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爱国实业家和“中国船王”的卢作孚熟为人知，但是作为一位出色社会改革家，曾在民国时期领导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卢作孚却鲜为人知。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严密的论证，鲜明而有说服力的观点，高屋建瓴、全方位探究了卢作孚领导的，长达二十二年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并明确指出，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对今天的城乡统筹、西部大开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20—40年代末，在中国西南嘉陵江三峡地区，曾开展过一场成效显著的乡村建设运动。它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唯一在中国西南部，且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其主持者，就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改革家，被誉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

本书从卢作孚的人生轨迹、乡建思想、乡建模式、乡建成就、乡村城市化探索、以工辅农及其西部情结、人格魅力等诸方面对卢作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究。卢作孚不愧为中国西部乡村建设的先驱，同时嘉陵江三峡乡建运动对今天的城乡统筹、西部大开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乡村建设不能忘记的人(序)卢国纪张守广

卢作孚名言选录

前言

第一章 卢作孚生平简介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概述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及团体

 三、乡村建设不同的主张和实践方式

 四、乡村建设运动三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

 五、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

 六、后继有人

第三章 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概述

 一、重庆嘉陵江三峡地区概貌

 二、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之缘起

 三、“乡村现代化”的建设模式

 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五、以交通建设为先行

 六、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

 七、以文化教育为重点

第四章 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

 一、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思想

 二、卢作孚乡村教育思想与实践

 三、卢作孚农村金融建设思想与实践

 四、卢作孚廉政思想与实践

第五章 近代中国西部开发的先驱

 一、畅通由西向东的长江航道

 二、中国西部乡村建设的有益探索

 三、发展中国西部科学事业的壮举

 四、运动人才到中国西部来

 五、为中国西部工业发展立大功

第六章 以工辅农——民生公司对乡村建设的支持

 一、投资煤业，开创峡区煤矿业新局面

 二、投资交通业，建成四川第一条铁路

 三、投资纺织业，建立大明染织厂

 四、投资科学研发，创建科学院、博物馆

 五、投资教育，创办兼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章 卢作孚对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探索与实践

 一、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

 二、城市的中心地位与辐射作用

 三、城市建设必须统筹安排

 四、城市必须有安定的社会环境

 五、发展工业是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任务

 六、交通是城乡发展的命脉

 七、电力是城市发展的动力

 八、信息是城市的耳目

 九、人口聚集是城市化的重要特征

 十、城市是智力密集、人才荟萃之地

 十一、科教文化标志着城市化的水平

 十二、市容市貌是城市综合水准的体现

 十三、山水园林式的城市是生态环境的需要

 十四、开发旅游产业对发展城乡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十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性开发问题

 十六、卢作孚推行乡村城市化的启示

第八章 高度评价与深厚友情

 一、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二、深厚的友情

 三、三位耄耋老人的怀念和敬仰

第九章 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乡村城市化

 三、以工辅农，互利双赢

 四、注重精神文明建设

 五、政务公开，管理民主

第十章 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编年纪事(1925～1931年)

附录一：作者有关卢作孚研究成果一览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则是这场乡村建设运动的杰出人士。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革新之路大致在两种角色中展开：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旗手角色与陶行知、晏阳初等新文化躬耕者角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中国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大躬耕”。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虽然一时轰轰烈烈，但因其本身存在着根本的弱点，所以不可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当时寻求中国前途命运，探索振兴农村之路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对于当时参加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爱国热情和不为名利、不怕艰险、脚踏实地、深人农村埋头苦干的献身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经验，他们的乡村建设成就和教训，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中国西部大开发，仍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

对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当时社会各界就认识不一。梁漱溟对于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认为是由于“乡村破坏”造成的，而引起乡村破坏的原因则是天灾人祸和风气改变。1935年他在撰写《乡村建设理论》中专辟有“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一节，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之兴起“可分浅深四层言之”。“从浅的一层来说”，是“起于救济乡村运动”，“是由于近些年来的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运动”；“第二层——是起于中国乡村无限止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第三层——乡村建设运动是起于中国社会积极建设之要求……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进而言第四层”，“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今日中国问题在于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这最末一层，乃乡村建设真正意义所在”。由于梁漱溟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他对乡村建设运动兴起原因的论述，实际只是说了它的表面现象，而没有说出它的实质。

而晏阳初对于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则另有一说。他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但中国的农民普遍存在着“愚、贫、弱、私”四大病害，这是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原因，也是中国衰败的原因。1934年，他在《农村运动的使命》一文中说：

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农村运动，就是对着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为什么“民族再造的使命”，要“农村运动”来担负呢？因为中国的民族，人数有四万万，在农村生活的，要占80%。以量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要特别注重在农村。……就质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也要特别注重在农村。

1942年，共产党人薛暮桥在给刘少奇的报告中对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也有个分析：

在大革命失敗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统治，但又没有决心去参加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就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因此乡村改良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

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晚年所著《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在谈到“乡村建设派”时，也指出了乡村建设运动形成的原因：“形成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时期。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连年军阀混战，造成农村破产，不仅贫雇农无法生活，就是富农和中小地主也遭到损害，因而产生资产阶级乃至地主阶级的乡村改良运动。”

实际上，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肇端于20世纪初，兴起于20年代，至30年代达到高潮，而又迅速分化、瓦解和破产，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中国社会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产物。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掠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以及连续多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致使中国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村土地荒芜，饿殍遍地，农民流离失所，讨吃要饭、抗捐抗税、抢米暴动，此起彼伏。

农村的经济凋敝和贫困落后的悲惨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引起了一些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一方面，他们各抒己见，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挽救中国农业经济，如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大讨论；一方面，他们付诸行动，以不同的实践方式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引入注目、影响深远又令人深思的大事。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及团体

乡村建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4年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创办的“村治”。米氏家族是翟城村一个名门望族。由于受到当时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影响，米鉴三在本人乡试不中的情况下，也不要其子米迪刚再参加科举考试，两人决定在家乡致力于经世之学，开始推行“村治”。米氏认为加强乡村机构是全国复兴的基础。他说：“夫农村亦至不一也……然欲至不一中而求其一，以谋整齐划一之方，为国家树富强之本，为社会造大同之基。约言之，则不过两条：其一则内地旧有农村之整理；其二则边荒新农村之创建而已。”他所说维持“旧有农村之整理”，实际上就是维持农村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不变，而所谓“边荒新农村之创建”，则是以“酌采古代井田成法”为名，以避免阶级矛盾和社会不公。他甚至提出要实行尧舜时代的传贤政体，严格选拔官吏等等。可以说，“‘村治’的本质，是实行‘小封建’的政治统治”。米氏的“村治”主张，对以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有一定影响，并形成了以王鸿一、米迪刚、米阶平、彭禹廷、梁仲华、伊仲材、王怡柯为代表的“村治派”。

到了二三十年代，当乡村建设运动兴起并达到高潮之时，各种乡村建设团体风起云涌般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

据统计，到了1934年，全国乡村建设的团体达600余个，这些团体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达1000余处。其中以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陶行知领导的晓庄师范学校在南京晓庄，卢作孚领导的北碚峡防局在嘉陵江三峡地区，高践四领导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会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等地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最为著名。此外，还有江苏农矿厅在镇江黄墟，国民政府内政部在上海俞塘，苏州青年会在苏州唯亭，学者顾君义在秦县顾高庄，福建教育厅在福建闽侯五里亭，章元善领导的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彭禹廷在河南镇平等地的乡村建设实验也有较大影响。有人认为当时这些乡建团体是“以定县、邹平和无锡为全国乡建运动的三大中心。抗战后，四川成了乡建派的基地。”P48-52

中国近代乡村建设不能忘记的人——《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序

今年是卢作孚先生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80周年(1927～2007年)。西南大学刘重来教授撰写的《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一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恰逢其时，可喜可贺！

也许在人们心目中，卢作孚主要是一位爱国实业家和“中国船王”，特别是自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指出卢作孚与张之洞、范旭东、张謇是发展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后，卢作孚作为著名实业家的形象和在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地位、成就更为人所共知，至今有关卢作孚的研究成果也大多集中于此。

然而，卢作孚作为社会改革家，他曾在民国时期领导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却不大为人所知，有关的研究也不多，研究专著更未见。不少学者在论述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及其代表人物时，也很少提及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和卢作孚。最典型的是一部关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专著，洋洋四十万字，竟无一言一语提及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和卢作孚。刘教授的这部专著，以翔实的史料，严密的论证，鲜明而有说服力的观点，高屋建瓴、全方位探究了卢作孚领导的，长达二十二年(1927～1949年)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并明确指出，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是卢作孚一生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三大改革试验中最凸现其社会改革思想和实践的一个。应该说，通过这部专著，卢作孚社会改革家的地位是不容置疑了。

(一)

刘教授这部书虽然是以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为研究对象，但他并没有把研究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嘉陵江三峡一隅，而是把它放在民国时期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中来研究。为此，他在书中特辟《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概述》一章，专题论述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包括运动的缘起，参加的团体，各自的主张和建设方式等等，并重点论述了这场运动中最杰出的三位代表人士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比较了他们的乡建思想与实践方式的异同。这样，烘托出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虽地处偏僻，但它不是孤立的，突兀的，而是有着大的时代和历史背景，是与整个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通过历史大背景的分析和彼此异同的比较，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提高了研究层次，也衬托出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上的远见卓识和独到之处，从而奠定了卢作孚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地位。相信今后有学者研究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时，再不会忽略了卢作孚及其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

(二)

刘教授这部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卢作孚提出的“乡村现代化”目标作为研究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的主线，以大量事实说明卢作孚为达此目的而坚持把经济建设放在各项建设首位；总结出卢作孚乡村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众所周知，实行国家现代化，是卢作孚一生的追求。十几年前，就有学者指出：“热切追求祖国现代化，是卢作孚社会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实业救国的主要内容。”认为在孙中山之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而卢作孚在领导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时，就毫不含糊地指出，他的乡村建设，“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卢作孚提出“乡村现代化”，正是他“国家现代化”思想的体现，是他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刘教授在书中把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思想作为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主线，凸现了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思想的前瞻性、先进性和可行性。

(三)

卢作孚乡村建设最突出的成就，是将北碚这个昔日荒僻的小乡场建设成了一座“名满天下”的美丽城市。应该说，北碚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唯一进行乡村城市化建设的典型，很有借鉴意义。刘教授在这部书中，以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详细论述了卢作孚对北碚进行的城市建设，包括卢作孚对城市中心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的认识，对城市建设的科学规划、开发和各项建设，特别是在城市美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上的种种举措，显示了卢作孚在城市建设上的超前思考。有学者认为：“北碚小城是卢作孚先生美好而崇高心灵永远的表述。”这在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从刘教授书中举出的大量事例中，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早在1944年一家外国杂志就惊呼北碚是“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是迄今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的例子”的原因了。刘教授还明确提出，北碚的城市建设，是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思想的体现，是他乡村建设获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并认为这是卢作孚在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建设的一个成功探索，对中国西部大开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四)

值得注意的是，刘教授在这部书中还强调了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西部的地域意义，强调了卢作孚开发西部、建设西部的西部情结。为此，刘教授在书中特设<近代中国西部开发的先驱》一章，并以“畅通由西向东的长江航道”，“中国西部乡村建设的有益探索”，“发展中国西部科学事业的壮举”，“运动人才到中国西部来”及“为中国西部工业发展立大功”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卢作孚开发西部、建设西部的壮举。虽然有些内容已超过了乡村建设的范围，但恰恰反映了卢作孚的西部情结不仅仅局限在乡村建设上。刘教授强调卢作孚是中国近代西部开发的先驱是以大量事实为依据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也不乏其人。如北碚区原区长陈秉超，是1949年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时参加接管北碚的老干部。他在刊有大量卢作孚乡村建设成就的《北碚老照片·序》中就说，他虽然没有“亲历目睹”卢作孚乡村建设，但他1949年接管北碚时，“这些业绩还历历在目”，他断言“北碚开早期西部开发的先河，绝不夸张”。

(五)

刘教授的书中还注意到了过去学术界在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时往往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卢作孚作为一位实业家与其他乡建人士在乡建理念和视角上的不同之处，特别是他采取以工业企业辅助乡村建设作法的现实意义。当卢作孚1927年到北碚开始进行乡村建设时，他已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了。刘教授认为卢作孚作为一位实业家来领导一方乡村建设，“与以教育家、学者身份主持一方乡村建设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人比较起来，更有经济头脑，更具务实开拓精神”。为此，刘教授在书中特设《以工辅农——民生公司对乡村建设的支持》一章，论述了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从经济实力、科技和人才优势，对峡区煤矿业、交通业、纺织业、科学研发、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强调了卢作孚以王辅农作法的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当今有实力的企业家如果都能像卢作孚一样，以资金、技术、人才支持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将会更快更好地实现。刘教授的这一研究，也为乡村建设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

(六)

刘教授在书中还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卢作孚高尚的人格魅力对乡村建设所起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众所周知，卢作孚一生忧国忧民、眼光高远、公正无私、清正廉洁。诚如他的好友梁漱溟所言：“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是为社会服务。这样品格的人，社会上找不到。”卢作孚的人格魅力不仅赢得了峡区上下的拥护，而且贏得了各界人士，包括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的敬重。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卢作孚乡村建设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也和这种支持帮助分不开。如在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过程中，就有对卢作孚特别器重的地方军阀杨森出资建造了惠宇大楼，有地方士绅、峡防局副局长熊明甫捐赠了地皮。在建造北温泉公园时，就有地方军阀陈书农捐款建造两幢别墅，著名工商界人士郑东琴捐款修建了一幢茅舍。从1927年到1936年的9年间，仅北温泉公园就收到捐款3.3万元，捐款人包括当时军政工商各界人士，不少人都是在卢作孚的人品和精神感召下慨然出资的。又如天府煤矿之所以后来发展成为川东第一丈矿，实现了机械化采煤，年产量曾占重庆地区全年煤产量的一半左右。是因为河南中福煤矿总经理，号称“煤油大王”的孙越崎，在抗战方兴，被迫内迁之时，被兼任天府煤矿董事长的卢作孚的热情、诚信所感动，二人谈合作“不过五分钟，即一切决定”，中福煤矿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加入，使峡区煤业大发展，煤产量大增。不少人更为卢作孚的卓识远见所折服。如孙越崎曾回忆起刚解放时一桩亲眼目睹之事：“有一次朱德总司令在中南海宴请作孚先生，我也被邀作陪。席间，作孚先生畅谈了解放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意见，高瞻远瞩，长策在胸，谈得朱总司令、吴玉章同志、贺龙同志等满座欣然””。刘教授在书中以专章论述了卢作孚与各界人士的友谊，特别是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杰出人士晏阳初、梁漱溟及教育界人士张伯苓、经济界人士胡子昂等人的友谊。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卢作孚人格魅力在乡村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七)

值得一提的是，刘教授从十二岁起就生活在北碚，还曾在卢作孚创办的兼善中学读了六年书。可以说，他大半生与北碚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耳闻目睹，而且亲身感受到了卢作孚乡村建设给北碚百姓带来的实惠，给北碚经济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他也在研究中加深了对卢作孚的认识。加上北碚还有此地独有，外地所无的研究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的丰厚资料，也给他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诚如刘教授在《后记》中所言：“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又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出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刘教授就筚路蓝缕，开始了对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如北碚图书馆有一份完整的《嘉陵江日报》，是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最重要的史料，但由于年代久远，纸张老脆，图书馆不让复印，只能靠手抄。在一段时间里，刘教授天天到图书馆抄录，以致手指磨起了老茧。1996年，刘教授向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提交《民国时期卢作孚乡村建设模式研究》项目申请，并获准立项。项目结题后，刘教授仍在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有志者事竟成，凝聚刘教授十多年心血的专著终于得以出版。在此，我们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

当然，这是卢作孚乡村建设的第一部专著，随着时代的变化，认识的加深、更多资料的发掘，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著作问世。刘教授的这部专著将对深入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007年6月

从1996年我成功申报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卢作孚乡村建设模式研究”至今，已过去整整十一年了。今年是卢作孚到重庆北碚开展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八十周年，书稿能付梓，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我从十二岁起就生活在北碚，又在卢作孚创办的兼善中学读了六年书，从1978年起又在地处北碚的西南师范大学(现改为西南大学)任教。可以说，我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又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完成本书稿之时，我首先要感谢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公司大力支持，这部书是无法出版的。其次我要感谢妻子周鸣鸣(西南大学高教研究所副所长、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是她的不断鼓励和督促，才使我从原来多年从事的教学研究领域走出来，开辟了一个新的教学研究天地，自己在其中也获益匪浅。

还要感谢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及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室及《重庆市北碚区志》副总编辑李萱华先生提供的大量史料。

本书的个别章节，是与周鸣鸣和我的研究生陈晓华(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共同合作的，在《编年纪事》中，1931年11月至12月的部分资料由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室龙海同志抄录，人民出版社邵永忠先生为此书出版出了大力，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书中当有不少的讹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指正。

刘重来

2007年4月于重庆北碚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