是从外来文化中寻求海派特色，而是自觉站在本土化的市民立场上辨认和强调海派特征。钱教授有一句话深得我心，他说：海派文艺是大众文艺，不是贵族文艺!我以为这是对海派文艺的最贴近实际的评价，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当然有丰富的世界级的文化艺术，这对许多外来的上海人就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海派就是“现代”，就是西方化，而对于本土性的海派(也就是真正的海派)艺术往往嗤之以鼻。而在钱教授看来，外来文化因子只有与上海本土文化发生了关系，被上海市民所接纳了的、并且转化为自己的文艺样式，才可能是属于“海派”的；第三，不是殖民地文化造就了海派，而是在中西交流中产生的健康的市民趣味与市民文化，才是海派文化。我很欣赏书中的一篇论五十年代海派文化发展的文章，这是一篇关于海派文化研究的力作。当许多人都错把三四十年代的虚伪繁华和殖民地的腐烂现象视为海派的正面文化因素来讴歌的时候，钱教授鲜明地强调，五十年代的上海，才是海派文化的真正繁荣高峰。钱教授罗列了许多理由在此不赘，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将海派文化与上海市居民的日常文化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考察，他为“小市民”的概念进行正名，强调了市民趣味在海派文化中的正宗地位与积极意义，在这个基本美学概念上给以了澄清与甄别以后，他所论及的越剧、沪剧、滑稽戏、流行歌曲、甚至各种儿童游戏(甚至包括他没有论及的月份牌、游乐场、淮剧等等)，都有可能获得重新理解和解释的可能。

关于这本书，要说的话很多，几乎每个选题都能引起我的论述的欲望。但我想，最重要的是对钱教授说，既然已经设定了自己的远大视野和研究目标，那需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这些事情都是极有意义的，不仅是在纯粹学术的意义，主要还是在上海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中，钱教授是属于那种提供大构思和理论基础的学者和专家，希望能够紧紧抓住自己的目标无所顾忌地走下去，深入下去，为上海文化的繁荣能够做出切切实实的贡献。

我们都期待着。

陈思和

二00七年七月

这本书是我出版的第二十本书了。以前我写作的十九本书都是语言学方面的书，这是第一本从学科归类上来说属于“文学”类的书。

我之所以会写起评说海派文化的论文来，一则是因为从小就喜爱海派文化，我收藏积累了相当多的有关资料，这本书的附图中的实物都是我从小至今收集的。本书文中所论的内容也完全是有感而发，欲吐为快，写出来为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二则是正好遇上适宜发表之时。由于近来各方对海派文化的关注，2002年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我参加了每年一次的在上海举行的盛大的学术研讨会，每次都要带一篇论文去，这就成了我写海派文化内容的一个催化剂。我很感欣慰的是，海派文化中心主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任李伦新先生每次都仔细看我的文章，每次遇到我都给我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先生对海派文化十分关注，非常热情支持我的写作，在他主编《上海文学》期间，我的好几篇论文投稿以后都很快在该刊上发表，接着又很快发表了读者对有的文章的回应。徐俊西先生、王文英先生主编的《上海文化》也及时发表了我的两篇论文；《上海大学学报》主编董乃斌先生又特约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学报上破例分两期连载。2006年东方讲坛办公室主编的《中国城市与农村问题十六讲》一书中还收录了我的一篇《都市文化多元化进程中的海派文化》演讲稿。我的老师吴中杰先生、向平先生、王尔龄先生、郑定乐先生，我的同行张惠英老师、石汝杰老师，我的同事王鸿生老师、王光东老师、张寅彭老师、黄乐琴老师、程蔷老师，我的同学张炳元、陈光磊、王文英、李元、张文周、姚长胜、徐美英、马学鸿、凌淑平等，读到我的文章后都给予过我很多的肯定和鼓励，所以说，我这本书的写成实在是许多人热情关心支持的结果。陈思和先生、董乃斌先生等一直希望我能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当我将此愿望向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王为松先生提出后，王先生看了我的提要后一口答应出版此书，陈思和先生也欣然为此书写序。以上各位先生和朋友对我研究海派文化的肯定和扶助，使我深受鼓舞，促使我鼓起劲头克服我在文艺评论写作上的生疏，精益求精地完成了这本书。

我知道，各位名师好友之所以如此热情支持我写好评议海派文化的文章，完全出自他们对于海派文化的关注和热爱，对海派文化在新世纪中传承和繁荣的关怀。当前，上海正致力于国际大都市的建设，致力于形成城市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上海在过去发展的进程中有着这么好的海派文化历史传统，在当前社会深刻变革的关头，我们来研究海派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希冀海派文化在顺应新的历史潮流中，推动思想解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海派文化的精髓在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海派文化又是起源和扎根于平民娱乐和审美的草根文化之中，因此具有生机勃勃的原创动力，而且这种与民间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特点一直贯穿于海派文化的始终，成为其发展优化的动力。我从小作为一个平民、一个粉丝，热爱和参与海派文化。我喜欢亲临其境，如对现代歌曲，从《毛毛雨》、《特别快车》到《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到《恋曲1990》、《那一夜》、《秋天不回来》，我都会唱；对戏曲，京剧、沪剧、越剧、锡剧、评弹等，我都认真地边唱边体会。我和我的太太许烨平时最投合之处，就是大家从小热爱海派文化，因此她也为我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独特意见。我祝愿海派文化在新世纪中强盛起来，跟现代化发展的步伐相协调；我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起海派文化来，近几年上海海派文化有了新的复兴和发展苗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魅力所在，让上海这个大都市永远保持海派文化的个性特色，让海派文化在全国发扬光大，进一步去增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让我们满怀信心，上下齐心，通过我们艰苦的努力，开创上海多元文化的新生面，再造21世纪海派文化的辉煌。

钱乃荣

2007年5月2日

写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畔听雨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