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回顾、评述、剖析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那场席卷全国农村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陈永贵更不是一个普通农民，而“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整个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甚至在中国当代史上也是一桩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事件。这场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1964年开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结束，历时15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运动连绵不绝，但没有任何一次运动像“农业学大寨”开展得这样持久普遍，它对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对亿万中国农民的命运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对这样一段重要的历史，对其中的经验及教训，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进行认真、深入的总结。

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大寨典型的出现、发展，以及农业学大寨从发起到终结，长达15年的历史进程，材料丰富，既有档案材料，采访记录，也有作者的亲身经历。作者既写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的成效，也写了存在的问题；同样，既写了陈永贵身上的优点，长处，也反映了陈永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作者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曾数次在大寨蹲点、调研并和陈永贵成为了朋友。

为什么还要写“农业学大寨”运动？

 ——作者自序

引言：初进大寨

 ——一段英雄传奇：一个现代寓言

一、太行山·大寨人

 ——大寨、陈永贵的崛起之路

 苦地·苦人·新时代

 贾进财“让贤” 陈永贵“露出峥嵘”

 十年磨一剑：大寨的改土造地计划

 三战“狼窝掌”

 “大寨田”和科学种田实践

 1963年的抗洪斗争

 “太行明星”高高升起

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动

 走出太行山进了北京城

 陶鲁笳最早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

 廖鲁言的调查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大寨

 周恩来拉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帷幕

 陈永贵受到毛泽东的宴请

 “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出自何处？

三、“生产是能手，革命是闯将”

 ——“农业学大寨”运动初期的陈永贵

 与“四清”运动抗衡(上)

 与“四清”运动抗衡(下)

 “五级丈量土地”风波

 为“十月事件”翻案

四、“农民政治家”初试锋芒

 ——陈永贵主政昔阳、建设“大寨县”

 最早参加造反夺权的劳动模范

 建设全国第一个“大寨县”(上)

 建设全国第一个“大寨县”(下)

 劈山改河战太行

 “大批促大干”造成了恶果

五、全国学大寨大寨干什么

 ——“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中的大寨村

 全国最喧闹的村庄

 全国最封闭的村庄

 “斗争”口号喊得最响的村庄

 改造山河迈出新步伐：搬山填沟造平原

六、和着“文革”的节拍起舞

 ——“农业学大寨”运动怎样进入“左”的轨道

 “农业学大寨”与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大寨红旗”迅速向“政治典型”演变

 积极投入“继续革命”的狂流弄潮击水

 “大寨经验”在不断“变化”、“发展”

 一个无所不能的“万能典型”

七、太行山上的“乌托邦”

 ——陈永贵“兴无灭资‘新套套”解析

 一幅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的蓝图(上)

 一幅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的蓝图(下)

 批判资本主义“新鲜经验”种种

 情有独钟“穷过渡”

八、“大概工”是怎样出笼的？

 ——大寨评工制度的形成和推广

 “大概工”一出现便引起争议

 “左”派理论家的“拔高”

 “大概工”强行推向全国

九、“学大寨”运动进入“新阶段”

 ——从“建设大寨县”到“普及大寨县”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召开

 整“五种人”：昔阳“建设大寨县”的“新鲜经验”

 “全农会议”又提新口号：普及大寨县

 “普及”出一批假“大寨县”

十、“高处不胜寒”

 ——进入高层政坛后的酸甜苦辣

 初涉高层政坛的滋味

 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里的“农民”

 跟“四人帮”的人闹不到一起

 “可不能放松了生产”

十一、“农民宰相”的不智之举

 ——“官当大了”之后

 作风霸道，唯我独尊

 编造出一部“大寨斗争史”

 “让贤”成了他一大“心病”

 “昔阳干部遍天下”的教训

十二、“无可奈何花落去”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终结

 以“学大寨”抵制农村改革

 “一大二公”美梦的破灭

 掀起一股“反击”的“逆流”

 顶不住历史潮流

 对抗的路走到了尽头

 党中央给“农业学大寨”运动画上句号

尾声：“永贵大叔”风采

虎山头上的沉思

 ——代“后记”

我第一次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到大寨采访，认识陈永贵，是1972年7月间。

到达大寨后，按照当地的规定，我们分别向县委办事组和大寨接待站送上采访、报道计划，当天县委办公室主任白万来便来见面，第二天县革委副主任李韩锁接见，表示欢迎我们来采访，但对当地的情况没作多少介绍，只说今年天特别旱，然后就安排我们去看大寨和昔阳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全县情况要等老陈(即陈永贵)回来再说。当时陈永贵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

我们首先登上大寨的虎头山，实地看到了过去在报纸、广播和电影里早熟悉了的七沟八梁一面坡。接着，我们又看了昔阳各地移山改河、打坝造地的工程。大寨和昔阳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取得的突出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同时，我们也目睹了一场严酷的大旱正给大寨和昔阳造成严重威胁。

昔阳地处太行山腹地，少雨而且雨量分布不均，降水主要集中在六七八几个月里。降雨过于集中，往往形成山洪暴发，洪水奔腾咆哮而下，冲毁田地、村庄，留下乱石滚滚的山坡、河滩。而没有雨时，地面少有径流，地下水也又少又深。历史上昔阳就多有旱灾发生。我们来采访的1972年，从春到夏无雨，进入7月，已是常年的“雨季”，仍然无雨，形成了全县范围内的特大干旱。有些山坡地上，不少玉米已经开始干枯。不少社队不用说浇地，连人畜饮水都出现了困难。有些大队每天都要派出精壮劳动力到十几、甚至几十里外挑水、拉水。

据昔阳县委介绍，1972年的大旱，干旱持续时间、干旱程度，都与县志记载的历史上几次特大干旱不相上下，是昔阳历史上又一场罕见的大旱。

大旱之年，也有一股失望、悲观情绪在昔阳的干部、社员间蔓延。县里的干部忧虑着：两年前，1970年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刚把昔阳树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可谓名满神州，全国各地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可是，只红火了两年功夫，今年大旱来个大减产，怎么向中央、向全国人民交代？还有一些社队多年来一直是穷地方，几年“学大寨”刚刚翻过身来，集体和社员家底很薄，今年遭到了这样的大旱减了产，社员的口粮怕都难保证。

可天仍然是大旱无雨。我们一边冒着干热和风尘参观，一边等待着陈永贵从北京回来。几天之后，听有人说，“老陈回来了，正在召开县委常委会”。一天晚上，白万来突然找我们来了。他证实陈永贵几天前就回来了，正全力抓抗旱，并向我们透漏了一些陈永贵回到昔阳后，抓抗旱的情况。

原来几天前，陈永贵已经回到昔阳，连留守昔阳的县委领导的汇报都没细听，就下乡去了。在各个社队跑了几天之后，昨天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头，陈永贵只说了一句话：今年旱得不轻，今天开这会，就研究怎么抗旱。

在干旱持续发展的关键时刻，陈永贵不在昔阳，现在见到老陈，大家就一齐向他诉起苦来。这个说“今年的大旱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没经过”，那个讲“希望老天快下雨，不然今年可真没指望了”。陈永贵只是蹲在沙发上默默地听着，一句话不说，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烟，弄得一屋子烟雾腾腾。

县委常委中最年轻的委员之一，城关公社党委书记李艾虎说：“今年这一旱算是完了。有的大队能闹够社员口粮，保住社员不饿肚子就算不赖。”他正说得兴起，只见陈永贵从座位上“忽”地蹦起来，猛地一拍桌子，吼道：“还没说够吗？李艾虎，如若不是看你年轻，平时工作还有点干劲，现在就让你从会场滚出去！你还配当共产党的县委常委吗？今年大旱，全县人民在煎熬，你们这些县委领导可好，坐在这里喝着茶水诉苦哩！放冷空气哩！大灾之年，全县20万人民看着我们县委啊！咱们就这样来领导全县人民抗旱？干旱了就熊成这个样子吗？年年风调雨顺，生产那么容易闹，还要咱们这些共产党员干啥？要咱们这县委干啥？大旱了，大水了，遭了大灾了，老百姓才最需要我们给他们撑腰壮胆，站出来带着他们战胜灾害！咱们趴下了，老百姓还指靠谁？1963年那场大水，大寨靠的就是党支部的这种精神。那时如果党支部要趴下了，还会有今天的大寨？”

陈永贵转过头去又点了另一位公社党委书记的名：刚才你喊的也挺凶哩！我问你，你们后山那条河滩下面就能挖出水来，可沟旁边地里的玉米都快旱死了，你知道吗？那位公社书记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陈永贵不依不饶继续说：“不用说带领群众抗旱了，群众找水浇地跑到头里去了，你当书记的还不知道，还跑到县委会上来叫苦！你这公社书记是怎么当的！”

会场上气氛立时大变。陈永贵接着说某公社在一条河底挖潜流出了水，可浇多少地，他问几个有关公社的党委书记，你们那里跟这个公社的河滩一样，你们挖了吗？又是几位公社党委书记红了脸。

说到这里，白万来对我们说，陈永贵指名道姓批评了几个公社书记之后，讲了一番话。他向我们转述了陈永贵讲话。据当时的记录，大意如下：

今年的大旱确实是少见，七八十的老年人都说没见过。可是，我要问大家，该怎么认识这大旱哩？这大旱是坏事还是好事哩？它旱死了庄稼，闹不好全县大减产。这当然是坏事！可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坏事能变成好事。只要咱们把工作做好，大旱这个坏事一定可以变成好事！过去我多次说过咱们搞农田基本建设光抓土，光修地不行，还要抓水，要水土一起抓。可就是有人听不进去。今年这一大旱，人们的看法就变了。前天我问了几个人，不抓水行不行？问的有干部有社员，他们都说不抓水不行。都说要是前几年抓了水，今年就不至于这么被动！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们觉悟提高了。大旱之年，对昔阳是大考验一年，是英雄好汉，还是狗熊软蛋，拉出来一看就清楚，不用自己说嘴！大旱之年也是动员人民大办水利的最好时机！社员们什么时候也没现在见水亲哩。咱们就是要利用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动员、带领全县人民上山下河，大办水利，让咱昔阳的水利建设来个大发展。这就叫大旱大考验，大旱大动员，大旱大发展！

据白万来说，陈永贵讲毕，会场上立时间群情振奋。

这就是陈永贵的能耐！

接着，有人羞愧地检讨起来。这时的陈永贵见会议形势已经扭转过来，从县委到公社，干部们的情绪已经改变，会议目的已经达到，他才不愿意再继续坐在会议室里坐而论道哩，更没有兴趣听那些检讨和空口表态。他当即一挥手，宣布散会。他早已成竹在胸，下一步他要把会议搬到山头、河滩上去开。

第二天，他带着县委各位领导、县直各部门负责人及各公社干部上了山。P1-3

公元2001年元旦，我正在修改这部书稿。有朋自远方来，见我正伏案作业，就问，过年了也不休息，又忙着写什么呢？

我奉上书稿。他翻了翻便大摇其头，对我劈头浇下一盆冷水来，说：不就是太行山里那么一个小山村，那么一个偶然“红”了几年的老农民吗？事情过去多年了，还值得大动干戈地写吗？

听了他这一通高论，我却不为所动。他的冷水没能浇灭我心上的写作激情。对他，我也回敬以“大摇其头”。其实，持此种看法的不只他一人。听得多了反而使我越加看到写作这本书的必要。

写作这本书，其目的只有一个：回顾、评述、剖析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那场席卷全国农村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陈永贵更不是一个普通农民，而“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整个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甚至在中国当代史上也是一桩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事件。这场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1964年开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结束，历时15年。(注)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运动连绵不绝，但没有任何一次运动像“农业学大寨”开展得这样持久普遍，它对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对亿万中国农民的命运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对这样一段重要的历史，对其中的经验及教训，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进行认真、深入的总结。

作为新华社的一名农村记者，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中，我多次采访过大寨，1974年在大寨、昔阳“蹲点”调研一年。1980年秋，我参加了中央各大新闻单位对大寨、昔阳的最后一次系统调研。1998年我又专程来到大寨昔阳，访问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众多知情者，系统地查阅了县档案馆及其他有关部门保存的有关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资料。长期的采访、调研和多年来的反复思考，使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地了解，深感自己有责任把所知、所思及所感写出来，希望对存史、资政有点裨益。

再从客观条件上来看，现在，那场席卷神州大地每一个乡镇村庄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浪潮早已消退，风息浪止，涛声远去。又经过了20余年的改革开放，那场运动对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命运的影响，人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经过二十几的积淀，当年的时事已成了历史，有关各方面的人们情绪也都冷静下来，趋向理智。可以说，现在已经具备对这场“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深入总结的客观条件。

那么“农业学大寨”运动给我们留下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农业学大寨”运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场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动的学先进的群众运动，但从总体上、实质上来考察，它的主要任务是用开展“阶阶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办法，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即用政治运动的强制办法维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高度集体化的体制。

“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于60年代中期，绝不是偶然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之际，也正是“文化大革命”加紧准备，将要发动之时。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整个进程来看。开始时，大寨仅是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再具体点说，是北方土石山区自力更生改变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农业学大寨”运动起始阶段，1964—1965年间，主要还是推广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大寨田”，科学种田，发展生产方面的经验。1966年后，“农业学大寨”与“文化大革命”同步发展，相互影响，彼此推波助澜，使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大寨红旗”也从自力更生搞好农业建设，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逐步演变为一个“政治典型”，先称“阶级斗争的典型”，继而又标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农业学大寨”运动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运动。其主要内容是：  1、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地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形成持续十多年，波及全国农村的大规模阶级斗争扩大化；

2、追求“一大二公”，不断变革生产关系，鼓吹“穷过渡”，干扰、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正常发展；

3、不断“堵资本主义的路”、“割资本主义尾巴”，干扰党在现阶段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破坏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使本来就十分薄弱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的各项管理更加混乱，打击、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形成全国性的消极怠工，使我国农业失去了发展活力。

总之，“农业学大寨”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结合在一起，使用“七斗八斗”的强制手段，剥夺农民合法的民主权利，侵犯农民的物质利益，使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陷于贫穷之中不能自拔，使中国农业遭受严重损失。

“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强制推行十几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成了在农村推行“左”的错误的一个工具。“反大寨”已成了一根无情的棍子，整天瞄准基层干部和农民，“打遍全国农村无敌手”。“大寨经验”也被“神化”起来，对“大寨”的态度成了评判每个干部的功过优劣，评判农村工作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干扰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也造成极大的思想、政策上的混乱，整了大批的干部和群众，造成无数冤案，对农业和整个农村的社会发展都造成了干扰和破坏。

中国农村、农业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左”的错误影响巨大、严重，从合作化后期开始就延绵不绝。“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二、“农业学大寨”运动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把1958年“大跃进”中已被实践证明失败了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又重新搬了出来，并试图用强制的手段实行。陈永贵在大寨的所作所为目标就是通过“七斗八斗”、“不断革命”，在太行山上建立起一个当代的“乌托邦”，并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向全国推行。

这方面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说陈永贵想要在大寨搞一个当代“乌托邦”，绝非危言耸听。1964年前大寨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先进典型。大寨所有的经验都集中在这方面。1966年之后，大寨在总结经验时便出现了许多过去从未有过的“新鲜经验”：除了“继续革命”，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外，很突出的一条是“兴无灭资”，彻底消灭私有、根绝“私欲”，不仅要取消自留地、家庭副业，连根割掉这些私有的“尾巴”，连房前屋后的树木也完全归了集体，农民住房建成了火车厢式的大排房，不给社员家庭留院落，使农民出了门便是“公”地，把社员门外的一切，连家家都离不了的“茅坑”统统都人了公。其目的是彻底挖掉“私”根，把社员造就成“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新型农民”。“家庭”这个社会“细胞”虽未完全被消灭，但它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经营细胞的功能完全被窒息了。大寨评工记分法本来是一项简化劳动管理的办法，却也被说成是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培养“一心为公劳动”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重大壮举。有人竞说，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大寨解决了！

在生产力如此低下的太行山里，真能达到这一目标吗？能够建成一个没有任何私有财产、没有一点私欲的“大公”社会吗？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为了“实现”这种空想，那就要不断地向“私”字开火，无情地对农民开展斗争。这倒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深一层理解为什么大寨要不停息地“七斗八斗”了！

追求“一大二公”，并不是大寨的首创。上了年纪的人，对1958年“大跃进”和“公社化”过程中刮起的“共产风”，可能都不会忘记。那时的中国农村不仅农民耕地、牲畜、大农具等私有财产一律无偿归合作社的“公”，而且合作社的“小公”又一律无偿地归人民公社的“大公”。毛泽东阐述“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日大二日公”。“一大二公”是那时的狂热追求，所谓大，即不断扩大公社的规模，几千户、上万户一社，甚至出现过若干个以县为单位的“大公社”；所谓“公”，即是生产资料的彻底公有化，就是生产关系上的不断“升级”。1956年初，农民的个体所有刚转变为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当年又“升级”成完全社会主义公有的集体经济，时隔仅仅1年，在1958年的1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而按当时的指导思想，建立人民公社还不是最终目标。毛泽东之所以说公社这个形式好，就是因为它便于“过渡”。就是要用公社这个形式向更高的“公有化过渡”，第一步是向完全的公社所有这种大规模高级集体所有制“过渡”；第二步是由公社的集体所有向全民所有“过渡”；然后再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不讲生产力发展、只顾不停步的“过渡”，在全国农村刮起破坏力极大的“共产风”，结果给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带来了大灾难。那个空想的“乌托邦”无法实现，最终破灭了！为此，我们整个民族付出了惨重代价！农村出现人口大批非正常死亡，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险境。“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不得不“后退”，进行“调整”，直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才勉强站稳脚步。

可是，党的领导人并没有放弃对“一大二公”的追求。那场深重的灾难刚刚过去不过8年，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信，提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描绘出他向往的理想社会蓝图，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这是在全国建立“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纲领。其实，这正是1958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道路的继续。

陈永贵把这些奉为金科玉律，极力奉行。他坚持“一大二公”为理想，不断地在全国鼓噪向大队核算的“过渡”。“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穷过度”之风几度刮起，党中央、国务院几次做工作，才未酿成大祸。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永贵仍然坚持“穷过渡”，1977年11月召开的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上，陈永贵再次鼓噪在全国农村实行“穷过渡”，并要求“在今后3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基本完成向大队核算过渡”。虽然遭到与会的不少省区的代表反对，会议最后形成的文件还是要求全国农村积极“过渡”，要求“今冬(即1977年冬)明春”有“10%左右”的生产队“先行过渡”。

同时，陈永贵还在昔阳县组织大队核算向公社核算的更高级形式的“过渡”，并要求在1980年之前全县1／3的公社完成向公社所有过渡，进而实现县级所有的公有制！遵照陈永贵的指示，大寨公社已经按1958年“一大二公”模式，制定了“过渡”到“公社所有”的计划及实施方案。陈永贵还在昔阳县一次会议上问在座的人：“想不想看一看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呀？”他向大家说道，“昔阳就是要冒这个险，冒这个尖。别人不敢不愿干这样的事，我们愿干这样革命的事！”

陈永贵就是这样念念不忘“过渡”，念念不忘“一大二公”。他发誓要在太行山上建立起一个实行全民所有的县！一个既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又无一点私欲的理想乐土。全县20万农民都变成“一心为公劳动”的“共产主义新型农民”！在生产力如此低下的太行山区，在现时的中国土地上，竟要建设这样一个“理想国”，这是当代中国农民的“乌托邦”！

这种做法既违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违背民意。一件没有任何客观可能的事，非要在现实生活中实行，就只有使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私有财产”可以用强制手段实行“剥夺”，连“尾巴”也不许留！但“私欲”难灭，那就必然要无止息地“斗”了！而这种强制和斗争是以广大农民为对象的，对广大劳动者经济上实行剥夺，政治上实行强制，农民成了“继续革命”的对象。这样的“理想社会”，是真的社会主义吗？

空想的“乌托邦”在一群不掌握政权的理论家们手上，作为一种学说来研究时，只不过会弄出几篇充满空幻色彩的“锦绣文章”，充其量也就是在某个封闭地方实行一场充满激情的社会实验。表达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满，寄托一点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探求；而掌握了政权的人们，头脑发起热来，不顾客观条件，真的要搞“乌托邦”，结果可就不那么美妙了，那是一定耍弄出血淋淋的惨剧来的。当然最终总要受到“规律”的惩罚和人民的反抗，弄得天怒人怨才会罢手。而“天怒人怨”带来的灾祸，是要亿万生灵来承受的，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要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

了解“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方面的情况，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认识这场运动的本质。这场运动不仅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造成现实的种种危害，而且还存在着通向更为可怕的灾祸的危险！1958年血的教训过去不久，可谓殷鉴不远。我们不应当重蹈此覆辙啊！

“农业学大寨”运动又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把“大寨经验”绝对化，全国各地不分南北东西、山区平原，一律按大寨的办法行事，都念“大寨一本经”，都无例外地推广“大寨经验”。而且强调不仅要学大寨的“基本经验”，而且要全面推广大寨的“一整套具体经验”。强调各地都要“原原本本”地学大寨经验，“老老实实”按大寨的做法办事，做到“不走过场”、“不变样”。谁要讲一点从当地实际出发，就被批判为“假学大寨”，“不学大寨”，甚至是“反大寨”。还有的地方提出“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学大寨”的人就是“走资派”。谁要是在“学大寨”过程中对大寨过“左”的做法作些“变通”，便是“歪曲大寨经验”，是“别有用心”“反大寨”。这样一来，学大寨运动便成了一场席卷全国农村无所不包的强制性政治运动，什么“穷过渡”、“割尾巴”、收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还有什么“大寨评工记分法”，一律在全国推广，使“左”的流毒在全国农村泛滥成灾，后果甚为严重。

还有，“学大寨”本来是农业战线上的事，在运动中把“大寨经验”绝对化、“神化”之后，大寨一切都先进起来，成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学习榜样，“学大寨”运动就成了一场全民运动，除农业之外，工业、财贸、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甚至司法、公安、民兵、青年、妇女等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要“学大寨”。这样一来，这场运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形式主义，严重干扰了各行各业的正常工作秩序，其影响远远超过农业，给全国多个领域、多项工作造成损失。影响所及，超过“大跃进”、公社化之外的历次农村运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再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它的推动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种种表现。

如果说，“农业学大寨”运动发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中央犯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又有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干扰影响，出些问题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是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已经端正，“左”的危害已被揭露，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旗手”却还在坚持“左”的错误，干扰落实党的政策，干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贯彻。“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后期，已经成为干扰农村改革的消极力量。与所谓“大寨经验”及“农业学大寨”运动斗争、交锋，成了农村改革前期的一项重要内容，构成农村改革历史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及时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对推动深化农村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学大寨”运动风风雨雨15年，席卷整个中国农村，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给我们留下一系列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问题，留下不能不说、而且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当然，“农业学大寨”运动造成的种种问题的责任，不能算在大寨人的账上。大寨作为全国农村学习的先进典型，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树立的，“农业学大寨”是当时的党中央在全国农村开展的一场运动，是实施毛泽东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环节。历史的责任是十分明确的。这一点，在1980年11月23日党中央在批转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时所加的“批语”中，就明确指出，在全国推行“农业学大寨”及产生的问题，“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对大寨和学大寨运动中的先进典型，党中央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党中央关爱大寨的干部和农民。大寨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经过短暂的彷徨之后，终于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在新的时代里又创造出新的成绩，又重新得到人们的尊重。人们不会忘记大寨精神及大寨人创造的业绩。

评述、剖析“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总结经验教训，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是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是符合包括大寨人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理论工作者、经济学家、党史研究等等方面的人士，积极投入这一工作。但是，无论是从“存史”的要求，还是“资政”的需要来看，这方面的研究都还待进一步深入。而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对此却抱有不同看法，他们对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报道、文章、书籍表示反感。当然，谁也不敢说所有的这类文章、书籍的每个观点都十分确当，所涉及的每一个事实都准确无误。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开始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左”的错误时的某些报道、文章，作者及反映情况的人，都处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对某些人某些事的评论，少了一点冷静观察和全面分析，所反映的情况或所写的文章，便可能带有某种情绪色彩，甚至会出现某些观点的偏颇和事实上的失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类不够准确、失当的文章，只是个别的。绝不能以个别篇文章为依据，否定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总结和批评。相反，我觉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应当进一步加强、深入。

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我写作了这部书稿。

以上是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段重要历史的一点认识，也是写作这本书的缘起。权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