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纣王会被描述得如此不堪呢?
这不得不从纣王本人谈起。《史记·殷本纪》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自然是个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大丈夫。只可惜，也正因为具备这些过人的才能，他便骄傲自大，听不进别人意见，有着“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的坏毛病，“以为皆出己之下”。
同时，他还有“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的毛病。身为一个君王、一个英雄、一个男人，这些毛病也不算太大的毛病，绝非后人夸张得那么荒淫无耻。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这是那个朝代一贯的风气。从出土器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具明显激增，这表示社会饮酒之风蔚然。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不足以亡国。
如果说他的时代刑罚过重，也欠客观和公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我们总不能要求他文明执法，用电椅或静脉注射吧?在此，不妨以事实说明。《尚书·大禹谟》里载，夏朝已有“五刑”制度和“夏台”监狱。除了砍头外，那时还有烹煮、醢刑(把人剁成肉酱)、车裂、腰斩、绞杀、烧死、弃市、灭族等各类残酷的刑罚。也就是说，这些刑罚并不是商纣王独创发明的。该不该对他的政敌或罪犯处以这样的刑罚，那就是司法制度的问题了。
再举个例子，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刑罚。《韩非子》记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这是轻罪重判，当时子贡以为罪轻而罚太重，便去问孔子。孔子却认为制定此种刑罚的人是了解治国道理的。因为如果扬灰时恰遇过路人，使其满面蒙尘，那此人必定发怒。怒就会斗殴。因殴斗罪，按当时法律要灭三族。所以，弃灰于道看来过错轻，实则重，这样的重刑很有道理。因此，《尚书·康诰》才会赞日“殷罚有伦”。这就说明，商朝的刑罚看似野蛮，但有合理之处，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也就是说，他绝不是无道之君，可他为什么还是失败呢?根据史料分析，除却诸多不确定因素外，最大的可能就是周武王发动的政变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投机性。当初纣王杀比干、囚箕子，可能只是政见不同罢了，但对微子(他的亲哥哥)却没有防备。后来微子竟背叛了他的兄弟和国家，引狼入室，难怪毛泽东都骂他是个汉(商)奸，感叹“微子最坏!”
实事求是地讲，纣王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当时商朝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的军队都装备着先进的青铜兵器和盔甲，而且他的作战部队中还有“象队”这样的特种部队。古书上就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记载。因此，他的部队所向披靡，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当时，他有两个主要的对手，一个是西部的周方国，另一个就是东部的夷人部族。纣王曾在山西黎城与文王恶战一场，把文王打得大败(文王被俘、囚于■里很可能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若不是来自东夷的军师姜子牙在商王国东部策反东夷作乱，恐怕姬昌早被纣王处死，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被释放回家。
稍作休整，纣王立马发兵东夷，计划一劳永逸地除掉东部威胁，永绝后患。凭着优势兵力，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左传》记载的时间看，他很可能是在这次征伐东夷的战争中，路过有苏氏部落掳获了妲己。
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也几乎拖垮了商王朝。卜辞记载商征人方往返一次需要200天左右的时间，这是一件非常劳民伤财的事。安阳殷墟出土了一块刻有“人方伯”字样的人头骨，显然是商军杀死了人方的君长并带回其头骨作为战利品。虽然商最终战胜了人方，但商的国力也因此而大大消耗，因此《左传》评日：“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缓过神来的周武王根据纣王亲哥哥微子的告密，得知纣王大军尽出，都城内防御力甚弱，遂发兵奇袭商纣，在牧野展开决战。而当时商王的精锐之师远征东南，不可能及时赶回，因此，只好将70万东夷战俘及奴隶临时武装起来应战。牧野之战打得异常惨烈，正如《尚书》上所描述的那样，“流血漂杵，赤地千里”，绝非后世史书上所说的什么奴隶临阵倒戈，周武王兵不血刃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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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历史上最动人的胭脂痕迹（自序） 1 坦率地讲，江山和美人，都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两者结合起来，更是一个没有任何新意的选题。但我还是特意选定了这样一个角度切入，试图讲些不一样的东西来。 尼采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女人是英雄的消遣”。这当然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传统论调，不值得赞扬。可不幸的是，中国恰恰有这样的历史和传统。当然，除却母系氏族，古代人类的文明史上，别的国家应该也差不多吧。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这样的历史题材丰富，而且归拢的非常条理和系统，翻开官方史册《二十四史》，历朝历代，都特地留有“女性版块”，密密麻麻地堆列着皇后、贵妃、嫔娥、公主、命妇等与帝王将相有关的女性；而在稗官野史和民间文艺里，留取艳名的又以妓女居多。于是，这本书的选材，便不可免俗地罗列出这样一大堆人物。更难堪的是，中国没有“骑士”传统（项羽只算个例外），所以“中国式的英雄”又多集中体现在政治角逐中那些帝王将相级人物。于是，我们的美人故事，也总是稀少些“浪漫”的因素和“动人”的成份，倒是多了几许沉重的尴尬和变味的风流。 中国有两句老话。一句是“红颜薄命”。这是缘于在历史的史册上，她们多是端着架子，撑着面子，使着心眼子，没皮没脸，没滋没味地扮演着“政治筹码”、“权谋利器”或“国家交易”的角色。而另一句是“红颜祸水”，则是因为在文人的“曲笔”或民间的演绎中，她们还要莫名其妙地背负一些“祸国殃民”的罪名和骂名。从这个意义上讲，尼采所言，还有几份“绅士”的味道，他眼里那些被英雄消遣的“女性”，便是逢场作戏，也能收获几份甜言，一些蜜语，甚至还有一段佳话和风流。可我们的“绝代佳人”，总是无心或有意，被搅在政治的烂泥塘里，不得轻松，也不得安宁，不是琢磨怎么要别人的命，就是莫名其妙被别人断了命。 于是，历代文人便有充足的论据和理由，把这些“留芳百世”的女性，或架在道德的祭坛上，顶礼膜拜，或是夹在文人的口舌中，恣意唾骂。总而言之，我很不喜欢这些被政治异化的女性形象，更不喜欢那些张扬了几千年的陈腐论调。 古代的人，有着严格的道德标准，官方编《烈女经》，民间讲“狐狸精”，就是树立一些极致的“样板工程”，让中国的女性“严肃”起来，“正经”起来，中国的历史也因此变得沉闷而无趣。现在的人，对于女性的态度和观点，好像变化并不大，只是不再端着架子，可以 “不正经”地讲戏说歪批，或是嘻嘻哈哈地谈点心得。如今书市上充斥的，便多是这些“教义”的“口水”读本罢了。什么所谓的帝后艳史、公主的“后现代生活”、妓女传奇等等，不足而论。这些现象，我也实在无法喜欢起来。 所以，我决定写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2 十九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曾经地感慨地说道：“做女人是多么不幸啊！然而，当一个人身为女人时，其不幸还在于她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一种不幸。” 而在中国几千年厚厚的历史典籍中，关于女性的弱者形象和悲剧故事，一点也不稀缺。身为那些时代“成功男人”的附属物或战利品，她们能不能认识到自己不幸这一点，不得而知，而她们是否真正快乐，男人好像也从不关心。或如被迫到吴国当“女间谍”的西施，或如无奈在男人间频施“美人计”的貂蝉，或如奉献大漠的“和亲使者”昭君等，抛开“大义”不谈，谁会在乎她们的内心感受和幸福快乐呢？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那个把周幽王迷得五迷三道的褒姒，或者那个和唐玄宗爱得死去活来的杨贵妃。她们肯定都不会赞同克尔恺郭尔这个观点。因为她们正是把女性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才被“宠幸”得一蹋糊涂。可悲的是，正是因为她们太过幸运，反而导致国家的大不幸。一个是拿军国大事当儿戏，烽火戏诸候，终于在笑声中葬掉一个国家；一个是千娇百媚，搞得“从此君王不早朝”，并惹来了一场“安史之乱”。对此，不是要强调“红颜祸水”的陈旧论调，只是感叹她们最终的结局，又呈悖论式地验证了克尔恺郭尔那句感慨。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几千年的时光太久，朝代更替也太过频繁，于是，便容得各式各样的女性从容登场，喜剧、悲剧、闹剧……轮番上演。那些夹在史册里的女性，也并非一味“不幸”。只要有机会，那些“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便会努力摆脱女性角色的束缚，或是将女性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僵化的传统，无情的政治，枯燥的历史，也因此多了些淡雅的粉香，温润的亮色以及多彩的热闹来。或如那个带兵替夫君打江山的妇好，或如帮子孙守江山的孝庄，或如干脆自己坐江山的武则天……纵是历史长河的一朵细小浪花，纵是文化长空的一颗流星，也足以惊艳史册，并让我们感叹了千年。从这个角度讲，她们真可谓那个时代“女权主义者”的杰出代表。 当然，还有那些如陈圆圆、赛金花、小凤仙等在乱世中被当作“道义靶子”、“救国娘娘””的寂寞女子，纵是风光无比，可命运的幸或不幸，都已经由不得她们来声讨或辩解了。她们早被抽象成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大概除却名字外，她们的其它部分都任由别人去演绎和加工。“弱女子”也好，“恶妇人”也罢，历史好像只给我们留下文人得意的口水，而关于真实的她们，到是愈来愈模糊，愈来愈说不清楚。 对此，我们不能以学究地姿态将女性脸谱化，也不能以“愤青”的名义把历史绝对化。同时,我也不愿意猎奇去“娱乐”大众，更不愿意胡说去“愚弄”读者。我渴望用理性的眼光，在漫长的历史长卷中，细心摘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女性，综合各类史料和考证，包括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尽我所能，重新梳理那些风干的历史，还原这些异化的女性。我想，至少也可以帮助读者揭去几层历史的面纱，更亲近地阅看那些活在我们历史和文化中的可爱、可敬、可怜、可悲的传统女性。 除此之外，我也试图提供一些关于我个人的分析和思考。其心理动机，可以用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一段话表述。她写道：“这不是一个消除表现在女人身上的人的境遇的偶然性和悲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给她以超越它们的手段的问题。女人决不是神秘命运的牺牲品；那些把她特别认定为女人的特质，其重要性来自于置于它们的含义。将来若是用新的角度去对待它们，它们就可能被克服掉。” 引用这么一大段话，说明我很赞同她的关点，并因此可以坦然地承认：我虽不是女性，可也愿意做一名准女权主义者。 以这样的身份和角度为古代女性“翻案”，也算是我写本书的初衷。 3 最后声明一点，我虽是一名准女权主义者，可并不愿意做什么“卫道士”，所以不敢说要“以正视听”；也不想当什么“先锋派”，因此也不必去“标新立异”。我只是期望给读者提供一个从容的历史视角，一种“温馨”的人文解读。 无论如何，几千年的文明，不能让我们只爱扯谈，不爱思索；几千年的悲哀，也不能让我们只长脾气，不长见识。 作 者 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北京
历史就是讲故事。这是一本讲述中国历史上的美人故事的书。作者善于挖掘历史细节的动人之处，千古一叹，逐一点评她们与男人、江山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以轻松的笔调、全新的视角，重新讲述千百年来江山和美人之间的恩怨传奇。本书举证严谨、见解深刻、观点新颖，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历史文化读本。
她们都是历史上的名人，确切地说，是名女人：娥皇、女英、妲己、西施、貂蝉、长孙、武则天、陈圆圆、慈禧……她们之所以能够名留千史，不仅仅是因为她们身边的男人，即使是在那个绝对男权的社会里，她们或多或少都遭受到不公的命运待遇，但是她们的一生同时也证明了：女人绝对不是神秘命运的牺牲品，她们也有璀璨放光的闪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