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这部香艳的爱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澳大利亚作家周思根据这个中国经典爱情故事《浮生六记》遗失两卷所提供的想象空间改编的小说《红线》，间以现代派跨越时空的创作手法，使《浮生六记》的主人公沈复和芸在《红线》中转生为博学正直的文物鉴定专家沈复灵和澳大利亚才华横溢的女画家鲁丝。这一对前世的恩爱夫妻，历经磨难和坎坷，今生再续前缘，演绎出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当代上海的大都市背景将时代变革的氛围渲染其中，使读者游弋于浪漫与现实之间，最终以“不知梦醒何时耳”戛然而止。

本书是根据中国经典爱情故事《浮生六记》遗失两卷所提供的想像空间改编的小说《红线》。

《红线》以佛教转世轮回的思想为其创作的“理论根据”，利用遗失的两卷提供的想像空间，间以现代派跨越时空的创作手法，使《浮生六记》的主人公沈复和芸在《红线》中转生为博学正直的文物鉴定专家沈复灵和澳大利亚才华横溢的女画家鲁丝。这一对前世的恩爱夫妻，历经磨难和坎坷，今生再续前缘，演绎出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特别是与红歌星韩(《浮生六记》中的歌伎憨园)的感情纠葛，更使得这部小说起伏跌宕，扣人心弦。而作者将一个古典的美丽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充满时代精神的人物结合得无隙可击、浑然天成，更显示出他炉火纯青的创作技巧。

第一卷 婚礼记乐

第二卷 生活记趣

第三卷 坎坷记愁

第四卷 轮回记悲

第五卷 镯断记悟

第六卷 梦碎记散

沈想，作者叫沈复，我叫沈复灵，我和你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我在美国学习期间，随扮演詹姆斯·邦德的演员取名肖恩。因为叫个外国名儿办事总会容易点儿。否则，他们为了避免叫错，干脆尽量避免叫你名字。而没有名字，他们也许会很快就忘记你的存在。于是，我变成了肖恩。肖恩·沈。人们会问，喜欢肖恩·佩恩，那个电影明星？是的，没错儿。

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英语已经很好了。在美国的大学生涯结束以后，我的英语像当地人一样流利，只是讲行话、术语的时候感觉有点困难。我父亲沈教授，任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委员。它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先进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辩证唯物论者，他认识到，二十世纪末叶，在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领域将发生重大的变革，利用这种力量，中国将再次变成一个富裕强盛的国家。因此，他依然是位革命者。我是他的长子，他为我谋划，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和美国绿卡的持有者，一名为正在中国拓展业务的跨国公司提供货币流通分析的分析员。正是由于他牵线搭桥，才使我进入乔治敦大学学习经济学，与那些运动员、书呆子、天才、华盛顿律师和华尔街商人们的儿女为伍。

就在那个时期，我开始迷上了电视，法国油煎食品，巧克力冰激凌，和泰国拉面。我去健身房锻炼，使我的肌肉发达。穿着大学校园宽松的无领长袖运动衫，我颇为得意。但骨子里，我始终是来自上海的、勤奋好学、有教养的年轻人。

周末，我通过参观市博物馆自学。博物馆藏品丰富，有古典的雕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手稿、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欧洲绘画，以及美国从早期民间手工艺品到最现代化设备创造的艺术品。结果，我的经济学没怎么学好，博物馆的“自学”倒是颇多回报。博物馆还有一批非常有价值的东方收藏品，其中包括一个传统的中国展厅，那里面的文物都是清朝末年，中国十分衰弱时，一个美国冒险家掠夺并运到美国的。展厅内专门辟出一间文入画室，陈列着最精致的古代笔筒、砚台和书画卷轴。那些展品距它们自己的文化虽然遥远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在外国，它们受到的尊宠程度却是我闻所未闻。

有一个玻璃橱柜里摆放着一个很特别的茶碗，使我恋恋不舍。它并不十分引入注目，它那细如发丝的纹饰时而呈灰褐色，时而呈栗褐色，时而呈烟灰色——或者宛如褪了颜色的布鞋的灰色，也许还泛着茶绿色，或者淡淡的紫罗兰色。其釉面被称为兔皮釉，黑色颜料中的铁在一定温度下熔化，形成水晶般的细线。茶碗本来是拿在手里的东西，可是在博物馆里，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每次去博物馆，我都要仔细看看那只碗，好像它属于我。我觉得，在我孤独的学生生涯中，那只兔皮釉碗是我为数不多的亲密伙伴之一。就这样，我渐渐意识到，我自己的文化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底，它需要我自己发掘，才能得见天日。

我被强烈吸引的另一件展品是一尊石佛雕像的佛头，它来自溯长江而上的庐山的一个寺庙。佛双目微闭，面容十分安详。雕刻于一千年前的佛头被锯下来，被一个战利品收藏者留作纪念。远在大洋彼岸的某个地方，无头的身子，被残杀的躯干，默默无言地等待着它那优雅的头颅的回归。也许，那是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把缺失的部分拼合在一起。

参观博物馆改变了我对经济学的看法，虽然我出于孝道来到美国学习，但我对走上精明的老父亲那条追求财富和权力的道路实在不感兴趣。我永远不可能把注意力限制在经济学枯燥乏味的思考上。我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浅尝辄止，“半瓶醋”，一个可能朝秦暮楚的人。

那时，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把我当朋友看待，有一个与她分享对东方艺术的热情的参观者令她高兴。她帮助我转学艺术史的研究生课程。在获得只有一个学期经济学学分的情况下——在那个学期中，我学习了关于市场那些无法改变的法则——我现在可以致力于对那些蕴涵着美的事物的学习了。父亲大发雷霆，说我是个不务正业、自私自利的糊涂虫。从那时起，他就把恢复家庭时运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弟弟复明的身上。大家都认为他有经济头脑。

可是我却感到快乐，快乐得超过我的想像。毕业之前，我就被一家新近成立的拍卖公司看中。公司设在上海，与已经颇有名气的国际公司直接竞争。就这样，我以过硬的背景——流利的英语、响当当的美国研究生文凭，以及对中国文物的鉴赏能力——回到家乡上海，为上海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工作了。

三十立业，孔子说：三十而立。结婚。成家。

哦，我却要独辟蹊径了。

沈抽完最后一支烟，把书放下。书中，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读起来很慢。二百多年前的半文言、半白话文，读起来慢，却极其愉快。他仿佛得到许可，举止文雅地迈着小步，走进沈复的隐秘的世界，走进他那扇敞开的心扉。在那心灵的密室，作者最深处的记忆、最坦诚的告白呈现在你面前。

利用业余时间，一天读一页，沈花了两个星期读完第一记。那一记的标题是“闺房记乐”。那时，即将来临的拍卖会的目录已经印刷完毕，参观将如期举行。他恋恋不舍地暂且放下这本书。

为了这次展览，上海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租用了解放前法国夜总会的舞厅。舞厅经过精心整修，椭圆形灰泥天花板装饰着雪白的拉毛粉饰花环，窗户上安装了新近工艺的彩画玻璃。旋转楼梯新颖、华丽的铁栏杆从门厅蜿蜒上升。新任日本经理已经同意把这个舞厅保留下来，作为条件，换取在主要商业区修建五星级宾馆的地基所有权。虽然展厅豪华气派，可是沈总是闷闷不乐。那本标签上写着《浮生六记》、包在红色封皮里的古籍善本，孤零零地摆在显得过大的白色底座上，甚至连个停下脚步看一眼的人都没有。在精美而适于装点门面的艺术品拍卖会上，它显得格格不入。不过，话说回来，在读完这本书之前，他舍不得和它分开。

参观者陆陆续续走了进来，沈坐在咨询台旁，一会儿巧妙地回答参观者的询问，一会儿登记那些有意竟拍者的名字。他的同事里基，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坐在他旁边闲聊。里基·奇特莱勃罗夫虽然在牛津大学接受过有关中国文化知识的教育，但对文物的鉴别却是外行。他头发淡黄，耳朵上戴着莱茵石耳钉，一副乐呵呵的、喜欢挖苦别人的样子，显示出他在现代化大城市的生存能力。在加盟这家拍卖公司之前，里基通过带领游客逛上海文物市场而赚钱，他知道怎样说服游客，使他们相信，交易没有吃亏。实际上，他的英语比沈好不到哪儿去，但因为他是外国人，薪金比沈高。公司和外国社团打交道时，他是个“宝贝”，尤其对于那些从来不真正相信中国人的欧洲买主更是个“宝贝疙瘩”。

沈和里基喜欢互相开玩笑，沈觉得里基的姓念起来很麻烦——奇特莱勃罗夫冗长而拗口——因此管他叫里基·奇蒂。里基过分浪费精力。下班后，他和沈一起吃饭。吃完饭，里基总要提议再去别的地方——酒吧，夜总会，或者和一些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到什么地方聚会。沈虽然乐意和里基一起到夜总会，但他是个有教养的上海人，所以和里基的大多数朋友无话可说，也不想和他们搞得很熟。沈一直冷漠超然，直到深夜，有了几分醉意，才到俗丽的酒吧，和那些眼睛又黑又大的姑娘、小伙子们一起放松一下。那里烟雾腾腾，大家打闹嬉笑，气氛热烈。第二天上午在办公室，里基就会拿他取笑，说他生来喜欢逛平民窟。

“当心，琳达来了。”里基说。

琳达·哈默尔，他们的老板娘，是个美籍华人，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上海时，他们举家逃离大陆。她的丈夫斯坦利，一直在德克萨斯休斯敦的公司总部工作，公司在制定向中国扩展业务的计划时，琳达在总经理面前大肆炫耀她在上海的关系，于是，斯坦利被派到上海建立一个分公司。斯坦利喜欢这样表白，言外之意要大家信任他的妻子，那是她当之无愧的。他和琳达同舟共济。他们的使命是，五年之内，使上海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在上海市这一行业独占鳌头。

“喂，小伙子们，”琳达边说边向里基和沈的办公桌匆匆走来。她的头发用发胶固定着，好像戴了个壳。她穿一身淡绿色套装，皮肤仿佛也微微泛绿。“猜猜什么事？”她俯身悄声说，又回转头看看是否有人偷听。“我侄女艾薇说，副市长已经表示，对拍卖会很感兴趣。啊，我真希望他能说到做到。我正给艾薇做工作呢。”琳达伸出两个手指，互相摩擦着。“艾薇和副市长的私人秘书就像这一样，肖恩，你见过艾薇，不是吗？她不仅漂亮，而且那么聪明。”

沈对琳达称呼他肖恩很反感。这说明，她虽然是中国人，但不喜欢中国名字。至于艾薇，沈想，即使撇开名字不说，她也不过只是琳达众多所谓侄女中的一个罢了。她们为她工作，作为交换，盼望她帮助她们寻求未来的丈夫。琳达已经拿定主意，倘若沈和什么人结婚，那个人必定是她“侄女”中的一个。她可不能让他白白浪费他这个“人才”。

“是的，”琳达说，转过身，背对里基。就她而言，她觉得里基对沈不会有什么好影响。“艾薇和副市长办公室的张军先生关系密切，她还说张军对艺术很感兴趣。哎哟，那块彩喷广告牌，”她说，转向里基，一脸责难。“难道你不觉得那上面的灯光太暗了点儿吗？”

广告牌金黄的底色上，画着红白两色的山茶花，山茶花中间站着一对蓝绿色的孔雀。“人们也许看上一眼就晕过去呢，”里基反唇相讥道。

“这是个色彩搭配是否协调的问题，”沈说，不乏外交手腕。

“你们是专家嘛，”琳达笑着说，不怎么信服，说罢找斯坦利去了。P11-17

《红线》对于我十分重要，因为它使我偿还了对我一生都具有特别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的“欠账”。这部作品就是二百多年前沈复撰写的《浮生六记》。还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读了这本书的英文译本。那时候，沈复的著作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吸引我阅读了更多的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最终又使我学会足够的中文，阅读了一些中文原著。现在，许多年过去了，由于曾经在中国生活、工作，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和许多中国朋友与同事密切交往，我的中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我依然要说，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途径。而这一切都始于《浮生六记》。这本书以其不完整、不确定的形式流传于世，被世界各地的读者喜爱、欣赏。

在对沈复的著作表示敬意的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对跨越时空界限行走其间的其他著作表示敬意。我想对作家们表示敬意。他们像沈复一样，用自己的作品从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感染我们。我特别感谢中国文学传统和它在当代世界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影响。而翻译家在赋予一本书跨越国境走向另外一个国家的力量时，做出了不容忽视的重大的贡献。沈复的语言是文言文和现代白话文结合的产物。它反映出那个时代书面语言的发展与变化，大而言之，反映出文化与历史的变革。几代人之后，一九三五年，林语堂——他也经历过时代的巨变——在上海第一次把沈复的著作翻译成英语。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把《浮生六记》这部中国文学经典变成一本非常流畅的英语文学作品，使其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外国读者面前。林语堂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可以用中、英文两种文字撰写文学作品的语言大师。他用英文撰写的畅销书《生活的艺术》(1938年)，向西方读者阐释了中国文化。在这本书里，他写道：“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他爱沈复的妻子犹如沈复自己爱她一样。林语堂把芸作为一个范例，告诉西方人应该怎样珍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品格。

作为作家和翻译家，林语堂把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变成了事实。在我准备出版《红线》的时候，我非常荣幸地得到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和林香菊(音译)的支持。我这个沈复故事的“版本”以二十世纪末的上海为背景，改编、使用了原著中的某些片断以及林语堂和其他人的评述，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原文做了取舍，增加了我自己的翻译。因此，沈复、芸和鲁丝在创作过程中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样一来，把本书翻译成现代汉语的难度就大大增加。我非常感谢翻译家李尧和郇忠做了这件工作。在赞扬翻译工作者为传播各民族不同文化所做的贡献时，我特别赞赏李尧为使我的作品与中国读者对话而取得的成就(他也是我的《长安大街》、《黑玫瑰》和《守望者》的译者)。这个译本的问世使得发端于沈复的令人愉快的交流和创作的灵感得以延续。

作为小说家，我对这部经典之作进行了想像，赋予它新的内涵，使它成为供今天新一代读者欣赏的、与《浮生六记》全然不同的故事。《红线》在过去与现在、事实与推测之间游弋，在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成形。历史的幽灵可以再回来，浪漫的爱情故事可以再重演，人们着手新的变革，包括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变革，下一章永远是个谜。我希望读者能接受并且欣赏我以敬佩之心为这一对话做出的努力。

尼古拉斯·周思

二○○七年四月十九日 阿德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