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近40万字的篇幅，对济慈的精神发展和艺术成长作了全过程的追踪，讨论范围覆盖了他所有的著述，充分展现了这位天才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微妙的审美感觉。还总结了英国诗人济慈短暂而悲惨的一生，真实而生动地分析了济慈同范妮·布劳恩之间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爱情悲剧。

约翰·济慈(1795—1821)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只活了26个年头，留下的诗作也不算多，但只要是真正热爱诗歌艺术的人，都会在内心深处为济慈保留一个特殊的位置。为什么济慈如此令人难忘？他身上到底有哪些东西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不能忘记济慈，首先当然是由于他的美妙诗歌。济慈的创作字字珠玑，读后口舌生津颊有余香。如果要编一本薄薄的《世界优秀抒情诗辑》，他在1819年创作的《希腊古瓮颂》、《夜莺颂》和《秋颂》都有可能入选。这年头许多诗歌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济慈的一些名句却历久而弥新，一经讽诵便让人终生铭记。

引言：不能忘记济慈的八个理由

第一章 美好童年

第二章 美≠真

第三章 赫蒙德诊所

第四章 盖氏医院

第五章 康谷学诗

第六章 弃医从文

第七章 等待春天

第八章 湖区与高原

第九章 苦难与爱情

第十章 漫漫寒冬

第十一章 美=真

第十二章 自我放逐

第十三章 生命之秋

第十四章 病人膏肓

第十五章 梦醒美去

第十六章 诗人之死

第十七章 余波荡漾

第十八章　永远年轻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济慈年表

附录二：济慈行踪图

后记：“于我心有戚戚焉”

第一章 美好童年

(1795年10月至1804年4月)

1795年10月31日，约翰·济慈在伦敦摩盖特(Moorgate)旁边一家名为“天鹅与圆环”的客栈里呱呱坠地。这一天是万圣节，按照西方风俗，儿童们在这个“鬼节”可以成群结队去别人家里讨要糖果，玩出许多装神弄鬼的把戏，这个生日似乎预示了济慈的一生也要饱受命运之神的捉弄。

这里所说的伦敦，指的是泰晤士河北岸方圆一平方英里左右的伦敦城，即如今大伦敦市的核心部分。也许是因为古罗马人建伦敦城时曾筑有城墙(London Wall)，那块弹丸之地至今还被伦敦人径称为“城”(City)。摩盖特当年是城墙北面的一座便门，济慈出生前就已被毁，“天鹅与圆环”客栈紧挨着摩盖特所在的位置，客栈大门对着在古城墙遗址上修建起来的市政大道。

如果将市政大道理解成18世纪末伦敦城的外环，那么“天鹅与圆环”客栈有点像现在的汽车旅馆。汽车时代来临之前，开在城边的客栈都设有大型马厩，因此人们又将这类客栈称为马店。乘坐各种马车来的顾客可以在此小憩，喝上一两杯葡萄酒，或者干脆在此住上一晚。除此之外，客栈还兼营租赁和寄养马匹的业务。当时伦敦商人大多住在城外，他们经常在城里的办事处与城外的栈房之间穿梭往来，这些人算是客栈的常客。外地来伦敦的客商也喜欢下榻这样的客栈，他们可以在此交朋接友，与同行洽谈业务，因此客栈里不但有时髦体面的客房，还有宽敞明亮的会客室与酒吧、餐厅与咖啡室等。生意谈妥后免不了要庆贺一番，客栈方面会提供相应的酒水服务；觥筹交错之后客人可能还要来点娱乐，不过这也难不倒客栈经理，他可以在马厩的院子里安排一场斗鸡或拳击之类的表演，使来往客栈的客人都能够尽兴。

济慈的第一声啼哭一定和嘈杂的车马声混合在一起，因为他父亲托玛斯·济慈此时正负责打理这家生意红火的客栈，为了工作方便，他和妻子弗朗西丝把家安在了马厩楼上。有些人说济慈生在马厩里，那是因为不了解当时英国客栈的具体情况。英国文学家和马匹有关的非只济慈一人，莎士比亚当年就为骑马来剧院看戏的观众看管过马匹，那个岗位让他和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伦敦位于大不列颠岛的南端，在那个大规模修建公路和开凿运河的时代，伦敦与北边的交通运输主要是通过马车与船只来实现的。“天鹅与圆环”客栈因为挨着车水马龙的市政大道，方便的停车条件与热情周到的服务，使得来往客栈的顾客川流不息，托玛斯·济慈与他的妻子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托玛斯原先只是马厩里的帮工，他少年时就从外地来伦敦谋生。托玛斯的身材不高，但是精力旺盛性格温和，长得也是一表堂堂。自从这位干活勤快善解人意的小伙子来到马厩之后，顾客的满意度有了明显提高，其标志是来这里租赁和寄养马匹的人数日渐增多。马厩里的活儿不只是拌拌马料扫扫马粪而已，托玛斯和其他帮工还要负责为顾客擦洗马车、整理驭具以及为皮件搽油上光，马车有损坏时还要帮助维修。那个时候的马车就像今天的轿车，它在许多场合是主人身份的象征，马店的伙计负有修饰和维护顾客外在形象的重任。“天鹅与圆环”客栈临街一面长达1117英尺，马厩里可容纳50多匹马，加上一个宽敞的大院和两座停放马车的库房，跳下马车的顾客在把缰绳扔给笑面迎人的托玛斯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对于托玛斯·济慈的籍贯和“济慈”(Keats)这个姓氏的来历，研究者众说纷纭，没有人能够提供确凿无疑的答案。济慈的朋友布朗和戴尔克可能听过济慈介绍自己的家世，他们说济慈的父亲来自英格兰西南一隅的德文郡，但济慈的妹妹范妮则说父亲来自德文郡旁边的康沃尔郡，18世纪人口调查的结果显示姓氏为“Keats”的人主要聚居在英格兰西南的几个郡，看来托玛斯·济慈来自那一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据专家考证，“Keats”这个姓氏或许与“Christopher”、“Kate'’等名字的简称有关，但它更有可能起源于古英语中表示牛羊棚圈的“cyta”或"cyte”，因此它最初的意思应当与“牛仔”或“牧童”相近。畜牧业从来都是英国经济的一根支柱，如果说“济慈”这个姓氏反映了人与牲畜的密切联系，那么我们看到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初期，一位“牛仔”离开了自己的祖居之地进入城市，与拉客载货的马匹打起了交道，姓“Keats”的人似乎总也摆脱不掉牵牛赶马的命运！托玛斯·济慈可以说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先驱，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为了生存，愿意在城里从事最艰苦的工作以获得微薄的薪酬，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和社会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今的英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民工问题时，常将他们与过去曼彻斯特的爱尔兰人、格拉斯哥的高地佃农与伦敦的汉普郡苦力相比，就此意义而言，济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工”的儿子。

不过托玛斯在诸多“民工”中算是幸运的，他的勤勉劳动逐渐获得了客栈老板约翰·詹宁斯的认可，他对这位来自乡间的纯朴青年非常满意，不久就把他提拔为马厩领班。中意托玛斯的还不止是詹宁斯，詹宁斯的女儿弗朗西丝也看上了这位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两位年轻人很快就同浴爱河，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詹宁斯除了女儿之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米德格里·约翰，另一个叫托玛斯。由于托玛斯14岁上死于肺结核，詹宁斯只能指望米德格里来继承自己的事业，但米德格里的志向是参加海军，迅速发展的皇家舰队当时正承担着保卫帝国海疆的神圣使命。在此情况下，精明能干的托玛斯·济慈成了詹宁斯无可替代的选择。托玛斯与弗朗西丝结婚后不久，詹宁斯因为痛风症发作，主动提前交出管理大权，让托玛斯接掌整个客栈的日常事务，他和老伴艾丽斯一道移居伦敦北边的庞德斯恩德，在那儿买了幢舒适的乡间住宅颐养天年。

幸福的爱情之树上自然是硕果累累。济慈是托玛斯和弗朗西丝的长子，他出世之后的6年时间内，母亲每隔两年就给他添上一个弟弟，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乔治、托姆和爱德华。爱德华不到1岁便夭折，好在妹妹范妮(弗朗西丝·玛丽)接着来到人间，这个最晚出生的女儿给父母带来了许多安慰。

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在当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由于托玛斯对客栈经营有方，他们家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那段时期，英国经济正以史无前例的势头向前发展，这种大好形势肯定也对客栈的生意带来了良性影响。托玛斯收入几何并未留下记录，但人们知道在1797年，也就是济慈两岁之时，他们家从气味不佳的马厩楼上搬到了查尔斯广场附近的克莱文街，那儿离客栈不到l英里路。这样的搬迁表明他们家正步入小康之境。1803年年初，托玛斯被批准加入伦敦旅店业主公会，当年年底他又获得了伦敦自由市民的资格，从这样的势头来看，他进城后的事业发展可谓节节顺利。

济慈的母亲弗朗西丝是个率真任性的女子，她有姣好的容貌与窈窕的体形，嘴巴可能稍嫌大了一些，不过这在西方来说也算不得什么缺点。济慈的财产监护人理查德·阿比对詹宁斯小姐一贯抱有成见，他说她非常喜欢卖弄风情，当她走过泥泞的街道去杂货店购物时，总会习惯性地高高提起裙子，露出自己形状优美的两腿。他还不无恶意地说她婚前性格过于热情，以致于年轻男子跟她单独待在一起都有点冒险。当过济慈老师的查尔斯·考尔登·克拉克(下称小克拉克)说她仪态优美，长了一张鹅蛋脸，但在形容她的性格时使用了“敏感”一词。弗朗西丝与托玛斯于1794年10月9日在汉诺威广场上的圣乔治教堂里举行婚礼，当时她只有19岁，而托玛斯也不满20岁。

P1-5

引言：不能忘记济慈的八个理由

约翰·济慈(1795—1821)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只活了26个年头，留下的诗作也不算多，但只要是真正热爱诗歌艺术的人，都会在内心深处为济慈保留一个特殊的位置。为什么济慈如此令人难忘？他身上到底有哪些东西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不能忘记济慈，首先当然是由于他的美妙诗歌。济慈的创作字字珠玑，读后口舌生津颊有余香。如果要编一本薄薄的《世界优秀抒情诗辑》，他在1819年创作的《希腊古瓮颂》、《夜莺颂》和《秋颂》都有可能入选。这年头许多诗歌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济慈的一些名句却历久而弥新，一经讽诵便让人终生铭记。在灰色的情绪袭来时，我们不妨轻声读上一段《夜莺颂》：

唉，要是有一口酒！那冷藏

在地下多年的清醇饮料，

一尝就令人想起绿色之邦，

想起花神、恋歌、阳光和舞蹈！

要是有一杯南国的温暖

充满了鲜红的灵感之泉，

杯沿明灭着珍珠的泡沫，

给嘴唇染上紫斑；

哦，我要一饮而悄然离开尘寰，

和你同去幽暗的林中隐没。

这样的句子才是真正的诗歌，它们能够化解生活中的压力，像陈年佳酿一样发出醉人的芬芳。济慈被人称为“诗人中的诗人”，他不同于一般诗人的地方，在于他是用一颗玲珑剔透的爱美心灵来歌唱。在读者心目中，济慈就像是那只在山毛榉上歌吟的夜莺，它的歌声可以使人忘记此身安在，虽然人的肉身不能离开真实的世界，精神却可以和夜莺一道隐没林问，获得片刻的轻松与解脱。诗歌日历上的1819年属于济慈，在那个收获的季节，他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吐出许多令人惊叹的瑰丽诗句。济慈1821年患肺病去世，因此1819年的激情喷涌对他来说非常可贵和及时，一位诗人一辈子可能只需要一次“火山爆发”，这样的爆发可以把他冲上艺术人生的最高峰，创造出流芳百世的诗篇。《夜莺颂》等诗篇就是这样的奇观，人们通过它们认识了锦心绣口的济慈，发现了诗歌原来可以如此美妙。必须承认，像这样能够拨响人们心弦的诗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还不是很多。不要责怪今天的读者不爱读诗，实在是因为时下平庸的诗人太多，他们用白开水般的文字败坏了人们的胃口，使得“诗人”这个崇高的称号也大为贬值。

不能忘记济慈，其次是因为他对诗歌炽烈的爱。济慈曾经这样宣布：“我发现没有诗歌我无法生存下去——没有永恒的诗——半天也不成——整天更不成。”热爱文学艺术乃是人类的天性，每个人的生命中似乎都曾有过一段理不清割不断的文学情缘，但是像济慈这样为诗歌事业铤而走险，毅然决然地抛弃温饱无虞的谋生职业，在人群当中可谓凤毛麟角。从弃医从文那一天开始，济慈实际上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在这条路上他缺少金钱与健康这两项最基本的人生保障。济慈对此并非懵然无知，他知道自己走这条路凶多吉少，但为了对得住对诗歌的爱，他一头扎进了文学艺术的汪洋大海，体现了一种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气概。济慈对诗歌的真挚之情，像镜子一样映照出大多数人的凡庸：有多少诗歌爱好者能这样为真爱献身，虽粉身碎骨而义无反顾？滔滔者天下皆是，有些人平素也喜欢谈诗说艺舞文弄墨，商品大潮泛起时却头也不回地蹈海而去，将他们在缪斯面前立下的誓言留在岸上。这些人亵渎了“真爱”一词，在济慈面前人们不可能不肃然起敬，不可能不自我检点起对艺术的忠诚程度。

不能忘记济慈，第三是因为他对美的无限眷恋。诗歌是美的艺术，济慈曾经说过：“对一个大诗人来说，对美的感觉压倒了一切其他的考虑，或者进一步说，取消了一切的考虑。”如果说雕塑家罗丹拥有一双善于攫取美的眼睛，那么济慈拥有一颗对美特别敏感的心灵。美在济慈诗歌中占据了中心位置，“beauty”是他笔下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雪莱因此在长诗《阿童尼》中这样评价他：

他本是“美”的一部分，

而这“美”啊，

曾经被他体现得更加可爱。

基于对美的热爱和对想象力的信心，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个内涵深刻的命题。“美即是真”如今已是脍炙人口，许多人对此都有自己的解释，要理解这句话必须听一听济慈自己的说明：“想象力以为是美而攫取的一定也是真的——不管它以前存在过没有——因为就像对爱情的看法一样，我对我们所有激情的看法都是，它们发展到极致时都能创造出纯粹的美。”像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诗歌有诗歌自身的逻辑与可能性，热爱诗歌的人听得懂这番雄辩之辞，因为他们像济慈一样知道诗歌中存在着可与真实世界抗衡的想象之美。真正的诗人能够从阴霾之中看到彩虹，对于他们来说人生有了这种美便已足够，所以他们能够永远保持精神上的强大。

不能忘记济慈，第四是因为他的不幸早夭。济慈像一颗流星一样在诗坛上掠过，他生前写下的哀悼查特顿的诗，恰像是他未卜先知为自己预先写好的挽歌：

忧伤和苦难之子！

啊，你的命运是多么悲惨！

天才和崇高的争论徒然

在你眼里闪烁，过早的死

已使他幽暗……

济慈让人想起中国那位也是在26岁上辞世的诗人李贺，李贺吟得佳句辄投入锦囊，济慈也是在诗思袭来时抓起纸笔匆匆记下，呕心沥血的艺术劳动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济慈还让人想起古希腊那位用蜡和羽毛做成翅膀飞上天空的伊卡洛斯，因为急于要接近太阳，反而被太阳的热力融化了翅膀，结果从高空坠落爱琴海中。生活中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有时候因为急于靠近自己的所爱，我们反而会受到自己所爱的伤害，济慈热爱的诗歌事业就像是这个故事中的太阳。天才的早天当然是人世间最悲惨的事情，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另一面：济慈因为早天在读者的记忆中永远与暮气无缘，我们印象中的济慈永远都是不满26岁的青年，永远散发出一股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这又未尝不是诗人之福。济慈对人世间只留下惊鸿照水般的一瞥，但他那些如春花绽放般的篇章，足以使他在群星灿烂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中，放射出自己夺目的光辉。

不能忘记济慈，第五是因为他那豁达宽广的胸襟。济慈的人生道路远非一帆风顺：他自幼失去双亲，长大后三弟托姆因病夭折，妹妹范妮寄人篱下以泪洗面，二弟乔治移民北美举步维艰，他自己在照顾托姆时又染上不治之症，诗集出版后还受到批评家的恶毒攻击。纷至沓来的磨难损害了济慈的身心健康，然而济慈对命运从不抱怨，他的诗歌和书信中很少流露出忧郁或伤感，对自己坎坷的人生总是抱着一种甘之如饴的态度。《在寒夜的12月里》体现了这种无怨无悔的品格：

在寒夜的12月里，

呵，快乐、快乐的小溪，

你的喋喋从不记得

阿波罗夏日的笑意；

你带着甜蜜的遗忘  经历过结冰的约束，

对于这冰冻的季节

从来，从来也不恼怒。

济慈认为人应当相互容忍，他对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看法毫不在乎：“有些人视我为中庸之才，一些人把我当傻子，还有一些人说我笨——每个人都认为他看到了我自己不能容忍的弱点，而事实上我愿意有这些弱点——我毫不在意被人看成这样。”别人都为批评界对济慈的不公而义愤填膺，济慈却对自己的朋友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没有理由抱怨，因为我确信这个时候任何真正美妙的东西都会被人察觉。我毫不怀疑，假如我写了《奥瑟罗》的话，我一定会被当成像亨特那样的好汉被人喝彩欢呼。”这样的胸襟与气度，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

不能忘记济慈，第六是因为他那悠然自得的人生情怀。人们把悲惨的现实世界称为“泪之谷”，但济慈在“泪之谷”中始终绽开灿烂的笑颜。不管命运如何亏负自己，济慈从来没有失去过对生活的希望，也没有失去那种独属于年轻人的欢乐。在探究济慈内心时，人们深感钦佩而又为之伤痛的就是这种情怀，它有一种巨大的感染力，使人更加热爱生活，更加珍惜生命中一切有价值的事物。济慈的生活时常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但他仍然能够凭藉自己活泼的想象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乐趣，他在给范妮的信中说：“记得我过去是多么喜欢金翅雀、大山雀、小鲤鱼、穴鼠、斑背虫、雅罗鱼、雄鲑鱼等，以及灌木与溪流中的全部种族，但它们肯定在林子里和水中过得更为自在——不过我必须承认，即使现在我也挺乐意弄一大群漂亮的金鱼来养着——我要往鱼缸里装10桶水，用一根冷水管引入新鲜水，另一根管子从地板下面出水。只要水换得勤，银鳞赤鳍的金鱼就能保住自己美丽的颜色——我要把鱼缸放在一扇漆得很好看的窗户下，在鱼缸周围遮一圈桃金娘与日本植物。窗户朝着日内瓦湖的方向——我要坐在窗前整天读书，就像某张画上的读书人一样——天气时不时地让人觉得像是春天了，因此我已开始在石楠树下散步。”读到济慈这类情趣盎然的叙述，读者的嘴角不禁会漾起会心的微笑。济慈游历湖区和苏格兰时写下的生气勃勃的书信，也许是世界上最令人神往的游记。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总是一马平川，但只要有一颗永葆青春的眼睛，我们的世界就会处处风景如画。

不能忘记济慈，第七是因为他对生命真谛的透彻领悟。生命的本质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连续存在，每个人年轻时都以为自己是时间的富翁，惟独济慈因为父母兄弟接二连三撒手人间，从来就对时间的流逝抱有一种无名的恐惧。他在《幻想》一诗中叹息：

哪里有不褪色的人面，

哪一位少女百看不厌，

她的红唇会永远新鲜？

他在《初见爱尔金壁石有感》中写道：

每件神工的玄想的极峰，

都在告诉我，我必将死亡，

像仰望天空的一只病鹰。

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总是稍纵即逝，难以持久，济慈因而常常为之叹息，他的《无情的妖女》与《拉米亚》写的是那种梦醒美去的悲剧。在《但愿一星期能变成一世纪》中，他流露了浮士德式的请美停留一下的思想，甚至祈求时间放慢脚步，使美不致匆匆消失。他在给恋人芳妮的信中说：“我几乎希望我们成为夏天里只活上三天的蝴蝶——和你待上这样三天，我会往其中注入平常五十年也装不下的欢乐。”济慈的生命中贯穿着与病魔与死神的搏斗，人们说他仿佛生活在一个放满时钟的房间内，耳朵里灌满了滴嗒滴嗒的声音。俄国19世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过沙皇政府的假枪毙，陀氏将这种恐怖体会比喻为站在悬崖峭壁边缘俯临万丈深渊，但他又说即便在这种环境中人也愿意活下去，将短暂的一刻当作永恒。而这种思想在济慈诗歌中早有表达，他馈赠给后人的思想遗产之一就是对时间流逝的敏感与痛惜，美国的菲茨杰拉尔德、拉丁美洲的博尔赫斯先后用小说演绎了他的时间观念。

然而济慈的生命感悟并不悲观，他在花落花开、四季轮回的新旧交替中看到大自然中生生不已，认识到旧美的消逝预示着新美的再生。在((蝈蝈和蛐蛐》中，济慈赞美了大地上循环不息的美：夏有蝈蝈鸣，冬有蛐蛐唱，大地的歌声永无尽时！在《仙灵之歌》中，他心中已经出现了“美在未来”的思想萌芽：

不要悲哀吧！哦，不要悲哀！

到明年，花儿还会盛开。

不要落泪吧！哦，不要落泪！

花苞正在根的深心里睡。

在未完成的长诗《海披里安》中，济慈对这种思想做了更为有力的发挥：新崛起的奥林匹亚众神把老一代提坦神赶下了宝座，而他们自身又将被更新的一代天神所征服。死亡和衰败固然可悲，但新生事物充满了生命力和青春，属于更高形态的美。这样一来，时间不再是美的扼杀者，它送旧迎新，永远给人带来美的希望。人们都说济慈客死异乡多么悲惨，但我认为他在与夜莺一道“悄然离开尘寰”时，脸上还可能挂着一丝“美在未来”的微笑。

不能忘记济慈，第八是因为他那些石破天惊的独特之论。济慈涉世不深，阅历算不上丰富，又未在高等学府接受过系统训练，因此言论有不少地方未脱稚气。然而成熟有成熟的弊端，有人就是从成熟迅速滑向僵化；而幼稚亦非一无是处，因为幼稚常常意味着率真纯朴无拘无束，艺术的最高境地便是返朴归真。美国当代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过“健康的儿童性”的概念，认为成年人不但应该具有成熟的理性，有时候还应以儿童般的天真目光审视世界，以拂拭生活外表蒙上的厚厚尘土，令其焕发出诗意的光辉。济慈所处的是一个打破偏见的浪漫主义时代，那个时代有华兹华斯高歌“儿童是成人的父亲”，有柯勒律治提倡以艺术之眼观察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而济慈也在诗歌、书信以及与别人的交谈中，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对诗才、想象力、真与美、善与恶等问题的独特见解。济慈的个人气质与马斯洛“健康的儿童性”恰恰相符，他对艺术、哲学与人类生存状况具有敏锐的观察与细腻的感受，这些才华横溢不落俗套的言论构成了济慈著述中引人人胜的篇章。济慈虽然不懂希腊文，他对希腊艺术的理解却深得其中三昧，因此人们说他是不懂希腊文的希腊人。济慈不仅提出过“美即是真”的美学命题，他还发表过其他一些影响深远的言论：

通过不声不响地反复作用于精神层面，具有想象力的简朴心灵可望在某种神妙的瞬间获得报偿——举个以小喻大的例子——你是否从未被一段熟悉的老歌打动过？——在一个美妙的地方——听一个美妙的声音吟唱，因而再度激起当年它第一次触及你灵魂时的感受与思绪——难道你记不起你把歌者的容颜想象得美貌绝伦？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你并不认为当时的想象有点过份——那时你展开想象之翼飞翔得如此之高——以致于你相信那个范型终将重现——你总会看到那张美妙的脸庞——多么妙不可言的时刻！

我对诗歌有几条信念，你可从中看出我与他们的立足点距离有多远。第一，我认为诗之惊人在于一种美妙的充溢，而不在于稀奇少有——读者被打动是由于他自己最崇高的思想被一语道出，恍如回忆般似曾相识——第二，诗之妙触切勿止于中途，而应推向极致，务求令读者心满意足而不仅是敛息屏神地等待：诗之形象要像读者眼中的太阳那样自然地升起、运行与落下——先是照耀于中天，后来庄静肃然而又雍容华贵地降落下去，使读者融入黄昏时绚烂的霞光之中——不过做诗比议论诗应如何如何要难得多——这又把我带到了第三条信念：如果诗之产生不像枝头生叶那样自然，那它还是不写出来为妙。  说到诗人的个性，它不是自己——它没有自我——它是一切又不是一切——它没有个性——它喜好光亮与阴影，不管是丑还是美，是低还是高，是富还是穷，是贱还是贵，它总爱率性而为——塑造一个伊阿古，对他来说就像塑造一个伊摩琴那样高兴。令道德高尚的哲人吃惊的，会使玩世不恭的诗人欢喜。它对事物黑暗面的探析，与它对事物光明面的玩赏一样无害，因为这两项都只止于静观。一名诗入是生存中最没有诗意的，因为他没有自我——他要不断地发出信息，去填充其他的实体——太阳，月亮，大海，世上的男男女女，作为有冲动的生灵，他们都是有诗意的，因此都有不变的特征——而诗人却没有，没有自我——他绝对是上帝创造出的最没有诗意的生灵。

人们不可能都接受济慈这些见解或其表达方式，但不能不承认其中蕴涵着极为精微的艺术感悟。这些吉光片羽般的话语是一般高头讲章中读不到的，也是长于理论阐述的人说不出来的。直到今天，人们仍在反复咀嚼和消化这些言论，并试图对它们做出自己的阐释。相比之下，那些在世时声名远在济慈之上的浪漫诗人，其言论反而没有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与持续的反响。

不妨以上面所举“诗人无个性”之说为例，济慈不经意间提出的这个观点，无疑对T.S.艾略特的“诗无个性”之说产生了影响。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宣称：“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没有个性的诗人无异于死亡，后结构主义阶段的罗兰·巴特继承了这个思路，提出了惊世骇俗的“作者之死”论，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表达的思想也与济慈之论一脉相通：“凡是作品有责任创造不朽性的地方，作品就获得了杀死作者的权利，或者说变成了作者的谋杀者。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是这种转变的明显实例。此外我们发现，这种写作与死亡之间的联系，还表现在作者个人特点的完全消失；作者在他自己文本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对抗，取消了他独特的个人性的标志。”非常有意思的是，济慈本是浪漫主义诗人，张扬自我的浪漫之风却未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他的“诗人无个性”之说和关于“消极的能力”的论述，在他所处的时代显得是那么落落寡合，与现代人的观念却又如此灵犀相通，这一切都令人觉得济慈是一位早生了100多年的诗歌天才。

诗歌没有国界，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国人最熟悉的是拜伦与雪莱，济慈则藏在他们巨大的身影后面。20世纪风雷激荡，人们对呼吁反抗的拜伦和雪莱充满了向往之情，这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诗歌毕竟属于艺术门类，它的功能不仅在于鼓舞斗志，当今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为讲究艺术品位、更能抚慰人心的诗歌。济慈生前诗名寂寞，到了英国经济走向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他在英国文坛的声誉却节节攀升，凌驾于19世纪所有诗人之上，其中原因发人深思。英国是最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迈入市场经济门槛并不意味着无诗岁月的到来，当铺天盖地的商品大潮呼啸而至，只有高擎起心灵的火炬才不会被其席卷而去。济慈对这股大潮做出了自己的反抗，他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是绝不向商业化潮流妥协的人文艺术精神。济慈不但为诗歌艺术放弃了可望进入中产阶级的人生道路，他的全部作品都可视为对刚开始涌动的商业化潮流的一种拒绝，对拜金主义与逐利行为的一种抵制。如果说华兹华斯是在工业化之初提醒人们保护大自然，那么济慈是在商品拜物教泛滥之初高高地举起人文艺术的旗帜。不能用唯美主义来形容济慈的追求，他是用想象中的艺术世界来抗衡现实中的金钱社会，从而实现自己在人世间的诗意栖居。

济慈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今天有几分相似，这就是都属于向商品经济高级阶段发展的转型期——19世纪发生在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一些现象，如今正在中国许多城市重演。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物欲横流，每个人都需要自觉地高筑起自己的精神堤岸，抵御商业化潮流的无序弥漫。人是需要有诗心的，没有绿地的城市不适合人类居住，没有诗歌的社会也是一片精神沙漠。文学艺术可以不再占据时代潮流的中心位置，但是诗人不能全都改行下海。一段时期以来，诗神似乎离开了我们这个素有“诗国”之称的华夏大地，再也读不到令人眼角湿润的章句，看不到热切焦渴的阅读传抄，听不到神采飞扬的朗诵吟哦，我们不能让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干枯和沙化的心灵需要用诗歌的清泉来浇灌。为此我主张再度走近济慈这位先知先觉之士，倾听他那夜莺般的动人歌声，接受他身上人文艺术精神的感染，以重燃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激情，使生活恢复应有的诗件。

“于我心有戚戚焉”

我的学术道路始于研究济慈，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济慈美学思想初探》是我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也是我发表的第一一篇论文，那篇文章后来收入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博士文库》。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兴趣逐渐转向叙事学研究，但我从未忘记自己的学术初恋，也从未停止搜集有关济慈的中英文资料。进入新世纪以来，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济慈书信集》(此前国内未有系统的济慈书信译本)，国家留学基金委给了我去英国做济慈研究的留学资助，此外我还申请到一个研究济慈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这三件事情为本书撰写提供了动力和帮助。

本书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伴随我近30年的《济慈诗歌集》(Miriam Allott编)和《济慈书信集》(Robert Gittings编)，以及W.J.Bate、Stephen Coote、Robei’t Gittings、Andrew Motion和Aileen ward等人撰写的济慈传记，还有许多相关的回忆录与研究论文。但本书的撰写并不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我利用在伦敦国王学院英语系做访问研究的机会，对济慈一生的行踪进行了系统的实地寻访，并结合寻访活动参观了一些纪念馆、图书馆与博物馆。这些寻访活动与其说是学术劳动，不如说是满足个人夙愿的高级享受，我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欢乐。

我愿与读者一道分享寻访中的一些印象与感受。

我的寻访从济慈出生地开始。位于摩盖特的“天鹅与圆环”客栈已不复存在，但由于地处今日伦敦的中心，那个地方仍然交通繁忙，客栈旧址离繁忙的摩盖特地铁站只有几步之遥——从济慈的时代到现在，伦敦人的代步方式已经由马车发展到了地铁。与伦敦都市大学隔街相对的客栈旧址墙上，镶嵌着一块伦敦市政府颁制的纪念铭牌，上面写着诗人济慈在此出生，楼下是一家名为“全球济慈”的酒馆，周围还有几个去处以济慈为名。我去摩盖特附近的科尔曼街寻找过圣斯蒂芬教堂，因为济慈的父母、三弟与外祖父母等人都葬在那里，但圣斯蒂芬教堂已在二战中被德国飞机炸毁，原址上建起了巍峨高耸的金融大厦。德国人的轰炸还使得罗马人建造的一段伦敦城墙重见天日，城墙废墟现在已是伦敦的一处重要景观，废墟旁边是著名的伦敦博物馆。济慈当年就在那一带玩耍，用北京人的话来说，济慈压根儿就是一个皇城根上长大的孩子。为了了解“天鹅与圆环”客栈的原貌，我特地去附近的市政图书馆(Guildhall Library)查询史料，热心的管理员捧出一大堆档案图纸，摊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让我自由翻阅，还从电脑调出有关图像，不厌其烦地为我寻找最佳观察角度。令我感叹不已的是，摩盖特一带正在变成伦敦新的金融区，一幢幢金碧辉煌的银行大楼拔地而起，济慈在生时对刚刚涌动的商业大潮甚为不满，他的弃医从文可以视为对此的一种抗议，但到头来这股大潮还是淹没了他的生身立命之地。

就像济慈出生的马店为地铁站所取代一样，济慈就读的恩菲尔德学校变成了一座火车站。从伦敦乘火车到恩菲尔德，下车后在售票处可看到墙上嵌着一块纪念铭牌，上面写着济慈曾在此上学。我找到了济慈嬉戏过的新河，令人意外的是，“新河”既不新也非河，它是当年为了向伦敦供水而挖掘的一条水渠，伦敦的饮水问题早已得到解决，但新河之水仍在流人泰晤士河。恩菲尔德一带景色依然优美，伦敦的富人闲暇时会来此地骑马，但是不知道夏天时是否还有夜莺的声音从森林里飘出。从恩菲尔德乘两站火车可以到达济慈做过学徒的埃德蒙顿，出站后走一小段路便是教堂街的“济慈路段”，赫蒙德诊所旧址矗立着一家“济慈药店”，但是店里的年轻售货员已经说不出店名的来历。药店旁边有一家以济慈为名的外科诊室，附近的米德尔塞克斯医院里还有“济慈病房”。看来这一带的人们并没有忘记济慈，只不过把他当作医学人士来纪念，他们没有想到济慈当年做学徒时心不在焉，经常跑到恩菲尔德去和小克拉克谈论医学之外的问题。

济慈学医的盖氏医院也受到了地铁建设的影响，走出伦敦桥地铁站，隔得很远就能看见国王学院盖氏医院的标记。盖氏医院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教学医院，现在它是自王学院医学院的一部分，济慈报到注册时的签名成了盖氏医院的珍贵文物。济慈在其中学习过的那幢主楼已被拆毁，但他住过的楼房还保留在圣托玛斯街上，那幢宿舍楼正门上写着“济慈之屋”，墙上的纪念铭牌将济慈称为“诗人与药剂师”。与济慈同住的史蒂芬斯也沾了光，铭牌上称其为“外科医生与化学家”。“济慈之屋”的斜对面是一间小小的医学博物馆，进入这间博物馆需要攀着一根粗绳踩着窄小的木阶盘旋而上，馆内保存着19世纪初期供学生观摩外科手术的演示台，还有一间贮藏着各种药用植物的顶楼药房。手术演示台的设计比较合理，它的周围是带栏杆的四层看台，济慈作为包扎助手有权站在手术台边，而他的同伴则踮着脚尖挤在看台上观看老师做手术。那时候麻醉药尚未发明。被酒精灌醉的病人在手术刀下发出梦呓般的呻吟，济慈弃医从文的想法或许就在那种场合萌生。过去的西医常用植物的果实、枝叶、根茎和种籽入药，因此顶楼药房与我们的中药店有许多相似之处，里面的橱屉、衡器、研钵与研杵看起来非常眼熟。济慈对植物的喜爱帮助他通过了药剂师考试，那时候的医药与诗歌之间的距离不像现在这样遥远。

济慈弃医从文后主要居住在伦敦北郊的汉普斯特德丛林，他在那儿写诗、交友、恋爱和听夜莺唱歌，度过了生命中最有光彩的一段时光。温特华斯寓所(本书简称为温寓)如今已被辟为济慈纪念馆，去那儿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馆内不时举办各类性质的诗歌艺术活动。未去英国之前，我让卜居伦敦的女儿真真代我去神往色久的汉普斯特德，听她在电话中讲述自己的见闻，观看她用电子邮件发来的梅园照片。真真与其丈夫铭基得知我要去英国做访问研究后，特意在泰晤士河边租了一套较为宽敞的公寓，我安顿下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去济慈故居。汉普斯特德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和安静，色彩缤纷的鲜花在路边悄然开放，洁白的天鹅在池塘中轻轻拍动翅膀，温寓不动声色地藏在小路的绿篱后面，它比任何住宅都更像一位浪漫诗人住过的地方。虽然济慈去后夜莺不再归来，但梅园(温寓里栽有梅树的花园)里面依旧是鸟声啁啾，工作人员说每年来往此地的鸟类多达20多种，我还看到大树下有一窝活蹦乱跳的松鼠，它们在草地上旁若无人地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夜莺栖息过的那株梅树虽已颓萎，然而新植的梅树正在茁壮成长，园中还有数株虬枝横空的老树。温寓中处处能感受到济慈留下的气息，壁炉里似乎还剩有当年的余烬，诗人的脚步声与谈笑声仿佛还在楼道里回荡。一楼起居室里有一扇很大的面朝园门的法式落地窗，济慈的眼睛似乎还在窗内向外窥望，过去他常这样看着芳妮袅袅婷婷地步入丛林。“茂林风雨病相如”，济慈在温寓居住时贫病交加，但那地方似乎并不缺少优雅、精致与幽静，梅园用独有的诗情画意为济慈营造了良好的创作氛围，无怪乎诗人在那儿迎来了自己创作中的“火山爆发”时期。

世界上的事情一旦投人进去就难免痴迷，在一种走火入魔般的情绪驱使下，我把伦敦城里济慈常去之处全都搜寻了一遍。灯红酒绿的狐亭花园曾是伦敦最重要的娱乐场所，可惜它已在19世纪中叶关闭，从档案图片看，它与过去上海的“大世界”有些相似。少年时代的济慈在那儿情窦初开，一位陌生少女的曼妙风姿令他魂不守舍，几年之后还未缓过神来。然而济慈要是生活在今天，狐亭惊艳事件不一定会发生，这倒不是说伦敦没有以前那么多美女，而是淑女类型的已成凤毛麟角，时下年轻女孩的放肆谈吐可能会令济慈避之犹恐不及。舰队街过去是英国新闻出版界的代名词，现在那地方文化气息仍然十分浓郁，由于它离国王学院图书馆很近，我在看书之余常去那儿溜达。我找到了泰勒与赫赛出版社的旧址——舰队街93号，那儿目前开着一间手机店，但建筑上方两个18世纪的天使雕像依旧栩栩如生，它们曾经无数次地看到济慈在其下匆匆进出。济慈在伦敦住过许多地方，其中完全没有变化的也许只有学院街，它因为与威士敏斯特教堂相连而保留了几百年前的面貌。我遇到过下课的学生从威士敏斯特学校里涌出，其中一名戴眼镜的小男孩长得活像哈里·波特，他们当中或许还有戴尔克的后代子孙。如同济慈在书信中描述过的那样，戴尔克的宅子有两面分别朝着大史密斯街与学院街，客人从他家告辞之后，主人还可以打开临街的窗户陪他聊上一阵。我在学院街上行走时，总觉得身边一扇窗户会突然打开，戴尔克从里面探出脑袋来问我：“嘿，伙计，那部传记写得怎样了？”

我还追踪过济慈在英国其他地方留下的足迹。苏格兰高原风光依旧，悠扬凄厉的风笛声仍在爱丁堡街头飘荡，不过济慈仰之弥高的本尼维斯山只有海拔1300米，见惯了崇山峻岭的中国人觉得它只是一座不大起眼的紫褐色山丘。衣衫褴褛的济慈走进格拉斯哥时被市民视作怪物，现在外地游客在高原上总能得到热情接待，苏格兰人早已懂得旅游业对地方经济的重要性。济慈的苏格兰信札在今天还可作为观光指南，当然其中描述的种种落后状况已不复存在。济慈曾去牛津看望贝莱，遍布全城的尖塔、方楼、回廊和草地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忘不了的却是入夜时小巷里亮起的黄色方形街灯，它们古色古香的形状让人觉得时光在那儿停止了流逝。埃文河上的斯特拉福德也是济慈的旧游之'地，我在亨利街的莎士比亚故居徒劳地寻找济慈留下的签名，后来才知道墙上当年许多签名已被覆盖。不过故居的介绍文字中还是提到了济慈来过斯特拉福德，没有那次虔诚的朝圣之旅，济慈“跻身于英国诗人之列”的愿望也许不会那么强烈。

温切斯特是济慈写作《奥托大帝》与《秋颂》的地方，我在那里呼吸到了被他称为“一品脱值六个便士”的秋天空气，济慈在书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晚饭后的散步路线，那条路线现在被旅游部门命名为“济慈小道”，当作一个观光项目对外推广。我沿着那条有点泥泞的道路走过了启发《秋颂》灵感的荐田，路边的清溪里有两只天鹅在安详地游泳，我相信自己看到的是全英格兰最美的乡村景色。英国之所以是英国，就是因为有许多雷打不动的祖传规矩，“济慈小道”尽头的圣克鲁斯济贫院至今维持着一项沿袭了近千年的布施传统，那就是对步行经过门前的路人发放一小块面包和一大杯啤酒。我尽管走得浑身冒汗口干舌燥，还是放不下架子去济贫院门房那儿接受布施。贝德汉普敦离温切斯特不远，我曾去那儿寻找济慈住过的“老磨坊”，济慈不但在那里写出了《圣亚尼节前夕》，他去罗马途中还在朴茨茅斯上岸，徒步7英里去那里度过了他在英国的最后一夜。然而即便是在贝德汉普敦火车站，也没人知道“老磨坊”位于何处，幸亏山路边一辆通讯维修车的司机打开卫星导航仪，为我找到了通往“老磨坊”的草深林密之路。“老磨坊”坐落在美丽的溪水边，园子里的参天古树依然健在，屋主告诉我她买下那幢房子不到一星期，此前它曾是供人们度假的乡村旅舍，由于与高速公路挨得太近，过往车辆的轰鸣声像炮弹一样赶跑了旅舍的生意。济慈有幸在高速公路到来之前享受到了“老磨坊”的宁静和地窖里的美酒，否则英国诗歌宝库中将会缺少一首色彩斑斓的叙事长诗。

我最后寻访的地方自然是济慈的长眠之地。罗马的西班牙广场上，老柏尼尼雕刻的石船喷泉还在汩汩喷涌，喷泉四周拥挤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游客，我没有想到那地方人气竞如此旺盛。小红房如今成了济慈与雪莱纪念馆，但里面展出的主要是关于济慈的内容，由于得地利之便，它接待的访客可能超过了温寓。我喜欢小红房内那张胡桃木做的船形小床，还有展柜里济慈的那绺赤褐色头发，它比旁边并排放置的拜伦与李·亨特的头发显得更有光泽。窗外西班牙台阶上坐满了游人，真真和铭基说他们上次在此听到台阶上数百人同时唱歌，气氛相当感人。我想济慈在世时如果听到这样的歌声，他的痛苦也许会减轻许多。去新教公墓的路上细雨如丝，走进公墓后雨丝如同被突然剪断，一道阳光从云层里射出，照亮了墓地与其后的古城墙与金字塔，我们抓住时机赶紧拍照。真真向济慈墓献上了雏菊，这时候大家发现墓前还有别人送来的一枝“蓝色妖姬”，中间夹着一封用玻璃纸包着的信，墓后竟然还放着一小坛酒，坛上用英文写着“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走出公墓后雨珠又开始滴落，济慈在天之灵似乎感应到了我们的到来与离去。济慈墓前还有一桩奇事令人不解——有只肥猫伏在墓边一动不动，我们为此向公墓管理员询问，他说也许是因为那座墓前常有人来，猫儿守在那儿更有机会获得食物。过了将近两个月，我和妻子在孩子们陪同下再次拜谒新教公墓。那天正是济慈忌日，有人在墓前徘徊，有人坐在墓边读诗，还有一群年轻女郎捧着鲜花前来祭奠，离开之前她们中的一位大声朗诵了一首悼诗。我为济慈感到欣慰，看来他在异乡并不寂寞。

然而与意大利人相比，国人对济慈可以说相当缺乏了解，由于种种原因，一般人不大清楚济慈的文学分量。文学领域之外的人初次听到“济慈”这个名字，往往会把它与寺庙或僧人联系起来；对英国文学史略知一二的人，则多半认为济慈在浪漫主义运动当中是个二流角色，与拜伦、雪莱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国内一些外国文学教材在这方面起了误导作用，它们不提1848年之后济慈的声名鹊起，也无视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性和深远影响。更有甚者，不少高校教师在讲授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时，仍把济慈描述成被批评文章杀死的软弱诗人，说他的诗歌有唯美主义倾向。这样评价济慈无疑是很不公正的，撰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但愿今后国人当中不再有矮化济慈的言论出现。

本书第十八章业已讨论了济慈在文学史上的位置，由于经常有人问我济慈在英国诗人当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我想在此再提供几条相关信息以供参考。

其一是美国丹尼尔·S·伯特的《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书中济慈名列第25位，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都排在他后面(分别为第33、第75和第72位)，排在他前面的英国文学家(包括诗人、小说家与戏剧家等)有莎士比亚(第1位)、乔叟(第5位)、狄更斯(第6位)、弥尔顿(第8位)、T.S.艾略特(第16位)、奥斯丁(第18位)、乔治·艾略特(第19位)和多恩(第23位)。为文学家排座次从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伯特将杜甫、曹雪芹和鲁迅分别排在第27、第67和第93位，这令我们感到无法接受，不过伯特自己承认是从西方人的接受角度来排列的，这个排行榜至少说明他在19世纪诗人当中特别看好济慈。伯特在书中还说：“除弥尔顿外，没有其他英国诗人对后来人产生过像济慈这样深刻的影响。”

其二是我国王佐良的《英国诗史》。书中没有也不可能为论及的诗人排队，但根据每位诗人在书中所占的篇幅，还是可以衡量出他们在编者心目中的分量。我统计了一下，济慈在500多页的《英国诗史》中占了25页，与华兹华斯所占的页码相当，比他们多的只有莎士比亚和弥尔顿(都是30页)，比他们少的依次为T.S.艾略特(19)、雪莱(15)、拜伦(14)、柯勒律治(13)、布莱克(12)、多恩(9)和彭斯(8)。王佐良在书中称济慈为“我们的同时代人”，认为“他的许多诗篇属于英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作品之列”，这个评价非常准确。

其三是我国屠岸(译选)的《英国历代诗歌选》。该书共收诗583首，涉及155位英国诗人，时间跨度为中世纪末到当代。其中选诗最多的是华兹华斯(共38首)，济慈以33首排在第二，其后依次为莎士比亚(30首)、勃朗宁夫人(24首)、雪莱(24首)、布莱克(19首)、叶芝(17首)和弥尔顿(13首)等。不仅如此，该书的两篇序言与后记都特别提到济慈，后记中还说莎士比亚与济慈是译选者的最爱，并说济慈创造的“客体感受力”(negative capabmty，即“消极的能力”)概念同样适用于诗歌翻译。

其四为英国的多卷本传记辞书《牛津国家传记辞典》(DNB)。该书第30卷称济慈为“最伟大的英国诗人之一”，我觉得这种提法最为恰当。必须承认，排列座次、统计页码与选诗数量的做法都不甚可取，诗人的地位诉诸于后世读者的主观接受，主观的东西无法进行精密测量，因此还是模糊一些的好。“最伟大的英国诗人”应当是屈指可数的，当代最具权威的英国传记辞书如此评价济慈，说明他在英国人心目中具有沉甸甸的分量。

济慈学诗的时间不过数年，他的思想与艺术却很难“一言以蔽之”，那些企图给他贴简单标签的评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为此本书特意设计了“美=真”与“美≠真”这对范畴，以描述和勾勒济慈审美追求中的基本趋向与游移轨迹。本书以近40万字的篇幅，对济慈的精神发展和艺术成长作了全过程的追踪，讨论范围覆盖了他所有的著述，但我觉得还是未能充分展现这位天才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微妙的审美感觉。不知何故，与济慈打交道越久，我越是感到对他捉摸不透。他的欢欣深处埋藏着凄苦，他在凄苦之余又给人以回甘，他笔下的世界美得眩目，旁边却又隐约有“丑”在虎视眈眈。他对美的事物抱有无限爱怜之情，因为总是担心它们会突然消逝，他的体验表现得比别人更为刻骨铭心。但当人们批评他过于强调感觉乃至感官享受时，又会发现他有一种将感觉与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本领，这种本领就是前面所说的让人像闻到玫瑰花香一样感受到思想——T.S.艾略特认为扭转英诗颓势的出路在于发展这种本领。总而言之，当人们因为自身的目力不济而只看到济慈的某一方面时，他的其他方面就会出来提醒人们不要仓促下结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提供的仅仅是济慈的一个侧影，只有将本书与其他更具深度的研究著作放在一起对读，读者才能认识一个完整的济慈。本书第十八章中提到，在英国诗人当中，没有谁比济慈更受传记作者关注，不知道有多少人讲述过他的生平经历。然而在我们这里，虽然有许多人喜欢英语和英国文学，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夜莺颂》作者的评传，这与我们这个文化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但愿本书能成为引玉之砖，唤起人们对济慈诗歌、书信与生平的进一步兴趣。

感谢我已故的父亲与母亲，两位慈祥的老人给了我一颗热爱诗歌的心灵；感谢我已故的长兄，小时候我在他的书桌上第一次看到“济慈”这个名字；感谢我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张谨之教授，老先生曾悉心指导我研究济慈的美学思想；感谢我的妻子易化，她对本书的撰写给予了最多的帮助与关心；感谢多次陪我去梅园、小红房与新教公墓的真真与铭基，本书所附图片均出自铭基之手；感谢热爱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洪亮先生和伦敦国王学院英语系的Neil Vickers博士，他们为我的济慈研究提供了不少好的意见与建议。

2007年3月1日于伦敦国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