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芝加哥商学院利奥·梅内姆得主大卫·兰德斯所著，是1990年美国出版协会商业和管理类最佳图书奖。在这本书中，作者从当前全球化和经济增长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构建了原有的观念体系，做出了颇具新意的阐释。

大卫·兰德斯所著的《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一书问世三十余年来，一直是欧洲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史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在现今这一新的版本中，作者从当前全球化和经济增长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构建了原有的观念体系，做出了颇具新意的阐释。在本书的开始，作者对发生在英、法、德三国的工业革命的特征、进程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做了经典性的描述，由此提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欧洲？随后他又勾勒出一部20世纪的经济发展史，其中涉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加速旧的世界经济秩序的瓦解所起到的关键作用，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的恢复和随之而来的空前的高速发展等。最后是结论性的断言，未来的欧洲和全世界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工业革命进程，才能保证自身的长久发展。

序

再版序

第1章 概述

第2章 英国工业革命

第3章 欧洲大陆的效访

第4章 差距的缩小

第5章 短暂的间歇和第二次浪潮

第6章 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

第7章 1945年后的重建和发展

第8章 结论

结束语

专业术语英汉对照表

欧洲是幸运的，在其技术革新和工业化的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其他方面协调一致的发展，从而在整体上避免了物质和精神成长不平衡所带来的痛苦。相反地，内部发展失调的例证令人怵目：如俄国农奴社会在彼得大帝强制下进行的西方化，爱尔兰在原始而贫困的农业环境下发生的人口爆炸，欧洲地中海地区在前工业化经济背景下的城市化等——最终收获的是死亡、人间悲剧和长久的怨恨。

虽然如此，工业化的欧洲同样有其成长的痛苦，不过，相对于某些加速现代化的极端例子来说程度较为适中，也没有经历技术落后的外部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非工业化社会中深重的贫困和苦难。首先，如果说工业化为所有人开启了面向舒适而繁荣的生活的新视野，它同时也损害了一些人赖以维持的生计，并将那些滞留在发展潮流之外的人抛进单调而暗淡的生活之中。变化本身带着一种魔性，它既创造，又毁坏，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人在工业革命中成为受害者。(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境遇可能会更差。)同样道理，工业革命，特别在其早期阶段，是自然倾向于扩大富人和穷人间的隔阂并加深雇主和雇工之间裂痕的，由此引发了灾难空前的深重的阶级冲突。并非工业革命造就了第一批真正的无产者，中世纪佛兰德斯和15世纪佛罗伦萨就已经成为丧失了土地的产业工人的早期典型，他们一无所有，惟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整个社会生产系统在不断培育出大量工厂的同时，也埋下了深刻的阶级仇恨。而在18和19世纪，工人阶级在人数上有了空前的增长，分布上也比以往更为集中。规模和集中导致了贫民窟的产生，阶级意识日趋觉醒，进而出现了工人政党和暴力革命万能论的主张。

与此相仿的是，工业革命也导致了社会权力结构痛苦的转型。虽然第一批资本家并非工业革命的产物，但它却培育出一个在数量和实力上均属空前的实业阶层。长期以来，在流动的商业财富的威胁下，土地财富的至尊地位一直未被颠覆。而如今新兴“烟囱贵族”的进攻却使它终于屈服。主要是由于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推动，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权力已取决于制造业及其同盟者——贸易和金融业的利益，而传统的围绕土地所有权的产业则降格为合作者，甚至被排除在政权之外。但在中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局面迥然不同：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贵族仍然把持着政府；商业计划被迫从属于大一统的权力目标，而不是被视为一体。但是，即便在这里，工商业资产阶级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影响力依然越发显著地体现在立法过程中，暴发户们也在不断突破为旧贵族精英分子所固守的社会特权和职业禁区。在19世纪，易北河东许多普鲁士骑士的特权领地(Rittergiiter)落人平民手中。从1870年到1913年，普鲁士军队军官中贵族的比例已由70％下降至30％。

然而，这样的胜利带来的通常是另一种挫败：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同血统优秀的贵族相比，或许更像一些势利小人；比起容克卫兵来，他们又显得生硬而傲慢。在英国和法国，新兴的业界精英与贵族竞争权力，而在德国，他们默默地接受了现实，出卖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只换来一锅添加了鼓励工商的立法行政佐料的沙文主义杂烩汤。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被收买的命运，事实就是如此。而权力、地位的平衡正悄然在各地发生偏移，或多或少地从旧式土地贵族转向新兴的富有的工商业主。

这一趋势有两个主导因素：贵族阶层与全国大部分人口的分隔状态以及乡村势力在国家生活中的总体衰落。部分地(虽然仅仅是部分地)是由于工业化的原因，传统的土地占有体制，连同其中残余的封建特权和固守的公共权利，都被一种仅限于“密封包裹”内部的完全所有权所代替。一些传统封建家长制下的“庄园主”特权渐渐隐退了，有的地区甚至采用了强制手段实现这一转变。更重要的是，乡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苍白乏味：一方面，大量的移民涌人城市，蹂躏了城市的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工业则大举侵入农业区域——可怜那葱郁的山谷！

工业无产阶级不断壮大，工业资产阶级兴起并与旧贵族合流；农民对城市诱惑的抵制渐渐衰弱，开始适应新的竞争方式和新的耕作规模——所有这些趋势都在诱导着观察家们预想一个极端化的社会：高度的贫富分化出现在大量的被剥削的工资收入者和一小部分占有生产手段的剥削者之间，并正在无情地扩展和强化之中。任何一次技术上的进步似乎都对独立的小型经营者造成了伤害，他们在冷酷无情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生存下去。

            P7-P8

    序

我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颇有些历史。时间可追溯到1954年，当时M．M．波斯坦(M．M．Postan)教授邀我为《剑桥经济史》撰写关于西欧技术革新和工业发展史一章。我很快便被这一庞大的主题所吸引，并以一名历史学家的方式投入其中，致力于将各种纷繁的线索编织成天衣无缝的网罗。当笔下的历史延伸到1870年左右时，我感到有必要就此收尾，因这时欧洲大陆上的各主要工业国已成功地实现了自身发展的突破，建立起现代的经济体系，并随时准备与英国展开平等竞争——况且，我已大大超出了编撰计划中最初分配给我的篇幅。但即使如此，《剑桥经济史》的主编们仍认为，由于我负责的章节所在之卷目已计划包括关于20世纪的内容，故我应在时间跨度上与整卷保持一致，便需增补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的内容。此时已是1958年。1960年我完成了增补部分的草稿，其后再经1961—1962年略加修订，全部论著终于在1965年于《剑桥经济史》第六卷中面世。回顾整个出版历程，真可谓是一次漫长而痛苦的分娩。

这一章文字很长，足足有一本书的篇幅，我便想，何不将其单行付梓呢？许多读者亦有同感。纵然，由于《剑桥经济史》全书编辑的需要，欧洲经济发展中关于农业、交通、人口等方面的内容被放在别的章节中做了专门叙述，但仅就“工业发展”这一特定专题而言，我的那段文字是可以独立成篇的。况且，针对欧洲工业革命的进程作整体性的概括并展开真正比较意义上的研究，也是当前学术界的迫切需要。在此课题上，最新近的英文著作不过是美国大学中正在使用的经济史教科书，而教科书与阐发性论著在使用目的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且这些教科书的论述范围无不囿于二战以前。对大多数并不十分宽裕的学生而言，《剑桥经济史》第六卷(共两册)实在过于昂贵，因而将“工业革命史”部分摘出来以较为廉价的单行本出版，显得十分必要。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甚为开明地接受了我的看法，并鼓励我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

新版本的规划立刻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一种方案是，遵照出版社的愿望，续写现代直至当代的工业史内容，使本书跟上时代，增强其实用性。这势必需要再次开展大量研究，再次撰写大量文稿，而此时我正被各种学校的、个人的新事务所缠绕，相比以往更难抽出时间。另一种打算是，着重于改写原有的内容，以反映自上次成书迄今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而由于过去几年内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日新月异，实现该计划同样十分艰巨。因此，无法避免的事实是，无论我选择从哪个方向入手，都不可避免地将大大地贻误出版的时机。

我最终选择了前者，准备把书中的故事一直说到我们眼下的时代，对于本书所面向的特定读者群来说，这样写显然有助于满足他们的需求；况且，在原书的基础上推出一个完整的修订版，也是我素来的心愿。我要做的不只是根据晚近的事实和研究成果的需要增补和修改现有的内容，还要扩展地域上的视野，即较以往更多地对那些处于西欧工业边缘地带的国家给予关注，如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荷兰、地中海沿岸诸国以及那些一度曾被纳入奥匈帝国疆界的国家——比起撰写1914年之后新的各章内容来说，这一计划的工作量恐怕更为庞大。同时，我对论述英国工业革命的部分做了一些改动，因为这是成文最早的一部分(初稿可溯至1957年)，且多年来该领域的研究一直非常活跃并富有成果。这一改动并不等同于系统性的改写，对各章处理的轻重也不一致，毋宁说只是反映了我一些特别的兴趣。其他的部分除纠正一些事实引述和排版印刷上的错误之外，仍保持原样不变。

由于原著最初是作为《剑桥经济史》的一部分出版，故对于撰写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许多机构和个人，当时未能在书中表示感谢。到如今，需要致以谢意的名单更是长了许多，所幸我终于有这次机会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由于担心篇幅太长，以及因难免遗漏而有失公允，故而我无法——列出那些帮助过我的人的姓名以及他们对我的批评和建议，而只能说，我已从他们的学识和智慧中受益匪浅，他们不愧为历史学、经济学、经济史和其他相关学科最为优秀的人物，无论现在这本书有什么价值或缺点，我敢断言的一点是：它一定会大大优于我在闭门造车的状况下所能写出的同一本书。借此机会，向所有就此书帮助过我的友人和团体致以谢意。

由于许多研究机构和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才得以从事这项工作，并能与其他学者一同生活、交流，在此谨对这些组织表示感谢，它们是：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是在这里组成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团队之一，并开展了长时期的对话与协作。我在1957—1958年是其中的一名成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业关系研究所、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哈佛大学技术和社会研究课题组(在哈佛我曾有幸加入这一跨学科的研究小组，在其中深刻地领会了当代技术革新的过程和特征)以及两个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的非正式宴会团体——一个是伯克利和斯坦福的交流会，另一个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联合兴趣小组。在所有这些团体背景中，我一直得到热诚而率直的批评指正，而这恰恰体现了真正的友谊和客观公正的学者精神。

最后，我还要特别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弗利茨·斯特恩(Fritz Stern)教授和纽约安贺&布莱施罗德公司(Arnhold and S．Bleichroder)的布伦纳(F．H．Brunner)先生表示感谢。他们已约定和我一道从事另一研究项目——“S．布莱施罗德的柏林银行”的准备工作。由于我在一项规模大大超出预期的工作中投入了太多的自由时间，以致令他们付出宽容而耐心的等待。但愿我能对他们有所报偿。

            大卫·兰德斯

              1968年4月

             于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