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世纪老人董竹君的人生经历:
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她出身贫苦,父亲是洋车夫,13岁时不幸沦落青楼卖唱。她天生丽质,不久就成为青楼名媛。但是她不甘浮华,在结识革命党人以后,逃出火坑,成为民国初年的都督夫人。
她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的统治,抛弃荣华富贵,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女儿,毅然离开身居高位的丈夫,到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上海。
从此,她白手起家,开始自我奋斗。她筹资金,办工厂,开餐馆,还要教育子女。她百折不挠,终于在上海滩成了中国的第一代女企业家。她是闻名全国的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
这是一位世纪老人的经历:一个洋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人跳出火坑,成为督军夫人。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再度冲出樊笼。历尽艰难险阻,创立上海锦江饭店。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
四、营救文兴哲脱险
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有天,张烈武的次女张钟惠带了一位在女子中学任国语教师的文老太太来看我。文老太太一进客厅就深深向我鞠了一躬。张钟惠就开口说:“文老太太听人讲,姻伯母是一位喜欢打抱不平、主持公道的人,所以她来找我,让我带她来请求您做做好事。她唯一的一个遗腹子,叫文兴哲,今年十八岁,在师范大学念书,是文老太太守寡多年才把他养育成人的。今春省一中学闹学潮,因为刘文辉发表了反共分子杨廷泉接任省一中学校校长(杨廷泉是刘文辉所办的政治学校教官),学生不服,起来反对。刘等说闹事者是共产党,便叫军警抓学生,激起学生公愤,把杨殴毙。于是川军军阀二十四军刘文辉、二十八军邓铴侯、二十九军田颂尧,这三个军的军警联合办事处处长,兼二十四军副军长向育仁就大肆逮捕学生四五十人,枪毙二十人。其中有师范大学学生八名,说是共产党员,文兴哲在内。在场人告知:刑前排成一行,挨次枪决。最后到文兴哲的时候,他大声叫喊:‘妈呀!妈妈呀!别了!’城防司令蓝静之闻声,见他年纪最小,就令免刑,监禁起来。逼他口供,无所收获已六个月,现可取保释放。但是,谁也不敢出面做保,所以特求姻伯母营救保出。关于这案子姻伯母也定有所闻。”张钟惠讲完眼泪汪汪,文母哭了!这次事件后来称为“二·一六”惨案。被捕杀的人有师大附中教务主任,以及成大、师大、省一级大、中学生多人。
说到这里,文老太太含泪起身向我再鞠一躬。我听完这番话很难过,对惨案的罪魁祸首向育仁等愤恨极了,非常同情和哀念这批无辜牺牲的爱国青年。他们忧国忧民,年纪轻轻,竟不顾生死为国效劳,挺身而出,多么可歌可泣!我当时想:文兴哲枪下脱险,根本不是他们有什么仁慈心肠,还不是看他年纪小,可以利用他多招供一些人嘛?向育仁、蓝静之等经常来我家,他们看见我治家、教育子女有方,还能办企业,不与一般官太太们同流合污,很尊敬我,总是大嫂长大嫂短地称呼我。我可以利用他们这个心理,同时丈夫正巧南下,跟他们说情也方便些,所以就一口答应了文老太太的请求。
送她俩走后,我转身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心情非常沉重。默默地想:向育仁、蓝静之等国民党人经常和丈夫谈论共产党,咒骂共产党这不好,那不是。但我深深觉得共产党和工人、学生、青年以及广大贫苦群众在一起,搞爱国运动,赶走洋人收回租界,使国家能独立自主。这是爱国行动,有什么不好呢?反过来,国民党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腐化堕落,难道是正确的吗?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正在胜利进行中,而国民党半途上又把枪杆掉过来对向共产党,使国家命运回到老路上,先烈们岂不白白流血牺牲吗?帝国主义不赶走,封建军阀恶势力不推翻,国家怎能独立自主,怎能富强起来,穷苦人民又怎能有出头日子?
民国以来国事日非,全国军阀割据,省与省打,县与县打,内战不停。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买办、袍哥也和帝国主义、军阀勾结,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就以四川一省来说,也是军阀林立,各霸一方。刘湘驻重庆川东一带,刘文辉驻扎在成都川西一带,二十八军邓铴侯驻在成都附近各县份,二十九军田颂尧驻在川北一带。他们都是各自划分疆域,并且在防区内卖官鬻爵,还私设关卡,大刮老百姓钱财。各军向农民征粮,已预征到民国七八十年。鸦片遍地种植,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奸淫抢劫,吃喝嫖赌的现象,比比皆是。学校成为挣钱的场所,校长一年更换几次,失学失业,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川局的混乱,比其他任何一省都要厉害。联甲倒乙,联乙倒甲,一年之内混战好几次。哪里是为国为民,都是图谋个人权势,称雄称霸。国家落到这样地步,真是叫人伤心。又想:“丈夫不肯听取我的劝导,还想踏上国民党蒋政府的政治舞台,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不过是多增加一名军阀罢了。这个家庭,军府门第,公馆派头,家人不重视生产,游手好闲,不重视子女受高等教育,名声在外,存亡绝续;老是这样下去,我即使再辛苦操持,又有什么意义呢?”想到这许多,心里非常烦闷。次日,我请蓝静之、向育仁来家。我以温柔而严肃的态度对他们开口:“有件事要请你两位帮忙。这次枪杀学生的事,我也知道。最后未杀的小孩文兴哲,他是遗腹子、独子,他的母亲依靠教书来养大他的。文母昨天来,要求我帮助求情。今天我向你两位求情……”我话没说完,他俩立刻回答:“只要大嫂担保没话说。”向育仁指着蓝静之:“把这学生放了吧。”我答谢后,留他们吃了便饭。
文兴哲经我保出后,怕他住在外面不安全,索性请他住在我们家里。在他与我们一起住的一年多时间,他经常和我谈论共产主义,使我对共产主义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发生怀疑。文兴哲聪明好学,通英、德文,中文也相当好,能诗能赋,因我爱才故爱护他。
文老太太身材矮胖,为人忠厚善良,和蔼可亲,在社会上独立谋生。那时,还有国琼女的钢琴女老师张景卿,中等身材,生得瘦瘦的,在成都担任钢琴教师。我羡慕她俩是社会上独立生活的女性,和她们的思想感情也就比较融合。她俩与我们家经常往来。还有文兴哲的亲表姐萧友玉和友玉的未婚夫何尔玉,他俩是左派分子,也经常来家聚谈国事。有天谈论激昂,都非常担忧国家将到亡国的边沿而流泪,我则大哭!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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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00年2月(即旧历庚子年正月)。这年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个很不平凡的年头:义和团反帝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我一生中经历了清朝晚期、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八年抗日战争,其中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是解放战争胜利,成立了新中国,经十年文革,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自鸦片战争开始,几千年封建闭关自守的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从此内忧外患、国弱民贫、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农村更是千疮百孔。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又陷于连年军阀混战。从1912年至1928年,十七年间,中华民国如走马灯似的共变换了十三届总统、四十六届总理。有的总统、总理仅当了几个月甚至几天!袁世凯则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
1928年蒋介石军队到了华北,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蒋介石在表面上统一了中国。但又发生蒋、冯、阎混战,十年国共内战,八年抗日战争,祖国大地连年战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英烈合身流血,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三座大山,才彻底结束了战乱。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至此中国人民才有了真正统一独立的国家!我则犹如一叶小小扁舟,随着风云激荡的时代洪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伟大的历史时代——新中国。
过去我总觉得个人生活的历史是无可称道的。故郭(沫若)老和(《大公报))著名记者、老友杨纪(真名张篷舟)热心地要为我代劳写回忆录,我均未同意,殊深抱歉!
1958年初秋,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同志到沪来家探望时说:“徐冰同志(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和大家早就要你写回忆录,待你把素材完成后,再请人进行文字加工,此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他的口气似乎给我一个任务,使我逐渐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其所处的时代有所联系,客观上反映了社会的演变。因此,我就很高兴地写起我的回忆录了。但我从未写过长篇文章,要理顺浸透在泪水里的一把乱麻,确实感到是个棘手的难题。
1961年初,我从上海迁来北京,一时找不到合适房屋,暂住金鱼胡同和平宾馆。这段时间较有闲暇,几经考虑,决心动笔试试,便开始草就了回忆录的一小部分。此后,迁居王府大街报房胡同后又写了些,政协文史组认为满意,嘱我继续写下去。到1963年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后,由于形势的变化,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横遭入狱隔离审查五年余,到1973年5月才彻底“解放”。接着政治学习几年……总之,客观的种种干扰和主观上身体不好,实无时间和精力再行执笔了。
以后见《革命史资料》第五期及《上海党史资料》第四期,张执一同志写的《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文章里,有关我的一节和田云樵同志(解放后上海机电局党委书记)在《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四期里《奋斗一生的董竹君》一文给我以很大的鼓舞,亲友们亦热诚勉励,使我体会到继续将自传体回忆录写成的必要性,遂于1978年在北京香山居处及1981年在美国女儿家又写下了一部分。
由于我童年、青年时的遭遇,在我心灵中曾播下一颗种子:我恨世间贫富不公平。我虽曾有过一段“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我看到的始终是国内外劳苦大众和苦难深重的双亲以及许多亲友们的悲惨生活。想为他们干些事,是我从青年时起一直追求的目标。
我憎恨邪恶,同情弱小,反对压迫剥削,渴望平等自由,不断地追寻人生的价值、意义和真理。我恨人们头脑里的“私心”,人类应该换上“公心”,同心同德走向世界大同,齐心协力向大自然索取,以谋求人类真正的幸福生活!人间乐园并非蜃楼,我憧憬着人类未来的美好世界,认识到应自我奋发图强。
以我一种美好的憧憬和个人倔强的个性,看到国家的内忧外患,以及“五四”运动的影响启发和阅读了进步书刊,接触了进步人士等原因,使我能毅然摒弃荣华,先后跳出两个火坑。其后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认识到自己做人的信念和人生追求是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相吻合的。它激励我同情革命,趋向革命,支持革命,参与革命,在革命浪潮中奋斗,强化自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真理的信仰。一生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矛盾,从而能在复杂的事物面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有了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所以,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步伐。
1927年国共第一次分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时,我营救了四川成都师范大学学生文兴哲。1930年秋至1935年我创办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和茶室,直至解放。在这段时期为党的事业出资、出力,开展了革命的地下工作。
1950年,上海市委和上海公安局,为了中央领导同志在刚解放的上海工作方便及国际友人来访时有个安全的食宿场所,我就奉命将锦江餐馆和锦江茶室迁移扩大为锦江饭店。1951年6月9日,我主持举行了正式扩大的开幕典礼。我任董事长兼经理。
自从1930年在沪开始参与党的地下工作后,我对党的事业是忠心耿耿,即使在“一·二八”事件,在沪被捕入狱四个月及在十年浩劫身陷囹圄五年余,对党的信念亦从未有过动摇。我的子女们与我血肉相连,患难与共,他们的爱国思想与我一脉相通,也曾做过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严格地说,几十年为党的事业所做的一切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它在革命的洪流中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子女们原想为振兴中华大干一番,但因客观原因与个人能力所限,扪心自问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初衷愿望呢?
春秋代序,九十余年的时光转瞬飞逝。回首自己过去的各个阶段:从幼年起,自己像是在梦魇中度过。童年时代就失去了欢乐。尤其是青年时期,抚育后代、孝养双亲的重担压在身上,真所谓历尽人间忧患了。当我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步步维艰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会在晚年的岁月里坐下来从头至尾写下自己的一生。因此,无论在革命工作或其他方面,就极少留存什么有助于写这份回忆的材料(原存照片、少许资料、书、画都在“文革”中被抄走及烧掉了)。在十年浩劫中被强押入狱隔离审查时,勒令我从有记忆力开始写到入狱为止,同样材料连写好几次,这逼使我比较有系统地回忆自己以往走过的道路。我不得不靠自己残缺不全的记忆一点一滴地把它记述下来。坏事变好事,它给我写这份回忆录大有帮助。这份回忆录断断续续地总算勉强草成。由于外来事务的干扰和自己体弱多病,以致花费的时间不短,但对于初出茅庐就写作长篇文字的我来说,自以为是竭尽心力了。
另外,为了叙述的方便,有些地方采取了对话,当时的遣词用语与我的记述难免有出入,但我深信这样做是无损原意的。
执笔之初,我原想以批评的角度来回叙过去,一方面限于时间和精力,更主要的是我考虑到还是首先应该把当时的想法和做法如实地记述下来较好。这样虽有它的不足之处,但能看清楚我过去步履的痕迹。无论是对的或是错的,都是一生中的实情。基于这理由,我就不愿放弃纪实的写法,因而就这样粗线条地写下去了。写得极其粗糙,故这份自传体回忆录只能说是概括性的,并因事近百年,年迈体弱,记忆力衰退,时序的前后,记错或遗漏的事情肯定是不少的。希望过去工作上有关系的同志们及亲友们予以补充校正,使这份回忆渐臻完整,这是我诚恳的愿望。同时我也深切地希望今日沐浴于阳光下的青年们,尤其是我的子孙后代,能从这份仅如沧海之一粟的自传体回忆录中看出旧时代里国家不独立、民族不解放、人民无自由、妇女更无起码的权益、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长期遭受剥削、蹂躏和旧社会的魑魅搏人是多么狰狞可怕啊!
解放后,虽由于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失误,影响了建设的速度,尤其是在“文革”中,使精神、物质两个文明大伤元气。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改革开放为决策后,国家建设逐步走上正轨,人民的生活能够温饱,渐次改善,农村更是面貌一新。妇女亦得到彻底解放。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下,全国进行着宏伟壮观的新建设。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现在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以经济建设为中枢的宏大决策深入人心,全国的面貌更是一展新颜。因而希望同胞们,尤其是青年们通过今昔对比,认识到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应更加自强不息,为振兴祖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为人类造福、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笔者将引以为最大的欣慰!
回首往事抚今追昔、新旧对比,在我一生中的夕阳西下时刻,更坚定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另外,承同志们和亲友们关心、支持、协助,在此致以真诚的感谢!
董竹君现年九十七岁
一九九七年春于北京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