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讲坛，权威学者，民众话题，框架严密，百家争鸣！

这里是自由的、思想的论坛；这里是思想的盛宴、学术的殿堂；这里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园地；这里没有任何偏见，强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是大中华文化圈的学者阐释独特思想、展示最新学术成果的传播平台。

让经典学术走进民众视野，我们不愿给学术披上盛装，因此极力避免与那些总是乐于用曲高和寡诠释学术的人遭遇。我们要做的，恰恰是把在暗室尘封的理论搬入广场，放置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之中。学术应该是透明的，像阳光一样，照亮大多数人的生活。

通过此书，读者可以获得国内外最权威的专家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和新世纪人文、自然科学最新动向资讯，领略到国际一流大师框架严谨、大气磅礴、引人入胜的演讲风采。

由于国际一流大师经常出现在节目中，比如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世纪大讲堂》显得大气满城。名校名师风采相继得到公平展示，《世纪大讲堂》也就变得内容磅礴，框架严密，百家争鸣。加上主持人游刃有余的穿插，化淤节于瞬间，使得如此严肃的节目中有了会心的笑和毫不拘谨的交流。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使《世纪大讲堂》出人意料地在一个极不起眼儿的非黄金时间，迅速蹿升为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之一。

本书为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之一——世纪大讲堂之社会卷。

刘长乐 为意外的成功作序

　　——写在《世纪大讲堂》结集出书之日

贺卫方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司法改革

张维迎 市场秩序的信誉基础

房 宁 反思全球化

清 崎 金钱未必使您富裕

王恩斌 中国农村发展的困局

仲大军 中国：选择效率还是选择就业

李 强 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

杨明杰 国际危机管理

李培林 是什么改变了你的社会位置

郑也夫 中国的信任危机

葛剑雄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林毅夫 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周晓虹 中国中产阶级：现实抑或幻像

汤 敏 大学生就业为什么这样难

郑功成 民生问题与小康社会

许纪霖 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许 燕 现代人的职业枯竭与心理健康

任剑涛 和谐社会的理想与现实

景德样 在西方道路与东方道路之间

郑日目 灾难应对与心理健康

黄 平 人口流动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陆学艺 农民工问题的由来与解决之道

曹锦清 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

吴忠民 中国的发展呼唤着社会公正

中国古代人不知道什么叫法官，我们只知道包公。你们知道，包公并不是一个法官，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官。包拯这个人是集行政官、司法官、检察官、会计师等等于一体的一个角色，在中国古代并不分这个、那个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制度的设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到一个城市里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法院，独立的法院；中国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一整套的法律体系。我们今天的法律，在座的各位，了解法律的人都知道，《民法》、《刑法》、《婚姻法》、《宪法》等等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中国古代没有，我们就有一个“唐律”。“唐律”是一个很综合性的法典，所有的法律尽在一部法典之中。而今天的社会，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所以在过去的100年中，中国的法律制度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变化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我们今后制度的发展。当然中国过去的100年，我们的社会并不平静。

回首我们过去100年的时间，也许我们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有一种相对和平的从事制度建设、法制建设的时间。百多年来，我们真正有用的时间是30年，我们空耗了太多的时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建设我们的法制，建设法制的道路可以说持续了20多年，构成了我们未来的一个世纪法制建设的良好的基础，可以说过去我们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大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都在关注，都在思考，中国的法制在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之中，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它对于中国现实的问题是否能够真正地加以解决，人民对法制的强烈的期望是否真正地能够在现实制度的演进过程中得以兑现。当一个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发现法律给了他一个许诺，如果你的精神、你的名誉、你的人身、你的财产受到了伤害，法律要提供给你帮助，我们把它叫法律救济。法律应该给你这样的救济，应当使不法的行为得到惩罚，应当使你的损害得以补偿。

但是到他真要到法院去打这个官司的时候，他会发现，到了法院里边很麻烦。比方说，流行的说法叫：“官司一进门，双方都托人。”如果不托人的话，老百姓心里边不踏实，他都知道，到法院打官司，有点像到医院去做手术，你没有点红包是不行的。你如果实在是不想送钱的话，当然送钱现在可能不算太多，你如果不想送礼的话，那么你至少要找一下关系，看看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是否能够搭上关系，诸如那个法院的副院长是我的娘舅家的小姨子她哥哥的妹夫，可以逐渐地通过这样的一种关系去找路子，使得他心里面感到踏实，能够使自己的案件获得对自己最有利的解决。

前不久，上上一期的《南方周末》又报道了河南出现的一个造假院长，那个院长造假案，造假档案，把一些不三不四、阿猫阿狗之类的人都搞到法院里边来当法官，但是这些人不来上班，人们都不认识，说这是在编的人员领工资，但是他们并不来办案的。这样的一种报道使得人们越来越对我们法官的素质产生了一种质疑，这样的法官究竟是否能够公正地审理案件?他是否能够用自己渊博、深厚的专业知识去对案件进行仔细的分析，进行一种恰当的判断，进行一种公正的判决?

另外，司法的程序方面，有许多方面你会感觉到非常奇怪的。比方说，对于法官私下跟一方当事人的接触没有多少限制。我们常常听说，什么“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他怎么吃原告、吃被告?就是说我们的法官特别容易被当事人接触，当事人很容易地请他到一些娱乐场所，到一些饮食场所，到一些歌舞场所，去吃饭，去娱乐。这种现状使得人们对司法的程序方面是否能够保证公正有所质疑。我们知道一个合理的司法程序，应该给予当事人双方平等的陈述的机会。

程序的不公正还包括，比方说如何限制警察的权力，如何限制那些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人的权力，避免刑讯逼供这样的行为在中国的司法界蔓延。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所谓的“毒树之果”理论，即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即使能够证明犯罪事实，也绝对不能够接受，因为这好比是吃毒树上长的果子，虽然看起来很美，很漂亮，但是这种果子你吃下去是要中毒的。这个时候宁肯排除掉这样的证据，放纵个别的犯罪，也不能够鼓励政府、警察的犯罪。因为政府和警察的犯罪是比任何个别的犯罪更可怕的犯罪，政府的权力必须得到严格的制约。但是我们今天的司法的原则呢?1个证据即使是非法获得，只要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也仍然可以被采用。当然我们对于刑讯逼供的警察和其他的官员要进行制裁，但是这样的行为无疑是鼓励人们刑讯逼供。现在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我们制度上很重大的原因。

程序上的公正性还体现在我们是否真正有公开的司法制度。司法公开的原则可以说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法律就明确地加以确立，审判必须公开。除了三种情况，一种是涉及到国家机密，另外一种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第三个是涉及到未成年人。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否真正是公开地进行自己的审判活动呢?尤其涉及到大案、要案、敏感案件，这样的公开性就退却了。在司法的程序中间，有许多问题是我们今天看得到的，感觉得到的，这样的司法不足以有效地保护民众的权利。

当面临着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司法必须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必须要改变不能够严格地依据法律的准则去适用法律条文，要解决我们的不独立的现状。虽然我们的法律都明确地规定了司法独立这样的原则，但是所谓的司法独立大致上还只是一个法院整体上独立于外部的干预，只是这样的一种独立。也就是说司法独立并没有规定法官个人的独立。但是，这样的独立原则，即使只是规定法院的独立，我们仍然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我们法院，大家知道，在人事方面受制于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命过程充满了一种地方权力的干预过程，地方权力决定了什么人可以当法院院长，而不是真正的依据法律规定的准则去任命法院院长。财政上，法院所有的钱，都要依赖于地方权力、地方政府。你们知道，美国的国父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从人的本性来说，对一个人的生存有控制权，就等于对一个人的意志有控制权。你的生存，你的饭碗在我手里边，觞的乌纱帽在我手里边，你敢跟我闹什么独立?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对中国司法的独立和司法的公正具有严重制约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法院在实际上受制于地方权力的控制。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改变法院内部的某些管理制度。我们的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大家知道，西方有一个“三权分立”的学说，这样的学说我们不大喜欢，我们觉得“三权分立”最后就是三个政府，不大讨人喜欢。但是我们知道“三权分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说，这种学说的重要性，在于它提醒我们注意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的相互独立，在一个国家里面之所以分割为三种权力，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学的意义。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意义上的分工，法官的选任必须要有严格的标准，没有这样的一种标准的话，司法的品质就得不到提高；这样的标准在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法制发达国家里面，都明确地规定了，必须是受过法律的高等教育，并且有长期的职业历练的人才能当法官。

P4-7

为意外的成功作序

——写在《世纪大讲堂》结集出书之日

凤凰卫视公司董事局主席 刘长乐

当我们决定创办《世纪大讲堂》节目时，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们找不到任何范本。也就是说，把学术直接搬上电视荧屏，尚无任何的成功先例。我们只是觉得，让现实世界了解学术思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多是尊崇实践大于尊崇理论，而理论指导生活发生的频率实在太少。我们重视的理论，多是对刚刚发生过的实践的仓促总结。而每一位走进过大学校门的人都知道，学院派理论绝不仅于此，它是丰富的，多元的，五彩斑斓的，引人入胜的，甚至它们之间也有着类似戏剧性的激烈冲突。假如我们把它搬上电视，至少是一部分读书人，可以离开书册之累，躺在舒适的床上，透过现代化电子传媒，了解深邃的理论世界。

于是，凤凰卫视同仁经过一番准备，于2001年元月推出《世纪大讲堂》栏目。

起初，我们只是觉得，把学术搬上电视，不管有没有人看，都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由于预见到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没有观众而失去广告商青睐，最终导致节目自生自灭，于是我们创办这个栏目之初，多少带有几分悲壮。但是我们成功了，这使许多同行——包括许多凤凰卫视同仁——大吃一惊。

我们的实际观众群，也大大突破了原先预想的范畴，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海内外学子和那些具有一定知识积淀，而又时刻关注着国家命运的观众。其间，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每个星期六都可以免费享受一次大学教育；正在大学工作或学习的人，可以不经过图书馆的烦琐手续，轻而易举地得知其他教授和其他学术领域的动向和观点；而已经走出大学校门的人，可以旧梦重温，不出家门，便听到久违的恩师或新锐学者对国家和改革的诤言。

由于国际一流大师经常出现在节目中，比如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世纪大讲堂》显得大气满城。名校名师风采相继得到公平展示，《世纪大讲堂》也就变得内容磅礴，框架严密，百家争鸣。加上主持人游刃有余的穿插，化淤节于瞬间，使得如此严肃的节目中有了会心的笑和毫不拘谨的交流。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使《世纪大讲堂》出人意料地在一个极不起眼儿的非黄金时间，迅速蹿升为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之一。到此为止，这个得到观众厚爱的节目，已经播出将近六年时间。所以，我们继续推出这部实录书籍，以慰关心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以好的建议的广大电视观众。在这篇简短的序言的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凤凰卫视同仁，说一声“谢谢”。有了大家的关爱，才有了这个电视学术节目出奇制胜的成功。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