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是一本最新版本、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具有权威性、真实性和客观性。对国际社会的现实状态和发展前景有不同凡响的判断和预测，这些不仅给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给关注国际问题的广大读者也带来了上乘之作。

本书是美国政治精英在伊拉克战争后对美国“软实力”急剧下降的一种良性反思。作者哈斯曾在小布什第一届政府中担任要职，他的分析不是基于纯学术的思考，而是根据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现实进行立论，对我们了解美国的温和派的思路十分重要。

自序/1

第一章

定义时代的机遇/1

整合世界/8

第二章

略有限制的主权/17

人道主义干涉/21

第三章

征服恐怖主义/26

第四章

核失控/39

棘手的例子：朝鲜和伊朗/44

伊朗/50

政权更迭/53

第五章

经济整合/58

富国/61

能源/65

第六章

其他大国/69

美国的选择/73

第七章

国际整合与伊拉克的教训/84

伊拉克问题/90

第八章

必要性/97

后记/103

整合索引/105

注释/109

目前的世界局势令人沮丧，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焦头烂额。恐怖主义已成了现代生活结构中的一部分。从最好处说，我们与之共存；从最坏处说，我们将为之丧生。现在的问题已不是美国是否会遭受另一次恐怖主义、甚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重大袭击，而是何时会遭到这样的袭击。朝鲜和伊朗在生产核爆材料方面已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朝鲜，在发展核武器上已迈出了一大步。在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遥遥无期。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陷于贫困之中，大约有30亿人——相当于地球人口的一半_每天仅靠2美元、甚至不到2美元维持生活。他们的困境又常常因艾滋病毒或其他传染病而加剧。世界上，由于政府和同胞们的行为而对许多人造成灭顶之灾，这样的悲剧比比皆是，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Darfur)就是其中最新的一个例证。尽管人们努力扩展自由贸易，但遇到欧、美和其他地区的特殊利益的时候，保护主义又卷土重来了。在动人心弦的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美国发觉要使阿富汗或伊拉克稳定下来，实在是比登天还难，尤其是伊拉克，事实已证明这是一场代价沉重的战争。这一战争已在美国和世界上就美国对外政策和美国应如何运用其强大无比的实力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确实，自上次代价不菲的越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国内外被广泛质疑和不受欢迎。

不过，除了上述这些和其他一些困难，现在展现在美国和世界面前的仍然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遇。美国和其他大国政府一起，仍能塑造21世纪的进程，塑造出能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带来以高度和平、繁荣和自由为特征的世界。

然而，这仅仅是机遇。机遇代表一种可能性，而不是注定必然的事。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对我们生活着的时代众说纷纭，有说是后冷战时代，也有说是后“9·11”时代。这些描述只告诉我们曾经有过的，而没有告诉我们今天如何，更没有预示我们向何处去。只有当我们看到美国和世界驾驭了这一良机，目前的时代才会赢得它的名字。通过美国的优势我们有可能成功地将这一机遇转化为有感召力的、行之有效的国际体系，从而创造出一个长期和平和繁荣的时代。或者，由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失控，于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政府颓败，恐怖主义和动荡曰益加剧，这样我们面前就会浮现一个曰渐腐败的时代，一个现代“中世纪黑暗时期”的雏形。当然我们也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另一个战争间隙期，更确切地说是两次冷战之间的间隙期。前半段是与苏联争斗了半个世纪的冷战，后半段将是另一个类似的冷战，很可能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立。

这一机遇的核心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与过去几个世纪相比，我们生活的时代国家之间战争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当代主要大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引言中正是指出了这一点：“自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今天，是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好时机。”这一发展的深远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从根本上告别了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多半是以大国之间的争斗为代表的。例如，在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是自由国家(以英、法、美为首)和军事专制国家(前半个世纪是德、曰，后半个世纪是苏联)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以三次世界战争划界，两次是剧烈的热战，第三次基本上(尚幸)是冷战。美国及其盟国遭受到经年累月的威胁，溯本求源，这些威胁正是来自大国之间的敌对。

21世纪则有着天壤之别。现代世界上第一次在大国之间——目前是美国、欧洲、中国、俄国、日本，可能还加上印度——没有出现以牺牲对方为代价的传统的争霸现象。现在也不存在什么领土之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大国之间的战争近乎不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在目前的世界上，不存在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冲突而使一个大国去对抗另一个大国。当然也不存在界定上一个时代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相对立的那种轴心。许多政府都一致认为，对安全和稳定构成巨大威胁的是包括恐怖主义、疾病和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的“新的势力”。同时，所有大国(其实是所有国家，中小国家也一样)在维持稳定上是利害一致的，这种稳定为人人获利的经济互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

此外，目前可确切称为完全民主或近乎完全民主的国家的数目(100多个)，堪称有史以来最高；市场经济的数字也同样如此。所有这些，不仅仅是为了可预见到的人类自由和繁荣的程度，而且也是为了和平。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与那些民主尚未深扎或完全没有民主的国家相比，成熟的民主国家对另一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我们并不想把这种鸿运归功于核威慑，虽说核威慑是整个泠战中双方主导国家维系和平的关键所在。尽管核威慑依然存在，但今天的大国并没有时时担心其他大国有什么核攻击的企图。更具有意义的是，美国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已如此强大，对一国直接向另一国发动进攻是巨大的牵制。同样重要的是，尽管目前在伊拉克和其他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国际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或至少是容忍美国的实力和政策动机，以至于一些有不同看法的国家不敢站出来抵制美国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还应该看到，没有其他大国把美国看作是现代版的19世纪后期的德国，那时的德国企图主宰全欧洲和征服殖民地。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像今日美国这么强大的实力，也很少有国家或帝国能像今日美国这样大大超越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美国现在国防开支是5000亿美元一年，超过中国、俄国、印度、日本和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就其灵活性、武器的精确度和杀伤力而言，美国军力的先进程度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匹敌的：我们并没有明显的抗衡者：今日世界是以美国的绝对优势——明显的实力不平衡为特点的。

更何況，美国几乎将所有国防预算用于国外——欧洲、亚洲和大中东地区——其慷慨程度实属罕见。即便美国在“9·11”后急剧增加了国內安全费用，这项开支也是其全部安全经费——即所谓抵御外来威胁保卫自己的经费的10％到15％。历史上曾经有大国花费其相当可观的资源去抵御敌对的比邻强权。美国的情形却截然相反，两个邻舍都是它的贸易伙伴。在西半球上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于是，美国的国家安全费用多半可以用于世界其他地区。

美国的力量同时也是经济力量。美国国內生产总值超过11万美元，占世界总值的20％以上，相当于欧盟25个国家全部商品和服务一年的总值，或者说相当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中国加起来的总值。全球经济状況与美国的经济状况紧密相连。进入美国市场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占世界人口不到5％，但它进口了所有其他国家出口总额的18％。美国投资也常是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如果说有国际货币的话，美元就是最能充当国际货币的货币了。

美国的政治力量也是举足轻重的。当1940年代联合国成立的时候，美国是五个享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成员之一。那时的美国就是诸国中为首的，至今依然如此。从中东到朝鲜、到哥伦比亚到苏丹，美国始终是众所周知的800磅的大猩猩，不管它在场不在场。无论美国决定去做或反对去做的事情，都会有严重的后果，而且事实也多次证明了这一点。这一政治影响又由于美国文化的传播而得以强化，包括美国大学、好莱坞、美国电视、美国媒体、美国社会中产生的观念等等的影响。美国既是全球的楷模，又是全球变化的动因。P1-4

国际关系究竟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依笔者之见，它注定是一个学术交叉的前沿学科，绝非现行的任何一个单一学科，比如政治学所能包括的。国际关系涉及历史传统、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关系。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必须具备这三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本套书挑选的这批著者正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杰出人才。

象牙塔中研究国际关系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传统史学观点是“究天人之际”，不承认任何普世原则，坚持政治与历史、时间与空间的有机联系。研究国际关系必须为现实服务，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阶段，国际关系研究当然离不开经济问题。在国际经济关系的领域里，很多重大问题是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因为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反映的是大国实力消长的关系。国际政治关系说到底还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中国人强调“政者正也”，将政治关系定位在伦理道德之上。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观不可能将历史与政治截然分开，并创造出让政治单独操作的空间，为所谓的“科学”方法打开大门。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海外扩张和殖民的癖好乃传统观念使然。张之洞有言，“为国舍理而言势，为人舍势而言理”。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中国人不接受依靠军事经济实力寻求霸权的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幸存的、有长期历史延续的“帝国”。近年来关于帝国研究的兴起不但同美国“一超独强”的后冷战世界格局有关，也是对中国历史地位的恢复的反应。本套书中的奈尔·弗格森的《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是近10年帝国研究的佳作。帝国历史的演变和存在的种种问题对中国刚刚起步的“全球政策”应当有所借鉴，对我们重新思考今后的国际关系体制不无裨益。

关于国际关系的准则问题，冷战后多边机制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特点已经越来越明显。本套书中的里查德·哈斯的《良机：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刻》，是美国政治精英在伊拉克战争后对美国“软实力”急剧下降的一种良性的反思。哈斯曾在小布什第一届政府中担任要职，他的分析不是基于纯学术的思考，而是根据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现实进行立论，对我们了解美国的温和派的思路十分重要。

小布什政府自诩的一个重大创新是用颠覆的手段建立民主。这在历史上其实已有先例。史蒂文·金泽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他对美国的“颠覆”活动做了很有启发的历史总结。至少应当从兼并夏威夷算起的美国颠覆史表明，小布什政府的手段未必比历史上的同类行动高明，而且它也没有吸取很多有益的历史经验。

美国对硬实力的青睐也反应出一种新的军国主义思潮的兴起。安德鲁·巴塞维奇的《美国新军国主义》，是对美国崇尚武力的精神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的一个总结。他指出，“新军国主义”并非是小布什政府的独创，而是在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以及政策制定人当中的根深蒂固的一个理念，其核心是要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这样，美国的“新军国主义”，将21世纪的战争变成了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的“表演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生命不可能是短暂的。

本套书选择了一批有创见的著作，作者中既有曾参与决策的高级官员，也有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着眼点是对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提供较为理性的、历史的分析，我们希望这套书对读者了解西方对这些问题的前沿思路有所帮助。

此书得以与读者见面，是由于众人的支持。我想从30余年前我在牛津大学的几位教授说起。在那里，我有幸师从阿伯特·霍然尼(Albert Fiourani)、阿拉斯塔·巴欠(Alastair Buchan)、迈克·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赫德雷·布尔(Hedley Bull)教授。正是由于他们，我才第一次系统地思考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

我还得感谢我以前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同事们。他们中许多人、特别是德鲁·欧德蒙(Drew Erdmann)——与我一起写备忘，撰讲稿，起草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有些观点才得以在此书中拓展。

我是从2003年7月开始到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的。在那里，我得到了许多同事的帮助，特别是其中两位。马格里特。温特康一梅克尔(Margaret Winterkorn-Meikle)找到了许多我所要求的文章和引文，是我的最全面、最出色的研究员。阿毕盖。佐巴(Abigail Zoba)辅助我完成了日常工作和写书的双重任务。马格里特和阿毕盖都仔细地阅读了原始初稿。

许多亲戚朋友和同事抽出时间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向下列诸位谨致诚挚的谢意：吉姆·毫格(Jim Hoge)、吉姆·林赛(Jim Lindsay)、苏姗·默坎地(Susan Mercandetti)、吉米·蜜锡克(Jami Miscik)、乔治·珀可弗吉(George Perkovich)、皮特·皮特森(Pete Peterson)、塞姆萨·鲍威尔(Samantha Power)、吉登·罗斯(Gideon Rose)、帕斯克林·萨凡-施雷弗(Pascaline Servan-Schreiver)、本·舍伍德(Ben Sherwood)、莉兹·舍伍德-兰德尔(Liz Sherwood-Randall)、本·斯特尔(Benn Steil)。此外，还得感谢四位在本书封底刊登评语的评论家——迈克·贝思洛斯(Michael Beschloss)、鲍勃·凯根(Bob Kagan)、亨利·基辛格(IJenry Kissinger)和法瑞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谢谢你们对此书的赞赏，谢谢你们的评语和洞察力。

此书还得益于我的经纪人埃斯特·纽伯格(Esther Newberg)的建议和鼓励。尽管我们有不同的政见，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棒球队有不同的偏爱，但我们仍是真挚的朋友。公共事务出版社的彼得·奥斯诺(Peter Osnos)在我的原始提议中看到了出书的可能性，激励我完成此书以促进思维和争论。克莱夫·普略德(Clive hiddle)是一位每个作家都想要的难能可贵的编辑：他挑战每位作家的思想，对提高书的质量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出版社的其他成员——马克·梅尔尼克(Mark Melnick，封面设计)、杰尼·塔夫脱(Gene Tan，宣传)、米歇尔·温(Micheke Wynn，格式编辑)和罗伯特·金泽(Robert Kimzey，总编)——自始至终同样为此书提供了他们的才智和专业水平的服务。

最后，得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他们放弃了天伦之乐，容忍我独自闭门著述，这并不是在我离开政府部门时他们所期望的。对于他们一贯的谅解和支持，在此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