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空降师的英勇绝唱，二战伟大战役的经典历史！

本书描写的是“市场花园行动” 从计划到结束的全过程，它是二战中最大胆而又最具想像力的作战行动，也是盟军在欧洲战场上所蒙受的唯一一次重大失败。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盟军决策层踌躇满志，发起了人类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的联合攻势，要在圣诞之前一举打跨德国人，结束战争。为这次规模宏大的行动，盟军投入了几千架飞机几万名兵力。

本书是科尼利厄斯·瑞恩继《最长的一天》和《最后一役》之后又一部战争文学巨著，记载的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降作战及其发生的事件——它最终在一场最不切实际而又最令人震惊的悲剧性斗争中达到了高潮。为了在1944年年底前结束战争，因连续的胜利而意得志满的盟军将帅，轻率地将大批伞兵空投在德军营地背后，去攻占阿纳姆的那座横跨莱茵河的大桥，并因此遭到了惨痛的失败。此战堪称二战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战役，盟军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人数几乎是诺曼底登陆的两倍。在书中，瑞恩集中描写了士兵、平民、著名将帅等数量众多的人物，并以精湛的记事，栩栩如生地叙述了二战中这个最大胆而又最倒霉的作战行动，技巧高超地再现了这个史诗般的战斗中所具有的恐怖、悬念、悲痛以及所表现出的伟大的英雄主义。

中文版序 战争与绝唱

前言 市场花园行动，1944年9月17—24日

第一部 撤退

第二部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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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进攻

第四部 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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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巫婆的大锅

伤亡小记

作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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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里尔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人们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甚至在破晓之前，烦躁不安的人们就已经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百叶窗后面的灯光也亮了起来。起初人们只是意识到，有某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正在外面发生。逐渐地，模糊的印象变得隐约可见了。从远处，传来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低沉声音。

那声音几乎难以听见，但又持续不断，一阵一阵地来到了村子里。许多人由于无法把这难以捉摸的声音辨认出来，于是在听的时候，便本能地以为那是附近的下莱茵河的流动有了某种变化。荷兰的一半国土处于海平面之下，在荷兰，水是恒久不变的敌人，而在自11世纪以前一直进行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当中，堤岸则是主要的武器。德里尔村位于下莱茵河的一个大的弯曲处，在阿纳姆的东南方，阿纳姆是海尔德兰省的首府；德里尔村始终在提醒人们，有这么一场斗争。村子北边几百码处。有一座巨大的堤岸，堤岸的上方是一条马路，堤岸在一些地方有20多英尺高，这座堤岸挡住了400码宽的不安宁的河流，保护着村子以及整个地区。但今天早晨，这条河流却并不是使人惊恐的理由。下莱茵河以它的通常的流速。每小时2英里，平静地流人北海。在这座保护性的堤岸的石壁上回荡的声音，系来自另外一个、无情得多的敌人。

当天色变亮，太阳开始驱散薄雾的时候，喧闹声也变大了。从德里尔正东方的马路上。村民们能够清晰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那声音似乎随着每一分钟的过去都变得更大。现在他们的不安变成了惊恐，因为这个声音的身份已经毋庸置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第五个年头，在纳粹占领的51个月之后，每—个人都认出了，那是德军车队在隆隆行驶。

更加令人惊恐的，是车队的规模。有些人后来回忆说，他们以前只有一次听见过这样的车流—那是在1940年5月，德国人人侵荷兰的时候。当时，在离德里尔10到15英里的第三帝国边界上，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蜂拥而过，驶上各条公路干线，然后迅速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在那些相同的马路上，车队似乎再次无穷无尽地移动着。

奇怪的声音来自最近的一条公路干线——那是一条双车道的公路，它把位于下莱茵河北岸的阿纳姆，与8世纪建成的奈梅亨市连接了起来，奈梅亨坐落在宽阔的瓦尔河上，在南边11英里处。与汽车发动机的低沉的颤动声形成对照的是，人们能够清楚地辨认出一些独特的声音，它们奇特地与军事车队格格不入——那是马拉的四轮运货车的车轮的刺耳的刮擦声，数不清的自行车的啪啪作响声，以及缓慢、凌乱的拖着脚步的行走声。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车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要前往何方?在战争中的这个时刻，荷兰的未来大有可能依赖于对那个问题的回答上。大多数人认为，车队运送着大量的增援部队——他们不是涌进荷兰来增援驻军，就是匆匆赶往南方，以阻止盟军的前进。盟军已经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解放了法国北部，现在他们正在比利时作战，据说已经逼近首都布鲁塞尔，而布鲁塞尔离这里不到100英里。始终有谣传说，强大的盟军装甲部队正在朝荷兰边界大举猛攻。不过车队正在朝哪个方向行驶，德里尔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出。距离的遥远和声音的扩散，使得正确判断成为不可能。而且由于宵禁，村民也不能走出家门去打听。

他们被心中无数疑问折磨着，只能等待。他们不可能知道，就在破晓之前，构成小小的德里尔村的德军驻军的3名年轻士兵，全都已经骑着偷来的自行车离开了村子，消失进了雾霭之中。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军事当局，来推行宵禁的规章制度了。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仍然呆在家里。但他们当中的那些更加好奇的人，已不耐烦等待，于是决定冒险打电话。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的家在霍宁斯旷野街12号，隔壁就是她家的果酱工厂，她在家里给在阿纳姆的朋友们打了电话。她几乎无法相信他们的亲眼目睹的报告。车队并不是前往南方，或赶赴西部前线。就在这个薄雾蒙蒙的清晨。在1944年9月4日，德国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似乎是在逃离荷兰，是在使用能够移动的一切交通工具逃跑。

科拉认为，每一个人原先预计要发生的那场战斗，现在将会离他们而去。她错了。德里尔本来是个无足轻重的村庄，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战斗触动，对德里尔村来说，战争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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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50英里处，在靠近比利时边界的城镇和村庄里，荷兰人兴高采烈。他们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遭到重创的希特勒军队的余部，正在川流不息地从他们的窗外经过。崩溃似乎是个传染病，除了部队之外，成千上万的德国平民和荷兰纳粹也在撤离。而且对这些逃跑的部队来说，所有的马路似乎全都通向德国边界。

由于撤退开始得非常缓慢——开始的时候只有稀稀落落的参谋车和普通车辆在越过比利时边界——因而没有几个荷兰人能够精确说出，撤退是何时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撤退开始于9月2日，有些人认为是3日。但到4日的时候，德国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的调动，就已经呈现出溃败的特征，那是一种发疯似的集体大逃亡，它在9月5日达到了顶峰。后来在荷兰历史中，那一天被称为“发疯的星期二” (Dolle Dinsdag)。

惊恐和无序似乎就是德国人逃跑的特色。每一种交通工具都派上了用场。从比利时边界向北，直到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北，马路上挤满了卡车、公共汽车、参谋车、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马拉的农家大车，还有用木炭和木料提供动力的平民的汽车。在整个杂乱无序的车队里，到处都有成群的疲惫不堪、满身尘土的士兵骑着匆匆征用来的自行车。

甚至还有更加古怪的运输形式。在比利时边界北边几英里处的瓦尔肯斯瓦德镇，人们看见，满身重负的德国士兵，在吃力地踏着儿童的踏板滑车前行。在60英里以外的地方，在阿纳姆，成群的人站在阿姆斯特丹路上，注视着两匹步履艰难的农用马，拖着一辆巨大的银黑色灵车缓缓经过。灵车放置棺材的地方，挤坐着20来个衣冠不整、精疲力竭的德国人。

在这些可怜的车队当中步履蹒跚的，是来自多个部队的德国士兵。有穿着黑色的作战服、没有了坦克的装甲兵；有德国空军，那些不是在法国就是在比利时遭受了重创的德国空军，所剩余的人员大概就是这些了：有来自20多个师的德国国防军的士兵；还有武装党卫军士兵，他们的骷髅画徽章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身份证明。圣奥登罗得的年轻的威廉明娜·科彭斯，看着这些显然无人带领、神情茫然的部队毫无目的地前进，心中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令在旁边观看的荷兰人感到既辛酸又好笑的是，有一些士兵连方向都搞不清楚，还要询问到德国边界怎么走。

工业城市艾因霍温是特大企业菲利浦电器公司的所在地，那里的市民听见来自比利时的低沉炮声，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现在，人们注视着吃了败仗的德军的残兵败将挤满马路，暗自预料盟军部队不出几个小时就会到达，德国人也这么认为。弗朗斯·科尔蒂是市政府财政局的一位24岁的雇员，在他看来，这些部队无意奋力抵抗。从附近的机场传来爆炸的轰响声，那是工兵在炸毁机场跑道、军火临时存放处、汽油储存罐和飞机库。透过在城市上空飘浮过去的一层烟幕，科尔蒂看到，一个个小分队的士兵正在忙碌，把架设在菲利浦电器公司大楼屋顶上的沉重的高射炮卸下来。

在整个地区，从艾因霍温向北，一直到奈梅亨市。德国工兵都在努力工作。小学教师科内利斯·德维瑟尔看到，在流经费赫尔市南边的南威廉斯瓦特运河，一艘满载货物的驳船被炸飞了，飞机发动机的部件飞了起来，就像一阵致命的弹片雨。不远处，在乌登村，45岁的汽车车身制造商约翰内斯-德格鲁特正和家人一起注视着这场撤退，这时德国人放火烧掉了离他家不到300码远的一座以前的荷兰兵营。几分钟以后，存放在兵营里的重型炸弹爆炸了，炸死了德格鲁特的四个孩子，他们的年龄从5岁到18岁不等。

在像艾因霍温这样的地方，学校大楼成了火海，由于不允许消防队前去救火，因而一片片的街区被烧毁了。不过与在马路上逃跑的队列形成对照的是，有证据表明，工兵们是在按照某个确定的计划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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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花园行动，1944年9月17—24日

1944年9月17日，星期日，上午10点钟，有史以来为一次军事行动而集结起来的最大的运兵机群，从英格兰南部各地的机场起飞升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第263周里，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动了市场花园行动，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大胆而又最具想像力的作战行动之一。令人吃惊的是，这场由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发起的联合攻势，其倡导者却是盟军所有将领当中最谨慎的一位，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市场”，即这次作战行动的空降方面，规模宏伟：有将近5000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以及2500多架滑翔机，参与了这次行动。在那个星期天，下午1：30，盟军的整整一个空降集团军，配备以车辆和装备，在一次史无前例的白天发起的袭击中，开始在德军营地的背后空降。这次大胆的、历史性的空中入侵的目标，就是纳粹占领下的荷兰。

在地面，沿着荷兰与比利时边界，部署着“花园”方面的兵力，那是集结起来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坦克纵队。下午2：35，炮击之后，在战斗机群的引导下，坦克部队开始猛冲，沿着伞兵们已经夺取并保持畅通的一条战略路线，冲向荷兰的腹地。

蒙哥马利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让部队和坦克全速穿过荷兰，像利用跳板似的跃过莱茵河，进入德国本土。蒙哥马利推论，市场花园行动就是推翻第三帝国并在1944年结束战争所需要的那个闪电般的一击。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快30年了，尽管同盟国和德国的记载卷帙浩繁，但对寻找幸存者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踪迹正在变得模糊。许多最重要的人物已经死去，对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也随着他们消失。在诺曼底入侵之后的所有的重大计划和战役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花园行动了。然而，除了一些个人回忆以及在官方和半官方的史书中的几个章节之外，这个悲惨的故事在美国实际上无人知晓。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一空降师，在这场战役中所起的卓有成效的作用——尤其加文的部队渡过瓦尔河——在英国人的叙述中很少占有超过一两个段落的篇幅。

英军第一空降师在阿纳姆的奋力抵抗，仍然是二战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壮举之一。但它也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是英国的第二个敦刻尔克。由于官僚们往往会掩盖他们的失败，所以不论是在美国的还是英国的档案中，用于证实的文件也就经常是不足而且难以获得的。为了解读一些费解之事。也是为了从所有的参与者——盟军、德国人、荷兰地下组织以及荷兰平民——的立场，对这次由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联合进行的攻击行动，提交出我所认为的第一个完整的描述，我用了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那个阶段，有时，尤其是我身患重病的时候，我对这本书能否出版都不抱希望了。

正如我先前有关二战的著作——《最长的一天》(1959)以及《最后一役》 (1966)——一样，信息的基础系来自参与者：盟军的官兵，与他们作战的德国人，以及勇敢的荷兰平民。总共，有大约1200人为《遥远的桥》的写作提供了信息。这些军事人员、前军人以及平民，他们无私而且毫不吝啬地无偿付出他们的时间，接受采访，带领我参观战场，从日记、信件、军事专著、电话记录、仔细保存下来的战后报告、地图和照片中，提供证据和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提供了信息的人的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内容完全一样、缺少确证或者数量太大，因此并非每一个人的故事或者经历都能够被包括进来。在这1200位提供了信息的人当中，一半以上的人受到了采访，而且这些叙述中的大约400份被使用了。但过了30年以后，记忆并非绝对可靠。某些严格的指导方针，与我以前的书所使用的研究过程相类似，也就不得不予以遵循。这本书中的每一个陈述或者引语，都得到了文件证据的支持，或者得到了那些听说过或者目睹过所描述的事件的人的确证。传闻、谣言或者第三方的叙述，都不能被写进来。我的卷宗包含了几百个故事，它们可能是完全精确的，但又无法得到别的参与者的支持。出于历史真实的原因。它们并没有被使用。我希望那些众多的提供信息者能够理解。

在重现市场花园行动那可怕的9个昼夜的过程中，有这么多的人帮助了我，以至于竟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提出他们的名字。首先。我尤其想感谢伯恩哈德亲王殿下，他花费了时间，提供了帮助，找到并提出应该采访的人，并让我得以接触到荷兰和英国的档案。我也热忱感谢《读者文摘》的德威特和莉拉·华莱士。他们不仅报销了写这本史书的大量费用，而且还让我受到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办事处的记者和研究人员的接待。在这些人当中，我尤其想感谢以下各位：纽约的希瑟·查普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朱莉亚·摩根；伦敦的迈克尔·伦道夫：巴黎的约翰·D·潘尼策、约翰·弗林特、厄休拉·纳卡谢、吉泽尔·凯泽：斯图加特的已故的阿尔诺·亚力克西；阿姆斯特丹的阿尔德·范·莱伊文、扬·海因、莱斯贝斯·施蒂曼，以及扬·范·奥斯。

一个特别的段落，必须献给弗雷德里克·凯利的孜孜不倦、勤恳精心的工作，他做了我两年的助手。他在英格兰、荷兰和美国所做的研究、采访和优秀的新闻写作，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他为参与者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也都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

必须向美国国防部的军事史主任办公室表达谢忱，在我进行研究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是哈尔·C·帕蒂森准将，也必须感谢帮助我制定出军事框架的帕蒂森准将的助手们——尤其是迪特马·M·芬克和汉娜·蔡德里克。另外一个其帮助和鼓励必须提及的人，是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查尔斯·B·麦克唐纳，他的内容详尽的《齐格菲防线战役》 (The SiegfriedLin。Campaign)一书，包含了对市场花园行动的优秀而又精确的叙述。我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丁·布卢门森的《突围与追击》 (BreakoutandPursuit)。他的这本书是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正式史书系列之一。而且我要再次表达对福里斯特·C·波格博士的谢意，感谢他在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最高统帅部》 (The Supreme Command)一书中所详尽介绍的指挥结构。

我必须对美国国防部书刊部的官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帮助我在美国和欧洲各地找到老兵并安排了采访，这些官员是：部主任、美国空军的小格罗弗·G·海曼上校(已退休)；副主任、美国陆军的小查尔斯。W·伯蒂克中校；美国空军的罗伯特·A·韦布中校；安娜·C·厄班德小姐；以及副官署署长办公室里的西摩·J·波姆伦茨。

在对德国进行研究方面，我感谢美国国防部二战档案部的下述各位：部主任罗伯特·W·克劳斯科普夫博士、赫尔曼·G·戈德贝克、托--％斯·E·霍尔曼、洛伊丝·c·奥尔德里奇、约瑟夫·A·埃弗里、黑兹尔·E·沃德、卡罗琳·V·穆尔，以及希尔德雷德·F·利文斯顿。如果没有对所提供出来-的德国战争日记和专著的完全理解，我就几?-m可能精确地采访德国的参与者，尤其是党卫军的指挥官们——威廉·比特里希中将，海因茨‘哈梅尔少将，以及瓦尔特·哈策尔中校——他们是首次把他们对市场花园行动的描述告诉给了一个美国人。

在荷兰，我与我的助手们从荷兰档案当局接受了最亲切的合作。我十分感激国家战争文献资料研究所所长、教授、路易斯·德容博士；档案保管员雅各布·兹瓦恩；阿纳姆空降博物馆馆长B·G·J·德弗里斯先生；以及爱德华博士和埃米·格罗威尔德太太。在荷兰皇家陆军的军事史部，许多人让我的助手们使用了相关的研究，在那些人当中有格里特·范‘奥伊恩中校、奥古斯特·克尼普肯斯中校、吉尔伯特·弗拉克斯上尉、亨德里克·希尔克马上尉。荷兰人的帮助非常详尽，我甚至被提供了市场花园行动中所涉及到的各个桥梁的比例地图、绘图和照片。尤其帮忙的是路易斯·艾恩特霍芬，他是战后荷兰的安全和情报局局长，他帮助弄清楚了科尼利厄斯笔下的荷兰间谍、“金刚”林德曼斯的故事。

阿纳姆、奈梅亨、费赫尔和艾因霍温各市的市档案馆是极其重要的·大量背景材料在那些档案馆里找到了其发生地点，得到了验证。我十分感谢在这些中心里的下述各位：克拉斯·施哈普、安东·施坦弗、皮特·范·伊德金格博士(阿纳姆档案馆)、艾尔伯特·尤金和彼得鲁斯·施利彭贝克(奈梅亨档案馆)、扬·容格内尔(费赫尔档案馆)、弗朗斯·科尔蒂(艾因霍温档案馆)。

在荷兰，有许多人提供了信息，其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奥斯特贝克的扬和凯特·特尔霍斯特夫妇，以及扬和伯莎·沃斯奎尔夫妇，他们花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同我在一起，回顾了英军第一空降师在他们村子里受磨难的最后几天的每一个细节。扬·沃斯奎尔带我去了战场，特尔霍斯特夫妇则第一次解释清楚了德里尔渡口的神秘环境。在德里尔·巴尔图森一家让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详尽采访，那些采访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核对和阐释来自荷兰的采访记录方面，我也必须向一位杰出的记者表达我的感谢，他就是阿姆斯特丹《电讯报》 (Telegra￡Lf)的A·胡格诺特·范·德林顿。如果没有他的留意，我很有可能会出许多错误。我也要感谢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他后来是鹿特丹的警察局长，他几乎是逐分钟地给我讲述了在厄克特将军司令部里发生的事情。在奥斯特贝克，马尔南一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日记和采访，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也是如此，她的一丝不苟的记录，就像马尔南家的日记一样，给了伤亡人员收容站里的形势一个清晰的画面。他们的生动的记载和非同寻常的帮助，使得我能够再现那种氛围。我对他们所有人深表感谢。

许多军方人士提供了信息，在他们当中，必须特别提出予以感谢的是詹姆斯·M·加文将军、马克斯韦尔·D·泰勒将军、罗伊·厄克特将军和查尔斯·麦肯齐上校——他们全都耐心地接受了数不尽的采访。还有的人帮助极大，他们是约翰·D·弗罗斯特少将、埃里克·M·麦凯上校、菲利浦·H·W·希克斯准将、约翰·哈克特上将、乔治·S·查特顿准将、戈登·沃尔什准将、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已故的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以及随军牧师G_A·佩尔，他的笔记是一个难忘的、令人伤心的文件。布朗宁夫人(达夫妮·杜莫里埃)，用她的机智和常识，证明她是一位令人愉快的通信者，并搞清楚了阿纳姆的一些谜团的真相。

在德国，我在追踪幸存者和找到背景材料、专著和战争日记方面，得到了下述各位的巨大帮助，他们是波恩新闻信息局的布里斯讷博士：国防部的西格尔中校；军事史研究部的沃尔夫冈·冯-格鲁特博士和福里克少校；以及联邦档案局的中校、施塔尔博士。

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使得这本书成为可能。我必须再次感谢我的妻子凯瑟琳，她本人就是一位作家，她对研究工作进行了组织和整理，进行了编辑，并留意我笔下的垂悬分词。而且，我衷心感谢我的好朋友帕特里克·内利根医生与威利特·惠特莫尔医生。当我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们一起对我进行了护理，神奇地让我康复起来，让我能继续工作下去。而且，我还要感谢杰里·科恩，他是我的主要的“吹毛求疵者”；苏珊娜·格利弗斯和约翰-托尔，他们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手稿；安妮·巴登哈根，她是我尊重的朋友和助手；朱迪·缪斯和波利·杰克逊，她们在各个时期担任过秘书。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保罗·吉特林；感谢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威德和迈克尔·科达。感谢他们提出的建议；感谢《读者文摘》的总裁霍巴特·刘易斯，在这个非常累人的工作的始终，他都在耐心地等待着。

战斗的景象与声音，危险和冒险犯难，生与死的交织栩栩呈现。作者以笔扫千军之力，使我们时而恐怖得透不过气来，时而又在轻叹中如释重负。

——《纽约时报》

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其他的战役得到过这么精彩的记录，这是一本让人震撼，令人着迷的书。

——《大西洋月刊》

我不知道还有别的描写二战的文学作品，在对人的勇气的刻画上，能够这样令人感伤，这样令人敬畏，这样精确。这本煌煌巨著，使作者在《最长的一天》和《最后一役》所显示的主题达到了顶点……它是一座有关人的勇气的巍巍纪念碑。

——詹姆斯·A．加文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