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历史风云，品位元亡明兴。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

从14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发展逐渐地缓慢迟滞下来，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历史发生了转折……

本书从中国历史王朝更替的角度，介绍了元亡明兴的历史进程，深入论述了这两个朝代在整个中国王朝中的地位和特点，并挖掘了他们衰亡与兴起的复杂原因。

中国历史中争论最大的朝代，莫过于元朝。这个建立起空前疆域，综合了民族、经济、文化以及世界格局等所有可以挑幼人神经的话题的元朝——要么说其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是中华封建帝国走向没落的起点；要么说其是中华民族空前融台的时代，是中国真正对世界有所影响的开始。代之而兴的明朝总体上是一个收缩保守的朝代。从14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发展逐渐地缓慢迟滞下来，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历史发生了转折。

从此，世界的东方化时代结束了，东方开始由盛而衰……世界朝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前言

一、衰世之相

 1．天灾乎？天命乎？

 2．丞相造假钞与以钞买钞

 3．苛政猛于虎

 4．佞佛滥施结恶果

二、马背治国

 1．偃文倡武

 2．民怨沸腾的火山

 3．豺狼当道，莫问狐狸

 4．汉化与反汉化的龙争虎斗

三、亡国之音

 1．血腥与阴谋：宗王之间的皇位之争

 2．两都夺位之战

 3．强枝弱干：皇帝与权臣斗法

 4．风雨飘摇中的末代皇位

四、乱世英雄

 1．满城尽带红巾甲

 2．红巾军北伐

 3．徐寿辉的南方红巾军

 4．方国珍横行海上

 5．张士诚自立吴王

五、崛起草泽

 1．朱元璋：英雄不怕出身低

 2．崭露头角

 3．燎原之势

 4．攻取应天

六、成王败寇

 1．火烧陈友谅

 2．围堵张士诚

 3．降服方国珍

 4．消灭陈友定

 5．北伐胜利

 6．明太祖登基

七、成事方略

 1．得民心者得天下

 2．得人才者成大业

 3．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

八、立章建制

 1．巩固君主专制集权

 2．整顿吏治与严惩贪腐

 3．宽仁惠民

 4．制定礼仪制度与简化公文

 5．完善科举考试

 6．严禁宦官干政

九、大明之威

 1．大杀功臣：拔除权杖棘刺

 2．大兴文字狱与加强文化专制

 3．锦衣卫与特务政治

 4．靖难之战

 5．永乐王朝

明朝的光荣与梦想（代结束语）

中国历代皇帝都喜欢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登上皇帝宝座靠的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王朝更替更是“天意”所为，“苟有代谢，非人事也”。从成汤代夏桀、周文王兴起代殷纣王，到刘邦以一介布衣之身起义灭暴秦、李氏大唐取代无道之隋、金太祖阿骨打灭辽灭北宋，一直到成吉思汗得金国基业，建立蒙古帝国，都可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睹到天命论闪转腾跃的身影。成吉思汗当年也正是靠着萨满首领通人巫阔阔出等人的天命论舆论登上汗位的，他自称“天命众百姓都归我管”，天神命自己“为普世之君主”。

既然君王受命于天，一旦君王不能顺天意而行，有了错误和过失，那么上天就会以怪异的天象和异常的天灾来给予警示和谴责。所以自古以来明君都非常重视“天意”。如果上天示警，帝王会斋戒、素服、废乐、祭天等，更要自责反省，“视天时而布政令”，“察灾祥而省得失”，还要进行大赦、求直言等。

汉文帝二年11月末发生了日食，12月15日又发生了日食。文帝为此下“罪己诏”：“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抚育治理他们。如果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上天就会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11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上天的谴责在天象上表现出了灾异现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我能够事奉宗庙，以这微小之躯依托于万民和诸侯，天下的治与乱，责任在我一个人，你们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对下不能很好地治理抚育百姓，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以致发生日食，我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接到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以及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

唐贞观八年，山东及江、淮经常发大水。唐太宗问侍臣原因，秘书监虞世南说：“山东的雨阴时间太久，这恐怕是有冤狱，应当反省囚禁方面的政策，这或许是天意。而且灾异不能胜过德行，修德可以消除灾变。”太宗对此非常重视，派遣使者救济饥荒，审理冤屈的案件，多加谅情赦罪。

同一年，有彗星出现在南方，长六丈，历经百余天才消失。唐太宗对侍臣说：“天见彗星，是因为朕缺乏德行，政事上有缺失，才出现这样反常怪异之事？”虞世南说：“以前齐景公时也出现过彗星，齐景公问晏子原因。晏子说：‘主公你挖池沼怕不深，建台榭怕不高，施刑罚怕不重，所以天见彗星，这是警戒主公啊！’齐景公畏惧而重修德政，结果十六天后彗星就没有了。陛下如果不修德政，就算经常出现麒麟凤凰，最终也是没有好事的。只要为政没有失误，百姓安乐，即使有灾变，在盛德之下也不会造成灾害。希望陛下不要以功高古人而骄矜尊大，不要以为太平长久就骄纵放肆，如果能始终如一，彗星出现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唐太宗说：“我治理国家，幸好没有齐景公的过失。但朕从18岁起便治理国家，北灭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24岁时天下安定，29岁时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太平安定，颇有点自负之意，这是我的错误啊。上天出现异变，正是因为这个吗？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骄傲放纵，一朝而败，我怎么能自己也骄傲呢？自己不由得不警惕、震惊呀！”魏征说：“臣听说自古帝王没有没遇到灾变的，但如果能修德政，灾变就会自行消失。陛下因为天有异变，随即能够戒惧，反复思量，深刻自责反省，虽然有异变，也必定不会成为灾祸。”

如果按照这一说法，那么元朝可能从一建立就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垂青，或者说，至少不像成吉思汗所标榜的那样是什么“天命所归”，而是有着摆不脱的“原罪”，因为元代可以说是灾荒的朝代，元代的灾荒、饥荒发生之频繁、为害之大为历史所罕见。元末明初，中原一带，不但兵祸迭起，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

也许是“上天示警”，也许是所处时代的“运气”太背——14世纪前半期，天灾不断，水旱蝗灾无年不兴，元末顺帝时更是河患滔滔，继之引发饥荒、瘟疫、死亡，而后当然是无休无止的暴乱。而天灾人祸正扮演了一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角色。

据记载，元代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共发生自然灾害513次。据史书记载，元代大都地区的自然灾害，自元世祖1271年建国号为元至元亡的98年问，共有52个年份发生轻重不同的水灾，水灾年份占元代总年份的53％；而旱灾占23个年份，为总年份的24％；地震年份约占18％。别的地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301年，从北方的汴梁、归德、南阳到南方的高邮、扬州、常州多处地方发生蝗灾。而峡州、随州、荆州、秦州、扬州、滁州、高邮等地还连降暴雨，发生洪涝灾害。河南大部发生旱灾；山东、河北一带则发生水灾。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得很多区域成了“千里为虚，荆棘没人”的荒凉无人之境。元杂剧《陈州祟米》就真实反映了这种灾荒年景：“陈州亢旱三年，六料不收，黎民苦楚，几致相食。”

元仁宗时，岭北遭遇罕见的天灾，下雪深达丈余，人畜被淹没。穷苦牧民被迫出卖妻儿换取粮食求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通往和林的路上，到处都是死尸。驻守北边的士卒，常常因官吏克扣军饷，衣食无着。对元朝统治者的愤懑，在天灾之年集中爆发了。岭北的驻军和晋王也孙铁木儿的部民纷纷起而暴动。由于他们未能互相配合，很快就遭到元朝统治者的镇压。起义者或者被处死刑，或者被加罪杖罚流配到远方。P1-3

中国历史中争论最大的朝代，莫过于元朝。从1279年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跳海自杀到1368年元顺帝被逐北逃，这个威加四海、纵横欧亚的帝国统治中原仅仅90年。如果从忽必烈定国号算起，也只历1l帝，凡98年。从成吉思汗建国算起，至多历15帝，163年。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其疆域之广，居中国各朝之冠。

从军事上来说，元朝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几乎没有外患，反而是所有的邻居都害怕这个“巨无霸”；从经济和科技上说，广袤的疆土被开垦，棉花、水稻得到大面积种植，矿业、手工业发达，纸币得到广泛的应用，出现了郭守敬、黄道婆这样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物；从文化上来说，元朝的戏曲是历史上难以逾越的一道文化高峰；从社会控制来说，元朝统治者无所不用其极，相比以前朝代的“王权不下县”，元朝把统治权威延伸到最基层，50户为一社，社长由统治者信任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并摧毁民间一切可能反抗的资源，如五户合用一把菜刀，民间不能拥有马匹等等。乍看起来，以元朝国力之强盛，社会控制之严密，应当江山永固，可是为什么不到百年而亡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几乎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上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但到中期战事就已完全平息。因此，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不是因为外患，而是内忧。由于元末统治集团分裂，朝廷内部夺权斗争异常惨烈，加之内部治理不善、备受非议的等级制度，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摇摇欲坠，而连续出现的天灾人祸，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崩溃，更成为广大农民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于是，元朝便不可避免地、过早地崩溃了。

因此，虽然近年来关于秦朝、清朝的争论似有超越之势，但最能让人提起争论兴趣的，还是这个建立起空前疆域，综合了民族、经济、文化以及世界格局的所有可以挑动人神经话题的元朝。要么说其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是中国走向没落的起点；要么说其是中华民族空前融合的时代，是中国真正对世界有所影响的开始。

而在国际上，伊懋可于1973年提出了“14世纪转折点”的论点，认为在14世纪的某个时候，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开始发生改变（或者说是长期运作的因果方式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了中古经济活力的消失。

伊懋可的这个著名观点并不只是他个人见解，而是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国际上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见解。1973年以后，许多学者仍然表露出类似的观点，尽管他们并未读过伊懋可的著作。如傅衣凌就认为在14世纪以前，中国的“生产力是走在世界前头的”，而到15、16世纪，却变成了落后国家。漆侠则认为宋代中国经济“居于世界的最前列”，但在女真贵族、蒙古贵族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逆转”，因此从14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展“逐渐地缓慢、迟滞下来”。可见，这种“转折”说，确实是大多数史家的共识。

支持“转折”论的学者指出：第一，在南宋末年与明朝初年之间，中国的社会经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这个变化的结果，使得此后的社会经济变化方式与以前相比出现重大差异，因此形成“转折”。具体地说，就是经过这个“转折”，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方式由以前的“唐宋变革”变成了“明清停滞”。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从14世纪开始西方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文艺复兴高举着人文主义大旗，大力标榜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摈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群星争艳、人才济济的光辉时代，也是西方如朝阳般冉冉升起，而东方步人日暮黄昏的时代。原本在技术上落后东方两千年的西方，经过文艺复兴洗礼以后，突然一跃而起，跨上社会历史发展的快车道，迅速赶上并超过了东方，并把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以至于到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西方列强欺凌，也造成国人长时间以来言必称西方，言必称希腊的风气。因此，这一时期对于东西方来说，有着不同的心境，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从此，世界的东方化时代结束了，东方开始由盛而衰，甚至东方也开始走向了西方化。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代元而兴的明朝总体上是一个收缩保守的朝代。因为13—14世纪蒙古征服对西方与中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西方文明幸免于难，中国则险些招致“悉空其地以为牧场”的灭族之灾。蒙古骑兵打通了世界，不仅从波兰草原到西伯利亚、哈剌和林、北京的陆上丝绸之路全线畅通，而且从地中海到巴士拉、马拉巴尔、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也一帆风顺。

但这个世界交通的伟大时代，带给中国与西方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确切地说，丝绸之路不是中国通向世界之路，而是世界涌人中国之路。西方人可以作为色目人随着蒙古大军进人中国，像马可·波罗那样为元朝大汗当差，发财致富，而中国人作为被征服者则只能守在家乡备受外族入侵者的奴役与掠夺。因此，丝绸之路对西方来说是贸易之路、财富之路，对中国来说则是入侵之路、贫困之路。在丝绸之路上，西方的冒险家、商人、传教士流向东方，中国的财富、技术流向西方。西方人在这条路的尽头看到的是诱人的希望，中国人在这条路上看到的则是可怕的劫难。蒙古大军为西方打开了世界，却为中国关闭了世界。

因此，明朝驱逐外夷，重建汉族政权后，封闭保守是必然的，有着充分的历史缘由。开放没有必要，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政治经济充分自足，整个外部世界，从印度到欧洲，不论经济技术还是制度思想，都不能给中国提供借鉴。更何况元朝历史的经验告诉中国人，开放意味着民族奴役、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明朝收复华夏旧地，作为统一的汉族政权，它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固守祖先的江山，驱逐外夷，恢复中华帝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实力。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内陆帝国，持续的地理扩张在四方已达到极限，几千年之间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袭，如今固守住内陆，坚实的泥土与岩石才是帝国的基础。开放与扩张，既无政治必要，也无经济利益。这就是说，明朝政治经济趋向封闭内敛，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对内实行海禁，对外“永不征伐”，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立下的祖训。此后的郑和下西洋，正值中华帝国进入全面收敛期，在整体的下落趋势中，扩张和远航无疑属于一种非常情形，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例外的疯狂。相比之下，停止下西洋却在情理之中，是合乎历史的发展逻辑的。

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史实和现象，有美好、丑陋的区别，正面与负面、消极与积极之分，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简单地对此肯定或否定，要理性地说明：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一种状态？它的正面意义、负面作用又表现在哪里？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过去，对照现在。不要将灾难忘得太快，更不要充当历史的麻木看客。

英国退休的潜艇指挥官、业余历史学家加文·孟西斯，运用自己丰富的航海专业技术知识，从1990年开始，遍访120多个国家的900多个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查证了大量资料，同时踏访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重要港口，终于在2002年写出了一部轰动世界的奇书《1421：中国发现了世界》。在书中，他得出一个爆炸性的结论：郑和船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环绕地球航行的队伍。他们在1421年便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比哥伦布早72年发现了新大陆，早在达·伽马之前77年就绕过好望角，比麦哲伦早100年便绕行世界一周，早在英国人库克之前350年就到达澳洲，并一度航行到南、北极附近。这个观点一抛出，就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争议。

关于这一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孟西斯坚信郑和船队发现美洲、环游世界的观点中，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反复强调：“除了中国，还能有谁在哥伦布、迪亚士之前到过美洲？”的确，在15世纪上半叶，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有实力去发现美洲、环游世界。15世纪上半叶，由气吞山河的一代枭雄朱棣创建的永乐王朝的确令人高山仰止。

在我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时，不知谁把话题引向了历史。大家七嘴八舌地热烈讨论着历史上哪个朝代最令人神往、哪位皇帝最令人敬佩。对于前一个问题，有的主张“文景之治”，有的说是“贞观之治”，有的说是“开元盛世”，还有的说是“康乾盛世”……但我选择了永乐王朝。对于后一个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敬畏秦始皇，有的佩服汉武大帝，有的赞美唐太宗，有的羡慕成吉思汗，有的称赞康熙大帝……我依然选择了永乐大帝朱棣。

……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商队穿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入波斯湾，驼铃悠悠，摇落大漠多少星月；600多年前，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游弋在从南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溅起无数的浪花波涛。那如同落霞与彩云般的中国丝绸，那魅力四射的中国瓷器，用东方之光照亮了一条条繁荣的海上贸易航线。

朱棣的气魄，是继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以来，又一名醉心于拓展中华民族经济、文化而不遗余力的帝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拓荒者。朱棣的豪气由此载人开放的史册。纵观整部中国历史，只有在明朝这个时期中国才称得上具有“海洋强权”。而清朝的皇帝从所谓的千古一帝康熙起就不放寸板人海，不许传教士传教。他老人家自己倒是精通西学，但他一点普及的意思都没有。

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那段名言：“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如果从明中叶算起，有三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他强调：“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肯定不可能。”朱棣时代是中国大明朝向世界开放迈出的一小步，而邓小平时代则中国向世界开放迈出的一大步。从一小步到一大步，我们整整用了570多年的漫长岁月，而且还是570年前郑和的感染力与震撼力才促使我们有勇气完成这样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