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一生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时评，并以《晦庵书话》的形式记录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出版活动。本书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本书与以前出版的《书话》不同之处在于，除原来的《书话》外，本书又收录了《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和《书城八记》等四个部分。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

序

书话

序

《守常全集》

《或外小说亼》

科学小说

闲话《呐喊》

半农杂文

撕碎了的《旧梦》

《童心》

朱自清

走向坚实

乡土文学

革命者!革命者!

诗人朱湘

两本散文

骈肩作战

“怎样研究”丛书

《世界文化》第二期

翻版书

《子夜》翻印版

且说《春蚕》

再谈翻版书

“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革命的感情

郑振铎与《新社会》

《人道》

“取缔新思想”

关于禁书

关于禁书之二

关于禁书之三

书刊的伪装

“奉令停刊”

别开生面的斗争

若有其事的声明

在国外出版的书

《饶了她》

回忆里的故事

《药用植物及其他》

线装诗集

藏书印

藏书票

谈封面画

画册的装帧

附录

 关于《守常全集》的一点

旧闻(难明 晦庵 丁守和)

 先烈李大钊遗著编录

经过(方行)

读余书杂

《沉沦》和《茑萝》

《落叶》之一

《落叶》之二

《一只马蜂》及其他独幕剧

《原来是梦》

《玉君》

再记《玉君》

《花之寺》

舍金上梓

《百喻经》

图文并茂

《月夜》志异

《燕知草》

俞平伯散文

《邻二》佚文

《竹林的故事》及其他

废名

《沉钟》之五

影中影

《苦雨斋小书》

关于陶元庆

《山中杂记》

叶俞合著

女作家黄庐隐

文人厄运

淦

《傀儡美人》

《春蚕》改订

《上元镫》及其它

《路》

诗人写剧

释《幻灭》

《达夫代表作》两种

沈尹默《秋明集》

《白屋遗诗》

《遥夜闺思引》

《冬夜》

《西还》

湖畔诗人

《雉的心》

袖珍诗册

李金发诗

《为幸福而歌》

《邮吻》

《昨日之歌》

周作人绍兴话序歌

《红纱灯》

《新月诗选》

自费印书

《旅程》

曹葆华与朱湘

臧克家诗

蒋光赤《哀中国》

绝命诗

苏州山歌

《君山》和《冰块》

岭东风情

四川情歌

“班敦马来由”

译书过眼录

《德国诗选》

《浮斯德》献诗

《雪莱诗选》

《茵梦湖》

周作人最早书

《孤儿记》与《侠女奴》

“敲门的声音”

正名

《出了象牙之塔》

三迁

《新俄诗选》之一

《新俄诗选》之二

安徒生的传记

海涅《还乡》

《霜枫之三》

莫泊桑短篇

偏于知识的童话

《肉与死》

《美的性生活》

《花束》

《朝花小集》

“赠尔多情书一卷”

《爱经》

显克微支

《给海兰的童话》

郑振铎《恋爱的故事》

法国弹词

从《小约翰》说起

琵亚词侣诗画

朝花两集

《小彼得》

战争与文学

阿左林

伊巴涅思短篇小说

《洗澡》

左拉两种

《文艺理论小丛书》

《现代欧洲的艺术》

“献给世间有情人”

纪伯伦散文诗

陀氏三书

《穷人》

安特列夫

都会诗人

《勇敢的约翰》

易卜生情书

《夏娃日记》

《雅歌》中译

“水仙”

“水仙”余闻

《毁灭》中译

“独向遗编吊拜仑”

《草原故事》

《过客之花》

书城八记

买书

八道六难

藏书家

借书和刻书

蠹鱼生涯

版本

“翰墨缘”

书林即事

         闲话《呐喊》

《呐喊》原为新潮社“文艺丛书”的一种，共印两版。第三版起，改由北新书局发行，列为《乌合丛书》之一。新潮社初版本《呐喊》于1923年8月出版，当时《文艺丛书》已经出了两种，一是冰心的《春水》，二是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呐喊》按次序该是第三种。新潮社各书纸质精良，装帧讲究，《呐喊》用大红封面，在当时可说十分别致。初版收小说十五篇。这些小说在结集之前已经享有盛誉，因此书一问世，立刻销售一空。同年12月再版，内容仍旧，只是印刷者京华印书局却改为京师第一监狱。以监狱而承办印务，看来有点古怪，可是说句笑话，鲁迅先生和那时的“囚犯”偏偏特别有缘，现在阜成门内西三条故居里，还保存着一些桌椅，也是监狱的产品。书籍的影响自然不同于家具。后来北洋军阀逮捕持有《呐喊》的青年，问罪的证据有两点：一，封面“赤化”，二，承印的人是“囚犯”。在“官”们的眼里，很显然，这两者已经被莫名其妙地联系起来了。

北新版的《呐喊》用的是原纸型，惟一的区别在封面。中间黑方块里用铅字排印的书名和作者署名，这回都由鲁迅先生亲自写成图案字，比原来的为大，不过因为总的布局没有更动，如果不把两种版本放在一起，粗心的读者一时是看不出来的。至于内容的改变，则是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1924年1月)发表了成仿吾《(呐喊)的评论》以后，前后经过，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文里已经谈得很清楚。他抽去了最后一篇《不周山》，根据自述，直接的原因是这样：

《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

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

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

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仿吾在文章里曾借用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鲁迅的答复针对了对方的意见。至于说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抽去了《不周山》，这“第二版”指的是重排的时间，即1930年1月北新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离仿吾的发表批评已经整整六年。《呐喊》作为《乌合丛书》之一，自1926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为止，先后印行了二十余次，可以看出这部书受欢迎的程度。

鲁迅自己对创作的要求是严格的，例如关于《不周山》的评价就十分认真。不过《不周山》也自有其本身的特点，不能说成仿吾的评论没有一点道理。我觉得这篇小说放在《呐喊》里的确不很调和，后来改名《补天》，作为《故事新编》里第一篇，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一种很重要的尝试。《呐喊》出版后，评论、读后感之类出现了不少，有一部分收在未名版《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后归开明)和北新版《鲁迅论》里。现在看来，这些评论有许多不仅未必精当，而且往往含有偏见。也有一二篇值得参考的，例如雁冰(茅盾)的《读(呐喊)》，对《狂人日记》分析得较为深刻，他还指出：“《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不但道出了鲁迅在艺术上的刻苦探求，同时也说明他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我以为这个提示十分重要。我们需要系统地分析《呐喊》的创造，研究一个先驱者拓荒开来的功劳。对于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来说，这一步是不能不做的。几时才能让我们读到一部这样的著作呢?

P19-22

　　1962 年北京出版社印行《书话》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言，即这本书中《书话》部分的序，将我写这方面短文的前因后果，冷暖甘苦，从解放前直到解放后，一一作了说明。这回《晦庵书话》付印，以前的连同旧序在内，一并收入。关于书话本身，本来可以不必再说什么。但因书名和作者署名都已改变，为了感谢几位先辈和朋友的关怀，新的掌故又确有一记的价值，少不得再来饶舌几句，作为这一次改版的序文。　　我用“晦庵”——这个曾经宋儒朱熹朱老夫子用过的名字，始于1944年。我还记得，柯灵同志主编《万象》到第四年第六期，也即1944 年12月，上海的形势发生变化，刊物预告下一期将要革新的“新年号”，终于没有出版。半年之后，好像蜜蜂飞钻蜘网似的，又出了1945 年的6 月号——第四年第七期。我在这一期里发表了两篇杂文，十二段书话。杂文是为原来的“新年号”执笔的，写得较早，用的是“韦长”、“怀三”两个笔名；书话则系新作，署上了《帝城十日》用过的“晦庵”两个字。　　这个署名留下一点时代的痕迹。那时柯灵同志虽然尚未被日本宪兵逮捕，我也还没有完全躲避起来，却已化名王晦庵，蛰居在沪西徐家汇一角，连和熟人的来往也减少到最低的限度。“晦庵”的署名是这一环境下的产物。所以，严格地说，它并不是我的笔名，而是王晦庵先生的略称。至于以后凡写书话，便署“晦庵”，只是一直沿用下来，习惯成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别的含义了。不过很多人却以为这是阿英同志的化名，特别是当后来《人民日报》刊登《书话》的时候。　　我在这里不能不想起王伯祥先生。他是一位对文献掌故极有兴趣的前辈，生平收过许多笔记和史料。每次见面，总要谈到《书话》，还介绍一些刊物向我约稿；不知他从哪里听来晦庵是阿英的传闻，便力为辩说，指出弢同韬，别号晦庵，意义正可相通，不应另攀他人。我还必须提及侯金镜同志。1962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同侯金镜同志和几个人在北京饭店门前树荫下散步，当着我的面，金镜同志向李希凡同志打听晦庵是谁，说自己原以为是阿英的文章，直到《“怎样研究”丛书》谈到阿英，才觉得作者另有其人。希凡同志哈哈大笑着答：“你猜吧，近在眼前哩。”他睁大极度近视的眼睛，恍然大悟地望定我说：“是你呵！我每次都将《书话》剪贴在本子上，赶快写下去吧。”我也还得谈到赵家璧同志。据《阿英文集》编者吴泰昌同志告诉我，家璧看到目录后提了个意见，说是别的都很齐全，可惜把《书话》给漏掉了。以上是我此刻能够列举的例子。站在《书话》作者的立场，我对这三位表示深切的感谢，并且想补说一句：有人以为《书话》是阿英同志的作品，不仅由于阿英写过同类性质的文章，还因为他用过笔名魏如晦，抗战初期在上海办过风雨书屋，取“风雨如晦”的意思，看来人们又把“如晦”和“晦庵”联想在一起，认作一个人、一回事了。　　至于这次改书名为《晦庵书话》，作者也直署本名，并非王麻子、张小泉似的，要挂出招牌，表示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倒是根据几位朋友的意见，将全书内容变动一下，稍加扩大，收人其他几个部分，因而有必要另取书名，以便和已经出版的《书话》区别开来。　　变动的内容大致是这样：《书话》初版40 篇，其中第二篇为《科学小说》，谈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两部作品。到再版的时候，国内的舆论，对凡尔纳突然提出责难，曾经出版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都无法重印，《书话》也遭池鱼之殃，我应出版社之请，另用《闲话〈呐喊〉》替下《科学小说》，仍凑足40 篇之数。现在气氛早已改变，决定两篇同时收入。　　在这《书话》部分的最后，又附录了难明（周遐寿）、丁守和、方行（鹤亭）和我关于编印李大钊遗著的通信和文章，全部书影也重新调整、补充和铸版，使这一部分比原来的《书话》丰富一些。　　除原来的《书话》外，本书又收录了《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和《书城八记》等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全国解放前为书报杂志包括《万象》在内而写的书话。那时的情形是：随手买到一本，随笔写上几句，兴之所至，根本谈不到什么预计和规划。因此有的作家一谈再谈，有的作家没有提及——这一点并不代表我的主观的好恶，正如将诗集和译本另立专栏——《诗海一勺》和《译书过眼录》，而把其余的称之为《读余书杂》，这三个部分并不代表我所涉猎的全部的书籍一样。这些只是我看过和谈及的极小的部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大都也加上了书影。《书城八记》写于1965 年，那时我第一次心肌梗塞稍稍恢复，第二次心肌梗塞尚未发生，带病执笔，聊以自遣，曾在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上陆续刊载，谈的是买书、藏书、借书、校书、刻书的掌故。此后两三年中，我的线装书籍遭受损失，荡焉无存，转借又极不易，虽然八篇短文留了下来，应当插入的书影，却只好付诸阙如了。　　现在，书话和书话一类的文字多了起来，这是好现象。至于写法，乐水乐山，见仁见智，本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我又觉得，争鸣和齐放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在整个过程中，关键在于使某一形式的特点更鲜明，更突出，更成熟，使特点本身从枯燥、单调逐渐地走向新鲜、活泼和多样，而不是要冲淡它，调和它，使它淹没于混沌汗漫之中，落得一个模模糊糊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话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当根据这个特点去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追求。　　我想从写作《书话》的经历中谈一谈个人的感想。记得《书话》在《文汇报》副刊《文化街》发表的时候，有一次在开明书店遇见叶圣陶先生，他说：“古书讲究版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从现在收录的《〈子夜〉翻印版》、《〈饶了她〉》、《玉君》、《再记〈玉君〉》、《〈月夜〉志异》等篇看来，我的确谈了不少版本的异同和优劣。但是，这并非出于我个人对版本的兴趣，而是透露了一个事实：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后来，当我谈到朱自清、刘半农、梁遇春的散文的时候，赵景深先生竭力支持我，曾经为我找寻材料，提供书籍，他说：“其实《书话》本身，每一篇都是十分漂亮的散文。”他指的是我较早写的片断，三言两语，一百几十个字。有的人认为写得太短，而他，还有周遐寿先生，都曾写信给我，对那些短文表示好感。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本来不长，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我个人认为：文章长短，不拘一格，应视内容而定；但题跋式的散文的特点，却大可提倡，因此，正如我在《书话》旧序里说的，我也曾努力尝试，希望将每一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而当一位我所尊重的老朋友，对我说我在《科学小说》里谈到儒勒·凡尔纳的故事漏掉了许多材料的时候，我的吃惊，我的发呆，我的失声而叫，也就可想而知了。

              唐弢　             

　             1979年10月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