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新旧杂陈，按篇幅计算，大约是对半开。辑一全为旧文，选自《学者的人间情怀》，该文集在陈平原先生先后出版的十几种随笔集里，印数不多，影响却最大。其它三辑的划分，新文居多，按照论述主旨与文章体式编排而成。书名亦有深意，正题“学者的人间情怀”指向学术精神，副题“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则关涉论述策略。

在我先后出版的十几种随笔集中，珠海版的《学者的人间情怀》(1995)印数不多，影响却最大。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为书题的那篇文章。《学者的人间情怀》最初发表于1993年第三期的《读书》杂志，日后被收入各种选本。如此“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八散文的表达之中”，必定“并不特别注重散文的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正是从这一角度，谈论诸如《学者的人间情怀》这样的“学者散文”。除了是“另外一种散文”，还牵涉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家偶尔论及时，褒贬不一。

本书新旧杂陈，按篇幅计算，大约是对半开。第一辑全属旧文，选自《学者的人间情怀》；其余三辑，也有些录自《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掬水集》和《文学的周边》。此四书原本印数就少，以后也不打算重刊了。不以“文采风流”著称，我的随笔集，希望适应读者阅读趣味的变迁，还是“专题化”为好。除第一辑按写作时间编排外，其余三辑的划分，兼及论述主旨与文章体式。

选择集中二文，凑成正副标题，不完全是偷懒，也自有深意在——前者指向学术精神，后者关涉论述策略。所谓“学者的人间情怀”，就是我文章中再三表述的，“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至于谈论当下的“文化选择”，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喜欢“跨世纪”，回到我所熟悉的清末民初，则带有明显的专业印记。集中各文的长处与短处，均与此学术思路相关。

辑一

　学术随感录

一、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二、“文摘综合症”

三、“愤怒”与“穷”

四、关于“学术语法”

五、“不靠拼命靠长命”

六、学问不等于人生

　学者的人间情怀

　学术史研究随想

　 附录一　《学人》的情怀与愿望

　走出“五四”

　中国教育之我见

辑二

　世纪末的思考

　文学史家的考古学视野

　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

　 附录二 网络文学，还是网络时代的文学

　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

辑三

　跨世纪的文化选择

一、世纪末的思考

二、学术史视野

三、评传的体式

四、这一代人的努力

　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

一、怎样一个晚清

二、报刊研究的意义

三、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

四、报刊研究的策略

　  附录三 从北大到台大

　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

一、“读图时代”的困惑

二、“左图右史”的传统

三、图文互动的可能

四、文字魅力的保持

　学术文化视野中的“出版”

一、我与出版结缘

二、我所了解的安徽出版人

三、我与安徽出版界的合作

四、关于“地方性知识”

五、直面出版业的潜在危机

六、怀念“小书”

辑四

　 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

　 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的纠葛

一、“历史文学”并非都是“通俗演义”

二、关键不在“正说”或“戏说”

三、在文学家止步的地方起跑

　  附录四 历史学与文学的对话

　史识、体例与趣味

一、既是体例，也是精神

二、注重进程，消解大家

三、能雅能俗都是好事

四、集“功力”与“学问”于一身

　视野·心态·精神

一、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幸灾乐祸也好，呼天抢地也好，无动于衷也好，人们都不能不正视这一命题：学术正在贬值。

就看你怎么理解这“贬值”两个字。如果这指的是应用学科被推到前景，而学术性更强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受重视，跟经济建设没直接联系的文史哲等古老学科甚至受到冷淡，这的确很可忧虑；如果这指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知识分子待遇的低下，以致学者不能安心治学，而必须盘算如何“生产自救”，这起码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如果指的是学术研究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不再有“雄文一出举国欢腾”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我倒觉得很正常，既不可喜，亦不可悲。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没多少油水好捞的。前些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出书容易，惊世骇俗容易，滥得虚名也容易。一时间学术界似乎也成了“名利场”。如今又回到了“冷板凳”，这可就苦了那些没赶上趟的莘莘学子，只能“遥想前辈风流”了。

梁启超有篇名文《过渡时代论》，其中谈到过渡时代容易出英雄。出政治上的英雄，当然也出学术上的英雄。“五四”时代能出英雄，前几年也能出英雄，如今则连“各领风骚三五天”都不容易，英雄似乎消失了。没有英雄的时代，未必学术成就不高，只不过缺乏戏剧性罢了。

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该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了。对于血气方刚的青年学者来说，这无疑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不管是这几年出尽风头者，还是尚未登台表演者。沮丧归沮丧，适当调整一下心理状态，乃至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还是必要的。就好像新学期开始，小学生们必须把假期里跑野了的心收回来一样。

当然，也有人“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从来没“跑野”过。可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对于那些没有一点功利心、没有一点虚荣心、没有一点狂态、没有一点醉意的“纯学者”，我历来敬而远之；有时甚至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或者缺乏才气故作镇定、或者出于矫情大骂葡萄酸也未可知。我佩服的是能“跑野”也能“操正步”；该“跑野”时“跑野”，该“操正步”时“操正步”。当年“跑野”时甩了一拨人，如今“操正步”还会甩下一拨人。读书做学问也真不容易。

一代诗僧苏曼殊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男主人公在热情、执著、聪慧、果敢的西化女性和娴静、高雅、温柔、含蓄的东方女性面前丧失选择的能力，只好悬崖撒手皈依我佛。这种主题模式在现代作家笔下不断重现，只不过“五四”时候西化女性占上风，40年代东方女性占上风而已。尽管作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种选择更多的是时代逼出来的，内心深处很可能都像苏曼殊那样，在两种女性、两种生活理想、两种处世态度——借用茅盾的术语：诗歌与散文——之间徘徊。

“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也许，只好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但愿，就在不久的将来，我能把这题目倒过来再做一遍：告别“散文”，走向“诗歌”。即使那篇好文章一时难产，也不妨为这散文时代保留一点诗意，或者创造一点诗意。以免“寂寞的事业”过分寂寞，散文的时代过分“散文”。

二、“文摘综合症"

如果研究新时期十年的学术思潮，无论如何不能忽略新闻界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这种新闻“介入”(或日“干涉”)学术研究的趋势，似乎与日俱增。在这其中，各类文摘报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学术文摘(社会新闻文摘不论)对于解决信息时代日益尖锐的生有涯而知无涯的矛盾，对于扩大一般读者的知识面，对于普及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甚至对于提高学术的知名度，都是很有益处的。唯其如此，它才得到上下左右的热烈欢迎，数年间神速发展，且有方兴未艾之势。

如今，大概谁也说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块文摘园地。除了正牌的以“文摘”、“书摘”命名的报刊外，各类专业刊物、综合性报纸也都有“文摘”专栏，再加上“零售”、“批发”的学术资料、信息库、文摘卡片等，“文摘”已经成了学术界举足轻重的“第三产业”。你可以欢迎它，也可以诅咒它，但无法阻止它静悄悄然而坚定不移地插足学术研究。也许有那么一天，学术发展的趋向，不是取决于某些具有先见之明的学术精英，而是取决于各类文摘报刊的编辑。但愿这只是危言耸听。即使如此，为防患于未然，不妨预测一下日益辉煌的“文摘事业”可能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恶果。

学者们对文摘的态度，大致是又喜又忧，又爱又怕，特别是当它摘到自己头上时。毕竟没有多少写文章的人真愿意孤芳自赏。“藏之名山”还不是为了“传之后世”?照样需要理解，需要“知音”。文摘能使你的学术观点广泛传播，把你介绍给专业圈以外的广大读者，这是“成名”的终南捷径，何乐而不为?只是经过文摘家(姑名之)处理过的学术论文，往往有违原作者初衷，或则买椟还珠，或则断章取义。其实这也难怪，文摘受制于读者，从属于新闻，代表公众愿望对原作进行“剪辑”，不免更多考虑新闻效果，考虑读者需求，而不是作者原意。大概也正因为考虑到文摘家二度创作的“版权”，文摘报刊一般只给摘者而不给作者发稿费。没稿费倒也可以理解，只是看着自己的观点不断夸张变形，以致连自己读起来都颇觉新鲜，可又不敢或不愿出面辩正，以免失去再一次上文摘报刊的机会。于是乎，学者们心里不免有点酸溜溜的感觉。

这种经过公众愿望过滤的学术文摘，好读，易懂，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就像止咳糖浆一样，能治点小病，味道也还不错，老少咸宜。可这么一来，苦口的良药、难读的好书，也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学术文摘很容易培养起一代学术懒汉和聊天大王。貌似博学，无所不知，实则零碎皮毛，全都浅尝辄止(这里还不算走火入魔者)，唯一的好处是胆子大口气也大，谈恋爱还可以，做学问可就勉为其难了。古人笔记常有讥笑专读类书起家的“博学之士”；依我看，而今而后专攻文摘者，其“博学”其肤浅，当在专读类书者之上。也许并非杞人之忧，如今“文化名人”也颇有据文摘做正面、反面文章者，不免令人心寒。

文摘的最直接影响，也许该算学界的风气。一时间，新闻俨然成了学术研究的总裁判。好多大学甚至规定上《新华文摘》计多少分，上一般文摘报刊计多少分，评职称时就看这个。这里不说觅缝钻营之事，就算全都秉公行事，文摘家的眼光显然不同于学者，是否上文摘报刊怎能作为评判学术论文的标准?学术的新闻化，除了促成“赶时髦”、“一窝蜂”、“批量生产”等时弊外，更培养了一批专门瞄准文摘的“文摘型学者”，揣摩读者(文摘家)心理，故作惊人之论，追求新闻效果，冒险做“好人”，踩线闯“禁区”，置学术信仰、学术尊严乃至一般的学术准则于不顾，怎么说“效果”好就怎么说，怎么做能出名就怎么做。这一点近几年已初露端倪，且也是“方兴未艾”。

文摘是个好东西，不会因为我这几句风凉话而倒闭；可“文摘综合症”即便不能治，起码也得让人们留点神。P3-7

去年年底，我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刊印了一册36万字的《学术随感录》。明明是“小文章”，竞弄得这么厚，实在有点反讽的意味。将这些随意书写、不登大雅之堂的短文结集成书，除了留下自家精神探索的印记，更希望从一个特定角度见证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变迁。在“自述”中，我曾提及：

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这是二十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专业著述不说，已完成的对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叩问，辨析文化思潮的，有《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反省大学体制的，有《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追忆学问人生的，有《当年游侠人》(三联书店，2006年)。再有，就是这本当初随意挥洒、如今则必须“苦心经营”的《学术随感录》。

这一尝试，最早开始于1988年的7、8月间；可那组刊于《嘹望》杂志的“学术随感录”，以及此后陆续撰写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学术史研究随想》等，因收在珠海出版社原刊、“即将由三联书店重印”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中，为避免重复，只好割爱了。

在我先后出版的十几种随笔集中，珠海版的《学者的人间情怀》(1995)印数不多，影响却最大。十二年前初刊，印数五千，此后未再重印，可在论者的引述或评议中仍不时露面。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为书题的那篇文章。

《学者的人间情怀》最初发表于1993年第三期的((读书》杂志，日后被收入各种选本，如《另外一种散文》(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五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90年代思想文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北大百年散文精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白话的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等。集中其他各文，也有承蒙选家错爱，进入各种读本的，但像此文这样四处奔波，且出入于“散文”选、“作家”论以及“知识分子”研究等不同类型的选集，绝无仅有。

在关注学术规范建设的学者看来，我的((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是此话题的始作俑者(参见杨玉圣等编《学术规范读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余三定的《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历时性评述》，《云梦学刊》2005年1期)；而有考据癖的“北京学”专家，也将我的短文《“北京学”》，视为此话题的最早文献(参照马万昌《对北京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1期)。类似的“思想火花”还有好些，如《“文摘综合症”》、《学术史研究随想》、《走出“五四”》等。我当然不会愚蠢到以为自己真的开创了一个什么学科。设想多而能力小，兴趣广而功底薄，也就只能“随感”而已了。这既暴露了大转折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迷茫，更体现其不服与抗争。如果不过分苛求，这些虽则浅薄、但仍属真诚的思考，也自有其可爱之处。

有序跋，有游记，有随笔，也有谈话，当初的定位是“关于当代中国学术的‘随感’”，故体裁归属不是很重要。如此“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人散文的表达之中”，必定“并不特别注重散文的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正是从这一角度，谈论诸如《学者的人间情怀》这样的“学者散文”。

除了是“另外一种散文”，还牵涉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家偶尔论及时，褒贬不一。出于好意，两年前，北京的三联书店建议重刊《学者的人间情怀》，理由是保存一种“历史文本”。我同意了，而且，还专门撰写了题为《学术转型的见证》的“新版自序”。可事后想想，还是觉得不太妥当。除了原刊文体驳杂，还有重复收录之类的问题。犹豫再三，最终决定撤稿。辜负了朋友的一片好心，实在抱歉，可如此决断，与其说是对读者负责，不如说是对自己的警醒。

在《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的“自序”中，我谈到过自己时常罔顾学科边界，贸然谈论已成“专家之学”的“当代中国”：

囿于“观察者”立场，加上会议论文或专题演讲的文体特征，使得本书的论述“鲜活”有余而“深邃”不足。就近观察一个生气淋漓、充满动感的社会，好处是“真切”，缺点则是容易流于“浮泛”。

这回也不例外，依旧只能扮演有浓厚学术兴趣的“观察者”形象。某种程度上，这是“论述姿态”所决定的——既然你选择了课堂讲授、学术演说、会议发言、随笔、答问以及文化评论等，那就只好随意挥洒，而不太可能像专家学者那样旁征博引，追求“每下一义，泰山不移”。

虽说只是“观察者”，并非驰骋疆场的“斗士”，但如此不顾专业设置，撰写诸多无关“业绩”的文章，也算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与“介入”。没能力叱咤风云，只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到底，这也只是一种“学者的人间情怀”。只是因兴趣及能力所限，这一“观察”，基本上局限于与自家专业接近的思想文化、新闻出版以及文史之学。除第一辑按写作时间编排外，其余三辑的划分，兼及论述主旨与文章体式。

本书新旧杂陈，按篇幅计算，大约是对半开。第一辑全属旧文，选自《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其余三辑，也有些录自《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掬水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和《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此四书原本印数就少，以后也不打算重刊了。不以“文采风流”著称，我的随笔集，希望适应读者阅读趣味的变迁，还是“专题化”为好。

选择集中二文，凑成正副标题，不完全是偷懒，也自有深意在——前者指向学术精神，后者关涉论述策略。所谓“学者的人间情怀”，就是我文章中再三表述的，“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至于谈论当下的“文化选择”，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喜欢“跨世纪”，回到我所熟悉的清末民初，则带有明显的专业印记。集中各文的长处与短处，均与此学术思路相关。

这么说，等于是亮出了自家底牌；接下来，便是祈求读者批评指正了。

2007年5月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