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希可能是第一个克服了对乔丹怀有敬畏心的作者，他略去了“伟大”及“卓著”这样的字眼，客观地将38岁的乔丹再度进军赛场的这段经历作了最可靠的描述。莱希向我们展示了公众乔丹和真实乔丹之间的显著区别，将乔丹体能的衰落和公众对其的期望巧妙结合，他让我们看到了远比乔丹的偶像身份更有趣的东西——他为我们展示了凡人乔丹！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乔丹写照，客观地将38岁的乔丹再度进军赛场的这段经历作了最可靠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公众乔丹和真实乔丹之间的显著区别，我们即将读到的不是一个在天际驰骋的神，而是一个最终回到地上的凡人，尽管他在退役前几乎囊括了篮球方面所有的奖项和所能想像得到的一切荣誉……

第一章 2003年5月：扫地出门

第二章 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媲美

第三章 新世界

第四章 辉煌不再

第五章 死而复生

第六章 秘密与不安

第七章 假装的代价

第八章 溃败——新秀的结局

第九章 再赌一把

第十章 “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脆弱的球队……”

第十一章 一片反对声

第十二章 浪漫大结局

后记

刚成为奇才队的经理，迈克尔·乔丹就开始惹麻烦了。他喜欢标榜自己是如何高高在上以及无与伦比。艾贝·波林是球队的实际拥有者，乔丹还在上幼儿园时，波林就已经买下了球队，也正是他雇佣了乔丹，让他成为俱乐部的主席，而乔丹提起波林时却不过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合伙人。他用一种做作的语气来谈论波林的未来，说他将来有可能考虑让波林成为“我的人”，或者“要是艾贝依然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就好了”。乔丹的手下们曾经暗示说波林妨碍了球队的运作和商业收益，还说迈克尔不能等着让球队被吝啬的老板卖掉，所以，有可能让年轻而慷慨的有识之士来代替波林，新来的人要能符合乔丹的气派和雄心。助理们放出风声，说迈克尔想要解雇老主人的左右手——和波林亲如父女的苏珊。奥玛丽，或者让她降职。

在乔丹回归后，奇才队的高层们默默忍受着他的傲慢。乔丹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商业收益，拥有了联赛会员队的权利也让球队得到了举国上下的重视。波林已是年过七旬的建筑师和慈善家，渴望青史留名，却从未有人为其立传，如今却得到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俨然成了篮球界的乐透彩。人人希望见到波林，他的球场成了检察官、内阁成员、外国名人和好莱坞宠儿的沙龙，豪华包厢里满是新的租户，乔丹在球场上的出现让奇才队成为整个联盟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波林也因此在华盛顿的两个赛季里稀里糊涂就得到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收益。然而，也正是这样的镀金时代掩盖了波林和奥玛丽对乔丹的怨气，他们为不断增加的收益高兴，也为乔丹的轻慢不快。

当时尚无人想到这一点，但波林和奥玛丽紧紧攥住球队大权不放，他们对乔丹甚为恭敬，直到他的最后一场比赛来临、结束，滚滚的财源停止为止，那时，他们继续恭维不止。乔丹脱下最后一场比赛的运动服才三个星期，就独自一人开着伊利诺伊州车牌的奔驰敞篷车退出了MCI体育中心，活像一个失业佬，一路开车到了酒吧，来了个一醉解干愁。

就像贝伯·路斯那样，乔丹明白得太晚了。真相是：一个体育明星只有在打比赛、赚钱、让观众席满座的时候才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只要他不再是球队的主要财源了，那一刻，他的特权也就随即中止。前一天，乔丹在奇才队的高层面前还拥有颐指气使的特权，仅过了一天，什么都没了。

他了解篮球，可并不了解现实生活，从未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到多少教训：四年中乔丹已经两度遭人暗算了。他的1999年是在芝加哥结束的，在芝加哥，赛季结束后，他希望成为高级管理人员和合伙人，但要求遭到了拒绝。这本该让他对世态炎凉有点儿认识了，但是，乔丹和他的伙计们居然认为芝加哥事件不过是一个非正常的偶然，他们觉得是公牛队那个聪明的副主席兼经理——长期以来一直是乔丹陪衬的杰里·卡洛斯故意破坏了乔丹和忘恩负义的公牛队老板杰里·伦道夫之间的交易，历史会证明，这个决定将是他们两个犯下的最严重错误。

2000年，经济状况不佳的夏洛特山猫队和碌碌无为的华盛顿奇才队敦请乔丹担任主力并且答应让他成为合伙人，乔丹认为这一切都证明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在和波林的谈判中，他声明了自己的特权，保证此次商业结合将会十分美满。他们的这种结合关系让双方都必须忘记不久前的那次对峙：一年前，NBA老板和球员们召开了一个会议，希望解决停赛危机，并展开新的劳务合同谈判，此时距乔丹从公牛队退休仅有几周，为表示和队员们团结一致，乔丹还是来到了纽约。当波林抱怨越来越高的球员薪金和自己的损失时，乔丹立刻说：“那就卖了球队吧。”

波林冷冷地回答说：“迈克尔，你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都不能替我决定何时卖了球队。”

他们的联合危机重重，想要孤注一掷，重新激起球迷们对烂队的兴趣，这种愿望让局面更复杂了，而乔丹却相信他应该得到特权，一种在NBA球队经理们中史无前例的特权。他想拥有自己安排工作时间的自由，华盛顿的这份工作好像只是一份兼职，可以离开岗位去照顾自己的生意、电视商务、打高尔夫，外加赌博。乔丹明确表示，没有必要事必躬亲，也不想为了工作而远离芝加哥的家。只有几场奇才队的比赛，乔丹才会到场，而且只接受最低限度的市场和宣传责任。听起来乔丹一点儿都不像一个希望通过面试得到工作的人，一点不像，因为他就不是。他有一种超级明星的想当然，坚信老板必然会屈从，因为老板需要乔丹的魔力。

但乔丹已魔力不再，因为他已经不是体育明星了，乔丹对这一事实从未能真正接受。和公牛队最后的不欢而散伤了他的心，公牛队老板从来不相信乔丹能管好球队。管理人员们私下里都质疑乔丹球场外的职业道德，认为他不是那种能太太平平地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相反，他需要比赛和刺激。他们珍视乔丹在球场的统治力，这就是票房的保证。但是当他在芝加哥宣布退休之后，公牛队不认为再对他卑躬屈膝还能带来什么好处。

奇才队在雇佣乔丹出任主席后马上卖掉了好几百张季赛票，但是，乔丹作为主席，其吸引力极为短暂，这证明了芝加哥公牛队经理们的观点：人们挤进观众席并非为了看端坐于豪华包厢里的球队经理。而且，乔丹尽可能地模仿霍华德·休斯，经常难觅踪影，通过电视机看比赛，即使乔丹在华盛顿，也会一个人呆在办公室的宽屏幕电视机前看比赛。乔丹身为华盛顿奇才队的俱乐部主席实在是平庸之至：一个失败的俱乐部，绝大多数晚上的比赛现场都有数以干计的空位。他用业余时间工作——乘飞机会见职员，看几场比赛，婉言谢绝要他发掘一些大学球员的建议，然后再乘飞机回家。2000年，他抱怨主席的工作乐趣完全比不上打球。乔丹重回球场后，放弃了主席职位和合伙人身份，由此，根据NBA的规则，奇才队就不用再顾忌乔丹空有其名的主席头衔所应拥有的权利了。在乔丹打完比赛后，波林就可以毫无限制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处理他了。

在乔丹回归后，奇才队的比赛越来越乏味，激动人心的夜晚也被一桩桩令人不快的事件吞噬：队员们失和；在道格·柯林斯朝令夕改的执教下，奇才队接二连三地以37至45分的大比分输球；乔丹指定的教练被证实离间两个城市队的球员；奇才队对乔丹的脾气也越来越不耐烦，他只得让步。这一切都预示着2003年和2004年赛季前，双方将会遭遇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季。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面对两个让人失望的赛季，乔丹却依然表现出对即将到来的谈判拉锯战乐在其中，他认为自己能重新得到俱乐部主席的位置。他说如果奇才队未曾交出其想要得到的权利，他有自己的“选择权”。P1-3

出轨的征兆开始于第一赛季过后。他的世界那时简直是狗屁倒灶。一个叫理查德·汉密尔顿的年轻有为的队友竟敢受自尊心的驱使而和他针锋相对，而且居然处在上风。球队中越来越多的矛盾让人想起一个字眼，这个字眼在芝加哥公牛队光芒万丈的岁月中经常被乔丹和他的队友们互相用来形容对方，这是一个简缩字，一个首字母合成字，人们常常用它来指那些走下坡路的人或事。这个字是Fubar，意思是：狗屁倒灶。最后一个赛季，华盛顿奇才队的情况即是如此。

迈克尔·乔丹在华盛顿的三年——其中一年九个月是以经理人的身份而有两个赛季是以球员的身份——从一开始就麻烦不断。在其回归开始之前，《华盛顿日报》派我跟踪采访，时间长达一个赛季，加上第二个赛季的绝大部分时间。我非常珍视这个机会，甚至包括采访过程中那些并不愉快的经历，这些经历我其实不大愿意提起，因为它们会让人感觉怪异，甚至有点荒谬。但是，你若是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侵占了原本大大咧咧的职业体育，是金钱还是权利交易?那么你就应该亲眼看看奇才队和迈克尔上演的好戏。

我周围的人并不都这样认为。奇才队的教练道格·柯林斯称我为“猎手”。我们报纸的一位记者，他是乔丹的朋友，宣布与我绝交，不与我说话，也不会再看我的文章。最酷、最聪明的人永远是乔丹。在解决因我的出现而引发的麻烦时，他发现不可能像驱逐一个令他厌烦的队员一样驱逐我，于是他马上让他的公关人员出面，建议我说，如果我能保证不出这本书的话，就能得到乔丹更多的合作。除了精心安排的交易和精心编造的故事外，这位体育之王的保护者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任务需要执行：帮助他隐瞒那些应该课税的收入和那些不大得体的真相，还有就是要让像我这样的人离他远点。诱惑是游戏的一部分，而要搞定那些作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他们通常巴不得自己被封为“乔丹的朋友”。

“他是乔丹的人。”一个记者如果宣称自己是乔丹的朋友，别人就会这么称呼他。除了体育新闻界，你在别处听不到类似的称呼。在这个国家，没有人会把那些高级的政治专栏作家称为“布什的人”、“克林顿的人”或“克里的人”，因为对一个写政治专栏的人来说，被人称为“某某的人”是一种奇耻大辱。与此相反的是，在我们的体育新闻界，却处处是球星的哥们、代言人。

迈克尔·乔丹给了他们一点点名流能给出的那种友谊：时不时透露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资讯，以此来交换理解的缄默：他们永远不会在报纸上批评乔丹。这就是为什么你能看到的不多，比方说，你不会知道他是怎么称呼他的队友为“同性恋者”的。

要知道：真相，或者说彻底的真相，一旦涉及偶像，就立刻变成了一件体育界的奢侈品。没有人比二个球队的经营者或是拥有者更有责任去掩盖真相了。只要球星能让联盟赚钱，真相就永无出头之日。而乔丹正是那个让很多人大发横财的人物。

那些人至少是看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对媒体而言，所得到的回报实在是微乎其微。乔丹有时会告诉那些媒体朋友，他对球队和俱乐部高层的失望，或是一桩他想要促成的交易。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会邀请他们参加派对。他不会给他们很多东西，但是他们却照样满怀感激。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体育新闻撰稿人成了写童话故事的人，而你会读这本书正是因为你希望这本书不是又一个童话故事。

现在，这种局面结束了。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拥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和权力，它们可以保护你，让你免受形形色色的骚扰，但是你却摆脱不了像我这样的人。我并没有对我的特权乐在其中，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我是一个有新闻通行证的职业偷窥者，我会一直跟着你，从这座城市到那座城市，无论你在更衣室，抑或在其他公共场所，都无法逃离我的目光，我甚至会在你呆在休息室里的半私人化时间里盯住你不放。无论你在哪里，威尔明顿、华盛顿、底特律、克利夫兰、芝加哥、印第安纳波力斯、新泽西、休斯敦、迈阿密、凤凰城、盐湖城、波士顿、亚特兰大、圣安东尼奥、纽约、达拉斯，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会追在你屁股后面向你提问，而且，如果我的无所不在让你不舒服的话，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没什么可失去的人。

没什么可失去是关键所在。别人对我无从下手，任何人都别想通过暗示什么“以后再见决不会和你打招呼，大家从此形同陌路”来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再大牌的运动员也没有办法从我这儿夺走任何东西，比如可以采访到他的特殊权利啊什么的。我根本没有什么特权，所以也就没什么可失去。这让我自由。大家会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这种问题。因为我从未按规矩行事，规矩的重点在于：限制问题的数量，尤其是和当晚比赛无关的问题；像个傻瓜似的遵照官方的意思，不套他们不想说的话；只把兴趣集中在第二场中间的那个“转折点”上；谨慎地提问，别触及到任何主办方不愿提及的地方；当教练滔滔不绝地说废话时要点头如捣蒜，与其他一些媒体串通一气，这种串通稀松平常，不过是那个教练，那个明星，华盛顿奇才队的头头们和NBA官员们的一场公关操练。

然而，正是那些废话让人忍无可忍，也正是它们激起了我们对真相一探究竟的强烈愿望。

我任职于《华盛顿邮报》，2001年夏末，我的两位同事，《华盛顿邮报》的编辑邀我共进午餐，饭间，他们问我是否愿意花上明年一年的时间撰写关于迈克尔·乔丹回归的系列近距离特写报道。能整个赛季观察、记录乔丹这个篮球运动员、篮球偶像，如有可能，第二个赛季也能一直追随左右，这真是一件极富诱惑力的事情。

乔丹此次回归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些极具争议。刚开始报道乔丹其人时，《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给了我很大的自由，任我记录亲眼所见，在此过程中，我忠实地描绘了乔丹的回归给球队、给篮球产业、给乔丹自己带来的影响。我开始觉得，这不仅事关乔丹，而且也涉及我们自己的野心问题，对我而言，开始时的体育故事报道变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审视。我很感激西蒙和斯格斯特给予我机会，让我尽情展开论述，授予我独立采访的权利，让我有机会寻访因乔丹回归而展现的世态人情，关于乔丹自己的、我们的，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运动明星的世态人情。

我敏锐地认识到：迈克尔·乔丹以及他的高层公共关系助理不希望本书得以写成。承蒙好心人的关照，他们甘冒着丢饭碗的危险，和我交谈，为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他们的身份是不宜公布的，因此，我也无法在这里指名道姓地一一表示谢意，我只想简单地说一句：如果没有他们的坦诚相告，本书就真的无法和大家见面了。不过，为我提供信息的人们确对乔丹肃然起敬，特别是他对胜利充满信心，尤其让他们敬重，可乔丹的粗鲁暴虐有时却令他们感到困扰厌恶。最后，他们认定，所有的真相都应该大白于天下。

在我跟踪采访的那段日子里，我在《华盛顿邮报》的同事提供了诸多帮助，他们的友谊让我获益殊深，首先，两位编辑在乔丹回归的第一个赛季中，审读我的文稿，艾米利奥-加西亚·雷兹，现在的《华盛顿邮报》体育编辑，就是当初请我共进午餐的两位编辑中的一位，在我撰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提供了从不间断的支持和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那天下午和我共餐的另一位编辑比尔·汉密尔顿，《华盛顿邮报》的总编助理，在第一个赛季引我步入正轨。不会有比汉密尔顿更优秀的编辑了。他会提出至关重要的问题，以谦恭之心编辑我的文稿，还用他的支持和幽默不断激励我。

我在《华盛顿邮报杂志》上发表过两篇关于乔丹的报道，均由该杂志的文字编辑大卫·洛维尔负责，他以其严谨和专业人士的熟练优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除了西蒙和斯格斯特外，布朗特·伦布尔以其职业敏感，在相当苛刻的规定时限内对本书进行了编辑加工，他眼光明晰，对文风的感觉特为敏锐，可谓我书稿的赳赳干城。

感谢约翰·保罗·琼斯的校对工作，在编辑校对时，投注心力，细致无比。

还有些人对我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他们对我所作的乔丹报道并无不满，批评均集中在编务方面，《华盛顿邮报杂志》的格雷恩·法兰克曾于2000年末邀我写一篇关于乔丹在篮球管理方面的报道。汤姆·施罗德继续法兰克的工作，邀我在乔丹最后一个赛季中写一篇适合杂志发表的报道，内容则涉及回归最后几个月的情况。

本书在构思酝酿时，助理大卫·布菜克以其精明的编辑建议和不可扼制的乐观精神给我提供支持。

至于《华盛顿邮报》方面，几位极有才能的同事——汤姆·杰克曼、斯蒂芬·费、利兹·赛莫尔、大卫·周、维多利亚·贝宁和迈克尔·谢尔以其对乔丹的洞察助我一臂之力，并读过我的初稿，惠赐意见。我很荣幸，自来报社之后，《邮报》的整个编辑组：玛芮露·托斯吉纳特、乔安·阿梅、鲍勃·巴恩斯和斯格特·文斯都非常关心我的工作。而且，《邮报》行政总编里伦纳德·多尼和总编斯蒂夫·柯尔亦给予热心鼓励。  我还想对托马斯·希斯、彼得-佩尔和格雷格·圣多弗三位《邮报》同事表示感谢，他们向我提供奇才队在会员队门票出售情况方面的资料，以便我正确认识艾贝·波林集团的商业运营。

同样，工作之初，大卫·哈尔博斯塔姆的《坚持打球》，萨姆·史密斯的《乔丹的规则》、瑞克·泰伦达的《公牛队的岁月》和米利莎·艾萨克逊的《过渡期的比赛》四本关于乔丹的专著给我很多启发，获益不少。

很多工作需要我往返于不同城市，于是使我有机会在相同的机场进进出出，因而经常有幸得与两位竞技篮球写手同行，他们是《华盛顿邮报》的斯蒂夫·怀奇和《华盛顿时代》的约翰·米歇尔。此外，我在华盛顿也常从见解深刻的播音员——斯柯特·杰克逊的观察中得到教益。

此外，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篮球界名人，如迪恩·史密斯、比尔·格斯瑞治、德克斯·文特、杰克·拉姆塞、弗兰克·雷顿、瑞德·奥尔巴赫、帕特·威廉姆斯、埃尔文·真特利和比尔·卡特赖特，均不吝赐教。一群优秀的记者，艾勒·伯寇、大卫·海尔博斯塔姆、杰克·麦克卡卢姆、萨姆·史密斯、罗斯科·南希、艾恩·托马斯、雷希-班克斯、麦克·怀斯和后来的马克·克赖姆，慷慨地与我分享其观点。

有些人士需要特别提及。在众多为我提供信息的无名人士中，他们要求隐去姓名，其苦衷可以理解。我要特别感谢前公牛队的球员布赖德·赛勒斯，他侃侃而谈自己在芝加哥的时光，特别述及道格·柯林斯与球员尤其是与乔丹之间的关系，布赖德·赛勒斯并慨允对访谈进行录音。我三次走访洛杉矶，德克斯·文特和我一谈就是几小时，亦须特别致谢。乔丹回归前(格鲁弗那时毋需经过乔丹允许即可和我进行常规访谈)，蒂姆·格鲁弗也亲切和蔼地在芝加哥的体育馆里回答我的提问。

我对这些年来朋友们对我的支持永表感激，他们的鼓励对我极为重要，斯蒂夫-吉尔曼、大卫·桑德勒、罗赛尔·P·谢文博士、爱德华·希瑞·格雷格和迪恩·史密斯、马歇尔·伯纳姆、布鲁斯·伯纳姆和格里芬·史密斯，不可不述。

一如既往，我觉得生活在妻子简和儿子卡麦龙组成的家庭中非常幸福，他们给了我无尽的爱和支持。他们是我生活中最美的部分，凡事因他们的存在而美好。

迈克尔·莱希

《最后的乔丹》将乔丹体能的衰落和公众对其的期望巧妙结合，魅力非凡。《华盛顿邮报》的职业撰稿人迈克尔·莱希行文如叙家常，如在目前。

——史蒂文·赖恩斯 《芝加哥太阳日报》

尖锐异常……迈克尔·莱希将迈克尔·乔丹在奇才队的诸多不光彩举止一一披露，“对体育记者与运动员互与好处着墨尤多，正是他们的“合作”才使乔丹这类略有瑕疵的形象膨胀成不真实的偶像。  

——司格特·托比亚茨 棒球AV俱乐部

《最后的乔丹》是对一个上了年纪的球星的自大所做的近距离特写。

——汤姆·斯高瑟 《纽约观察者》

《最后的乔丹》中最精彩的地方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第四幕……乔丹就是顶峰时的麦克白……一个上了年纪的超级巨星勉为其难地抽身离开那个他曾经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所在。

——艾伦·圣约翰 《华盛顿邮报》

无论职业的还是业余的体育队，莱希都将不受人欢迎：因为他实话实说。有人被乔丹的声名所吓退，有人因他的明星地位而盲目信服，但莱希却全情投入，以坚强的意志秉持公正的视角，他让我们看到了远比乔丹的偶像身份更有趣的东西——他为我们展示了凡人乔丹。

——迈克尔·索克勒弗 The ticket out的作者

引人人胜的暴料作品……对当前流行的“名人文化”作了重要纠正。

——约翰·马赛尔 《西雅图邮报》

《最后的乔丹》给了我们最佳的观察乔丹坠落的方式……此书细节丰富，充满了奇闻趣事，详述了这个知名人士如何步向自己的终点。

——罗恩·莱普波特 《芝加哥太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