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黄丕烈，是中国古代藏书家的杰出典范。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对黄丕烈的生平成就，精神境界，生活志趣，学术交游，藏书、刻书、抄书活动，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思想方法和有关海动，及其学术地位、文化影响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考察。

生活于清代乾嘉时期的苏州大藏书家黄丕烈，是中国古代藏书家的杰出典范。他一生致力于古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在藏书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版本学、目录学等学术领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评传分为十章，对黄丕烈的生平成就，精神境界，生活志趣，学术交游，藏书、刻书、抄书活动，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思想方法和有关海动，及其学术地位、文化影响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考察。这不仅对迄今为目的黄丕烈研究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而且对于全面揭示藏书思想和藏书文化的内涵，确立其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多少藏书家俱在，姓名不逐暮云空”

——黄丕烈的生平与成就

 一、得天独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

(一)优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二)乾嘉学风的日夕浸润

(三)藏书之乡的同声相应 

 二、为书籍的一生

(一)“少岁读书，务为精纯”

(二)科场之梦：由雄心勃勃而转为失意落寞

(三)走上藏书之路

(四)一再移家为藏书

(五)困厄人生，以书解忧

(六)卓越不凡的建树

(七)后代儿孙

第二章 “一种清闲谁领得，满阶梧叶尽秋声”

——黄丕烈的精神境界

 一、信天知命的人生观

(一)信天知命

(二)宁静以致远

 二、保守与开明并存的处世哲学

(一)儒者风范

(二)汉学家法

(三)特立独行

(四)不耻于言利

 三、闲适与悲凉相间的复杂情感

(一)爱书之情

(二)校书之乐

(三)悲凉伤感的晚年心境

第三章 “但把和陶诗熟诵，樽无浊酒也愁消”

——黄丕烈的生活志趣

 一、室名别号，各示情性

(一)室名

(二)别号

(三)藏印

 二、祭书绘图，儒雅风流

(一)首为祭书之礼

(二)得书绘图

 三、诗以言志，老而弥工

(一)“添得新诗媲旧藏”

(二)“书痴”诗语

(三)风雅别致的“题书纪事诗”

(四)情趣盎然的诗友唱和

第四章 “嗜古怜同志，相从广见闻”

——黄丕烈的学术交游

 一、与藏书家的交往

(一)“藏书四友”

(二)同郡的其他藏书家

(三)江苏藏书家

(四)浙江藏书家

 二、与学者的交往

 三、与书商的交往

 四、与顾千里的交往

第五章 “善本雠非妄，前贤爱不虚”

——黄丕烈的版本学思想与方法

 一、“求古”、“求真”，实事求是

(一)“求古”、“求真”的治学宗旨

(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二、评价版本，首重内容

(一)“佞宋”

(二)“书以最先者为佳”

(三)“书本之善者，不必定以宋元本为可宝也”

(四)“无宋刻，则旧抄贵矣”

(五)“余素不信校本”

 三、鉴定版本，科学准确

(一)利用版本的形制特征进行鉴定

(二)利用版本的文字内容特征进行鉴定

(三)巧妙利用书外资料

(四)善于利用前人藏书目录

(五)辨伪析疑

 四、研究版本，细致深入

(一)全面而系统的版本鉴别观

(二)“版有原与修之别，印有初与后之殊”

(三)“书籍贵有源流”

第六章 “千卷穷搜剧苦辛，好书堆案转安贫”

——黄丕烈的藏书活动与藏书思想

 一、景仰前贤，醉心旧物

(一)不同凡俗的藏书动机

(二)“余藏书如毛、钱，可云精矣”

(三)藏书之道在广见博闻

(四)“兼蓄重本”

(五)“抱残守缺”

 二、分门别类建室庋藏

(一)“读未见书斋”

(二)“百宋一廛”与“求古居”

(三)“学山海居”

(四)“士礼居”与“陶陶室”

 三、购书护书，如“魔”似“痴”

(一)广求古书 

(二)重金购书 

(三)精心护书 

 四、力不从心，旋聚旋散

第七章 “一书雠校几番来，岁晚无聊卷又开”

——黄丕烈的校勘学思想与校书活动

 一、扫叶拂尘，校书不辍

(一)校书必据善本

(二)校书不可不慎

(三)藏书家之校书

 二、广罗众本，“严守家法”

(一)集众本以校一书

(二)力主“死校”

(三)兼用“活校”

(四)“校之例”

 三、丰硕的校勘成果

(一)校书皆成善本

(二)纠谬正讹

(三)总结古书致误之例

第八章 “刻虞鹄类鹜，钞怕鲁成鱼”

——黄丕烈的刻书、抄书活动与刻书思想

 一、择书而刻，校勘精审

(一)刻书概况

(二)《士礼居黄氏丛书》

(三)代人、助人刻书

 二、影刻写刻，世所艳称

(一)“意在流传旧本饷世”

(二)刻书应据善本

(三)“重刊不可妄易旧观”

(四)参校众本，别为札记

 三、抄书补书，功德无量

(一)“入门僮仆尽抄书”

(二)“为古书补亡”

第九章 “他年想象藏书者，说是宋廛中一翁”

——黄丕烈的编目活动与目录学思想

 一、“藏书不可无目”

(一)《所见古书录》

(二)《百宋一廛书录》

(三)《百宋一廛赋注》

(四)《求古居宋本书目》

 二、收书好作题跋

(一)书话之滥觞

(二)学术之札记

(三)阅读黄跋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四)散见群书，结集后世

 三、“目录之学稍窥一二”

第十章 “真个苏杭闻见广，艺林嘉话遍天涯”

——黄丕烈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一、世人的评说

(一)“乾嘉以来藏书家，当以先生为一大宗”

(二)“开明的大藏书家”

(三)“第求精椠、独嗜宋刻”的“赏鉴家”

(四)对黄丕烈的不同评价

 二、学术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和悠远影响

(一)“目录学之盟主”

(二)“版本学之泰斗”

(三)流风余韵，绵延不绝

 三、结语

索 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参考文献

后记

(二)科场之梦：由雄心勃勃而转为失意落寞

从黄丕烈的名和字(绍武)来看，其父、祖辈颇有欲其仰承祖志、振其家声的期望。而少年的黄丕烈，当然也是雄心勃勃，极想一展身手，飞黄腾达。与当时的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为实现其理想，黄丕烈毫无选择地走上了参加科举考试的道路。

乾隆四十六年(1781)，黄丕烈19岁，也恰好以第十九名的名次考中秀才，入长洲县庠。而担任这一次院试主考的江苏学政，正是以两度参加编撰《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和后编这部皇家古籍善本藏书目录而闻名的彭元瑞(1731—1803，字掌仍，号芸楣)。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座师大人，其学问爱好，不可能不对黄丕烈日后所走的人生道路产生一定的影响。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方26岁的黄丕烈又以位居第三的名次考中举人。其座师胡高望(字希吕，号豫堂)主考对黄丕烈极为欣赏，甚至以来年高中状元相期许。但与人们的期待相反，在以后十多年的历次会试中，黄丕烈不但没有当上状元，就连进士也没有考中。一次次的赴京赶考和落第南归，黄丕烈反复经历着期待和失望的煎熬，原来勃勃的功名利禄之心渐渐地被消磨被冲淡了。

嘉庆六年(1801)，黄丕烈39岁，逢举人大挑。清乾隆以后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六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人有较宽的出路，名为“大挑”。黄丕烈在这次大挑中名列一等，故以知县用，签发直隶。但黄丕烈不愿赴选，于是又纳资议叙，捐得兵部主事的官衔。但这不过是一个候补官衔，并无实职可任，所以黄丕烈不久即返回了苏州。

由于由举人大挑入仕，在当时人看来不是正途，所以第二年春，黄氏又一次北上赴京，参加会试，希图成功，不想依旧落第。夏五月，黯然离京。这是他生平最后一次参加会试。这最后一搏的失败，使他顿觉“世事都淡，惟此几本破书，尚有不能释然”，从此断绝入仕从政之念，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藏书、校书的活动中，“二十余年未尝作仕宦想”。

(三)走上藏书之路

黄家并非贫寒之家，黄丕烈从其父亲手中继承的是一份比较雄厚的家产，当然也包括田产和房产。其家中蓄奴养婢，是当时苏州城里的富户之一。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黄丕烈才可能大量收购古籍善本书。黄丕烈的同乡好友顾莼曾说：“仆尝论吾乡有钱者甚多，而所作所为俱极可怜，惟荛圃用得其当，以其能刻书，且能择书而刻也。”黄丕烈在嘉庆十八年(1813)为原稿本《笛渔小稿》所作跋中也自述云：“债逼非因酒，粮虚却有田。”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黄氏八题《芳林秋思图》诗中有句云：“产薄竞嗟瓶乏粟，囊空难计火添油。”是说家产少，而不是没有家产，何况作这首诗时已是在其开始收书的30多年以后了。

那么黄家是不是藏书世家呢?我们在黄丕烈的表兄石韫玉所撰的《独学庐四稿·<凌波阁藏书目录)序》一文中，可以了解到一些情况。石韫玉在该文中这样写道：“余家本寒微，先世藏书甚少。忆十四岁附学于中表黄氏之塾，主人有书二椟。先生方授科举之业，惟经义是训，他书禁勿观。余于常课既毕之后，每窃一灯，私取其书翻阅之。如是者四年，椟中书读之殆遍。既于甲午岁赴省试，在金陵市中购得《史记》一部，归而读之，大喜……阅十旬而卒业。”

所谓“中表黄氏”，就是黄丕烈家。石韫玉长黄丕烈7岁，他14岁就读于黄家时，黄丕烈也已经7岁了。据石韫玉所云，这时黄家的藏书状况是“有书二椟”，不能算多。而且其中竞连《史记》这样的理应常备之书也没有，否则，石韫玉在读遍黄家藏书之后，不会在金陵购到《史记》后，是那样的欣喜和急切地阅读。

由此看来，黄家称不上藏书世家。但在黄丕烈收书之前，黄家也不是没有一点藏书基础，而是只有一个读书人的最基本的藏书。且不会有多少旧刻旧抄善本，否则，就不会让一个亲戚家的孩子任意翻阅饱览了。

关于黄丕烈开始藏书的时间，有关的记载最早可上溯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他26岁的时候。这一年恰好是他中举人的那一年。在科举路途上获得阶段性的成功后，黄丕烈对古籍的特殊爱好也同时显露出来了。在此之后，黄丕烈即以藏书擅长，优游于一流的藏书家与学者之间。联系到其家原有的藏书情况，可以断定，在26岁之前，黄丕烈肯定有一个大量购书的过程，并且由于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特别侧重于古籍善本书的收藏和整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收藏，终于在将近而立之年开始崭露头角。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黄丕烈丰富的古籍善本收藏主要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在嘉庆七年(1802)40岁以前，黄丕烈是在参加科举考试的同时，兼顾藏书。虽然这一时期，他已因藏书而出名，并与学者、藏书家们纵谈学术，往来切磋，交换所藏，但毕竟人生前途未定，藏书尚只是出于业余的兴趣爱好而为。嘉庆七年以后，仕途之念既已断绝，藏书便成为其专门所业，生活的乐趣、人生的理想和追求全都寄托于此。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他取得了一个藏书家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功。

P11-14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塞外的道地北方人，开始在心底里涌动起对江南水乡的一种美好憧憬的感情。渐渐地，这种倾心向往，在我身上凝结成一个难以化解的“江南情结”。近几年来，由于教学的关系，我有机会一次次地涉足长江下游地区，漫步在苏州的小巷间、水道旁，徜徉于杭州的断桥边、苏堤上。而每当这时，触景生情，总会产生一种游子归乡般的亲切感觉，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怅惘泛起在心头。我想起我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的祖上是绍兴人。”于是，我愈来愈相信，我祖先的深根一定是扎在这片瑰丽丰饶的吴越大地上的。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使我在自觉不自觉中选择了古籍整理和研究，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努力的事业。而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收藏和整理古籍最著名、最发达的地区，就是江南一带。早在十多年前，我的研究生导师郑如斯教授，就鼓励我将清代苏州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作为研究的重点，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黄丕烈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就是这样问世的。当然，短短的二三万字远远不足以描述黄丕烈一生的方方面面。于是，完整全面地展现这位乾嘉著名学者的风采，就成了一个长期萦绕在我心头的夙愿。所以，当3年前，南京大学的叶继元教授以《黄丕烈评传》这一选题专程来京相询时，我的欣喜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从此，我又一次走进了黄丕烈的世界，不仅反复仔细地阅读了他的现存全部题跋及著述，查阅了与黄丕烈同时及之后有关学者的文集，而且还寻访了黄丕烈在苏州的两处故居遗址，沿着他当年活动的路线，游历了当年书肆林立的观前街、山塘街和商贾云集的阊门内外，以及当年黄丕烈与孙星衍、洪亮吉、袁廷祷等文人学者常常置酒高会的虎丘、枫桥，随时随地地感受并想像着当年的种种场景。应当指出，这种实地的考察，对于继之开始的评传写作，益处真是太大太多了。

3年来，四处查访资料和伏案写作的艰辛自不待言，而师友们的关心和期盼更令我感奋。继元兄在全书的结构体例、篇章安排等各个方面，曾予以热情指教和诚恳帮助，为本书的顺利完成付出了大量的前期劳动，令我感激不尽。本书的审稿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徐雁教授以及《丛书》副主编周勋初教授、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和初稿完成之后，提出了许多富于建设性的意见，为本书的进一步修改完善作出了贡献；南京图书馆研究员沈燮元先生和邓子勉学兄也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和宝贵的意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张玉范教授则为书前书影的拍摄鼎力相助。我谨在此对上述先生致以衷心的谢意。

黄丕烈代表了中国藏书史上的一个高峰，但又是藏书家中的一个特例；他是后人难以企及的，也是不易为常人所理解的。总之，他是特殊时代造就的一位特殊人物。我对于本书是否透述了这一点，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作为第一部试图完整地反映黄丕烈一生事迹及其成就的人物传记，本书还粗疏得很。我真切地期待着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教正。

姚伯岳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