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了村庄的历史和当下,日常生活和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和风花雪月,才子佳人和村夫村妇,英雄豪杰和地痞流氓,还有逸闻、疑案、仇杀、偷情。真可谓光怪陆离,洋洋大观。从表面上看,笔调似乎很散漫,信马由缰,写到哪里是哪里。可仔细品味,无论是作品的精神指向还是语言形式都体现了民间写作的朴素真诚和原汁原味。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潦寒的笔下流溢出强烈的悲悯情怀和追问精神,这种精神指向又并不是穿鞋戴帽,而是渗透在那“化不开的乡愁和近距离的伤感”之中,即使是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语句,如果稍稍琢磨与体味,一股淳厚而真诚的情感就会在我们的胸中升腾。
作者在书里向读者打开了他的故乡栗门张村的大门展示了这个村庄的方方面面,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尤其因为他是个以动脑思考为习惯与爱好的人,还是个感觉敏锐感情细腻而丰富的人,更麻烦的是他又是个有正义感与悲悯情怀的人,这就注定了他对他看到并与之打交道的人和事不可能见惯不怪,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因为在他眼里这都是一个个问题和病症,有必要拉开帷幕让公众加以了解和认识,并进行思考。个体的历史和命运组成了一个村庄的历史和命运。
高高的栗木门楼
每一个村落的形成与演变,都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
——题记
历史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一种文明被视为当然。它的获胜不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你出了很糟的牌,犯了足够多的错误,角落中的黑暗年代,便总是在等着你。
——保罗·约翰逊
1
我的祖先哪里来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上的老鸹窝
这首传唱了五百余年的歌谣,在历史的夹缝中,在缺牙少齿的老年人晶莹的泪光中,饱含着历史变迁的无限沧桑与背井离乡的无限苍凉。当我翻开还弥漫着墨香的《郾城县志》时,一串串泪珠潸然滴落……
“元末兵灾连年,赤地千里,人死殆尽。境内大多居民由山西洪洞县迁来。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户1621,人12345,与宋金时万户相比,减少约百分之九十。”《郾城县志》仅用寥寥数语,便把迁民的原因、背景以及当时悲壮、荒凉的情景通过有形的文字与无形的遐想鬼魅一般勾画出来。我细心研读一下才发现人口的杜撰性,12345,这种随意性的约数更深一步地说明了当时的荒凉,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洪武迁民与永乐迁民的悲剧所在。
据史书记载,从元世祖四年(1263年)至民国廿九年--三十六年有灾,其中一次连续七年洪水不下。从元世祖十九年(1278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共出现蝗灾十一次、地震十次,这是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郾城有明确记载的天灾。而人祸更是比洪水肆意,比地震暴虐,比瘟疫凶猛。元末的战争使中原大地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无人烟。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为了巩固政权,医治元末以来的战争创伤,迅速发展生产,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侍郎刘九皋等人的建议,做出了向中原大规模移民的战略决策。《明实录》记载的洪武四年(1371年)河南人口1891000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到4030454人。山西人口最稠的地方是地处交通要道的洪洞县。洪洞县的大槐树植于汉代,明时大槐树身粗数围,荫遮数亩,树上筑满了老鸹窝,乃是方圆数百里独一无二的槐树。迁民只有从洪洞县开始向外迁了。
俗话说故土难离,为了当时迁民的顺利,明政府设置了骗局。在移民的汾州府、辽州府、沁州府、洚州府、路安府、平阳府等地广贴告示,晓谕乡民,凡不愿迁移者三日内到洪洞县大槐树下领取免迁证,愿移民的可在家等着。于是四面八方的人汇集大槐树下,几天内竟达十几万人,老实的庄稼人还未喘过气来,便被官兵团团围住,这时才知道上当了,愿移也得移,不愿移也得移。官兵们把他们绑起来,连成长队,分别向全国一百多个府县押解。那抛妻别子、依依惜别的泪水洒满了这片土地。人们纷纷折槐为记,并以图腾的方式牢牢地记着故乡的槐树,升华成一种心灵的安慰与民谣,世世代代地传唱,经久不衰。传说在当时移民的途中,人们仍幻想重返故土,为了以后便于确认,便把小脚指甲剪为两瓣。时至今日,小脚指甲为两瓣的,多是大槐树迁民的后裔。而“解手”一说,也是源于这里。移民时由于人们的手都被绑着,要大小便就得向押解禀报:“老解,我要撒尿,请解手。”次数多了,大小便就简化成了“解手”……P1-3
潦寒的书读完了,是一口气读完的。也许因为我是个在饥饿年代长大的乡下人吧,他的作品让我想起刚出锅的烙饼,新鲜、热香,咬一口有筋道,有余韵。这样的联想虽然粗俗,却也无伤大雅,汪曾祺先生就曾为他的文集这样介绍过: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说到底,美食与美文之间总是灵犀相通的。
一本书,40篇文章,将近20万字,就写一个叫栗门张的村庄。写了村庄的历史和当下,日常生活和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和风花雪月,才子佳人和村夫村妇,英雄豪杰和地痞流氓,还有逸闻、疑案、仇杀、偷情。真可谓光怪陆离,洋洋大观。从表面上看,笔调似乎很散漫,信马由缰,写到哪里是哪里。可仔细品味,无论是作品的精神指向还是语言形式都体现了民间写作的朴素真诚和原汁原味。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潦寒的笔下流溢出强烈的悲悯情怀和追问精神,这种精神指向又并不是穿鞋戴帽,而是渗透在那“化不开的乡愁和近距离的伤感”之中,即使是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语句,如果稍稍琢磨与体味,一股淳厚而真诚的情感就会在我们的胸中升腾。在《一个人的消息》中,一开始有这样两段文字:
“妇女们天黑以后才掌灯做饭,在熏得漆黑的厨房里扑嗒扑嗒地拉着有数十年历史的老风箱。”
对厨房和老风箱的修饰用语看似寻常,但是我相信,没有长期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这是真正的民间生活形态。
接着说到大伯的儿子走失,这样写:
“我大伯的儿子也就是从效成家出来时,手里拎着碗往家返的途中走丢的。我大伯的儿子走丢了,碗也丢了。”
文中的黑点是我加的,我觉得这样的文字很精彩。
可作者还没有完,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又出现了这样一段:
“一个三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儿,晚上九点手里拎着碗从一百米外往家返的途中走丢了,如同被蒸发掉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同时包括他手中的碗。”
黑点当然还是我加的,老实说,这样的文字只要读上一两段,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品位就大体有数了。
按照某种约定俗成的观念,散文被认为是一种很精致的文体,特别是这些年来,所谓的晚报文体大行其道,那种浅近而抒情的散文几可铺天盖地,而笔底风光,要么充斥着贺卡式的甜腻和无病呻吟的伤感;要么就是油嘴滑舌,喋喋不休地卖弄小聪明。看惯了那样的文字,再来看潦寒的这本书,起先你可能有点小小的迷惑:这样的文字,一点花头也没有,是散文吗?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你得承认,这是一本好看的书。等读完了全书,你发一阵呆,终于认定: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
好看和分量源于生活本身的魅力,那种不加雕饰的生命情态以及古老乡村的粗糙感和疼痛感被表现得笔酣墨满,形神具见。读过《父亲这一辈子》,我们就忘不了那个出自寒门又心灵手巧的“父亲”,他学习绘画,是将一张黑漆大方桌当纸,买一瓶墨水掺些锅黑兑些水,这般因陋就简打下绘画基础的;他学做裁缝,是从村里老裁缝处用三包烟换回一本旧裁剪书,自己琢磨几天便学会全部手艺的;装耧大约是个技术含量相当高的活计,三叔跟着老木匠做了两年仍不得要领,父亲却只是独自捣鼓一阵又去老木匠那儿观摩一阵,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一张新耧。这种乡土民间生活标本式的实录,在潦寒的乡邻系列中也有文心独运的抒写,例如《二犟》里凡事论死理的农村青年二犟,《绝唱》里分不清戏里戏外的女演员小文,《想象四爷》里胳膊上跑马拳头上站人的热血男儿四爷,还有《羊的门》中把羊当亲人,把羊当命根子的孤老汉绑紧……作者不只勾画出了主人公们的一笑一颦,一抬头一回眸,他甚至还让我们听到了主人公内心深处幽眇而悠长的叹息。这就是潦寒的手艺。尼采说:“艺术家是一个呈现者。”潦寒就这样把他的乡亲们一个一个地“呈现”出来,从而完成了他关于故乡的整体呈现,也完成了他对精神故乡的深刻凭吊。这样,他的故乡就不仅是在纸上,而是以其鲜活的情态走进了我们心湖的深处。
散文是自由的文体,但又是很考验作家素质力的文体,作家的情感、思想、学养、语言,以及想象力皆裸露无遗。这里所说的想象力不是虚构--散文是不允许虚构的--而是一种艺术灵性的张扬。像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关于园子与四季的对应描写,谁能说那不是想象力呢?在潦寒的这本书中,这种灵性的翅膀亦随处可见。例如,《羊的门》里绑紧老汉丢羊后,作者用饱蘸了忧伤的笔写道:“……我从小长这么大,还没有看到这么绝望的神情,绑紧喃喃地说这话时,仰着脸,那泪珠顺着那刀刻般的皱纹里一点点地向外浸渗,能让人清晰地看到那泪珠中的盐分。”我们见过太多的关于眼泪的描写,但面对着潦寒笔下看到“盐分”的眼泪,仍然会为之心动。如何以艺术的眼光和独到的创作技巧向人类的生存以及精神状态予以冲击,是评判作家艺术才情的主要标准之一。在这一点上,潦寒用他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关于潦寒的这本书我已经说了不少,其实我和潦寒素不相识,对他的人生道路和心灵历程一无所知,因此,当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王维良先生要我为这本书“序”几句时,我踌躇了许久。好在法国大散文家蒙田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国王陛下已经认识了我的作品,那他就认识了我的为人了。”说这话的背景是国王提议要认识他,蒙田却不肯给面子。在我看来,这恐怕不光是一种文人的傲气,也是一句关于文学原理的大实话,因为真正的散文必然属于灵魂的裸显与生命的直呈,所以读其文大体上也就可以想见其人了。既然如此,我也就斗胆应承下来。而且,读完了这本《故乡在纸上》,我也确实认识了那个“靠读书和写作从农村一步步走到省城”的潦寒,以及他那“体验生命痛感和出走欲望的最原始的出发点”——栗门张。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