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获得者须一瓜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在水仙花心起舞”“提拉米酥”“穿过欲望的撒水车”等十篇小说佳作。《提拉米酥》在意大利甜点的浪漫陶醉里，出其不意地洞悉了人性的曲折幽微。《淡绿色的月亮》由一场入室抢劫案，印发出深缠于红缎绳的女主人公芥子对道德卡和爱情耐人寻味的追问。《老的人，黑的狗》将人性善恶的严酷拷问绘在夕刚红霞中，镌刻在高险的山崖上，憾人心魄……

27年前一次对生命的最高礼赞成为弱智名剪师阿丹遥远不变的记忆，《在水仙花心起舞》中，年年活在他枕边的五棵水仙花，是叠印在岁月流逝里五个妙曼身影永远的生命美丽。《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以和欢的丈夫意外遭遇车祸的悲剧直叩精神通道的堵塞，完成对社会道德冷漠的批判。《提拉米酥》在意大利甜点的浪漫陶醉里，出其不意地洞悉了人性的曲折幽微。《淡绿色的月亮》由一场入室抢劫案，印发出深缠于红缎绳的女主人公芥子对道德卡和爱情耐人寻味的追问。《老的人，黑的狗》将人性善恶的严酷拷问绘在夕刚红霞中，镌刻在高险的山崖上，憾人心魄。《第三棵树是和平》，女律师戴诺的杀夫案辩护失败，却因伸张正义所承担的精神使命，在暴力故事的悲凉中加入了祈盼和平的义愤强音。带有明显荒诞的《城市东人》是对现代人类困境的绝妙刻画，充盈着独特的现代阅读魅力。《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讲述了一个老革命与两个小偷的奇特故事，犹如两极的相遇，碰撞的结果不但超越了彼此的颠覆，更具有拯救的深刻寓意。

故事的“好看”，对丰富人性细腻传神的描述，特别的语言美感，赋予这部作品集迷人的艺术感染力。好的小说一如好的小说家，是古怪的天使，是上帝的格外恩赐。

在水仙花心起舞

提拉米酥

穿过欲望的撒水车

淡绿色的月亮

老的人，黑的狗

第三棵树是和平

雨把烟打湿了

有一种树叶春天红

城市亲人

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

诚实的写作都是霸道的

 ——与须一瓜对话

钢铁城宣传队的女演员，可能有十几个，其中有两三个和市里那一伙干部子弟经常玩在一起。阿丹从来都无法记住她们的名字，正如他读书时，无法记住同学们的名字一样，但是，二十年来，阿丹哥哥只要一说“茄子她们”，阿丹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几个美丽迷人的女人，她们穿越了时间，她们腰肢美丽，她们在笑，在舞蹈，她们的声音像星空一样辽远而闪亮。

吉普车停在一个像干涸的堤坝上。前面是个无人的水泥灯光球场，旁边是个独立的院落，院落里面有很多柳树，外面有铁栅栏。吉普车没有开进铁栅栏大门里，车灯照着铁门上一个写着技术资料处的木牌子。茄子把阿丹拉下车就带他进了那个青砖小楼的二楼。院子和小楼很昏暗，只有二楼的楼梯口有盏昏黄的吸顶灯，灯罩里面都是污渍一样的小虫，她开门的时候说，黑不黑?明年我就搬家了，我们分到了一个小三房。不容易呀，分房子都是打破头的事。你不知道。因为他是技术专家。不过，专家出差了，你见不到。

开了灯，天花板上有四条雪亮的日光灯，看得出，这是个办公室改的宿舍。一大间，长长的，起码有十米长，宽有五六米，最里面是一张大床，然后大衣柜、办公桌、梳妆台、两条三人位的红木沙发环在墙边，中间很空荡，水泥地上铺着仿木纹的塑料地毡，猛看以为是木地板。门口乱七八糟地扔着很多塑料拖鞋。

茄子在梳妆台前坐下。看着阿丹把工具一样一样掏出，然后噙着食指在看她。那是一种小动物一样的专注而清澈的目光。茄子眨起一只眼睛，逗他。阿丹视若无睹。大约看了六七分钟，阿丹抖开围裙给茄子围上。茄子注意到剪刀大大小小有三四把，阿丹一出手就用最大口的牙剪，咵咵咵，手张刀合，两寸多长的头发在牙剪口疏疏滑下，整个头发长度没变，但剪下的头发迅速铺了一地。刚才平整划一的齐肩长发，立刻有了微妙的参差。阿丹换了把非常小的剪刀，时快时慢，但动作干净利索，完全是胸有成竹。

阿丹在最外沿的头发尾梢，用了超大的发圈。茄子忍不住叫起来：那不是固定发型用的吗?阿丹皱起眉头，照样在上面涂抹冷烫精，加封锡纸。茄子以为要很长时间，但是，时间不过十分钟，不知道阿丹是凭什么感觉时间的，他忽然就像冲刺一样，双手齐上，很粗暴地把每一个发圈猛烈摘下，啪、啪、啪、啪，满地都是卷发器，好像差一秒钟都很致命似的。

洗净。吹。开始吹头发的时候，院子下面传来杂乱的歌声，还有嘻嘻哈哈的打闹声。茄子说，来了她们!阿丹置若罔闻。打闹和疯疯癫癫的歌声已经从楼梯那边灌了过来，拉拉杂杂的脚步临近了，它们在门口奇怪地停了一下，只听门砰地一响，四个妖娆女人像被倒出垃圾通道的垃圾，随着门被推开，哗啦一声，通通倒堆在门口。歌声又在垃圾里响了起来，有一个人爬了起来，是唱歌的那个，她翘着下巴，向上举着双手，像迎接太阳一样对着天花板灯条吟唱；又有两个互相牵手，站起来，稳定了一下，然后像四只小天鹅，用漂亮的舞步一起跳将过来。最后一个趴在地上伴奏哼唱——丹、丹、丹、丹、丹低得低得丹，丹一低、得一丹!丹、丹、丹、丹、丹低得低得丹!丹、丹、丹、丹——

她们变成四只小天鹅了，手拉手，交错腾挪着八条长腿，就在阿丹身后转圈。

阿丹傻了傻，笑了，停了手。他从来没看到过人的动作可以这么好看。尽管她们一个个散发着酒气醉意蹒跚，但毕竟是专业人员，可以在随便的家常服里，把舞跳得如此有韵致，也许正是醉意，她们跳得格外投入。做头发的茄子也是个好热闹的家伙，她们一跳她就格格格开始疯笑，忽然，她意识到阿丹停工，马上推他：哎，快做啊!

一个穿蜡染中式夹衣的纤细女人不扮小天鹅了，她要喝水；她说渴，其他几个都不跳了，纷纷说要喝水。说渴的女人叫飞雪，但是，浓密的长发及腰的洋娃娃拼命摇手，叫喊要酒!还要酒!茄子只好起身，她把开水壶和茶具拿过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叫蜜蜜的女人，做梦似的闭着眼睛亲吻阿丹的脸颊。手拿电吹发的阿丹拧着脖子，眼睛使劲地歪过去看灯，显然是不知所措。茄子嘿嘿笑着又去酒柜拿出一瓶葡萄酒和两包花生和鱼片干。

阿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几个醉美人。他永远也无法分辨谁是飞雪、谁是洋娃娃、谁是茄子、谁是蜜蜜和蜻蜓，但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心里毛毛虫一样，温暖地爬动。阿丹偷偷地笑了。坐回椅子的茄子用胳膊肘动他，示意赶紧快吹。脸颊发红的洋娃娃把酒杯端了过来，她要阿丹喝，阿丹用力摇头；茄子就把嘴张开，洋娃娃就把全部的酒倒了下去。一会儿，蜻蜓又把一大杯满溢出来的酒端了过来，阿丹这次喝了一小口，剩下的还是茄子喝了。阿丹似乎有点心神不定，但，即使这样分神，他还是为茄子做出个非常古典的美丽发型，中分，额前的头发在耳朵后上方，各夹起一束，两绺束发的发梢在妩媚地卷曲着，层次感极强的披肩发，尾梢带着弹性十足的微弯，似卷非卷，动感十足，每一阵风过，每一个步幅的跳荡，它们都在轻盈地颤动，甚至飞翔。

这个发型强化了茄子非常光洁饱满的额头，使她的脸获得了超凡脱俗的光。不知道是酒的作用，还是美丽新发型的陶醉，在梳妆台镜子前她夸张地左右摇动身子。忽然，她起身到红木沙发那里，再过来，一只提琴已经在颈窝。不知谁把四条雪亮的日光灯条通通灭了。浓密的黑暗很快为三个大窗洒进的清白色的月光所驱赶。窗上的钢条格子，横横竖竖清晰地倒映在地板上。一个轻盈美妙的身影过去，如纱的月光就被穿破。

茄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赤足站在迎风的窗口，干净的长发被月光吹拂，灌进窗口的夜风，带着星光和琴声一起在屋里飞旋，蜜蜜和蜻蜓在如诉如歌的琴声中开始曼舞，飞雪也加入了，洋娃娃是最后加入的，她开始有点步子飘摇，很快就稳定了。阿丹开始还能分辨这个衣服和那个衣服身影的不同，但是，很快就无法分辨了，先是一个美丽的身影没有了上衣，后来两个如玉的身影在妖娆裸舞，再下来有人把衣服砸到阿丹脸上，等他拨开衣服，眼里已经全是月光下的仙女，纯洁妙曼，裸舞翩翩。阿丹从来不知道，人不穿衣服的样子，原来是这么地好看，从来不知道，人的手脚比划起来是可以这么让他舒适欢乐。她们轻盈灵动、美丽惊人。她们雪白的颈子、肩胛、乳房，她们紧致的小腹、后背，她们纤秀的腰肢、大腿，甚至膝盖和脚趾尖，通通在说话。它们在琴声里诉说，它们在凝神，它们在倾听，它们在婀娜舒展，在夜色中竞相开放。阿丹眼睛都僵直了。一个精灵一样的身影，飘到他身边，两只胳膊像风中的水仙花瓣一样，满含春风轻轻地左轻轻地右，它轻轻地拂动着，阿丹的上衣扣子被解开了，又一个凌波而来的精灵把他牵进了舞蹈者中间，引导他起舞，又一朵花瓣一样的妙曼身影接近了他，上衣彻底脱落了。他感到好像是月亮上吹来的芬芳。阿丹有点慌张，但是，他已经被这些春天的花瓣芬芳埋没，芬芳中，它们娇媚、纯真；它们野蛮、激烈；它们温柔、依偎；它们热情、固执。

如水的琴声渗透在皎洁的月光里，琴声一样的月光，弥漫在月亮和人间的万丈清辉中，洁白的凌波仙子在清波中婉转千姿，如梦如幻芬芳四溢。阿丹脸上和手上、身上，起伏的是和女人头发完全不一样的细腻滋润，波涛着令他战栗的阵阵温柔。

十七岁将满的美少年阿丹，青春的火山骤然苏醒，终于爆发出对这些陌生而美丽生命的最高礼赞。

P7-9

作为小说家的须一瓜是一个“好人”。“好人”的标志是，她在总体上能够与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涉及我们想象世界、认识生活的一系列基本范畴，比如：善、美、正义、忠诚、英勇、怜悯，等等。

也就是说，须一瓜无意冒犯我们，善、美、正义、忠诚、英勇、怜悯等等，也许我们做不到，也许我们其实并不十分清楚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对这些词以及它们所指涉的价值我们怀有天然的、先验的尊重，我们认为它们理应普照大地，就像我们知道有人逍遥法外，但我们的愤怒依然是出于对正义的信念。

须一瓜和我们分享着这些共同的基本信念。她是个有信念的小说家，她和我们达成一致并非出于策略、习惯，不是因为她要讨好我们，而是她真的相信，实际上，她比我们更信，她几乎是天真地信着，她的热情感染着我们。

这是须一瓜和她同时代的很多小说家的重要区别。对人类生活中正面的、肯定性价值的发自内心的信奉，这是一种此时极为稀缺的品质。小说家们乐于表现得桀骜不驯、玩世不恭或者老奸巨猾，他们认为，和读者一样对生活存有朴素的信念是一件令人羞惭的事，这几乎就等于愚蠢，而愚蠢不可饶恕，小说家们决心比我们更明察、更贼或者更无信念。

但须一瓜恰好又是一个明察的小说家。她的信念从未使她在想象人类事务时失去现实感，她说过，在她看来，写小说如同操刀——她说的是手术刀，但我认为也是“庖丁解牛”的屠刀，坚定、冷静、流畅，哗然响然，奏刀霍然，准确抵达一切部位，分开筋肉牵连的含混夹缠，她对人的复杂的具体境遇，对那些透露着人的纷乱、难以言表的内在生活的细节有惊人的敏感，她无疑比我们更聪明、更知道事情的真相和人的秘密。

这是须一瓜的令人困惑之处。我们以为我们终于碰到了一个小说家，她对人性中的光明抱有信念，但同时，我们发现，她目光锐利，她对死亡、对人的脆弱混乱有深入的兴趣，她睁大眼睛注视着她的人物困惑、彷徨、绝望、受苦，她绝对不天真，偶尔，她也可以像法医般超然无情。

比如在《第三棵树是和平》中，一开始我们就遭遇了血淋淋的场面：分解的肢体、血污、扭曲的面容，人的肉体的崩灭、丑陋被冷酷地展示，这种时刻，我们不得不想，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个人，她何以能够忍住呕吐?

但是，当小说进展下去时，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个死者从未真正出现，他只是在他人之口中被转述，他从未站在这篇小说的叙述主体——那个女律师面前，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从未活在正写小说的须一瓜笔下。

只有这样，须一瓜才能硬起心肠，作出判决，把他贬损为一堆丑陋的肉体，这在她的小说中是仅见的特例，而只要人物在她的笔下活着，她就决不肯这么写，她必要尊重他，这是一种小说家的“尊重”，这意味着小说家决不认为自己有权审判，决不轻率地封闭人的可能性，决不对人做粗暴的界定、简化和贬损，意味着深入地探究人，站到人的内部感受和表达他的困境、他的斗争、他的真理。

所以，须一瓜的明察是慈悲体贴，而不是世故。“世故”，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行的叙事态度，小说家们世事洞明，对人性不抱幻想。“世故”是有力量的，那是一种危险的、刀刃般的力量，在张爱玲那里，这种世故中贯彻着浩大的幻灭感，而我们后来看到的泛滥的张式世故却没有底子，只是不惮以最坏的动机去揣度人，这是“小人之心”的叙事，它的诀窍是，降低天花板，直到迫使人趴到地上，然后，小说家得意地说：怎么样，我早看出来了吧?

“世故”对小说的叙事伦理——作者与人物、与他所书写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构成了重大损害，它使很多小说家把对人的恶意当成了智慧，当成光棍眼里不揉沙子，它自上而下地抹杀人的复杂性、抹杀生命的宽阔深邃，它是一个刀笔吏式的不公正的法官，用黑暗的眼睛去寻找黑暗。

须一瓜曾以建筑为喻阐述她的艺术理念，她认为建筑的要义在于处理明与暗、光和影，小说同样如此。而建筑，就是一种寻求公正的技术和艺术，不公正，楼就会愚蠢，不合人居，甚至会塌，即使像新央视大楼那么歪，它也最终达成了～种内在的公正，也就是说，它必须体现明也体现暗、体现光也体现影、体现实也体现虚，它必是一个在空间的众多可能性中求证出的复杂而开放的结构；这样的建筑师，如果写小说就必定是个公正的小说家，对于人类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坚韧与软弱、高贵与卑微，对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对人在“应然”与“实然”间的艰难选择，他必有一种宽阔综览的眼光。

由于公正，那个天真、热情的小说家同时也是明察、锐利的小说家，须一瓜有信念，但正因为有信念，她才知道普照大地的光必被万物的实体所吸收折射，投下游移不定的阴影，而阴影的存在恰恰证明着阳光、月光、星光和灯光的存在，证明了我们正带着我们的肉体和灵魂活生生地行走，人的软弱、人的无奈，人的遍布矛盾、裂隙，充满孤独、哀伤和焦虑的生活在信念的照耀下获得了尊严，获得精神的光辉。

因为热爱阳光，所以热爱阴影，须一瓜拒绝取消人的影子，也拒绝只采集人的影子，在这个意义上，她爱人，爱这世间，这是她和我们最根本的一致意见。

附记：

以上是大约两年前写下的文字。蒙须一瓜不弃，要拿去作她的一本小说集的序言。我重看了一遍，觉得有必要做出一些重要的补充。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须一瓜的短文，题为《尾条新闻，头条小说》，篇幅不长，照抄如下：

在一份都市报的社会版上，都市生活的戏剧每天上演：死亡、暴力、邪恶，正义、英勇和善良。作为一个市民，我们在这戏剧中扮演角色的几率甚低，但是社会版上的故事开拓着生活的可能边界：欲望能走到哪里，命运多么诡异，罪如何发生罚如何降临……

所以，这是一个想象的区域，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我们透过匪夷所思的情节隐约地感受到冲破生活常轨的种种力量，震惊而亢奋。社会版肤浅但丰盛地满足了我们对“故事”的本能需求。

相比之下，这个时代的小说疲惫无能。小说家中的大多数像心灰意懒的老光棍，失去了探索人的可能性的冲动，他们无从把握人类经验的纷繁丰盛，用一种犬儒式的诡辩自我开脱：个人经验、个人心灵等等，“个人”这个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语境中被愚蠢地简化成鸵鸟的脑袋，它使无能的厌世显得很有思想、很有性格。

但还是别骗自己了吧，当你把头埋到沙子里时，不仅离生活越来越远，也离小说越来越远，此时一张报纸的社会版所能提供的“小说感”常常远多于一堆小说。

有例外，比如须一瓜。在两年多时间里，她写出了《地瓜一样的大海》、《尾条记者》、《雨把烟打湿了》、《蛇宫》、《淡绿色的月亮》，一个小说家出现，一种悠久而传人的小说精神获得新的力量。

须一瓜出现在相对空旷的地带，她写的是都市、是当下——地点和时间并非衡量一个小说家的恰当尺度，但是，如果这个尺度竞能把大部分小说家排除在外，那么，它就指明了中国小说家经验上的盲区。当然，在这个盲区里，他们有两根拐杖，一根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鸡零狗碎，总之是努力化无聊为有趣；另一根就是酒色征逐、“小姐”文学，诛心而论，我觉得这是很多小说家在自身生活轨道之外惟一略有体会的区域。

而须一瓜如鱼得水，漫游于广大的都市：繁杂的生活、繁杂的人物、繁杂的身份和经验，她的眼光宽而尖锐，好像她是没有“我”的，她随时能够进入任何一个“我”，在这个异质的“我”的内部感受、行动和发问。

——这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能力，也是被很多小说家背弃的天职。当我们谈论巴赫金、谈论“众声喧哗”时，我们常常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小说家首先得能够感知差异的声音，他得具体地把握每一个“个别”：从身体到心灵，从经验到观点。都市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这种经验和观点的丰富差异，文学史上，小说起于城市、起于流浪和远行，就因为只有当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相遭遇时，“情节”才会发生，生活的可能性才会敞开。

须一瓜沉迷于探索可能性，她具有一种社会版式的世界观，在生活、人性和伦理的极限上观察世界，她的小说里无一例外的都有“案件”：日常生活突然断裂，人物遭遇无可逃避的考验……

一个在极限上考验人的小说家必然具有强劲的叙事力量，须一瓜的小说“好看”，这是因为她抓住了故事的本质：人必须行动，人在行动中迎来命运。

然而，须一瓜具有狐狸般的现实感，她所知太多、所见太多，她不能满足新闻式的眼光，她的目的并非判断，而是让各种声音充分论辩，那如同一个英美法系的法庭，但陪审团在小说之外；作为读者，我们看到，“意义”世界如何在尖锐的考验中暴露为层层叠叠的幻觉和疑难，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罪与罚之间有着多么模糊游移的地带，看到我们自己难以委决、难以安居的精神境遇。

至此，须一瓜在竞争中战胜了社会版，确证了小说的力量：小说是经验的马戏团，也是意义的迷宫。

这也是一种自我竞争，因为须一瓜本人同时就是一个记者：在《厦门晚报》，那个叫徐萍的记者专跑公检法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她下笔如飞，写了无数令厦门人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尾条新闻”，然后，这个叫须一瓜的开始耐心地写她的“头条小说”。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小说家的普遍缺陷：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有问题，他们太像作家，除了家务事就是写作，然后就是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文学生活”，他们未能找到一种深入了解他人、拓展经验的恰当方式，他们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意愿。当小说家说他正在“准备”一部长篇时，你不要以为他会去亲自接触他可能写到的医生或律师，会重走一遍小说中提到的街道，他也不会去查阅资料，写十几本笔记，他通常只是睡足了觉，然后，胡思乱想。

福克纳曾经描述过小说家的幸福生活，原话比较糙，在此不复述，总之是晚上交三教九流，看人间万象，白天写作。

——在中国，大多数小说家无意追求这样的幸福，但须一瓜是幸福的：白天写尾条新闻，晚上写头条小说。

——重读此文，我觉得只有前两个自然段是写得好的，指出了须一瓜的小说与社会新闻间的关系。但接着，我就对文学现状大发牢骚，同时不着边际地表扬须一瓜；“尾条新闻”与“头条小说”的关系却被放过去了，未能深思。

现在我认为，这才是真问题，须一瓜在“尾条新闻”和“头条小说”之间的写作是中国当代小说对于一个重要想象域的第一次自觉的勘探。

有了现代报业，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新闻，或者说，现代报业的兴起、大众传媒的发达的基本动力，就是挑动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八卦”的无餍欲求。在资本主义扩张和世界的都市化进程中，商品和货币大规模地流通，由奇闻、罪案、灾难等等杂凑而成的社会新闻也在大规模流通；在今日中国的许多报纸上，如同在世界很多地方一样，社会新闻不是“尾条”，常常赫然就是“头条”，它已是城市居民不可或缺的基本消费品——至少在报纸的老板和编辑们看来是这样。

所以，一个读报者或上网者，他喝着咖啡或茶，每日浏览一个黑暗的区域：反常、非理性、无秩序，充满暴力，那是一些没有上下文的碎片，无意义，无历史，绝对偶然，它们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并无直接关系，我们竟如此需要这些真是一个难解之谜。

但是，那些突兀荒怪的事，我们相信它们真的发生过——我们信任报纸，而报纸一定会告诉我们一切决非虚构——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地平线的那一边，当传媒把那一边的事情天天传达给我们的时候，它无形地、耐心地塑造着我们的意识结构：在那一边，在报纸上、电视上、网上，在如此近如此远的地方，存在着一个无常的、不驯服的世界，它一方面被与我们的世界隔离开，但另一方面，它又被表述为我们这个世界的黑夜：在暗影憧憧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坚固的事物都会融化，在偶然性的坩埚里跳出了魔鬼。

这辉煌的大城、这井然的生活，需要“尾条新闻”的滋养，需要让罪恶、死亡、灾难和千奇百怪的荒唐事日积月累地占据我们的意识，那是我们的戏剧和神话，在消费它的时候我们同时把自己归于界限的这一边、安全正常的一边。——只有对人性最无了解的头脑简单的好人才会认为一个人必从他读到的邪恶之事中学坏，罪犯们恐怕大多不是爱好阅读的人，而资本主义和现代都市、现代传媒倒确是有史以来最精密、最深思熟虑的人性控制体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家经常发的牢骚之一，就是生活(所谓“生活”其实就是他们每天看到的那些新闻)胜过了艺术，小说竞争不过八卦，我自己也在上边所引的短文中说“此时一张报纸的社会版所能提供的‘小说感’常常远多于一堆小说”。这话看上去似乎不错，但终究还是蠢了，“小说感”毕竟不是小说，就像跑动的猪腿并不就是东坡肘子。

现代意义上的小说面临社会新闻的竞争，这件事不是新事，起码有两百年了。这两者之间不仅在争夺读者，同时也在争夺对一个感受和想象的广大区域的阐释权。在这个过程中，昔日的小说家们并未一味哀叫，他们展现了更为强劲的阐释能力，同时他们也从这位卑下而强野的竞争者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从《莫格街的谋杀案》、《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罪与罚》到《局外人》等等，小说探索人的经验和境遇的某些重要进展都得益于社会新闻的刺激和启示。

比如，在社会新闻所标定的视野中，小说发现了“陌生人”。在古典小说中基本不存在陌生人，作者对任何一个新出场的人物其实是了然于胸的，“村里来新人了”，但这个新人必属于作者所想象的世界，他或她在本质上是“回来”了。社会新闻在人类的意识结构中引入了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侵入者的形象，这在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中发展为日常生活的破裂之处，侦探们怀疑陌生人，陌生人引起我们的恐惧，他从幽暗的背景中走来，拖着长长的阴影，携带着危险的、无法预测的力量。

“他是谁?”这是十九世纪以来小说艺术的一个逐渐紧迫的基本问题。小说家们不需要像他的前辈那样透彻地把握人物，他面对的是无法透彻把握的陌生人。命运不在“天”或上帝手中，命运落到了任何一个陌生人手中。

他人变成了陌生人，这是城市和都市生活对人类经验的最根本的改造。从此，对陌生人的怀疑和恐惧深深地植入都市人的生活——我们的基本生活形式就是围绕这种恐惧组织起来的。

但“恐惧”永远是好奇心的种子，“陌生人”引领我们走向危险的、魅惑的荒野。

——须一瓜的小说里，到处是“陌生人”。每一个人对他人来说都可能是陌生人，哪怕是他的父母、妻子；每一个人对自己来说也可能是陌生人。

须一瓜在这个方向上越走越远，她都有点一意孤行了，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认为她近两年的小说不像早期那么明晰，有点“光怪陆离”、有点“怪力乱神”，但是我认为，冒险是值得的，围绕着“陌生人”的那个区域，深究下去，我们很可能会由“现实”进入“超现实”，或者说，我们就会看到，坚固的现实必有一个超现实的阴影。

对于这庞大都市究竟意味着什么隐藏着什么，对于走向阴影中去我们将会遭遇什么，对于这个时代的都市中的人性、人的感觉和经验，对于这一切，我们其实还是所知甚少。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比须一瓜对此知道得更多。

李敬泽语：我们以为我们终于碰到了一个小说家，她对人性中的光明抱有信念，但同时，我们发现，她目光锐利，她对死亡、对人的脆弱混乱有深入的兴趣，她睁大眼睛注视着她的人物困惑、彷徨、绝望、受苦，她绝对不天真，偶尔。她也可以像法医般超然无情。

在她看来，写小说如同操刀——她说的是手术刀，但我认为也是“庖丁解牛”的屠刀……她对人的复杂的具体境遇，对那些透露着人的纷乱、难以言表的内在生活的细节有惊人的敏感，她无疑比我们更聪明、更知道事情的真相和人的秘密。

对于这个时代的都市中的人性、人的感觉和经验，对于这一切，我们其实还是所知甚少。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比须一瓜对此知道得更多。

须一瓜在“尾条新闻”和“头条小说”之间的写作是中国当代小说对于一个重要想象域的第一次自觉的勘探。

贺绍俊语：她通过案件走进人们的心灵，而没有纠缠于案件诉讼的破解，这是她小说成功的原因，也使她的写作具有了独特性。……在我看来，她是以一个“精神警察”的方式走进去的。

有时你会觉得她对道德追问得太苛刻，……这种推向极致的方式无疑使我们对人物的读解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她也有她的道德原则，她以她的道德原则一遍遍地擦拭着她的小说世界，因此尽管她小说中的人物多半生活在恶浊的环境里，但小说传达出的精神却像是摆在圣坛上的银器铮亮明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