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表现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市委书记当权力到达顶峰时，经不起各种利益诱惑而导致人生大蜕变，最终自觉走向纪律检查机关的一种大反省。全书语言妙趣横生、富于张力；细节处理精彩纷呈、扣人心弦，人物命运发人深盛耐人寻味。这是一部具有特殊警示意义和艺术魅力的现实主义作品。

本书围绕西部一个县级市一年的工作，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主角是市委书记杨子晨，他在政治上奋发有为、刚直不阿，在工作上兢兢业业、扎实苦干、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但在私生活上却失于检点并由此引发夫妻反目，导致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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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情感挽歌与灵魂救赎——读李春平长篇小说《奈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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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县要出大事了。出大事的日子里总是伴随着诡谲多变的天气。天气出乎意料地另类，另类得一塌糊涂。雨也玩酷，日也作秀。下的是夹生雨，出的是夹生太阳。两种完全相反的物质结伴而行从天上掉下来，连空气都变得迷迷茫茫，晕晕乎乎了。气象部门不得不在电视台对这种天气情况做专业知识介绍。不少市民非常纳闷：山风县是怎么啦，连天气都分不清公母了!

大事出得匆匆忙忙而又顺理成章。杨子晨任县委书记才一个多月，就对那些贪官庸官下了毒手。算他狠!他一次免了五个局长，分别是公安局局长王国强、工商局局长张某某、信访局局长和另外两名副局长。自从他到山风县工作以来，记不清是多少次签署任免文件了。无论是哪次，都不像今天这样沉重，感觉出雷霆万钧之力的存在，感觉出笔下的风雷涌动，感觉出他们的命运随着他杨子晨三个字的迅速落到纸上而变成了永远的定格。他把杨子晨三个字写好，填上日期，然后端详了一下，他觉得他那三个字在纸上站得稳稳的，像三个行得端坐得正的人一样，昂首挺胸，气势不凡。他把文件交给了机要秘书，说：“让他们赶快打出来，送发出去。”机要秘书是个中年妇女，脸色一沉，嗯了一声。正要走开，杨子晨问：“听说我们那个打字员王小孩是王国强的女儿?”机要秘书又嗯了一声，有些悲悯地说：“是的。你现在才知道?她还是当兵出身的呢!女儿打印父亲免职的文件，是不是有些难受?”杨子晨说：“不仅是难受，是残酷。”机要秘书咧嘴一笑，到打字室去了。她残酷地将文稿递到了王小孩手上，说：“杨书记说了，要马上打印出来。”

也许就是从那时那刻起，县委办的人就看到王小孩的脸上没有了笑容，没有了滋润，满脸如丧考妣，忧心如焚。其实她早在十几天前脸上就没有笑容了，只是这天更加明显。那一张红头文件彻底消除了父亲王国强东山再起的可能性。王小孩特别注意到了，父亲另走一路，一人单行，跟其他任免文件是分开了的，别人都叫免去职务，只有父亲叫撤销职务。作为一种时代的政治语汇，她非常清楚它们的分量，免职是轻言细语的，而撤职则是恶狠狠的，咬牙切齿的。两种不同的措辞决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走向。

常委会决定一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消息。这次免职的都是政府系列的领导，县委的任免通知还要经过政府下文，正职要通过人大常委会举手表决，以体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可大家都相信人大只是一个过路机关，它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更何况，县委常委会在决定这一重大事项时，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列席参加会议的重要人员之一。不是常委，胜似常委。尽管五个局长的乌纱帽还没正式摘下来，有关文件还在规定的组织程序中旅行，可人们相信免职已经成了无可争议的事实。你有通天的本事，也无回天之力。

在五个免职干部中，最耀眼的莫过于公安局局长王国强了。王国强功底深厚，多年来，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山风县城的人们用“三个一”来总结他，称他是组织任命的一只恶狼，百姓供养的一条疯狗，山风上空的一颗灾星。有这“三个一”，他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在山风县当十年公安局局长以来，早就民怨沸腾了。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事件中找出一百个让他倒台的理由。可问题是，王国强把公安系统搞得越乱，他越是走红，知名度也就越高。人们在什么时候看见他，都是一副杀气腾腾威风八面的样子。

正因为王国强很凶，所以，王国强就在孩子们的童话世界中活着，堂而皇之地扮演了一个恶魔的角色，这个角色具有古典神话色彩。县城一些小孩喜欢夜晚啼闹，要大人哄，从前哄孩子，说大灰狼来了害怕，现在说王国强来了害怕。大人们说：再哭，王国强就来了!孩子就惊恐地抱紧了大人，不敢哭了。他们相信王国强比大灰狼凶得多。因为王国强一手遮天，因为王国强说抓谁就可以抓谁。而且王国强的爱好也非常独特，喜欢玩枪。除有时在高山远地狩猎之外，便是枪毙死刑犯。那些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的人便成了他手中的玩具。一般说来，枪毙死刑犯只打两枪，由武警执行。本县的犯人他还是知道回避的，他不亲自上手，让武警去干。可外面抓到的没人收尸的犯人就不一样了，反正你打十枪八枪家属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把他没法。王国强就喜欢拿他们的脑袋作为靶子，一打就是五六枪。打得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规定是从犯人的后脑上打，他有时却喜欢从正面人手，有时把肠子都打出来。有人担心犯人在临死之前会把他的形象摄入脑海，带到阴曹地府去，其实用不着担心。弥留之际的犯人是没有这种胆量的，他们在枪毙之前都在浑身颤抖，眼睛微闭，视线模糊，不会瞪着大眼看着对方的子弹往脑门儿上射来。王国强就打得很潇洒，也很愉快。他巴不得外地来的犯人都判死刑，好给他过枪瘾。而武警们也乐意让王国强亲自干。没几个武警愿意枪毙人的。原因是枪毙人之后他们老是做噩梦，有时一连几天吃不下饭，想到脑浆那些事儿就恶心。王国强身子好，胃也好，他既不做噩梦，也不恶心。只觉得枪毙人的机会太少太少了。

工作上，王国强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抓赌。不论青红皂白地乱抓，由此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限愤怒。山风县是个欠发达县，地处西部边远地区，经济落后。文化活动除了看看电视，便没有别的了。打打麻将便成为众多老百姓的业余活动。一些退休干部、下岗职工，有事没事便聚在一起玩玩，以消磨时口。公安局及下属各派出所则是把所谓的抓赌当成了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他们常常潜伏在一些居民区，倾听楼上的麻将声音。一旦有动静，便紧急出动，观场抓获。动不动就罚款三五千元。即使抓到以玩烟酒取乐的人，也在罚款之列。老百姓就不明白，他们平时没事打打小麻将有何不可，又不是以此赢利!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吗?王国强是非常懂得培植财源的，他并不是要求各派出所每天都抓，每月都抓。常抓不懈就是杀鸡取卵，奖金就会发得少了。他知道，要是全县老百姓都不打麻将了，就断了公安局的主要财路。有一段时间，由于抓赌过盛，老百姓连玩扑克“拱猪”都不敢了，王国强得知后就着急起来，下令三个月之内不许抓赌。等老百姓打牌的积极性起来了再抓。因此他们是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大扫荡。然后又戛然而止。而每回在抓赌时，那些活跃在县城的真正的赌徒，他们照样带着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资金驰骋在赌场上，赌甲A联赛，赌世界杯，赌轿车的双单号。从容自得，安然无恙。更重要的是，县里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又总是不能告破，一个一个全都成为悬案，不了了之。两个歹徒在保险公司持刀行凶，硬是逼着会计把保险金交出来，一个警察在路过时竟然闻风丧胆，迅速躲进了附近一个朋友家的小店里，唯恐人们知道他是警察。一个派出所所长在新年元旦时爆出特大新闻：他在强行让一个发廊小姐用嘴给他进行特殊服务时，发廊小姐不堪其辱，一口连根咬去，所长痛得喊爹叫娘。事后，小姐得知自己咬的是派出所所长，吓得仓皇逃跑，从此不知音信。发廊老板娘和其他女孩子七手八脚把派出所所长送到医院。别的事情可以掩饰，那一圈深深的带血的牙印却是铁证如山，不医又不行，要医就会露丑。于是消息便从发廊和医院两个地方迅速传开。该所长是王国强的关系户，王国强为了掩饰其丑闻，让他对外说是他老婆咬的。为了保住老公的体面，又羞又恨的所长老婆只好忍气吞声。人人见了她都是一脸怪笑，害得她两个月不敢出门。伤好之后，所长终于把根留住了，王国强只给该所长换了个地方，继续任所长职务。那些称霸一方，横行乡里的恶人更是有恃无恐，甚至公开打着王国强的旗号大搞违法经营。王国强害病，害起了一幢房子。母亲去世时，他收取的礼金竟达五十万元。他的手机一般是不过季的。用警察们的话说，王局长换手机，比换裤衩都勤。P1-4

《奈何天》写于2002年，2003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版本，接着又加印了一次，更换了扉页的纸型，改正了一些错别字，算得上是第二个版本了。但印制有点粗劣，书中连起码的“作者简介”都没有。我相信不是出版社故意弄丢的，而是工作草率所致。考虑到出版方的利益，我没有要求他们进行销毁重印。如果要补上“作者简介”，那就意味着以前印的书得统统作废，出版社会有较大的经济损失。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们：你们犯了一个一般作者不能饶恕的错误。对方一笑，这个事就算是过去了。

就是这么一本连“作者简介”都没有的书，一本连任何宣传都没有，甚至于连一篇书讯都没有的书，竟然会悄然流行，在短时间内出现多种盗版。武汉的盗版书标明为“王跃文著”，连我这个作者的名字都去掉了。有年我回陕西老家，朋友请我给他买的书签名，发现了两个不同的盗版品种。就在写这个《后记》的间歇，我从网上查到了一个名叫“gyld'’的博客，作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次还逛了金博大和郑百，里面小孩涂的卡通每份要二十块，看哭了几声就作罢了，因为他已明白在这里花钱不会那么痛快。有卖女士羊绒衫的，轻薄，也真漂亮，可放在架子上处理的都要三百到七百不等。二七区早已不是我印象中的模样，不知扩大了多少。买李春平的官场长篇《奈何天》，十块钱，说是全部正版。可现在看肯定是上当了，书里有三处重影，五处排版错误，盗版无疑，幸亏没有头热多买。”这个博客写于2005年11月8日，说明《奈何天》出版两年后，还在郑州出现盗版，而且是堂而皇之地摆在大型商场里贱卖(《奈何天》正版定价28元)，可见盗版之猖獗了。

按照一般情况而言，如果一本书有了多种盗版，那么就说明这本书是很有市场的。上海有许多卖盗版书的小书贩，他们拉着满车的“余秋雨”、“陈忠实”、“二月河”，成天出没在街头巷尾，生意煞是兴隆。一个朋友调侃我说：“哪天你的书也装进他们的车子里随处可见的话，那就说明你是大作家了!”我哑然失笑，觉得这个标准很荒唐。但仔细想想也是有道理的，盗版多说明人气旺。因为你值钱，所以他们才拿你去赚钱，不然他盗你何用?这么一想我也很欣慰的，我可以让盗版商们拿去谋利了。而他们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也要以十万元计。

《奈何天》出版后，确实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都有一些议论和说法。比如在我的家乡，有入指名道姓地说，书中写的是某某县委书记。他们说的这个县委书记是我的朋友，遗憾的是，他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我已经远走上海，因为大家都忙，便中断了联系。他倒台的时候，我也在上海。十年之后的2005年底，我回到故乡安康了，依然没找到他的下落。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倒台的，只知道民间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绯闻，那都是些真真假假的东西，绝不可信。现在我已经认识到了什么叫“民间传说”，那是一种无孔不入的东西，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不一而足。让你不得不承认民间想象力的发达程度。比如我个人，就有好多传言，有时我在什么地方开过一个玩笑，也会传播出去，传成另外一种模样，让人啼笑皆非。所以你要计较谣言，那就活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是，别人要说什么，你就让他说，不管善意恶意，只管听着无妨。

那么，《奈何天》到底写的谁呢?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的是，绝不是写的某某县委书记。如有相像之处，纯属巧合。现在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大抵是可以分类的，其中的一类就是，他们曾经很优秀，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百姓是欢迎他们的。可是由于有了一定的权力，高高在上，追捧四起，就经不起各种诱惑了，慢慢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直到东窗事发，他们才悔悟过来。我所写的就是这样一类领导。我笔下的主人公迷途知返，已经算是好干部了。古人说“知耻近乎勇”，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有勇气自我反省的干部。执迷不悟才是真正的悲哀，也是最可怕的。  我写这种干部，着眼点依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警示意义。我的官场小说在全国拥有较大的读者群，其中一部分就是政府官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执政质量和仕途前景。我的小说就是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最直接的传达和描述，而这种传达和描述直指生活中的本来形态，因此就成了可感可触的东西。如果它能刺痛了我们生活中某些疼痛的神经的话，当然也是一种效果。在生活的各个角落，让我们内心隐隐作痛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多得让我们痛不过来，多得让我们来不及疼痛。这时，文学就成了精神麻醉剂，起到了抚慰和缓释的作用。遗憾的是，所有的文学艺术品种在强大的现实面前都是脆弱的，它不可能让一个社会或时代的疼痛痊愈，若能减轻一些疼痛，便成为一个作家最大的期待了。这种期待总是在表达作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起码良知。

现在，《奈何天》的第一版已经出版两年多了，依然有不少盗版在全国各地销售，大家依然在谈论这本书，依然有不少朋友们向我索要这本书。于是我决定将其修订，把有些章节的文字进行一番处理，作为“修订本”交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写下这些备忘录，权作后记。

2006年“五一”长假写于安康学院中文系

他的这部长篇。有着现实的大部分元素，近乎原生态，生动而激烈，令人扼腕欷嘘。

王跃文 著名作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政治、官场是推动、改变中国社会进程最大力量之一。李春平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在他的官场小说里。我们不仅认识了这些操纵社会变革的幕后推手。看到现实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还可以凭此得知中国社会前进的内在动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李春平是在用他的小说记录中国的变化和走过的历程。

张英 《南方周末》著名记者

说到底，杨子晨还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贪官污吏，但又不可否认他是一个政治上和仕途上的失足者。他用他的行为，演绎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写下了一曲悲壮的情感挽歌。因此更加令人惋惜，使人痛心。

郝雨 上海大学教授 著名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