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是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内容的现代化。通过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分析，通过中国百年现代化史进行分析，对中国现代化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特征进行明确的定位。

本书通过对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所进行分析，中国要加快自身的现代化步伐，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达此目的。而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公正、政治文明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索。对这些内容的探索，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必须通过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够实现，这也对执政党如何进一步提高自身能力提出了要求。

中国在向现代化迈进和健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体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如何在充分结合自身国情的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如何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与完善，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包括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第三部门的充分发展、政治制衡原则的实施、宪政法治等内容。而在这些方面，我们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

此外，本书也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因素在中国的发育与成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所应遵循的伦理基础和基本特征、执政党自身现代化等重大理论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序论

第一章 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和面临的困难

 第一节 现代化概念和实现标志

 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

 第三节 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障碍

第二章 现代化与社会主义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

 第三节 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和推动

第三章 市场经济的基础与一般特征

 第一节 市场经济的基础与斯密“经济人”假定

 第二节 市场经济的一般与特殊

 第三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

 第四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作用

第四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

 第一节 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吗

 第二节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和目标

 第三节 混合经济与民有经济的发展

 第四节 市场经济与第三部门的发展

第五章 现代化与社会公正

 第一节 社会公正的含义和主要实现途径

 第二节 社会公正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实现

 第三节 保护弱者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

 第四节 为中国农村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

 第五节 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若干对策

第六章  现代化与政治文明建设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政治文明建设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

 第三节 政治文明建设与利益表达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第七章 宪政法治：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

 第一节 宪政法治，从尊重宪法开始

 第二节 宪法精神如何在实际中得到贯彻

 第三节 进一步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四节 宪政法治进程中所面临的难题

第八章 党的现代化

 第一节 从夺取政权的党向执政党转变

 第二节 党内民主与党的现代化

 第三节 党的现代化与党政分开

 第四节 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现代化

后记

中共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会议主题，提出了在实现“总体小康”基础上力争今后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这一提法是一个十分务实的提法。因为这一提法，实际是建立在对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清醒认识的基础上。

为了说明中国现代化目前实现程度，需要对现代化概念，包括实现标志进行分析和界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中国目前现代化实现程度进行详尽分析，准确认识中国目前的发展进程。这些，就构成了本章的内容。

第一节现代化概念和实现标志

探究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一项十分枯燥乏味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却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确讨论的范围，对所要讨论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才能展开以后问题的讨论。现代化概念正是这样。

一、现代化概念

现代化是一个应用极为广泛的概念。在笔者2003年所著的《北京离现代化有多远》一书中曾对这一概念作过专门的论述，这里有必要重复这一论述。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是以科学与技术革命作为推动力，在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同时对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进而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的深刻变革的历史发展进程。

对欠发达国家来说，所谓现代化就是在现代国际体系影响下，欠发达国家利用后发优势，采取适合自己发展的高效率途径，迅速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加速社会发展和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过程。

上述定义包含了以下一些内容：

1．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范畴，现代化指的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其起点是从18世纪后期在欧洲出现的工业革命开始。从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即由英国开端然后向西欧、向整个欧洲、再向北美扩散的工业化进程，自此开始出现的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进程，或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过程，这一发展进程在欧美等国家现已经结束，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仍正在向前推进。

2．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经济内容，现代化远不能等同于工业化

现代化过程的结束是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化就是工业化。但从严格意义上看两者是不同的。工业化指的是由于技术和应用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经济变迁，而现代化则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人自身的变迁，其核心内容是工业化，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在政治、社会、文化、福利、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才称得上是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经济内容，现代化还包括大量非经济内容。就中国目前发展而言，除了经济现代化外，政治现代化也十分重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后，政治现代化较之经济现代化更为迫切。但尽管如此，工业化毕竟是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工业化意味着人类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大大增强，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业化推动了政治发展，为自由民主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不能把现代化与工业化两者等同起来。

3．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水平

现代化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范畴，欠发达国家或迟或早，最终都会实现现代化的。当然，对有些国家或地区来说，这个时间跨度有可能相当漫长，有可能在目前的起点上还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但现代化是迟早会实现的。但要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水平，对一些欠发达国家来说，有可能永远也难以实现。因为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差距很大，欠发达国家经济要发展，发达国家经济也在发展，虽然欠发达国家有“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的运用也只限于少走弯路，并不意味着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以此制定发展目标，至少在一个较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

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后出现的以欧美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发展领头羊这一格局，经过两个世纪后基本没有什么改变。18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强国主要是欧洲的英法德等国家，以后随着美国的崛起，后来居上的日本出现，到了21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强国仍然是上述这几个国家，只不过强国的次序和实力有了一些变化。这说明落后国家要赶上经济发达国家绝非易事。当然，这不排除个别国家或地区，由于自身的一些特点，采取了结合本国实际的发展战略，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度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并最终赶上的可能。例如19世纪的日本，在欧美国家开始工业化步伐100年后，日本似乎才从迷茫的状态下苏醒过来，通过明治维新以来百余年的努力，终于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这毕竟是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进一步拉大情况下，欠发达国家要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无疑是不现实的。当然，这并不排斥以下做法：对一个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来说，在制定赶超目标时，眼光既要瞄准现代化，同时还要紧盯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这样才能缩短差距，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当然，也不排斥在这一过程中，个别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事例出现。P22-24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今后20年的奋斗目标。而全面小康社会，用现代化标准衡量，只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并且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初级阶段。而这个初级阶段，从现在起，还需要用近20年的时间，即2020年才能达到。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保持了1/4个多世纪。1978年，我国GDP只有3624亿人民币，2005年则达到了18．23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增长9．4％，而同一时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只有3％左右。2005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700美元，已经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范畴。从2005年起，中国还要用15年时间实现全面小康，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世界经济走势有着清醒认识。这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要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

本书要讨论的是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离现代化还有多远，必然涉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等内容。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加快自身的现代化步伐，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达到目的。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或者称作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经过去了1/4个多世纪，这1/4个多世纪，既是中国现代化高歌猛进、整体推进的1/4世纪，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1/4世纪。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整体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居民贫富差距过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和谐等。按照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说法，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今后则是如何进一步完善的问题。而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发展民有经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等方面内容才能达到目的。而这涉及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政治文明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理解和探索。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通过构建和谐社会达到社会公正，通过依法治国、推进党内民主和提高人权和公民权利实现程度，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健康发展，而这些做法，完全与人类文明进程相吻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这说明，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为推进中国现代化步伐，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丰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丰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大贡献。

本书要探讨中国离现代化有多远，就必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等相关问题有一个明确的阐述。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必须通过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够实现。如果对上述内容在理论上缺乏明确阐述，不能有所突破，要加快中国现代化步伐，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困难的。中共十六大以来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方针政策，使我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对上述内容进行讨论之前，有必要对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作一个简要分析，以便我们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有着更为宏伟的视野，并有利于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一般认为，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运动，最初是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现代化运动，进而影响到欧洲、北美，最终影响到整个世界。而中国现代化曙光，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较之于英国工业革命，整整相差100年。

从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到新中国建立前的89年里，中国现代化运动一波三折，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连年的战争的破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也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如果这一说法得以成立，也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启动步伐较之欧美发达国家整整推迟了两个世纪。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经过了近十年的发展，20世纪60～70年代经受了重大挫折，特别是“文革”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使中国现代化进程重新启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加速，实现了整体推进。到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进人世界前六位，人均GDP达到了800多美元，实现邓小平在20世纪80代初制定的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的奋斗目标。到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8．23万亿人民币，按美元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了2．2617万亿美元，进入世界前四位，人均GDP达到1726美元。中国经济实力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推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现代化内涵。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则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

从1860年洋务运动到现在，即公元2006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已过去了146年，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洋务运动至清王朝跨台，辛亥革命至国民党结束在内地的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结束，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到现在。

一、洋务运动——中国现代化曙光

1840年的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在西方列强大炮的轰击下，长期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被迫敞开了大门，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种种特权在中国办起了现代商业、金融、交通、电信、工厂和矿山，西方列强的“奇技淫巧”使中国人认识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刺激了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加速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解，兴办工厂、矿山等现代企业又直接为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提供了模仿样板。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所以机器生产的采用便是现代化最初标志。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借助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工商业，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

把中国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如果说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那么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算很晚。现代化始自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而日本现代化步伐与中国处在同一时期，始于1866年明治维新，比英国整整晚了一个世纪。俄国废除农奴制是1860年，德国的统一是1862年，这些国家也大体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百年后开始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与中国属于同一时期。此时，中国的主权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挑战，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只限于自由贸易方面，此时，中国开始现代化步伐是完全有成功可能的。但是，从1860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89年时间里，中国现代化步伐步履艰难，国力严重衰退，积贫积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一降再降，沦为西方列强欺侮的对象，原因何在?我们从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也许可以寻找到近代中国衰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中体西用”。洋务运动具有明确目标，引进西方技术，以求“御辱自强”，借助西方技艺寻求抵御西方的富强之术。这一点鲜明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起步的性质，是一种防御型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出于防御西方列强侵略的直接现实需要而被迫发动的。但这种防御型的现代化，由于一开始就没有触及自身制度的改革，虽然西化其表，但内在实质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由于中国传统社会自身的衰落，这种衰落应当看作是整体性的，最主要的表现是政治腐败、思想专制，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的代谢能力和活力机制。在面对社会各阶层不断提出的变革要求和外部世界对中国传统社会冲击情况下，实行了有限制的现代化，采取政府可以接受并可以为政府所控制的方式，这种现代化仅仅局限于一些经济和技术领域，有时也可能涉及政府的一些行政领域。其判别标准是，是否对维持现存的社会制度产生负面影响。但由于这种“有限制的现代化”没有触及或很少触及封建专制的基础，而中国社会的整体衰落正是表现在封建专制的基础已经溃烂，因而即使有华丽的现代化外表，也难以阻止整个社会的衰败。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发生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的舰艇规模和武器装备在世界上已经排到第6位，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向西方学习的成果，表面上看已是轰轰烈烈，十分壮观。但历史事实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朝外交大臣李鸿章不得不亲赴日本的马关，签下了令国人蒙受耻辱的“马关条约”。日本多年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直是中国的学生，现在学生却打起了老师。“马关条约”除了赔偿2亿两白银外，还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对中国来说确实是奇耻大辱，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觉醒的契机：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但中国却没有因此强盛起来，而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小学生的近邻日本，只是在近30年内实现明治维新，就打败了千年老大的中华帝国，并获割地赔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要强盛，必须变法图强，103天的维新变法应看作先进的中国人试图通过变法促使中国强盛所作的努力。维新运动推出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对现行的皇朝行政体制进行大幅改革的方案，就是废除八股，变革科举，兴办京师大学堂，因而维新也成为了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但这场维新运动由于涉及皇权基础，涉及权力斗争，只实行103天就流产了。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却相当广泛和深远，清王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已经不能再按照原有的统治模式运行了，不变革整个大清王朝就要瓦解了。这一阶段后期清王朝实行的新政改革，应当看作是清政府为挽救已濒临绝境的腐败王朝所作的最后努力，也可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世纪挽歌。

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即1901年1月29日，曾经残酷镇压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慈禧太后在西安的流亡途中，发布了进行变法的上谕，开始了史称“新政”的变法，也是为期十年立宪运动(1901～1911)的开始。新政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实行军事改革，筹饷练兵，兴办军事学堂；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等。特别是教育改革，通过废除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鼓励学生出洋留学，成为对20世纪以后的进程有着重大影响、深刻而持久的一项改革。仅以教育改革为例，鼓励出洋和建立新式学堂，造就了一代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这批新式人才的出现，不仅没有维护原有秩序，反而成为古老的旧制度的掘墓人。新政的实行，本意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新政的实行，却释放出社会变凯在任时制定有关经济法令80多件；再比如，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统一铸造银币，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等等。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宪政建设方面，如果与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相比较，北洋政府时期显然有更多的体现。现有研究表明，这一时期，民主政治有了一定的进展。北洋政府在其执政的十几年中，被动地逐渐形成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虽然很不完善，但对当政者的权力也形成了一定制约，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民主权利。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史上，这应当被看作一次民主政治试验，并在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特别是宪政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北洋政府在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方面，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一是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 《中华民国约法》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无论是袁世凯的I临时大总统，还是段祺瑞内阁，当时的国会都有在一定程度起到监督政府、限制权力的作用。

二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一定的尊重和保障。这一时期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都赋予人民较大的权利和自由。 《中华民国约法》第五条到第十条都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如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这就使人民在法定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虽然法律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并没有在实践中全部落实，但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尊重，这在以往的历史时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三是司法独立体制得以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都明文规定了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 “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同时也对法官自身权益的保护作了详尽规定。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回顾和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剖析可以看到，司法独立原则，不仅写在宪法中，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

四是言论自由得到一定的保障。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时报》的创刊，并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说明人们利用言论自由对政府所进行的合法监督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与国内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与允许民间办报、言论相对宽松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应当认识到，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特别是宪政有了一定的进展，但这绝对不是北洋政府的恩赐。实际上，没有哪一派军阀真正想赋予人民权利，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律也没有一部真正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自由，但现实的情况是，人民却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了一定的权利和自由。原因何在，就是在于权力的制衡。而这种权力的制衡，正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精髓。政府的权力受到议会和司法机构的制约，由于共和思想深人人心，由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的努力，北洋政府很难在国会为所欲为。虽然这种权力制约，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有限的，但已使当政者滥用权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制度永远比人重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无疑是关键的一环。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巴黎分赃会议，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明统治阶级已不可能再按照原有模式进行统治了。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从广东开始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用不到三年的时间迅速击溃了北洋军阀的直系和皖系势力，并在1927年将南京作为首都建立了全国政权，1928年张学良在沈阳改旗易帜，宣告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

南京政府统治中国的时间只有22年，这一时期，内战频繁、外敌人侵，虽然在此期间，也有一个短暂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1928～1937)，被台湾的国民党人称为金色时期(golden time)。但这一时期毕竟太短。即使在这一时期，也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儿一八”事变，中国的领土被侵占。此外，蒋介石与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如蒋冯阎大战、两广事变、福建事变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爆发的全面抗日战争(中国东北则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国家的基础设施几乎遭到彻底毁坏，国家元气大伤，国力也迅速下降。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中国的英勇抗战，包括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与美、英、法四个战胜国被称为世界四大强国，但这也只是从战胜国这一角度而言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对外国列强的较为完整的胜利，中国由此而洗刷了百年的耻辱。历史给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一个极好的机会，就是和平民主进行战后国家建设。但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要实行专制统治，容不得共产党的存在，进而挑起了为时三年多的全面内战，战争使中国几乎成为一片废墟，中国国力进一步衰败，中国现代化进程陷人停滞和倒退。

与北洋政府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自由民主方面，是大大地落后了。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长期以“剿共”为借口，压制社会舆论，维护个人独裁，人民的言论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南京政府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值得回味的遗产。

对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来说，38年中华民国统治中国历史，中国现代化进程步伐极为缓慢，整体停滞不前甚至在一些时期属于倒退阶段。 三、理想和激情充斥的年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自此，中国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有了一个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并开始了现代化全面建设时期。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的是战争留下的一片废墟，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很小比重，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资料显示，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而当时亚洲平均水平是44美元，亚洲的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是57美元，中国不及印度的一半。因此，解决几亿中国人吃饭穿衣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一个新中国是充满信心的。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短短几年时间，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仅用三年时间就清理了战争留下的废墟，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战前最好的年份——1936年的水平；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公认的弱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和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打了三年，最终打了个平手。这对遭受百年耻辱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鼓舞，对一个弱国来说这不是平局，而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因而极大提高了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特别是苏联帮助援建的156工程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但危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潜伏着。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各民主党派签订的作为临时根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它的灵魂是新民主义，而社会主义则是将来的事。 《共同纲领》明确宣示，要“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但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翻了《共同纲领》的明确规定。因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在三年之内消灭私有经济，实现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从而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后的事实表明，新中国历史上“左”倾的弯路正是从1953年放弃《共同纲领》开始的。

毛泽东的名言是：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短短几年，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为毛泽东这句名言作了很好的注解，因而极大鼓舞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劳动热情，人们试图用更好更快的方式实现国家的富强之梦，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而这种更好更快的方式，毛泽东认为就是“大跃进”。

毛泽东认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不能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这种思路无疑十分有气魄，也确实鼓舞人心。但打破常规，不在别人后边一步一步爬行，如果意味着不遵循客观规律，而是盲干瞎干，则这种气魄只会给工作带来损失，给人民带来灾难。在毛泽东描绘的蓝图中，共产主义不是很久远的事，已经就在眼前。千百年来，人们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是“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而大办食堂、大炼钢铁，正好与人们千百年来脑海中的“大同”理想极为吻合。因而大办食堂、大炼钢铁、高产卫星就成为“大跃进”时期的主要特征，人们为美好社会的即将到来而充满激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人们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但激情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毕竟不同于理性和科学。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食堂的恶果到1959年年初就已显示出来了，以后的几年里，工农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恶果继续扩大，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几亿人民生活陷入巨大困难之中，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态环境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三年自然灾害”，几乎可以说就是人为灾害，几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河南信阳、安徽淮北等重灾区人口大面积死亡，已成为共和国57年历史上至今不堪回首的一页。

“大跃进”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但悲剧在于， “大跃进”的失误原因没有得到很好总结，这种急于求成、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最后却归因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修正主义的背信弃义、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阻挠所致。由于“大跃进”在指导思想、目标选择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很好总结，一到比较顺利的情况下，这种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又会跃跃欲试。当经过三年的调整恢复时期，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时，一场人为的动乱开始了。“文革”的十年浩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其严重程度又超过“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又一次遭受到严重挫折。

在毛泽东看来， “大跃进”之所以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党内阻碍所致，而要消除这种阻碍，实现他的社会理想，就需要通过“文化革命”这种形式，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用现在的观点看，“文化革命”完全是一场反现代化的运动，“文革”几乎对一切现代化的东西，包括内容和形式都采取了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并且，这种反现代化的做法得到了多数中国人的认同，这是很值得人们沉思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它不是一种社会进步，而恰恰是一种倒退，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探索实现现代化途径，最终采取了反现代化的形式，为何会产生这一结果，由于对“文革”的清算很不彻底，其中的原因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几乎延缓了20年。当然也不能把这一时期说得一无是处，毫无成就可言。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仍然在各种曲折下取得了一些进步，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基本上在这一时期得以奠定。但更应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前后的20年，正是西方主要国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20年，也是主要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的20年，正是在这20年里，原先与中国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与中国拉大了距离。亚洲的“四小龙”，也几乎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它们的迅速发展时期。也就是说，虽然中国现代化进程在这一期间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与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在这一期间是落伍了，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更大了。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仅延缓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也阻滞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只允许有一种思想，并且，一个人的思想成为全国人民的思想。由于言论的高度垄断，任何不同意见、不同声音都是不允许存在的。人民的言论自由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四、向现代化整体推进 在人类历史上，重要历史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巨大。而28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影响21世纪中国的历史。因为自此以后，中国开始了向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所谓向现代化整体推进，是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现代化进程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现代化，还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而且这一进程几乎没有中断，到目前一直处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中。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中国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的伟大构想，并把到20世纪末期的中国现代化目标具体化为800美元、小康水平。按照邓小平的提法，中共十二大、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并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2000年，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已在90年代初实现，第二步已在1997年就已经实现，第三步，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步也正在努力实现。

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其发展目标是逐步清晰和明确的过程，也是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人们的积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必然涉及发展目标的选择，涉及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改革，如果在这方面没有重大改革，而是按照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要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不现实的。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仅明确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规划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每一关口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邓小平的伟大贡献，突出表现以下两方面：

1．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相容的

1991年，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一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经过73年实践后宣告解体。而自1989年以来，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烈演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这表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经过70多年轰轰烈烈发展并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政治制度，已经陷入低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持续了70多年时间，由于苏东演变而宣告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获得胜利而结束。

在苏联东欧剧烈演变期间，中国政治舞台也风云变幻。1989年“六四”风波后，人们在思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究竟向何处去?一些人曾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完全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中国要避免走苏东的道路，就应进行反和平演变。但仅仅通过反和平演变是否就可以避免走苏东的道路，苏东演变难道仅仅是西方社会和平演变的结果吗?

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陷入低谷时期，中国又一次面临重要选择，是继续深化改革，还是固守原有的僵化体制，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并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南方谈话把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问题，加以集中提炼，突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这两条。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两个讲全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了系统的概括；又在当时的形势下，有针对性地重申和发挥了他许多一贯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即“摸着石头过河”所作的一系列探索作出了历史性的总结。这是邓小平留给中国人民的巨大政治遗产，也是邓小平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找到了一条正确运行的轨道。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就使中国与国际社会有了共同语言，加入WTO，按照WTO制定的规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经贸往来，表明中国正在迅速融人国际社会并为国际社会所接纳，中国现代化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

在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90年代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应看作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正陷入低谷时期，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种种措施，并对20世纪社会主义重新定位。这一谈话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结束了多年徘徊，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泥坑走了出来，并将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引上了新的轨道，也就是对于在原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创造社会主义新因素”这个问题作出了正确回答。邓小平南方谈话表明，在社会主义百年实践和探索过程中，终于承认和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市场经济、私有经济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伟大论述，就使社会主义再一次回到了现实，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理论支撑作用。中国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获得的迅速而健康的发展，必然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并就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保护私有财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明确阐述。可以这样认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定，是邓小平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将会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2．全方位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所说的现代化不仅指的是经济现代化，还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所谓向现代化整体推进，若仅仅指经济现代化，是谈不上整体推进的。

毛泽东20世纪60年代初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说：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相对于工业化，是一个进步，但它仍然侧重于经济和科学技术，属于传统现代化概念。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对新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逐步地提出来。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现代化。这三个方面三位一体，不可偏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呵以说，邓小平的这段讲话准确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据此，中共十三大首次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富强”主要体现为经济现代化的要求，“民主”主要体现为政治现代化的要求，“文明”主要体现文化现代化的要求。于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由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变成“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整体现代化，使中国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更加完善、科学。中共十六大提出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小康社会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发展阶段，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际就是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共十六大的这一提法，实际是中共十三大提出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化的具体化和延续。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化内容。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如何与社会主义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对此问题作出回答，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也没有明确阐述。因此，如何用邓小平理论科学地阐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说明中国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恩经典作家所描述的“未来社会”的区别；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一般”的关系，以及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原理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这样一系列问题，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因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进一步建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实践就对这样一些问题提出强烈呼唤，迫切要求在理论上给予说明。不然，就会极大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最终延缓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际上也提出了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这样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

中国在从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如，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的大面积腐败，公民的权益表达机制不健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地区发展不平衡，三农问题和城乡间的二元经济结构，等等。此外，改革开放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比如，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影响了社会和谐，也直接涉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究竟要建立怎样的经济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比如，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制衡体制，如何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如何建立适合中国特点同时也适合政党运作规律的政党制度，如何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等等。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提出，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做到这一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才能达到。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到了这一步，该如何继续向前走?在这一方面，历史和现实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其主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认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一表述应当看作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最新发展。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认为，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为此，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较为清晰地勾画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今后十几年的发展蓝图：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  ——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

——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如果将28年改革开放进程划为两个阶段的话，邓小平南方谈话则是划分这两个阶段的标志。按照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中国正在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化四方面内容。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市场经济体制缺乏理解，对市场经济的精髓——个人利益作用原理以及通过“看不见的手”对个人利益调节等基本原理和规律缺乏认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正是建立在这些基本原理和规律基础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制衡和权力监督缺乏足够认识，对政府职能转变和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缺乏深入理解，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如何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理论上准备不够。因为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理论基础、运作规则和建立在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上的道德伦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必然影响中国建立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也必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实际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路已经十分明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充分尊重个人利益基础上，以民营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通过政治制衡、新闻监督、充分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通过公民权利的实现以达到维护社会公正，中国才能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进一步加快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中共十六大以来，对上述一系列理论问题已作出了一些阐述。因此，深刻领会中共十六大以来一直到十六届六中全会一系列文件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些文件精神，不仅会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体制的完善，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步伐，也将会极大加快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笔者近三年断断续续的研究结果。

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特别是1992年明确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大大加快了中国现代化步伐。28年来，中国现代化步伐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奇迹。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在重新改写世界政治版图，并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在急剧转型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对政府管理和执政党自身能力提出挑战。作为第一批恢复高考后的77级大学生，我们与改革开放一同成长。特别是所学专业又是经济理论，对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以及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当说比他人有更多的感受和思考。如何适应这种挑战，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架构，涉及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何为社会主义、何为市场经济体制等诸多理论问题。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从中共十六大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所出台的一系列大政方针、政策措施，已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很好的解答。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中共十六大以来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学习，对上述诸多理论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推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建设，进而推动中国整体现代化步伐。

但这种探索需要有厚实的理论功底作为支撑。笔者长期在国家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和咨询研究工作，只是近年来才对上述问题有所涉及，自身理论储备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本书的缺陷和不足也在所难免。如同笔者以前出版过的所有的著作一样，不求体系完美，只求对读者有所触动，有所启发。并不是书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有答案，也并不是所有的观点和答案都是正确的。如果观点和答案不正确，也希望读者能够宽容和谅解。在涉及这一问题时，突然想到美国学者布朗。

1994年，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布朗以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轰动世界，更轰动中国。布朗的结论是，在1990年至2030年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世界市场粮价将大幅度上升。布朗认为，中国的粮食危机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

布朗的观点在中国几乎遭到一边倒的抨击。不幸的是，布朗90年代末对中国环境问题的预测，几乎全部得到了验证。布朗所称的人口增长、土壤恶化、水资源短缺以及粮食增长率的递减，现在看来都面临严重的问题。相对于布朗的研究结果，人们似乎对其动机更感兴趣，而不是考虑，这样的研究结果，是否有一定道理，是否可以作为一种警示。十年过去了，2005年3月，布朗对中国经济模式再次提出警告：如果中国粮食结构、能源结构不改变，中国人均数字赶上美国目前的水平，只会给世界的资源和环境造成“严重的灾难”。与十年前不同的是，尽管中国反击的文章仍然不少，但更多的人开始以平常心看待布朗的警告。而这种平常心，正反映出中国本身的进步。对一些不同意见，包括有可能是错误的意见甚至是敌意的观点，多一些宽容和尊重，多一点反思，应当看作中国近年来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建立和谐社会题中之义和基本要求。因为只有宽容才有和谐。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和查阅了中国市场经济决策信息咨询网络所出版的内部资料《特供信息》、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南方周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时报》、王梦奎主编《改革攻坚30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等报刊文章和理论书籍。由于所涉及的文章较多，书中仅列举了主要考虑文献，有一些参考文献，可能有些遗漏，有些参考文献也没有一一列举。谨向所有本书参考文献的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近年来对现代化研究有所涉及，前后出版了《北京离现代化有多远》和《中国现代化研究》两本专著，此书可以看作笔者近年来对现代化研究的一个小结。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宣言”，试图就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则、特征和原理进行阐述，并论述三者的结合。

经过改革开放28年的发展，中国正在大步融入世界，并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中重要一员。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包括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增长，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实现等，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的贡献。中国在大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应当看作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要我们对目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着清醒认识，并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积极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中国的发展将会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先后涉猎了大量的问题，有相当多的一些问题，在过去的三年中已经得到解决或正在解决，这正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步伐正在加快。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关注和支持，知名学者马仲良、房宁对本书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我所工作的单位——北京社会主义学院也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支持，借此向所有关注和支持本书出版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作者

2006年10月20日于北京西城马甸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