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孟子在儒学发展史上，担当着“第二小提琴手”的重要角色。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将孟子思想列为王霸、经权、义利、舜跖、人性等五辨进行讨论，打破了一般从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研究孟子的呆板模式，较好地把握了孟子思想的特色和原貌，体现了作者刻意求新、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读来有严谨有序、耳目一新之感。

在儒学发展史上，孟子担当着“第二小提琴手”的重要角色。但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以及孟学内涵丰富而曲折，后人不仅对孟子生平事迹争论繁多，就是对孟子思想也多有歧解。面对孟学研究的这两大困难，本书一方面尽量汲取前人的成果，对孟子生平事迹中诸如师承、生卒、游历、著作等重要问题，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尽可能澄清有关的争论；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前人的注疏，努力返回本经，探求孟子思想的本意，尽可能消除对民本、经权、义利、人性、养气等问题的误解。此外，本书将孟子思想列为王霸、经权、义利、舜跖、人性等五辨进行讨论，打破了一般从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研究孟子的呆板模式，较好地把握了孟子思想的特色和原貌，体现了作者刻意求新、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读来有严谨有序、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生平篇

第一章 孟子生平事迹

 一、孟子的名字

 二、孟子的故乡

 三、孟子的先世

(一)孟子的先祖

(二)孟子的父母

(三)孟子的丧父

(四)孟子的母教

 四、孟子的师承

(一)子思并非师承曾子辨

(二)孟子并非师承子思辨

(三)曾子、子思对孟子的影响

(四)《中庸》作者考辨

 五、孟子的弟子

 六、孟子的游历

(一)在邹出仕

(二)威王时首次游齐

(三)之宋过薛归邹赴鲁游滕

(四)游梁

(五)宣王时二次游齐

(六)归邹

 七、孟子的生卒

(一)孟子生卒的各种说法

(二)钱穆对孟子生卒问题的观点

(三)对钱穆观点的几点修正

第二章 《孟子》作者考辨

 一、《孟子》的作者

(一)关于《孟子》作者的几种不同观点

(二)《孟子》行文的特点

(三)对《孟子》作者的分析

 二、《孟子》外书问题

思想篇

第三章 王霸之辨

一、王霸之辨的缘起

(一)王霸之辨的时代精神

(二)两种不同的平治方略

(三)孟子黜霸道而扬王道

 二、圣王：王道主义的前提

(一)君

(二)君与臣

(三)君与民

 三、保民：王道主义的措施

(一)安民

(二)养民

(三)教民

 四、关于王道主义理解的三个问题

(一)儒学在本质上是心性之学吗

(二)儒学不讲法吗

(三)民本论是说民是政治的主体吗

第四章 经权之辨

 一、理论前导

 二、孟子论经权

(一)孟子主张反经也赞成行权

(二)反经与行权的关系

(三)行权标准与价值衡定原则

(四)孟子经权学说的理论意义

 三、义与命

第五章 义利之辨

 一、“义”“利”稽求

 二、治国方略意义的义利之辨

 三、人禽之分意义的义利之辨

 四、道德目的意义的义利之辨

 五、“只准言义，不准言利”辨正

第六章 舜跖之辨

 一、舜跖之辨与理想人格

 二、理想人格的层次

 三、理想人格的典范

 四、理想人格的实践

 五、理想人格的动力

 六、舜跖之辨的意义

第七章 人性之辨

 一、基本概念释义

 二、性善论的基本思路

(一)只以良心本心论性

(二)良心本心人人固有

(三)良心本心是性善的根据

(四)恶在于不能尽其才

(五)性善是事物的法则

(六)性善是一个过程

 三、性善论的主要原则

(一)存心养性

(二)先立其大

(三)无愧于心

(四)知之必行

 四、性善论的现代诠释

(一)良心本心的特点

(二)“伦理心境”概念的界定

(三)良心本心是一种“伦理心境”

 五、孔孟心性学说的分歧

第八章 孟子思想的其他方面

 一、孟子论美

 二、孟子论气

(一)“知言养气”章新解

(二)孟子对古代气论的发展

 三、孟子论诗

 四、孟子论辩

(一)好辩的时代与好辩的孟子

(二)孟子辩论方法的两个特点

(三)孟子与告子辩论实况

 五、《孟子》的文学特色

(一)磅礴宏大的气势

(二)生动明快的语言

(三)个性鲜明的形象

(四)《孟子》的文学地位

影响篇

第九章 孟子思想的历史影响

 一、王霸之辨对后世的影响

 二、经权之辨对后世的影响

 三、义利之辨对后世的影响

 四、舜跖之辨对后世的影响

 五、人性之辨对后世的影响

第十章 孟子历史地位的变迁

 一、汉至唐初地位不高

 二、唐宋以来逐渐升格

 三、明清两代平顺发展

附录

 孟子年表

 参考书目

索引

 词语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五、孟子的弟子

《史记》中有《仲尼弟子列传》，后人考据孔子弟子，较有根据。《孟子荀卿列传》本身已很简略，更无关于弟子的专门记载，后人考据孟子弟子，只能根据《孟子》本文进行推测。

赵岐注《孟子》对孟子弟子已有所注意，凡涉及到有关人员的时候，均以“孟子弟子”或“学于孟子者”注明，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赵岐注明“孟子弟子”者共15人：乐正子、公孙丑、万章、陈臻、公都子、充虞、季孙、子叔(疑)、高子、徐辟、咸丘蒙、陈代、彭更、屋庐子、桃应；注明“学于孟子者”共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宋代政和五年，封爵18人，从祀孟庙，他们是：利国侯乐正子克、寿光伯公孙丑、博兴伯万章、东阿伯告子不害、新泰伯孟仲子、蓬莱伯陈臻、昌乐伯充虞、奉符伯屋庐连、仙源伯徐辟、沂水伯陈代、雷泽伯彭更、平阴伯公都子、须城伯咸丘蒙、泗水伯高子、胶水伯桃应、莱阳伯盆成括、丰城伯季孙、承阳伯子叔。这18人当中，除缺少滕更，以及将浩生不害与告子混为一人(称为告子不害)之外，其他与赵注相同。元代吴莱作《孟子弟子列传》二卷(今不传)，称孟子弟子19人，与赵注相同。

清代全祖望对此作了详尽的考证，其《经史问答》说：“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孟仲子、陈臻、充虞、徐辟、陈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屋庐子、桃应，赵《注》、孙《疏》、朱《注》所同也。季孙、子叔、高子，赵《注》、孙《疏》所同，而朱《注》不以为然。浩生不害、盆成括，本不见于赵《注》，但见于孙《疏》，而朱《注》亦不以为然。朱《注》之去取是也。季孙、子叔本非是时人，以为季孙闻孟子之辞万钟而异之，子叔亦从而疑之，赵《注》之谬未有甚于此者也。故相传明世中曾经罢祀，而今孟庙仍列之，殆沿而未正与?以高子为弟子，盖以山径茅塞之语，似乎师戒其弟，故以为学他术而不终。然‘小弁’之言，孟子称之为叟，则非弟子矣。《经典序录》有高行子，乃子夏之弟子，厚斋王氏谓即高子，则亦恐非弟子矣。告子名不害，赵《注》以为尝学于孟子者。若浩生不害，则赵《注》本日‘齐人’，未尝以为告子；孙《疏》疑以为告子，而浩生其字，不害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即告子亦恐非孟氏弟子。孙《疏》特漫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为一，是则谬之尤者。至盆成括则在孙《疏》亦但言其欲学于孟子，非质言其为及门也。元吴莱作《孟氏弟子列传》一十九人，则似仍政和祀典之目而增之以滕更。其增之可也，仍列子五人者，则泥古之过也。今孟庙且以子叔为子叔疑，则是据朱《注》而增赵《注》，又谬中之谬也。”

稍晚一点的崔述对此也作过考证，他在《孟子事实录》中说：《孟子》中关于孟子弟子的可选对象里面，“称子者三人：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按：乐正子之贤见于答公孙丑、浩生不害之问，不待言矣。公都子‘好辩’、‘性善’之问其所关者亦巨，‘饮汤饮水’之答其所得者亦深。即屋庐子之‘得间’，亦留心学问者。皆高第弟子也。称名者三人：万章、公孙丑、充虞。万章、公孙丑问答之多，著述之功，前已备述之矣。充虞问答虽少，然‘去齐’之问见孟子救世之苦心，‘止赢’之问见人子爱亲之至情，亦卓卓不群者，意其人亦高第弟子也。或称子或称名者二人：陈臻亦称陈子。徐辟亦称徐子。此二人在七篇中表见殊少。然‘何如则仕’之问乃圣贤去就之大节，‘兼金，之问亦因以见辞受之不苟。盖皆乐正、万章诸人之次也。不知果为弟子与否者四人：陈代、彭更、咸丘蒙、桃应。此四人，《集注》皆以为孟子弟子，然皆止有一问，他无所见，未敢决其必为弟子也。故附次于诸弟子之后。”

综合以上所说，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公都子、陈臻、充虞、咸丘蒙、陈代、彭更、屋庐子、桃应、徐辟、孟仲子等13人作为孟子弟子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这里不再讨论，而有所争论者只在季孙、子叔(疑)、高子、盆成括、浩生不害、告子、滕更七人。下面仅就这七人的情况作些分析：

季孙、子叔(疑)见于《公孙丑下》第十章，原文是：“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垄断焉。’”(4.10)赵岐《注》说：“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孙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日异哉弟子之所闻也。子叔心疑，亦以为可就也。“孟子解二子之异意疑心日，齐王使我为政，不用则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为卿，而与我万钟之禄。人亦谁不欲富贵乎，是犹独于富贵之中，在此私登垄断之类也。我则耻之。”这是明确将季孙、子叔作为孟子弟子。但是，后来这种看法受到了怀疑。朱熹《孟子集注》便说：“季孙、子叔疑，不知何时人。”赵佑《温故录》论述更详：“以季孙、子叔为孟子弟子，不应但书氏而绝无名称，不合一也。‘异哉’一语既不了，‘疑，字更未有言，遽接以孟子自解语，与上节全不相属，不合二也。就注文‘齐王使我为政，不用则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为卿’云云，孟子正因王不使为政而去，何忽云尔。本文‘使其子弟为卿’，忽倒换‘使我为卿’，上文‘养弟子以万钟’，自当指孟子之弟子，忽易为齐王子弟，不合三也。”焦循《孟子正义》也说：“今通解以此皆季孙讥子叔疑之言。”这就是说，《赵注》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过失：第一，句读之失，将子叔疑误读为子叔；第二，理解之失，将季孙、子叔疑当作孟子弟子，因二人与孟子不在一个时代，不可能有师生关系。特别是后一个过失尤为不当。诚如全祖望所言：“《赵注》之谬未有甚于此者。”自此之后，人们普遍纠正了这两个过失，季孙、子叔疑不是孟子弟子，似亦已成定论。

高子在《孟子》中共四见，赵岐的《注》亦有所不同。《公孙丑下》第十二章注为：“高子亦齐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告子下》第三章注为：“高子，齐人也。”《尽心下》第二十一章注为：“高子，齐人也。尝学于孟子，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于他术。”同篇第二十二章高子名下则未加注。赵岐《注》根据何在，今已不得而知，其何以会有如此不同，经过认真核对原文，我猜测，这很可能是赵岐根据原文口吻进行的推测。比如，因为《公孙丑下》第十二章的高子只是将别人的话传给孟子，自己并无任何言语，其口吻似是弟子向老师汇报情况，所以便注为“孟子弟子”。又比如，因为《告子下》第三章是孟子谈高子论诗，文中曾以叟称之，既然如此，便不能是弟子，所以只注为“齐人”，未加任何说明。再比如，《尽心下》第二十一章批评高子“茅塞子之心”，似是不满意弟子，对其进行指责，而弟子之误不能全怪其师，便注为“尝学于孟子，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于他术”。这三个例子当中，第一个例子内容当中无实据说明高子是否为孟子弟子，第三个例子虽对高子有所批评，但批评并不能作为其为弟子的必然理由，因为孟子对任何人，包括国君，都可以进行批评，唯独第二个例子中称叟可以作为不是孟子弟子的一个明证。因此本书不把高子纳入孟子弟子之列。

盆成括的名字在《孟子》中只在一章中出现，即《尽心下》第二十九章，原文是：“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14.29)赵岐《注》：“盆成，姓。括，名也。尝欲学于孟子，问道未达而去。”“欲学于孟子”，是说想学，“问道未达而去”，是说没有学成便离开了，这当然就不能算是孟子入门弟子了。但孙《疏》去掉“欲”字，改为“尝学于孟子，未达其道而去”，这显然是将其列入弟子行列。朱熹《孟子集注》不以为然。从此之后，便很少有人将盆成括作为孟子弟子了。  P49-53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拙著《孟子性善论研究》出版后，我马上按原定计划开始新的课题研究，刚开了个头，恩师潘富恩先生就把我叫去，说他已经向南大“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推荐我写《孟子评传》，要我做好思想准备。在此之前，我的精力很多年来一直集中在性善论研究方面，虽然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但远不是孟子思想的全部，所以我一直想找机会把研究的范围拓展开来。现在机会果然来了。在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为我们严肃而踏实地研究孟子的生平和思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真是天大的好事。我立即中断原先的创作计划，开始着手准备写作《孟子评传》。

在初步分析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之后，我发现写作《孟子评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由于缺乏详尽的历史资料，后世对于孟子生平事迹的争论很多，其中不少问题无法定论；二是由于孟学内涵丰富而曲折，后世对孟子思想理解不准确的地方很多，其中有些误解还相当严重。面对这种情况，我为自己制定了“占有资料，努力澄清争论；返回本经，尽量消除误解”的指导思想。“占有资料，努力澄清争论”是说尽最大努力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孟子生平事迹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尽可能澄清有关的争论，实在做不到，也不回避问题，正面直对，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返回本经，尽量消除误解”是说前人的注疏虽然对孟子研究有所贡献，但因为受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其注疏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今天研究孟子，不能完全局限于前人的注疏，必须返回本经，这样才能探求孟子思想的本意，才能消除对孟子思想的误解。

这个指导思想有“虽不能及，心向往之”的意思，真正做起来是很难的。我的基础不好，长年自学，后来虽然在恩师潘富恩先生的指导下读了硕士和博士，但也只是专攻哲学思想，缺乏必要的历史训诂方面的训练，现在一旦要考证孟子生平中的一些问题，马上就显出力量不够了。另外，虽然前些年我对孟子思想的其他方面也有所涉及，但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尽管感到前人对孟子的思想有不少误解，但要真正把问题解说明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且不说其中不少都是争论了数百上千年的老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下死功夫，多读书，多想问题，多请教别人，不怕辛苦，不怕反复。说实在话，写这本书我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像师承、游历、生卒、年表、民本、经权、人格、养气、影响等问题，写了改，改了写，也不知道反复了多少次，致使交稿日期一拖再拖。当然，就是现在定稿了，心里还是一点不轻松，恐怕硬伤过多，贻笑大方。

在写作过程中，如何概括孟子思想，结构全书，也使我大伤脑筋，迟迟不能动笔。在评价传主思想的时候，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分列政治、哲学、经济等若干方面，把传主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纳入其中。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条理清楚，线条明白，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给人留有千人一面、画虎类猫的印象。我觉得，一个思想家能够在思想史的长河中留下一些印迹，并不在于思想的这种条理性，而主要在于其思想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就是个性，就是传主自己。评传要写得像传主本人，应该在传主思想的独创性上下功夫。孟子最明显的特点，根据我的体会，可能莫过于他的“好辩”了，抓住了“好辩”也就抓住了孟子这个人。基于这种考虑，我把孟子的“好辩”分为王霸、经权、义利、舜跖、人性等五辨，依此分别讨论孟子思想的各个方面，为的是让读者一望标题就知道这里讲的是孟子，而不是孔子，也不是老子、墨子、荀子或其他什么人。当然，这种做法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还有哪些不足，尚待专家和读者评判。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开泰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翟廷晋先生不仅给我寄来了宝贵的资料，还对本书第一、二两章作了认真的批改；台湾政治大学黄俊杰先生寄来了他自己关于孟子的三部大作以及很多重要的材料；邹城市文物管理局胡新立先生也寄来了市面上很难找到的书籍；曹尧德先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信息。书稿出来后，恩师潘富恩先生、东南大学张祥浩先生给予了认真的审核，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花建民先生在编辑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校正了书稿中的诸多疏漏；此外，张长岭同学承担了本书内容提要和目录的英文翻译工作，陈二林同学校对了书中部分引文。凡此种种，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杨泽波

199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