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涉及语言学、符号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等诸多领域，在很多方面提出了原创性的概念。在怀疑批判精神失去了道德审美意义的今天，本书作者以“另一种态度”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中的信仰危机提供解决之道。身为人道主义的继承者，在善与恶之间，我们必须作出自己明智的判断和自由的选择，重新找回道德的阿基米德支点。

所谓“反抗”，在词源学和普鲁斯特的意义上来讲，指的是意义和冲动相互回溯，从而揭示记忆、让主体的生命重新开始。在怀疑批判精神失去了道德审美精神的今天，本书作者在努力以自身立场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中的信仰危机提供解决之道。“对谁进行反抗”和“谁能进行反抗”两个问题成为本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者试图说明的是，个人如何在重新言说和寻找自我中把握回归的能力，所谓“回归”，不止是记忆，更多的是质疑和思考。

一、反抗的精神

 何谓今日之反抗？

反抗与“向后回归”的异同

作为反抗的精神分析学

重新找到否定的意义

反抗的悖论性逻辑

二、自由的体验

 精神分析学与自由

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简要回顾

精神分析学是不是一种能体谅人的道德主义？

为什么精神分析学是一种无神论？

作为重新开始的自由：玛丽—萝丝的案例

 对另一种语言的爱

另一种语言，或对感性事物的表达

哪一种语言？

法兰西，我的痛

作为翻译者的普鲁斯特

无意识的草稿或被搅乱的无意识：文学体验

作家是一个外国人吗？

 亲欧洲与敌视欧洲

接纳他人的态度

我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基本概念

一种激烈论战所涉及的两种文明模式

乌托邦的未来，政治的现实

何谓今日之反抗？

至少两个世纪以来，“反抗”一词在最初复杂而丰富的含义之外具有某种政治意味。如今我们把反抗理解为对既存规范、价值观和权力形式的一种质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当内心生命试图忠实于自身的深层逻辑时，这种否定性便成为其特征，而“政治反抗”则是否定性的世俗表达方式。反抗是我们的神秘信仰，与尊严同义。

不过今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新秩序”并不利于这种反抗（关于新秩序在民主方面的好处无须再加赞扬，虽然它面临着风险，尤其在东方遭遇困境）：如果权力已经腐败，价值观出现了真空，那么对谁进行反抗？更严重的是，如果人已经被逐渐缩减为器官的聚合体，如果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主体”，而是一个不仅在金钱上而且在基因或生理上被赠与了某种“遗产”的“继承者”，只有用遥控器转换电视频道的自由，那么还有谁能进行反抗？我对现实的这幅图景加以简化并突出其严峻性质，为的是把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事情变得更为明显：如今，不仅政治反抗陷入了彼此差异越来越难辨别的各政党间的妥协中，而且欧洲文化的一个基本成分——一种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正在失去其道德和审美的意义。即使这种文化仍然存在，即使它没有被娱乐文化、“业绩文化”、“作秀文化”（show这个英语词汇用在这里正合适）完全淹没和变为不可能，那也仅仅是作为装饰品被作秀社会所容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冒着进一步被视作杞人忧天、把现状说得一团糟并以此为乐的风险，我想回顾一下我在小说《占有物》（Possessions）中涉及的几个方面。这部小说以破案情节为背景，地点是作为地球村象征的一个叫做桑塔．芭芭拉的虚构城市。有人发现了一具被斩首的女尸，死者名叫格洛莉亚·哈里森，以翻译为业，有一个任性的孩子。读者将会注意到，在最终的斩首发生前，其实有好几个凶手参与了这起杀人事件。在这幅表现女性和母亲所遭受的痛苦、集中体现了女性困难处境的画面中，我掺入了很多自身的体验：那个被斩首的母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自己。此外，我也是小说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帮助案件负责人诺思洛普·里克西警官进行调查的巴黎女记者斯特凡妮·德拉古。这么说也就意味着，在桑塔·芭芭拉这座有黑手党活动的虚拟城市里，对案件展开调查仍然还是可能的。“你能够知道真相”，侦探小说大致上都会对读者这么说。在这种深受大众喜爱的小说体裁里，追问的可能性一直都保持着生命力。当一个人不再读书以后，却仍然会看侦探小说，不就是这个原因吗？不就是因为作为判断能力起点的疑问，乃是帮助我们抗拒“恶之平庸”（汉娜·阿伦特语）的唯一防御物吗？我把自己的小说《占有物》以及许多类似的小说视为反：抗的一种低级形式。别的形式要高级一些，但是就一定会更有效吗？

此外，针对把人变为机器、以作秀为特征、败坏了反抗文化的社会，女性世界的经验使我得以提出另外一种选择，说来很简单，那就是回归感性的内心世界。因为某些人尽管受到感觉和激情的控制，今天却仍然还能够向自己提出问题。我坚信，在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提出了那么多具有一定希望的方案和口号之后，女性走到道德和社会前台的结果，将是对感性经验进行重新评价，以此作为没完没了的技术性空论的解毒剂。考虑到人类的生存问题——如何在确保我们子女最佳生活条件的同时保护我们自身的自由？——女性对自己巨大责任的履行应该与恢复感性的价值同步进行。对于这种探索及其最大限度的交流而言，小说是个特别有益的领域。与图像文化的诱惑力、速度、冲击力以及肤浅性质相比而言，词语文化、小说叙述以及它为沉思保留的位置，在我看来乃是进行最低限度反抗的一种变体形式。这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你们敢肯定我们还没有走到一种无法向后回归的地步吗？从这种不归点出发，我们必须再次转向最低限度的事物，转向最低限度的反抗（ré-volte），从而保护精神的生命乃至人类的生命。

因此，兼具“回归—翻转—转移—转变”意义的“反抗”，构成了我想要恢复其价值的某种文化的深层逻辑，在我看来，这种文化的锐利性质今天正面临重大威胁。不过在展开论述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上述反抗的意义上来，我认为它非常深刻地说明了我们的文化中最富于生命力、最有希望的那些方面。

反抗与“向后回归”的异同

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尤其明显的是在基督教神学中，人被要求“向后回归”，你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仍然保。存着这种回归说的痕迹或者仍在加以实践。圣·奥古斯丁所谓的“重新言说”，就尤其指向这个目的。该学说的基础。是人与先在的造物主之间的回溯性关系。对自身的存在发出追问、对自我进行寻找的可能性，就来自这种“回归”的能力；它既是回忆，同时也是质疑和思考。然而。技术的发展使人更多了解到的是各种稳定的价值观，却不利于回归和寻找之类的思想（例如重新言说与寻找自我）。此外，基督教的非神圣化，甚至它本身固有的倾向，都在促进稳定、促进处于自身不变性中的人与世界媾和。这使得本来体现了基督教末世论特征的回溯性追问这种与世界和自我的“战斗”不再受到尊敬，即使尚未变为不可能。

于是，对价值标准的质疑转变成了虚无主义：这里所说的“虚无主义”指摒弃了旧的价值标准，转而崇拜新的价值标准却不对其提出疑问。为了彻底摒弃旧事物，两个世纪以来被视作“反抗”或“革命”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放弃了回溯性追问，以便新的教条取而代之，在政治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领域尤其如此。

如今当人们提到“反抗”、当媒体使用“反抗”一词时，通常的意思恰好是以虚无主义的态度中止回溯性追问．以便用所谓的新价值标准取而代之，而新价值标准恰恰因为是价值标准，所以忘记了对自身进行追问，并因此从根本上背叛了反抗的本义，即我尝试让你们理解的意义。虚无主义者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反抗者，对于该意义更为详尽的阐述，你们可以在我已经出版的《反抗的意义与非意义》和《内心的反抗》两本书中读到，在此我无法逐一提及。因为是伪反抗者，所以虚无主义者在新价值标准的稳定性中已经安之若素，而这种虚幻的稳定性其实是致命的、极权的：极权主义乃是中止反抗、使其背叛自身所导致的结果，也就是不再进行回溯、不再进行思考。这一点无论我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对此汉娜·阿伦特曾作过精辟的反思。

所以我要寻找使反抗行动得以延续和更新的那些经验。尽管要付出犯错误和遭遇困境的代价，反抗行动毕竟冒着一种无限“再一创造”的风险开启了精神生命。它之所以重要在于我们无法再抱幻想：要得到幸福或者无论哪种宁静的生活，仅靠不断复苏被技术窒息的反抗是不够的。反抗把言说的人暴露于难以忍受的冲突性面前，但这种冲突性却能够让人表达出必然会有的快乐和病态的绝望心情．当今的时代恰好窃取了这一令人生畏的特权。与这样的反抗相反，虚无主义者则陶醉于对“旧事物”的彻底摒弃，或者陶醉于“新事物”不可逆转的确凿性之中。P3-9

值此纪念1968年5月事件之际，有人为它写出小说，有人揭露它的欺骗性，而我则倾听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人用过时的语言一点点讲述他们的永恒回归。当年的狂怒者重新走上了内心反抗之路，追求不现实目标的现实主义者也同样如此。

从前，诗歌通过回顾词语记忆并从中萃取出感性时光，一直都懂得大声说出对自由意志的愿望。在我们隐约感觉到衰落或至少是不确定的时代，追问一直是唯一可能的思维方式：一种尚存生机的生命的标志。

回到内心世界并非新的自我封闭。人的内心对人际关系的需要，将来也许能建立起另外一种政治学。眼下，精神生命懂得，要想获救，就必须给予自己以反抗的时间和空间：决裂，追忆，从头再来。无论求诸祈祷还是对话，无论求诸艺术还是精神分析，首要的事情始终是从最基本而又伟大的自我解放做起：不断地重新开始，舍此全球化就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率和发生学概率的计算而已。

各种真理。包括科学真理，也许都是幻觉，但是它们的前面尚有未来。与各种确定性和信仰相反，不断的反抗乃是对自我、对一切事物和虚无的质疑，然而这样的质疑如今明显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不过，如果为时尚不算晚，让我们就反抗的前途来打一次赌。“我反抗，故我们存在。”(阿尔贝·加缪语)也许不如说：“我反抗，故我们将会存在。”

这将是一次光明而漫长的经历。

我确信，这个看似如此渴望宗教复归的世纪之末，实际上是在渴望着神圣之物，我指的是人类进行思考一不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而是在质疑的意义上——的那种欲望，它使得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同时按照对立推理。又得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物种。人类的这一特征曾经被称作“神性感”或“神圣感”，对于作为作家，精神分析学家、符号学家的我而言，它具体体现在语言的显现之中。在我看来，依赖于母性文明的符号表达是最为遥远的天际，当思想试图越过身体反思自身、潜入自身时，它就会走进那个遥远的天际。

——于丽娅·克里斯特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