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历史上，美国人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从军事准备、军事行动及助长（或者怀念过去的）军事理念来界定国家的实力和安康，却使当今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偏离正轨，本书是对美国崇尚武力的精神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的一个总结，试图引起美国人去思考麦迪逊的警告对当今时代的和形势的继续适用性。

本书是对美国崇尚武力的精神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的一个总结。指出，“新军国主义”并非是小布什政府的独创，而是在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以及政策制定人当中的根深蒂固的一个理念，其核心是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致谢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

第二章 陷入困境的职业军队

第三章 左，右，左

第四章 加州梦想

第五章 向前进

第六章 战争俱乐部

第七章 鲜血换石油

第八章 共同防御

注释

第一章 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

20世纪是一个有着大量幻想的年代，这些幻想由那些怀有轻率梦想的理论家们所设计，企图使历史按他们的意志发展。最终，巨大的法西斯主义的野心不仅仅制造了乌托邦，也产生了奥斯威辛和古拉格集中营。现代人试图以他自己设计的一个上帝来替代失去信任的真正上帝，这种努力的结果却只是产生了大屠杀和灾难。傲慢的同伙是灾难。如果应该从1914到1989年的血污年代中吸取一种教训的话，无疑就是这了。

美国人为摧毁这些假上帝立下汗马功劳。在这一过程中，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以来的美国政策的各个设计者，保持着他们自己那令人兴奋的梦想，几乎不比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丰义的真正追随者们的野心逊色，在精神上他们是相似的。

客观形势凑在一起，制约了20世纪美国的理论家们。对于威尔逊来说，有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一个坚决反对“忍受不愉快事情”的参议院。总统明确要求参议院通过巴黎谈判所达成的凡尔赛条约，参议院的反应则是完全拒绝了这个条约。结果，作为威尔逊世界和平设想核心的国际联盟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建立。对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这个威尔逊的继承者来说，他对公众在长达多年的萧条继而战争之后对常态的渴望，有着精明政治家的敏锐感觉。他建立一个新联盟——联合国——的蓝图，非但没有使世界事务革命化，而是使其他国家满意于一种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新均势。对于约翰·F·肯尼迪来说，可能在口才上跟威尔逊一样雄辩，他的限制来自于一个核武装的对手。结果，肯尼迪简短政府的特点，不是成为“不惜任何代价”的理想主义，而是头脑冷静的实用主义。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是威尔逊之后第一位身居白宫的南方人，越南战争使他通过新政来改变湄公河流域人民生活的激进计划匆匆了事。对于吉米·卡特来说，他在宗教热情上与威尔逊一样，不合时机但又必然要面对的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事实，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核裁军只有待以来日。正如此，现实一次次地阻碍了威尔逊主义者的热情。

阻碍，但不是推翻。尽管威尔逊自己表示作为政治家的失败，也尽管他的继承者们在按威尔逊的期望重新塑造世界方面只取得有限的成功，但威尔逊的范式——作为一种世界观，也作为规划和表达国家目标的基础——给美国的治国方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注意到的，“自从威尔逊转折性的总统任职之后，美国对外政策便在威尔逊理想主义的鼓点声中前进，并一直行进到今天”。

威尔逊理想的要素是什么呢？其核心是试图按照美国的想象来进行一种世界性的重新改造，从而达到永久和平。这在威尔逊最初表达出这一设想的时候就是真实的，直到今天它依然真实。

威尔逊本人的目标，如他著名地所宣称的，便是通过消除产生战争的所有条件来“结束所有战争”。威尔逊希望扔弃旧世界对相互竞争性国家之间敌对状态的依赖，重新建立起一个国家共同体。威尔逊相信，这样一个共同体，在美困的赞助之下，在新世界早已在发展之中。这方面，当时存在的泛美联盟，即今天美洲国家组织的先驱，便提供了这样一种适于世界范围内实施的模型。但是，尽管名义上是一个平等的共同体，泛美体系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它的存在促进了美国在西半球的首要地位并使之永久化。

在1917年1月向美国参议院的一次演讲，也是绕过外国政府首脑径直向全世界人民的一次宣讲中，威尔逊清楚地说明了他提议的新外交的详情。他概略地叙述了一年后提出的“十四点”的初步内容——包括民族自决，海上自由，经济开放，裁军，不干涉(内政)，以及以“协同和平的契约”来代替均势——威尔逊提出的这些术语，不仅仅是为结束正在进行中的欧洲冲突，而且是为了使战争本身永远过时。接受这一方案，将会出现一个主权国家为自由民主原则和自由事业全力以赴的世界。也就是说，致力于这个意在使美国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正如威尔逊在其演讲的结尾向国会担保的那样，“这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我们不会代表任何其他人”。而事实上他的结束语是，“它们是人类的原则，必须取得胜利”。

上帝本人愿意全世界都来热诚地接受美国的原则。对此，总统是深信不疑的。这种深信——对历史，也对美国在将历史引入其预定目的地中的角色——是一种不容怀疑的坚定信念。这信念是不断展开的戏剧性事件的中心，而剧情将要从到目前为止尚不可思议的事情开始：美国介入欧洲僵持的战争。实际上，就威尔逊本人来说，他怀有对军备、军国主义、杀戮的深深厌恶，只有从他的坚定信念，即深信他是以上帝的使者去行动，深信美国的使命是神意使然，才可以解释他在1917年春天作出的介入欧洲战争的决定。美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也是巨大的：这就是“使世界本身最终变得自由”。只有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业才能使威尔逊有权将年轻的美国人派到西部战线的“屠宰场”——这是对旧世界到底背离上帝安排多远的一个最极端的表达。对威尔逊而言，他反映了一种长期的而且此时依然强劲的美国传统，即诉诸武力对于美国来说从来都不仅仅是出于私利，武力是一种勉强使用的临时措施，而不是一种国家性格的持久表现。

我们今天见到了威尔逊式的野心和威尔逊式的信念的复活，然而现在它们却与一种对武力的明显热情结合在一起。随着冷战的结束，曾一度使美国理论家们受到制约的因素消失了。同时，美国全方位史无前例的军事优势——这是冷战胜利的一个副产品——提出了一个吸引人的希望，就是这种军事优势终于是使美国能够履行其天定使命的工具了。

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威尔逊的真正信徒，发起了这样一场复兴，为美国再一次强调了。重新开始(改造)世界的力量”。在90年代，比尔·克林顿，受里根成功地对抗苏联的熏陶，在美国选民的支持下，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在感觉到美国代表了“历史的正确一方”后，克林顿强调，没有什么可代替民主资本主义和美国设想的全球化世界了。尽管知识分子仍在继续争吵“历史的终结”，亦即自由民主的资本丰义的最后胜利是否真的即将到来，美国总统则对这一还在讨论的问题作出了断言：历史已经说明了它提供的答案是可靠的。几乎没有总统的政治对手去挑战他对历史的解读，虽然在其他方面他们轻视克林顿以及他所倡导的一切。正如自由派一样，保守派也同样拥有这样一种信念，即民主资本主义对其他一切丰义的胜利是不言而喻和不可逆转的。

在现今的十年中，在2001年9月11日的灾难性事件之后，乔冶·W·布什——他在候选人的时候曾许诺要恢复美国政策的谦逊品质——终于露出本色，在他的追随者看来已成为“威尔逊本人之后最威尔逊式的总统”。这样一个布什，一个具有有限的历史知识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智商的骄傲，对带有“国家建设”之意的任何事情都公开表示反感，倒是以如此快速和明显的激情注意到威尔逊的原则。这只是威尔逊原则如此深刻地进入剑全体美国人的精神当中的一种迹象。对布什来说，就像威尔逊一样，美国人的使命感和上帝的意志都是自明的。“美国的理想便是所有人类的希望”，他在“9·11”事件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如此宣称，指望通过这种源于《圣经》的比喻来推动他的国内纲领。“这希望仍旧照亮了前面的道路”，他继续说道，“亮光在黑暗中闪耀，但是黑暗不可能战胜它”。P1-4

国际关系究竟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依笔者之见，它注定是一个学术交叉的前沿学科，绝非现行的任何一个单一学科，比如政治学所能包括的。国际关系涉及历史传统、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关系。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必须具备这三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本套书挑选的这批著者正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杰出人才。

象牙塔中研究国际关系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传统史学观点是“究天人之际”，不承认任何普世原则，坚持政治与历史、时间与空间的有机联系。研究国际关系必须为现实服务，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阶段，国际关系研究当然离不开经济问题。在国际经济关系的领域里，很多重大问题是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因为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反映的是大国实力消长的关系。国际政治关系说到底还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中国人强调“政者正也”，将政治关系定位在伦理道德之上。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观不可能将历史与政治截然分开，并创造出让政治单独操作的空间，为所谓的“科学”方法打开大门。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海外扩张和殖民的癖好乃传统观念使然。张之洞有言，“为国舍理而言势，为人舍势而言理”。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中国人不接受依靠军事经济实力寻求霸权的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幸存的、有长期历史延续的“帝国”。近年来关于帝国研究的兴起不但同美国“一超独强”的后冷战世界格局有关，也是对中国历史地位的恢复的反应。本套书中的奈尔·弗格森的《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是近10年帝国研究的佳作。帝国历史的演变和存在的种种问题对中国刚刚起步的“全球政策”应当有所借鉴，对我们重新思考今后的国际关系体制不无裨益。  关于国际关系的准则问题，冷战后多边机制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特点已经越来越明显。本套书中的里查德·哈斯的《良机：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刻》，是美国政治精英在伊拉克战争后对美国“软实力”急剧下降的一种良性的反思。哈斯曾在小布什第一届政府中担任要职，他的分析不是基于纯学术的思考，而是根据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现实进行立论，对我们了解美国的温和派的思路十分重要。

小布什政府自诩的一个重大创新是用颠覆的手段建立民主。这在历史上其实已有先例。史蒂文·金泽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他对美国的“颠覆”活动做了很有启发的历史总结。至少应当从兼并夏威夷算起的美国颠覆史表明，小布什政府的手段未必比历史上的同类行动高明，而且它也没有吸取很多有益的历史经验。

美国对硬实力的青睐也反应出一种新的军国主义思潮的兴起。安德鲁·巴塞维奇的《美国新军国主义》，是对美国崇尚武力的精神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的一个总结。他指出，“新军国主义”并非是小布什政府的独创，而是在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以及政策制定人当中的根深蒂固的一个理念，其核心是要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这样，美国的“新军国主义”，将21世纪的战争变成了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的“表使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生命不可能是短暂的。

本套书选择了一批有创见的著作，作者中既有曾参与决策的高级官员，也有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着眼点是对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提供较为理性的、历史的分忻，我们希望这套书对读者了解西方对这些问题的前沿思路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