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几乎在用一生的时间推行“仁政”和“周礼”，他的思想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和行为。本书将《论语》放置到孔子的个人经历之中介绍，阐述了孔子布衣的本质、风貌与恩想，全面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孔子。

自春秋战国以降，两千多年以来，孔子是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而广泛的人，但也是被误解甚至曲解最深的人。或捧之颂之，或贬之斥之，时至今日，孔子在“崇高与伟大”之外，依然是支离破碎，模糊难辨……

该书不是单纯的《论语》心得、注释或解读，也不是一部记录“至圣先师”孔子“圣迹”的传记，作者只是将《论语》还原到历史中，放置在宏观的历史与孔子个人微观的个人经历之中，为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位布衣的孔子……

“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留给后人的是无穷的智慧，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自西汉以来，一部《论语》又惹得天下风生水起。该书将全部的《论语》睿智还原到孔子及其弟子求学、周游列国的历程之中，让我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孔子及其思想的博大，更加真实地理解《论语》的真谛……

序言 布衣——孔子的本色

第一编 孔子的先租与后人

 第一章 孔子的先祖

 第二章 孔子的后人

 第三章 历代衍圣公

第二编 孔子思想

 第一章 “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

 第二章 “仁者，爱人。”

 第三章 “立于礼，成于乐。”

 第四章 “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

 第五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六章 质疑孔子

第三编 孔子求学

 第一章 孔子出生及少年时代

 第二章 孔子的青年时代

 第三章 孔子见老子

 第四章 客居齐国

第四编 孔子仕鲁

 第一章 杀少正卯

 第二章 夹谷会盟

 第三章 堕三都

第五编 孔子流亡

 第一章 匡蒲之困

 第二章 子见南子

 第三章 陈、蔡绝粮

 第四章 隐士讥孔

 第五章 离卫返鲁

第六编 孔子晚年

 第一章 鲁国顾问

 第二章 整理典籍

 第三章 逝者如斯

 第四章 师生之间

 第五章 走下圣坛

附录 孔子年谱

跋

世界上，最早给孔子作传的，就是汉武帝时的司马迁了。他在《史记》的整个篇幅里，不仅近百次提到孔子，还浓墨重彩地专门为孔子写下了有万字之长的《孔子世家》。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开篇第一句就是：“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邑。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叫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叔梁纥年老时娶颜氏少女才生了孔子，那是他们到尼山向神明祷告后而得孔子的。”

出生在鲁国的孔子，其祖先怎么会是宋国人?孔防叔之前，还有没有明晰的家族脉络可以上溯?子

孔子所处的我国春秋末期，虽然由周天子、各国诸侯、卿大夫和士组成的贵族领主等级制度还基本保留着，但是已经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首先是周天子早已是形同虚设，完全丧失了号令诸侯的权力，各诸侯国随着自己领土的扩张与军事的强大，纷纷向天子闹独立，有的甚至还要号令胁迫天子。其次是各诸侯国内的卿大夫，也随着自己力量的扩大而向诸侯闹独立，如卫大夫孙林父占据采邑领地戚而叛卫，晋赵鞅“人于晋阳以叛”，以及鲁国“三桓”各自占据采邑领地费、郦、成向鲁君闹独立等。卿大夫所属的家臣，也在利用自己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长而将替卿大夫管理的采邑据为己有而向卿大夫闹独立，如晋范氏家臣佛肸以中牟对抗晋国权臣赵简子，鲁国季孙氏家臣阳虎甚至到了“陪臣执国命”，也就是执掌国家大权的地步。这种各自独立的状况，也就必然地导致诸侯间和各国内部卿大夫间及卿大夫与家臣间频繁的兼并战。“春秋无义战”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势。而鲁国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军事相对弱小的国家，处于大国晋、齐、楚之间，附于楚则晋怒，依于晋则楚来伐，而如果不防备齐的话，又会遭到齐的侵略。

孔子，就出生在春秋时代的鲁国(今山东曲阜)。

孔子，名丘，字仲尼。“子”是当时一般的表示尊敬的称谓，而“仲尼”之“仲”，则是表示兄弟排行中老二的位置。那时兄弟排行是用“伯仲叔季”来表示的，因为孔子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孟皮、字伯尼，所以孔子便字仲尼。他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死于公元前479年的夏历二月十一日，享年73岁。

说孔子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是确切的。他的先祖经历了从王室到诸侯，由诸侯到公卿，再由公卿到大夫、士族之家的破落过程。

关于孔子的先祖，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国商朝王室的微子启。微子启被封为宋国国君，他传位于弟弟微仲。这个宋国国君微仲，就是孔子的直系先世，传十四代而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从微仲至叔梁纥，有几位在历史上留下故事的人物，他们是孔子的第十世祖弗父何、第七世祖正考父、第六世祖孔父嘉和孔子的父亲叔梁纥。

不过还是得先说说微子启。微子启在司马迁的《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却叫微子开，这是因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时的汉朝，被称作汉景帝的皇帝名字叫刘启。皇帝叫什么就把什么字霸占了，现在他叫了“启”，别人就不能再用这个“启”字，哪怕微子启比他早生了好多个世纪。这个规定，在专制制度的古代名之为“避讳”。

微子启当然不会想到，多少世纪之后会有人给他改“启”为“开”。当然这个为他改名的人已经无从考究了。虽然“启”改“开”，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宋微子世家》，但是在《史记-殷本纪》中，微子启的“启”字却完好无损。这说明这个将“启”改“开”的人，可能是开始实行避讳的唐朝以后的人了。

其实这个微子启是很有点自己想法的人。他是非分明，富有正义感，而且还敢作敢为。他本来是商纣王的同母庶兄。庶出一般是指妾所生，以区别于正妻所生，既然同母，怎么还会兄庶弟嫡?原来是纣王辛的母亲在生微子启的时候还是妾的身份，等到生纣王辛的时候，已经是妃了。身份就是命运，这也是专制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吧。

微子启对于商纣王的荒淫无耻、残暴害民早就深恶痛绝。他一次次地谏诤，期望着这个当着国王的弟弟能够改邪归正，也好使商的天下不至于不可收拾。瞧瞧这个纣王对于不同意见的态度吧。当时的大臣九侯有一个美丽的女儿，本来已经献给了他，就因为她看不惯纣王的荒淫无耻，稍稍表示了不满，就被纣王杀了。杀了这个美丽的女人还不解气，又把九侯也杀了，再剁成肉酱，分赏给诸侯们吃。大臣鄂侯来劝阻，商纣又把鄂侯也做成了肉干。与微子同时向这个暴君谏诤的还有太师箕子和少师比干，都是商纣王的叔叔。丧心病狂的纣岂能听谏，不仅听不进不同意见，还更加变本加厉地作恶。箕子只好装疯当了奴隶，而比干糊涂地死谏，竟然落了个被纣剖心的下场。对于比干的死谏，商纣戏弄地说：“你这样做是想当圣人吧?我听说圣人的心脏有七个孔穴，那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说罢就下令剖开比干的胸膛，取出他的心脏来观看。对于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无耻暴君，竟然还有生在现代文明国度里的文明人为他翻案，说他多才多艺，并将他连年的侵略战争说成了为中国的统一做出贡献。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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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时间一样流逝不止的泗水至今还在不息地流逝。那个曾经站在泗水岸边咏叹“逝者如斯”的孔子，只用了四个字，便告诉了我们一切——过去的曾经流逝，现在的正在流逝，未来的必将流逝。流逝，是死是生，是进是退，是瞬是恒。逝者如斯才要只争朝夕，洞察了宿命更应该珍惜并把握住每一个正在流逝的瞬间，孔子于是在泗水的岸边建起了中国的第一座杏坛。

这座坐落在泗水旁的曲阜孔庙中的杏坛，也许是中国最为动人的景致了。它是路，无尽头地延续并日益宽广着中国历史的命脉。它又是一座使这条命脉始终沸腾着青春活力的熔炉，锻造着也拓展着天下教师与学生的智慧与情感。有了这座杏坛，原本只有官员与百姓的人世上，便多出了一群叫做“知识分子”的人们。当然，这座杏坛更是一种永不涸竭的源头，潺潺地，便洇湿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心灵，并使这种潮湿，氤氲成河流，湖泊，山峦，或森林。

于是世界就热闹了，也有了味道。

孔子，从此也就成了中国人世世代代再也无法回避的存在与话题。

但是，浩如烟海的关于孔子的论述，不仅淹没了孔子，也将历代读书人的心胸塞得满满的喘不过气来。

不去管这些吧。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羊年就要到来的时候，我在大雪天里走进曲阜的杏坛。真静。坛的前面是数十棵千年的古柏，坛的后面是庞然的大成殿，还有坛旁已经长大的杏树，都披着雪，古老而又新鲜，还有一种没有任何干扰的纯净。这个杏坛已经是北宋重新筑起的了，坛上的四面悬山式亭子更是金代才建造的，尽管亭上覆着俗气的黄瓦，但是它那开放式的、八面透风的式样，总还是存着孔子当年杏坛的味道。在那个攻城掠地、弱肉强食、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列国争霸的时代，不就是这个小小的杏坛发出了和平的人的声音吗？

我真切地感到着自己血脉的流动，是与泗水相通着。我轻轻地扶着亭下的朱栏，一股热流在心头旋着。这里曾是中国的制高点吧？辽阔的江山与苍茫的时间尽收眼底。在这辽阔与苍茫里，孔子是那样清晰醒目地向我走来——一身布衣的教师的孔子，一个与泗水一样常流常新的年轻而又挺拔的教师的孔子，中国第一位教师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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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也许是对中国产生过最大负面效应的人。但他又是一个蒙受着最大冤屈的人，因为中国最大的实用主义者——历代专制统治者——早将他涂抹得面目全非了。尽管如此，他仍然能在2500多年的风尘之下，保存住自己最根本的颜色，一如孔林前那些或断或折或枯或秃的古柏，虽已面目全非，却也要努力地、尊严地、谁也拦不住地吐着自己本来的新绿。

这根本的颜色，便是一位教师的风貌。

想想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确已遥远。可是他的教师生涯和他的那批生龙活虎的学生，又是如此地清晰亲切，感染得那个乍觉遥远而又纷扰的时代，也有点好似近在眼前了。舀一瓢泗河水尝尝，不还是当年的味道？

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这个“而立”当然是指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不仅通过刻苦学习具备了当一名教师的资格，也从此开始了收徒教学的教师生涯。

我们已经无从确切地知晓孔子在中国设立第一座杏坛的初衷，但是一部影响了中国人精神并从而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论语》，开篇第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是向我们透露出了他与他的众多学子在教与学中所经历的无比的欢乐了吗？

这种欢乐，是人生的一种崭新的欢乐，一种自从有了杏坛才有的教、学相长的欢乐，也是一种自觉地审视自己的生命和主动认识并影响客观世界时欢乐。  我想，开始时的那个杏坛，肯定很小。或在孔子简陋的家里，或在泗水边的林中，师徒席地而坐，“礼乐射御书数”、“文行忠信”，传授与探讨便会自由自在的开始或结束。小虽然小，却有着可以无限发展的后劲。其活力，别说连门面也已经撑不下去的东周，就是连后来以秦朝打头、期望“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封建专制王朝，也注定无法与这个小小的杏坛抗衡。从小贫寒的孔子，领着一群无名的学生，在时代主流的面前，在威严庞大的国家以及国家的制度面前，悄然地立起一个独立的杏坛——中国第一所民办而又开拓民智的学校。不管年龄大小，也不管家庭贫富贵贱，都可以平等地、自由地进来学习。几束干肉的学费，再穷的人家也是拿得起的。在他的三千学子中，可以说除了极少数如南宫敬叔一样出身贵族外，大部分学生都是出身于贫贱的普通百姓家，如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史记·游侠列传》)，颜回居于陋巷，“箪食”“瓢饮”(《论语·雍也》)，卜商穷得“衣若悬鹑”(《荀子·大略》)。有了这座杏坛，从此，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被打破了，统治者对于文化与教育的垄断也被打破了。这是黑暗的时间里，突然亮起的一把伟大的启蒙的火炬，“劳力者”的百姓的子弟，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使自己的大脑得以解放、得以拓展、从而使沉睡的潜能得以恣意释放的道路。觉醒是独立的前提，独立又是自由的前提，当明亮的火炬，一把把在他们心头点亮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像个人似的自觉地站立起来了！那充满着渴望与希望的眼睛，便也穿过黑暗，洞悉历史与未来。

这个在贫寒中奋发而起的孔子，也就从此在中国开辟出了一种最为重要的职业：教师。整体处于失学状态的中国“庶民”，首次有了上学的机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曾经荒芜的灵魂，有了生机盎然的栖息与成长的家园；冷酷而血腥的中国历史中，也就开始生长出人性的、温暖的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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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尧舜禹汤，还是夏桀商纣，再从秦皇汉武，数到唐、宋、元、明、清，直到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实则是一党独裁的蒋介石，称谓可以变化，实质却是始终如一——独裁与专制。

先不用管教科书上乏味的断代、分期之类，只需沉下心来细细地品品中国活生生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瓜瓞绵绵的专制统治，总是在将人驯化为牲口，或用强力逼其就范，或以物质的诱惑骗其上套。虽然都为整个专制制度的牲口，却又麻木着，不觉其悲苦，因为不仅有着“牲口”幸福、“牲口”光荣的理论，更因为这个残忍、虚伪但却十分完善的制度在将天下的“牲口人”分成了无数等级的大小牲口，每一个层次的牲口对上是规规矩矩、俯首贴耳的牲口，对下却转眼可以变成挥动鞭子的主人，他也便在这两种角色的转换中获得着满足。人为牲口，这是沾满着血泪悲鸣的悲剧。而“知足常乐”，则是悲剧中的悲剧。

孔子之前，中国该有着2500多年的文明进化史了吧？他之后，转眼又是2500多年。他所筑起的那座杏坛，就耸立在这5000年的中间，烛前照后，熠熠地散发着人的风采、人的魅力、人的味道。“贫且贱”的身世，三岁丧父、十六七岁丧母而又一生坎坷的命运，都让他尝够了做人的艰辛，期待着做人的权力与尊严，更让他明白了立人的迫急。“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他也许不知道从动物到人的漫长历程，但他却要教育出一批真正的人，从牲口的境地解放出来，还原为人，做人事，说人话，并从此为中国的百姓遗下接受教育、自掌命运的火种。

一个，两个，七十个，三千个。在那个“学在官府”、书为竹简的年代，教师的孔子能于这个筑于民间的杏坛之上，教育出三千有用之才，可说是一个振古烁今的奇迹。

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了孔子对于自己的学生子夏的嘱咐：“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儒”？孔子在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言说，但其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不能把儒业仅仅的当作一个做官前的训练，也就是说不能把这种学习仅仅当成谋生的饭碗或敲门砖，这是没出息的“小儒”的勾当。只有锻造起独立的人格，用充满理想、积极献身的人生态度和坚持真理、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心胸与胆量，去完美自己、改造世界，才是真正的“君子儒”。他无需忠于哪一个君主、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组织，他只忠于自己坚守的真理、自己追求的“道”；可以失去官位、财产、安宁，甚至生命，但是却不能须臾失去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追求与言论的自由。

这就是这座杏坛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这些既是孔子对于学生们的教导，也是一位作为教师的知识分子，对于一切似乎不可一世的当权者的独立的宣言。尽管历代专制统治者把孔子封为“圣人”、给了他一顶“阔得可怕的头衔”(鲁迅语)——“大成至圣文宣王”，把孔子供在圣坛、神坛上，为所欲为地加以利用，但是终于不能彻底掩藏作为教师孔子的在野本色。一个杏坛，便令世代知识分子有了与五花八门的专制统治者分庭抗礼的底气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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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做官，也许是横亘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最难逾越的大山。以官本位为特色的专制制度，犹如咆哮的洪流，几乎将所有醒着或睡着的知识分子裹挟而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大如孔子者也不能例外。

孔子与其有名的弟子子贡，有过一次著名的关于美玉是藏是卖的对话。老师的孔子几乎是没等学生问完就急切地回答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两千多年过去了，其急切的神态与率真的语调仿佛就在眼前：卖掉吧！卖掉吧！我正在等待识货的人呢！

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国家，最为根本的也许就是有如土地一样的人民和这土地之上山岳一样的知识分子吧？当洪水淹没大地的时候，又总会有山岳来作中流砥柱，立足于大地又捍卫着大地。毕竟是大哉孔子！这个热切地想当官并且想当大官的孔子，又有着钢铁般的不容动摇的原则。这个原则便是在仁爱面前我与你君王完全平等，是合作的关系，都以仁爱之心施仁爱之政，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漾溢着独立意志的孔子与无道的天下怎能不发生深刻而又剧烈的冲突呢？于是，热切谋官的孔子，便成了官本位中国里屡屡拒官辞官的知识分子。齐国的大官，他唾手可得，但他拒绝了，离开了；在自己的国家鲁国里，本已做到了司寇这样的高干位置，可他却在55岁的年龄上辞官去国，在列国一流亡就是14年。朽败的鲁国国君，无道的篡权者季氏，岂能代表祖国？他走得十分决绝。走也是一种爱国。不与腐败的统治者合作，不与骄横的实权派为伍，怎能不是一种爱国呢？

一个残忍腐败的制度，是不能容忍伟大高尚的东西、更不能容许独立思索的头脑存在的。于是，庸俗与卑鄙，愚昧与丑恶，黑暗与残暴，便会因有“肥沃”的土壤和鼓励的“雨水”而疯长。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苦难了。

在这14年的流亡生涯里，与其说他是在谋取行道的高位、以向各国推销自己的主张，毋宁说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打造自己的杏坛——以饱尝苦难挫折的方式，以实践的方式，以亲历无道天下的方式，去教导、培养自己的学生。那二十多个与老师同行的学生，我想，该都是他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吧？那辆吱吱嘎嘎总也不能安顿的牛车，不就是座流动的杏坛吗？

他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的在列国谋到高位大官的，也不用托关系也不用花银子。但是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谋取安乐，而是要为天下人谋取安乐。就为了追寻共同的理想，也为了磨砺自己的本事与德性，他们不惜共同经历了十四年的风风雨雨。面对孔子与孔子的杏坛，我们不是要为仅仅为了谋得个一官半职而不惜荒废了十数年打造下的学业，甚至要牺牲掉青春和人格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行为，而汗颜而触目惊心吗？不是要对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肃然起敬吗？

想想孔子师徒被困于陈蔡之间的野地里的七天七夜吧。没有粮食，也缺了水，一些学生还病倒了。就在学生们迷惘、徘徊、甚至产生了不满的时候，孔子向大家提出了“是不是我们的学说与理想有什么不对吗”(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的研究课题。虽然有子路的怀疑论(“吾未仁邪，吾未知邪”：是不是咱们的理想与学说有问题)，有子贡的妥协论(“夫子盖少贬焉”：降低点咱的目标与要求吧)，但是在师生深入研讨下，还是坚定不移地统一到了颜回所做的结论上——“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

细细想来，这座杏坛也是对于孔子的一种解放呢。他从这里掂出了自己人生的重如泰山的价值，也从这里获得了自己生命里最长久也最真实的自由与欢乐。当他苦恼，当他失意，当他不容于天下的时候，这座杏坛和聚在杏坛周围的学生，不是让他获得着无穷无尽的前行的力量，也收获着发自灵魂深处的再生一样的喜悦吗？有了这种快乐，有了这种自由，有了这种解放，教师的孔子才真正的无比强大起来，心胸与眼界也就拓展得更加辽阔高远起来。困顿，磨难，还有那恶劣的环境和恶劣的国君，似乎都已不在话下。直如后来的孟子所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而王天下不与焉。”有了当一名教师教天下英才的幸福，那是给个皇位王座也不换的。

于是这辆咯咯登登的牛车，就有滋有味、信心十足地在中国大地上巡游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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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借助这座杏坛，我才看清了那个温良恭俭让的孔子，与后来端坐在庙堂或肃穆在历代皇帝封祀中的那个丑陋的老头子，是相距着十万八千里的。他其实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智者，即使在“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时候，也还保持着他生命的乐观与幽默，保持着对于国君、大臣和当世时事的批评。不然，在那样一个天下大乱、战争频仍、弱肉强食的时代，孔子与他的杏坛怎能坚定地发出着和平与仁爱的声音呢？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惟一的“反调”。仔细想想，他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说“不”的人，他是一个说“不”的大师，向着一个时代，向着一大片如狼似虎的国君，他坚定地、固执地说教着，批评着，说着“不”。

他不仅自己说，还要立起一个杏坛来，培养出一批批的学生来一起说。

他教导自己的学生以“举一反三”的创造精神去对待学习，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去拯救无道的天下，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献身精神去追求真理，以“当仁，不让于师”的悲悯精神去温暖这个世态炎凉的人间。不是吗？当鲁国受到齐国侵略的时候，这个因祖国的腐败无道而离国出走的孔子，迅即热血沸腾地激励自己的学生挺身而出，帮助祖国。他大声地问道：鲁国是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出生的国家，“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老师的激励下，子路、子张、子石、子贡纷纷挺身而出，最后是子贡凭其高超的外交才能和审时度势的超人智慧，终于解救祖国于危难之中。

这惟一的反调，才真正地开启了其后那个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场面。我不知道一茬茬的皇帝和变相的皇帝想起那个场面，会不会不寒而栗？但是恼怒是肯定的。他们真是煞费苦心，终于将这个说“不”的大师，捏作一位百依百顺的“圣人”，企图从源头上掐死争鸣的依据。  历史，终究不是随便捏出来的。它比一切试图将其捏着玩的人要坚硬的多，真实的多、也长久的多。它会在时间的延续中复活，并从一层层的尘埃中执拗地显露本相。当复活的孔老师领着他的学生向我们走来的时候，那个百家争鸣的场面是多么的令人神往啊！这种争鸣，已经作为文化的遗传基因，深植于我们世世代代人的灵魂深处了。

人类的世界岂能是一个无声的世界？人的国家怎能变成一个遍布着牲口的牧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薪火相传的伟大的思想者与科学家，这个国家与民族将是一个苍白的国家与民族，一如没有山岳江河的大地、没有日月星辰的天空，平庸而又黑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它的人民不能独立的思考与自由的发声，那么这个国家与民族便会因为创造力的枯竭而成为死寂的沙漠与坟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老是让志士仁人走投无路，流离失所，真理与见义勇为的太阳，还怎么能够照耀子孙后代？当我们仰望天上与心中的太阳的时候，我们不是应该记起那个独立的思想着并且勇敢的发声的孔子吗？不是应当感谢那个为中国立起了第一座杏坛的孔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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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两位堪称伟大的教师，孔子之后，当属鲁迅。

《鲁迅全集》中虽有几十处谈到了孔子，但似乎很难找到赞赏的话。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里，鲁迅先生有一段总结式的语言，说“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这话是对的。都在尊孔，要做皇帝的袁世凯、“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甚至连正在侵略着中国的日本鬼子，都在尊孔，更加上那些专制统治者的帮忙帮闲实则帮凶的“正人君子”们的尊孔读经的鼓噪，都使清醒而又反叛的鲁迅不得不站出来说反对的话。即便是反对的话，也是反对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而不是当年活着的真的孔夫子。

对于春秋时节活着的孔子，那个“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以上均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活着，只得迫害他”的真的孔子(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五》)，鲁迅先生是怀着理解、同情甚至还有着深深的尊敬的。他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就曾诚恳地表扬过孔子一回：“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

他深刻地看到，在五四之后的反孔讨孔潮流中，孔子正是受到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尊孔崇孔的“带累”，是人们“厌恶和尚，恨及袈裟”所致。我甚至隐隐感到着鲁迅先生文字之外对孔子的认同。

生于乱世，童年便家道衰落，成人后的强烈的入世态度，博大而仁爱的胸怀和强硬的脊梁，生时不容于当权者，死后却备受褒奖——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点。但是最大的共同点，也许是他们都是一位教师，都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都是各自所处时代里最大的反对派、批判者。鲁迅先生不仅在家乡、在北京、在厦门的学校里当过青年们的教师，更在他横眉俯首的生涯里和他数百万字的作品中，营造起了中国又一个空前的杏坛，一个真正建立在青年与民众立场上的杏坛。不知对于孔子教师一生却没有收过一个女学生这件事，鲁迅先生是否有着遗憾？但是对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话，鲁迅先生确是始终耿耿于怀的，他在《关于妇女解放》里反唇相讥道：“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相对于孔子的杏坛而言,鲁迅先生的这座杏坛，无疑既是继承又是革命。它不仅公然地站在青年与民众的立场上，而且还公然地将被历史遗忘、亏待了五千年的女性纳于这座杏坛，肖红，许广平，丁玲，刘和珍……有了这个杏坛，我们才可以放心地说：独立自由、顶天立地的人，必将会越来越多，任何独裁专制者也无法阻挡人的中国、充满着人声的中国的到来。  7

“归与！归与！吾党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流浪途中的孔子想家了，想念那留在鲁国的学子。这是在一个秋雨淅沥的早晨，还是在一个夕辉渐薄的春暮？天下看过了，也走遍了，还拜访了七十二个国君与权臣，除了失望还是失望。失望的孔子非但没有绝望，却越发清晰地感到了自己要为天下所承当的重任，那就是将这个杏坛办得愈加的红火起来。有排山倒海的激情在他胸中奔突，这个六十七八的老夫子，浑身的每一粒细胞上都涨满着青春的力量。他起伏着宽大的胸膛，高高地昂着自由的头颅，任由旷野的风捋着自己斑白的胡须，迫不及待地命令着：“回去吧！回去吧！我们鲁国的那些文彩斐然的年轻的学子，正等着我去指导呢！”此刻，他那久久凝视着东方的眼睛里，正噙满着泪水。

公元前四八四年，六十八岁的孔子结束了自己十四年的流浪生涯，毅然返回自己的祖国，开始了自己最后阶段也是最为心无旁骛、最为舒心畅然的教学生涯。有若、曾参，言偃、卜商、颛孙师等一大批学子先后入于孔子的杏坛学习。

过了一年，孔子的儿子伯鱼死，悲痛的孔子依然教学不辍。

又过了两年，孔子最为心爱的学生颜回病故。七十一岁的孔子悲痛欲绝、恸哭失声：“噫！天丧予！天丧予！”学生们心疼老师，怕他哭坏了身子，劝他别太伤心了。“哭之恸”的孔子，一边哭着一边向着自己的学生、也向着天地诉说着：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啊！恸哭的孔子，恸哭罢还是教学不辍。(以上见《论语·先进》)

再过一年，公元前四八零年，孔子另一位深爱的学生子路战死于卫国。七十二岁的孔子哀甚，痛哭着：“噫，天祝予(祝，断绝意)！”痛哭罢，哀甚的孔子仍旧教学不辍(见《檀弓》、《公羊传》)。

公元前四七九年四月，已经身患重病的孔子，还在拄着拐杖教导自己的学生子贡。七天之后，教师的孔子病逝，享年七十三岁。

逝去的老师就埋在泗水边。清清亮亮的泗水，流不尽老师对于学生、对于杏坛的留恋与思念。教师的孔子毕竟是一介布衣，穷着，他的坟中也就空空如也，不像帝王将相们的金碧辉煌，占着最为显要的地方，还要陪葬进人间数不清的财宝，甚至兵马、甚至活人。

那些个帝王将相的坟陵，豪华固然豪华，却盛着后人的憎恨与嘲骂。而老师孔子，虽然坟墓里虽然空空如也，却得到着人间最为真挚最为深厚也是最为长远的爱戴。学生都来为自己老师守墓，一守就是三年。那个叫子贡的学生，虽然富致千金，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却能罢弃风光舒适的生活，在与同学们守墓三年之后，还是不愿离去，又在老师的坟墓旁盖上了三间草房，痴守着老师，一守又是三年。百姓们也想着这个教着他们子弟的老师，甚至把家也搬到了他的坟的周围，以至于成了一个叫孔里的村庄。当今闻名中外的曲阜，虽然早在孔子诞生之前四百多年就被封为周公的封地，更早的太昊之孙少昊还曾在曲阜建都，但是不也有着当年那个村庄的影子吗？四面八方的学生们来祭老师，带来的各种树苗，现在也已经繁衍成遮天蔽日的森林了。

老师走了，将一个教师的楷模立于后人之前，也给了我们一把开启心智、自省向上的钥匙。任何领域，尤其是精神领域的活动，如文学、艺术、哲学等，最高层次的竞争往往是人格人性也就是做人的竞争。只有那些有着伟大人格、善良品性和博大胸怀的人，才有望达到这一领域的顶点。世人总好耍小聪明，争一时的热闹实惠，甚至不惜炒作，不惜下作，争得如火如荼还要腆着脸扮成清高淡泊相。这样的人，怎能出产顶尖作品，就是书出到了一百卷，又怎能长久？其实做官也是这样，往往也是人格人性的竞争，不在职位的大小高低，只在人的大小高低，能否做出味道，也就是让历史、让人民深爱与铭记。真正做出点味道、让民众记住的官不也是寥若晨星吗？有几个能做到周恩来同志这样的水平？

该是三百多年以后吧，那个叫司马迁的人来到了孔子的鲁国。他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目睹了儒生们学习的现场，便流连忘返了。他从心底是与这个平民知识分子为伍着。站在这里，站在孔子的杏坛旁，他这个被施了宫刑如宦者一样的人，突然有了比那个不可一世的汉武帝还要高大的感觉。那段此后要写入《史记》中的精彩文字，跃然于脑际：“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孔子布衣(平民百姓)，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真是像高山一样令人敬仰、像大道一样让人遵循啊！久久徘徊不忍离去的司马迁，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咏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仰止……”

司马迁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预料到了，作为老师的孔子走了，却一定会永远地活在学生与后人的爱戴里。

因为老师走了，老师的爱却在，还有那绵延数十载的教学相长的欢乐却在。陋巷箪瓢，穷困潦倒如颜回者老师爱之，买卖于列国成为中国第一个私营商人也是天下首富如子贡者，老师也爱之；恬淡清高，不与当政者同流合污者老师爱之，入世入仕，在各国勤奋干事者，老师亦爱之；听话者老师爱之，老要向老师挑剌唱反调者，老师同样爱之……不仅爱之，更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与期待，“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这是一个可以作万里驰骋的博大的胸怀，这是一座可以让四季轮转、万物生长的广袤无际的杏坛。

孔子走了，留下了一座四季常青的杏坛，并让一个布衣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师的形象、一个独立于执政者的思想者的形象，常新在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的心上…

古往今来，不管是好话孬话，孔子是被说得最多的一个人。而且不管好话孬话，大都是在说那个“圣人”的孔子，颂扬他的把他捧为圣人，批判他的因为颂扬者把他捧为圣人从而使他成了颂扬者的帮凶。

其实，应当有两个孔子，一个是圣人的孔子，一个是布衣的孔子。而布衣的孔子，也许才是两千五百多年前那个惟一的孔子、真实的孔子。而且正因为他有着布衣的本质、风貌与思想，也才能够历久弥新。至于圣人的孔子，虽则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长期存在，但就惟一与真实来说，毕竟是虚假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