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有家书，也有故事。

丰富的图片和娓娓动人的文字，不但告诉你一个普通华侨家庭的发展历程，还把你带到古巴，带到中国第一侨乡，考察那儿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古巴既遥远又神秘，加勒比激情在熊熊燃烧；而中国第一侨乡，就在开放改革前沿、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

家书本来是私密的东西。但古巴老华侨越来越少，数十万古巴华裔中文程度有待提高，新移民多借助电子通讯，来自这个遥远国度的中文家书变得稀缺。在世界上，20世纪50—70年代是一个冷战、动荡的年代，而在中国和古巴的社会舞台上，也演出了许多精彩绝伦的活剧。我想，如果把它稍加整理，可能就是一份有价值的华侨史料。如果再多花点工夫，说明背景，演绎有关的人物故事，则或许还会引起读者回忆往事的兴趣。中国读者可以随我神游古巴，海外华侨华人读者则可从中了解中国侨乡。

前言

1.读书人本色（1952年4月）

2.香港地少人稠（1957年12月）

3.古巴新政府成立（1959年4月）

4.关于终身问题（1959年4月）

5.有侨胞从广州回古巴（1961年5月）

6.回国手续如何办理（1962年5月）

7.处境与愿望（1963年4月）

8.要节俭、勤奋（1963年10月）

9.古巴蔗糖减产（1964年4月）

10.人生终有一别（1965年2月）

11.今年古巴粮造丰收（1965年4月）

12.关心岳母妻妹（1965年5月）

13.古巴局势仍未转好（1965年9月）

14.古巴与美国协议（1966年1月）

15.中古岐见似乎缓和（1966年5月）

16.非常挂念（1966年8月）

17.我仍在工作（1967年4月）

18.为“文化大革命”不安（1968年1月）

19.归家心切（1968年8月）

20.退休金仅可糊口（1968年8月）

21.望眼欲穿（1969年1月）

22.勿过分悲观（1969年4月）

23.关注祖国新闻（1969年5月）

24.回国观光非常困难（1969年8月）

25.鼓励研究学习（1969年8月）

26.列强国家未敢轻易发动战争（1969年12月）

27.在社会（主义）国家（1969年12月）

28.靠自己创业（1970年3月）

29.继续找寻办法回国（1970年9月）

30.姨丈在秘鲁去世（1971年1月）

31.古巴糖产为国家命脉（1971年1月）

32.细心培养儿女（1971年5月）

33.世界和平可能一大变化（1971年10月）

34.关于运载老侨回国（1972年6月）

35.关于华侨财产继承（1972年7月）

36.收到证明即交中华总会馆（1972年10月）

37.如果我生命许可……（1973年3月）

38.心系家乡（1973年9月）

39.教育儿女长大自然有出路（1974年3月）

40.古巴医疗、教育、技术发展迅速（1974年3月）

41.小孙写得优秀文章（1974年12月）

42.侨汇与回国：家书贯彻始终的主题（1975年4月）

43.永远飞扬的余波（1975年6月）

参考文献

附录1.台山朗永隆村黄宝世家族繁衍示意图

附录2.书中资料索引

附录3.编后感言

后记

1952年6月1日，古巴举行新的大选。当时古巴革命党(真正党)等三大政党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民意测验表明，古巴人民党的阿格拉蒙特将有可能赢得胜利，而联合行动党的巴蒂斯塔没有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三四十年代曾经掌权的独裁者巴蒂斯塔，在美国的支持下于同年3月lO日策动军事政变。政变上台后，公然再次实行独裁统治。巴蒂斯塔政权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古巴人民的强烈反抗。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等一批热血青年在东部城市圣地亚哥发动了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武装起义，试图推翻独裁政权。

而在中国大陆，此时广东的土地改革也正如火如荼。在我们乡下，农民很快发动起来，划出了一批华侨地主。台山人多地少，历史上是缺粮县，大约1／3的粮食要从东南亚进口，大部分华侨地主拥有的土地并不多。他们大多的情况是：经过1942—1943年大饥荒教训，台山人认识到粮食的重要性。抗日战争胜利后华侨纷纷汇款回家，或趁回国探亲的机会，买田置地自耕或出租，以求得粮食的保障。没想到事隔几年，就当上了“华侨地主”，因为当时是以侨汇收入划定阶级成分的。据统计史料记载，全县被划为地主或富农、受到斗争和清算“剥削账”的侨眷有6 453户，还错杀、错斗了一些侨属。这是一些外来土改领导干部不理解华侨的实际、执行政策过“左”造成的。。多年后，虽然努力落实华侨政策，给华侨地主、富农摘了帽，但这么大的打击，在华侨心中留下的伤痕，实在难以抚平，这无疑挫伤了华侨、侨眷建设侨乡的积极性。

我家的“阶级成分”，被定为“华侨工人”。这个家庭成分，在20世纪的数十年里对我有过非常直接而微妙的影响。

父亲信中说到的“投考中学”，是指1952年2月我考入台山第一中学初中部。放榜那天一大早，我就从家乡锦朗乡永隆村步行8公里到学校去。高、初中400多人的录取名单用毛笔字端正地写在红纸上，张贴在公布栏。我到达的时候，已经围了好几层人。我钻过人墙，习惯地从榜首看起。看到第二十六名，“黄卓才”三个大字赫然入目。再细看几次确定无疑后，我抑制不住强烈的心跳，高高地跳起来，冲出人墙，向操场飞奔……初中部1．500多人考试，我能排列第二十六名，自己觉得相当满意。报考那天，我已经参观过校园，现在，我要为自己庆祝。于是我快步走出校园，来到城东路一家早已看中的单车出租店，租了一辆单车，骑回学校去。飞快的自行车绕着大操场兜风，一圈又一圈……突然，车子撞上了沙包，我从车上摔了下来，车把手在小腿上划出了一道血痕，给我留下了一个过度兴奋的教训。

回到家，我把喜讯报告了母亲。很快，消息在全村传开——黄泥头村出了第一个考入台山一中的“秀才”，这是一件大事啊!在这之前，还没有任何人能到县城去读书，更不用说是全县最高学府的台山一中了。村里的老人说，“风水佬应验了!”据说老祖宗山坟前面有一个水潭，名叫“猫儿洗面”，风水师说是我家的好风水，要出人才。但我心里明白，祖宗的福荫固然重要，后辈的努力更不可少。我暗暗为自己加油。

在煤油灯下，我写信向父亲报告了被录取的喜讯。

父亲在回信中给了我三点教导：

首先，“求深造求上进”，是父亲所赞赏的“读书人本色”，它成了我的座右铭。经历过前几年的战乱和大饥荒，我知道父母的辛劳，看到家乡的贫穷落后，也感受到国家的积弱，自小就有许多美好的梦想。果园里的番石榴卖不出去，掉落地上，本来香喷喷的味道变成了“臭猫屎”，我于是想当科学家，把它榨成果汁，制成罐头，远销各地；家乡景色美如画，童年故事很有趣，我于是想当作家……每天晚上，村里的小朋友欢蹦乱跳，在塘基和巷头屋尾嘻嘻哈哈，我却躲在房子里做功课、看课外书；每天早上，我总是天蒙蒙亮就上学，为的不仅是拿到一张盖有四方大校印、洋溢着红印油芳香的奖券，而且是能够在早读中把课文多读几遍。

其次是“慎用金钱”。当时台山侨乡有一种依赖侨汇过游手好闲的“二世祖”生活的坏风气。我自小不屑于此，养成了节约的习惯，特别是注意金钱用得其所。半年前，即1951年秋季，我曾以“同等学力”考入台山培英中学。那是一间颇有名气的教会学校，收费较高。考完试之后，我才知道台山最好的学校是一中，因为是公立，收费也比培英低得多。我收到了培英的录取通知书，但毅然决定放弃。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考取一中，不但可以为家里省钱，将来升学也有更多机会。父亲这一次汇给我港银550元，他交代暂存香港友人处，让我渐次取用。这的确是稳妥的办法。

第三是照顾身体多病的母亲。这是我不容推辞的责任。我是独子，我不照顾母亲谁来照顾?上初中的第二年，我就把母亲接到台城，在环城东路租了一处房子住下来。母亲是个非常节俭、聪慧、坚强的人。抗战胜利后父亲侨汇稍微宽裕一点，她精打细算，量人为出，竟然能买下一片屋地来种果树，买下一片薄田增加粮食，目的是避免再遭到1942年那样的饥饿。1950年，同村的叔婆移民菲律宾，把3块小小的水田交给母亲代租。土改时，就有村人想借题发挥，欲加“剥削”的莫须有罪名。好在当时土改工作队和农会的干部主持公道，她才避过一劫。其后，又有坏人造谣，说我母亲患传染病，企图不让她打井水。我即刻带她到人民医院取得健康证明，才澄清了事实。总之，母亲这样一个弱女子，一个没有男人在家的侨属妇女，在农村，为几分薄田终年操劳而收获不足以糊口，常常受到各种莫名其妙的欺负，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与其在家激气受罪，不如早早离开。

P8-1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何止是唐代诗人杜甫感时恨别的咏唱呢?这是世世代代背井离乡者发自内心的感叹!而在电子通讯发达的今天，人们已经很少执笔写信。家书，不经意问，竞成了需要抢救的文化遗产1 2005年4月，40多位名学者、名教授呼吁，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出面，组织了一个“抢救民间家书委员会”，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华侨中文家书，在重点抢救之列。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开始珍存父亲的家信。相隔几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点数一下，还留下40多封，时间的跨度达20多年(1952一1975)。虽经六次搬家、十年浩劫，这些信件有点残缺，有点发黄，但毕竟保存下来了，实属万幸。

我父亲是一个古巴华侨，1922年从家乡台山出国谋生，直到1975年在古巴逝世，他在那个遥远的国度生活了50多年，其间只回国探亲一次。在那漫长的50多年里，他由苦工变成小商，以其艰辛的劳动，克勤克俭地赚取低微的收入养家糊口。一生没有什么辉煌成就，但他的确是老一代华侨中的优秀分子。凭着出国前只读过三年小学的文化基础，经常阅读书报的习惯，以及聪明好学，他很好地掌握了中文和西班牙文。他见多识广，为人厚道，广交友朋，乐于助人，在华人社区威望很高，长期连选连任侨居地中华会馆主席，服务侨胞，死而后已。

这些家书发自同一个地点：古巴大萨瓜市——我父亲的侨居地。

40多封家书是40多只翻飞的鸿雁。在20世纪50—70年代没有民用越洋电话、没有e—mail、没有别的通讯渠道的情况下，只有它，从古巴凌云振翅，越过浩瀚的加勒比海，或越过太平洋，或辗转欧亚各地，历经大半个月甚至一两个月，然后来到中国，把天各一方的夫妻、父子和其他亲人联系在一起。

当我从传家宝樟木箱箱底翻出这些发黄的家书时，眼眶充满了泪水。当年，这些信我都是认真读过的，但那时候还年轻，好些事情未必能够深刻理解；而以后，工作忙碌，岁月匆匆，我竟顾不上多读两遍。现在，退休了，才有时间把它再次整理出来，重新阅读，细心品味。这些家书，父亲当年是一笔一画十分用心地写下来的，内容丰富，文字简朴，书法秀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生活的真实记录，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它信手写来，无拘无束，即使东拉西扯，也有一个主题贯穿全部家书的始终，那就是“回国”和“侨汇”，如果再加以浓缩，那就是一个字：爱!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也爱古巴。落叶归根是老一代华侨萦绕终生的心愿。父亲身处特殊环境的古巴，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晚年，他朝思暮想、东奔西走，为的就是回国团聚；寄钱养家，以侨汇和捐助为兴业、强国添砖加瓦，是老一辈华侨自觉承担的义务。他竭尽所能，倾囊奉献，为的就是妻儿老小的幸福，祖国的富强。父亲家书的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老一辈华侨的崇高理念和可贵品质，为后辈树立了榜样。这是一份可以从中反映一个家庭、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录，一份可以交子传孙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无论是中国还是古巴，都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改革开放成为两国共同的潮流。我们这个华侨家族由19世纪末第一代旅美先侨算起，历经百余年，逐渐发展、壮大，足迹分布更广。后来者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一代，即我的儿女一代，不但改变了祖辈从苦力起步的状况，以高学历直接进入侨居国社会的中上层，而且在事业上迅速崛起。这样，为家族、为祖国、为世界人类作出了更大贡献，也就成为可能。在第三四代中间，已经涌现出3名博士，还有教授、作家、科学家、记者、企业总裁等。尤其可喜的是，正处于青年成长期的加拿大华人科学家黄雅凡博士，以其在国际上领先的作物抗旱保收方面的理论和技术突破，应邀于2006年4月4日登上了美国科学院的演讲台。这不但标志着他的基因科学前沿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认可，而且标志着我们家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先侨当年背井离乡的苦泪没有白流，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很好的回报。这对于读者认识人生奋斗的价值也会有所启发。

家书本来是私密的东西。但古巴老华侨越来越少，数十万古巴华裔中文程度有待提高，新移民多借助电子通讯，来自这个遥远国度的中文家书变得稀缺。在世界上，20世纪50—70年代是一个冷战、动荡的年代，而在中国和古巴的社会舞台上，也演出了许多精彩绝伦的活剧。我想，如果把它稍加整理，可能就是一份有价值的华侨史料。如果再多花点工夫，说明背景，演绎有关的人物故事，则或许还会引起读者回忆往事的兴趣。中国读者可以随我神游古巴，海外华侨华人读者则可从中了解中国侨乡。

正因此，考虑再三，我决定把它编撰成书，公之于众，与读者分享。

2006年秋

2005年元旦一过，我就开始动手整理父亲的家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纪念父亲，交子传孙。

最初只准备适当做些注释，后来才进一步考虑演绎背景故事，链接图片资料，从而构成一本图文并茂、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书，正式出版。

加快著述工作的步伐，则与“天时”有关。

同年4月，媒体上登载了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等数十位文化名人的《抢救民间家书倡议书》，由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文物报社、炎黄春秋杂志社等单位发起的“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在北京正式启动。

早在1999年春，我在美国芝加哥探亲期间给《美中新闻》周报撰写专栏文章时，有感于“传统形式的书信将会随着电话和电脑(网络)的普及而越来越少”，发表了《书信抵万金》一文。后来我又把它编入自己的散文集。正因为“英雄所见略同”吧，抢救民间家书的呼声自然引起我的共鸣，对于我的整理和撰稿工作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还喜获地利、兼得人和。例如：

我们暨南大学文学院的领导和历史系、中文系的多位教授，以及我校国际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华侨研究所的多位专家，都异口同声地肯定这些家书的史料价值，对我的著述给予热情的支持。其中，文学院院长陈伟明教授、国际学院院长曹云华教授、东南亚研究所华侨问题专家黄松赞先生的鼓励尤其令我感动。曹云华教授看过样稿后写下评语：

黄卓才教授《古巴华侨家书》一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读者了解古巴华侨华人及其与祖国家乡的联系提供了一本非常有意义的参考书。

黄松赞先生后来还应出版社之约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以他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对书稿进行了仔细的审订，并写下了《读后感言》。

北京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的丁章、张海鹰先生了解了我的书稿构想后，来电、来信给予热情的鼓励；丁章同志审阅了我的样稿，说这本书肯定能出版，并为它列人民间家书丛书并在北京出版进行了策划和操作。

广东省侨务办公室主任吕伟雄先生、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副会长吴行赐先生为本书列入“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丛书”开了绿灯。

暨南大学2ll工程给予的资助，使本书的出版提速，让它能够为百年校庆凑凑热闹。

暨南大学出版社的胡跃生先生则是最早看好这本书稿并定下出版意向的编辑。

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给予资料之便。

暨南大学文学院李宗渭教授帮助翻译英语书名。

香港书法家、诗人秦岭雪先生为本书题签。

五邑大学侨史专家梅伟强教授、我的大学同窗华侨作家钟毓材先生分别从江门、香港给我寄来地方侨刊和《乐满哈瓦那》等参考资料。

记下这些，是要向所有给了我鼓励、指导、帮助的单位和人士(包括尚未列名的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为盛情帮助策划出版而最后未能按照他们设计的轨道运行的热心朋友致以深深的歉意。同时想说明，即使像我这样一本小小的书稿，能够顺利面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曹云华教授向我提过一个宝贵意见：增加一章，介绍古巴华侨华人情况。我想到侨乡再做些调查，并争取去一趟古巴，搜集更多的资料，以做进一步的研究。我希望自己还有第二本关于古巴的书，更详细的内容就留给下一本吧。现在，书中已有一些相关资料，只不过分散在各封信的背景演绎中罢了。为了读者检阅方便，我在附录中提供了“书中资料索引”。

本书能够顺利完稿，还有家人的支持。他们为了帮助我收集老照片和文物而翻箱倒柜，除在广州陪同我寻访旧迹，还到古巴和家乡台山、江门等地去调查访问，拍摄有关图片，并在海外帮我搜集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全家合作的产物。

关于本书的内容、体例及资料引录等问题，请让我作几点说明：

一、我父亲的家书，像所有真实家书一样，都是即兴之作，写得很随意。不但在书写格式上不太讲究，错漏字等现象也在所难免。他根本想不到我在时隔三四十年后会拿来发表。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我对这些书信进行了整理：首先，按内容分段，并使它尽可能靠近现当代的书信格式，并加上标点符号；同时，补漏、改错或需要理顺语意的地方，我用括号表示。研究者请以原件或扫描件为准。

二、父亲出洋数十年，台山乡音(属于广州方言体系)不改，又受到西班牙文和华侨社会中文语言习惯的影响，再加上时代与个性等因素，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特点。所以，尽管原信中夹杂方言，有的字词不那么规范，也不作改动。但明显的错漏字，我加上括号纠错补漏；对于读者可能难以理解的词语或背景，我做了简单注释。

三、行文过程中我引用的文字资料和观点，均已尽可能注明出处，并在书后附主要参考书目，如有疏忽，敬请原谅。

四、书中以图片说明和“链接”方式引录的资料，意在让读者了解有关的情况，或增加有关知识。其中有的是我的原创，有的是我根据多个资料综合而成，有的则是来源于报刊或网站。属于后者的尽量注明出处，如有遗漏，亦望包涵。本书的图片，相当一部分是我和我的家人、朋友拍摄的，但也有些资料图片和新闻图片来自报刊或网站。上述文字资料和图片，有的征得了作者的同意，有的由于通讯地址不详，或联系未果等原因，未能一一征询作者及有关报刊、网站的意见，谨此致歉。

著者

2006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