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秘辛、冷战轶事、一位经济学家眼中的世界政治与军事，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眼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本书是一有关一位学者在20世纪的最后60年里，如何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的著作。与其说它是一本挑选出来的文集，倒不如说是一本自传。该书大部分内容都是讨论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少部分也涉及了国内政策问题。本书作者大致按照事情发生的年代顺序来安排情节，他把情节分为了11个部分，分别讲述了“我”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做一名顾问、“我”在华盛顿政府做一名官员时的一些经历。

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的忠实顾问，经济史领域的杰出学者，曾纵横于“二战”战场，奔走于国际舞台，军界、政界和学术界的三栖人物。用问题写自传，看过往望未来，罗斯托这本奋斗人生和心路历程的自传，为我们打开了20世纪的宏伟画卷。

绪言

第一章  回眸：1916-1938年

第二章  空军在欧洲的运用：1942-1945年——盟军本应该在欧洲赢得战争吗？

第三章  美国和苏联：1945-1989年——波兰问题是关键

第四章  斯大林之死：1953年——时机不再

第五章  开放领空：1955年——失败未必无益

第六章  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对外援助：1953-1963年——胜利凯旋

第七章  大韩民国——我与奇迹沾上边

第八章  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反通胀努力：1957-1972年——创新应该制度化

第九章  中国：1949年及其后——民主建设有待加强

第十章  越南和东南亚——该不读切断胡志明小道

第十一章 城市问题：1991年及其后——预防还是治疗

第十二章 人口：现代日本的第四大挑战——21世纪的中心议题

第十三章 长期与短期——贯穿本书的主线

第十四章 最后两个反思——20世纪和21世纪：个人和历史

人名中英对照表

译后记

在外交方面，当美国垄断核武器而苏联在战术上处于劣势的时候，苏联拒绝正式接受任何对核武器进行国际控制的体制。在心理战方面，通过和平运动和其他手段，通过增强人们普遍存在的对新武器破坏力的恐惧，苏联向美国施加了最大的政治压力，警告美国不要妄图利用其短暂的垄断优势。与此同时，苏联却又在竭尽全力地加紧制造原子武器。

因此，从1949年9月苏联第一颗核武器爆炸成功到斯大林去世这段时间里，苏联的立场其实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后来的争执，尤其是在最紧张的阶段，即使不是由苏联在1953年8月热核武器成功爆炸所挑起，也是随之而来的。

热核武器突然给远程导弹领域带来了新的突破。像美国的专家一样，苏联专家从1945年开始也已经与德国技术人员一起合作攻关V-2火箭。但是，在热核弹研制出来以前，远程弹道导弹显然是一种相对有局限的战争工具。这主要是因为火箭在确定目标方面极易出错，而原子武器的破坏范围也相对有限，所以对所选目标的破坏力也就值得怀疑了。因此，一旦氢弹的鼻锥能缩小到适合火箭鼻锥的尺寸，氢弹的破坏范围也就大大增加，从而提升了导弹的军事地位。在1953年这一年里，远程火箭首次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在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的重要武器。

同时，苏联放缓了发展战略空军的步伐。负责导弹生产的国防生产部(Ministry of Defense Production)于1953年成立；1954年则成立了技术水平最高的宇宙飞行特别委员会。而且，四个最有关系的基础学科里的人才显然都把注意力转向了导弹问题，它们是：流体力学和热传导学；燃料化学和燃烧学；结构和物质学；电子学和通信理论。1954年，苏联大部分的工程学课程都是有关导弹技术这一领域的。

毫无疑问，有以下几个原因吸引俄国的领导人作出了这个战略决定。首先，尽管苏联已经制造出了远程飞机，并成立了一支远程轰炸部队，但它还没有组建起一支像美军那样能够无坚不摧、无往不利的战略空军。

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没有给俄国空军带来远程密集飞行、目标锁定、空中加油和导航方面的经验。更甚的是，美国1953年就已在北美迅速建立起了完善的军事基地和空中防御体系，这似乎多多少少预示着苏联在这方面将永远处于劣势。因此，苏联人很可能已经意识到，在依赖战略空军来运载核武器方面，他们将越来越落后于那些更有经验的军队，并且在这个领域将注定要处于下风。也许，他们对美国战略空军的看法，多少有点像德国在20世纪初对英国海军的看法。

但是，1953年把发展导弹作为重中之重的决定，并没有解决后斯大林时期的军事政策问题。冒出来的问题是：相对于现代化的地面和海军部队，苏联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依赖进攻性和报复性的弹道导弹力量？显然，苏联在1954年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政策争论。在争论中，马林科夫认为未来不能过于依赖弹道导弹运载核武器的能力，而军方则反对马林科夫的观点，认为他过于多虑。赫鲁晓夫也在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平衡问题上公开反对马林科夫，而更加偏向于重工业。这场抽象的争论背后隐藏的是对军事预算规模的分歧，尤其是对给常规武器分配多大规模预算的分歧。在赫鲁晓夫迈向领导集体核心位置的过程中，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为他赢得了军方的重要支持。

但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在核运载能力和其他某些领域，苏联都远远落后于美国。从苏联决定优先发展导弹运载系统到成功完成操作试验的这段时间里——从1953年末到1956年的某个时候，苏联所追求的政策就是尽量使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最小化。只要导弹不到位，苏联轰炸机部队发展的能力就有限，而美国的运载能力依然强大。在苏联看来，这正是需要世界舞台相对平静的一段时期。因此，印度支那的冲突合理解决了，而《奥地利条约》也在1955年5月5日获得了最终签署。  5月10日，在伦敦召开的一次联合国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提出了一个阶段性的裁军计划，其中包含一个“在大的港口、铁路枢纽、公路干线和机场”为国际军控机构设立监控点的条款，“这些监控点的功能应该是确保各国的陆海空部队不会出现危险的集结。”

尽管固定的监测站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已经使用过，并且被证明是形同虚设，但是，这一条款的提出表明苏联的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动，无疑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正是在苏联签署了《奥地利条约》并提出了监控建议的背景下，四国才最终同意举行首脑会晤。

在四国看来，苏联谈判者在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刻意制造缓和气氛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促使西方产生自满情绪，尤其是缓和西方对苏联在亚洲、中东、非洲所开展的活动的焦虑，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在亚洲、中东和非洲的活动开始升级。第二个目的就是诱使西方在苏联大力缩小且有希望缩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差距，并使陆军现代化的这段时期，减少对军备竞赛的关注和资金投入。1955年，苏联公布的军事预算从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8%提高到了19%；而美国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军费支出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2%削减到了9.6%。

苏联迫切希望召开首脑会议，还有一个因素看来也发挥了作用。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实际上作为一个人——苏联新领导人希望走上世界舞台，表明他们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游刃有余，举止得当，尊贵有加，被全世界接受并成为一名政治家。(P170-172)

本书是一本有关一位学者在20世纪的最后60年里，如何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的著作。与其说它是一本挑选出来的文集，倒不如说是一本自传。全书第一部分写的是我的早年生活，我的观念和信仰就是在这个阶段由遗传、环境和偶然事件神秘混杂而成的。我成长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战时的情景给我的职业生涯打上了烙印，并形成了我研究战后世界困境的方式。让我慢慢道来。

我出生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六个月前，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短暂的繁荣时期。然而，我的少年时期却是在萧条的阴影中度过的。20岁时，我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我的职业生涯就穿插于三个领域，即学术界、政府部门和一心推进经济增长的实践领域，这是一个既要有思想又要有行动的领域。在把理论应用于具体现实的欲望的驱使下，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我首先把注意力放到了战后的欧洲，接着开始关注发展中世界，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家乡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弱势群体。总之，我的职业生涯穿插于三个领域，经过了40年的冷战时期，并进入了21世纪。在我这种三分天下的生涯背后，则是一股执著而有意识的动力，即通过把短期和长期力量结合到一起，让抽象的观念转变成现实的政策。这也是我的学术生活和我作为一名政府官员的工作的有机结合。

在此，应该特别提及在第十二章中反映出来的、我的学术生涯的一个特别时期。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我一直对人口增长的过程保持着密切的关注。作为一名经济史专家，我试图把人口增长率同经济增长阶段联系起来。我自始至终认为“树高不及天”，因此，我相信增长是有极限的，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我才确信增长的有限性会如何来临。

在《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此书起初是我1958年在剑桥大学给本科生上课的讲稿——我留下了一些篇幅(英文原版第90-92页)来讨论“大众高消费及其他”，我断定，在冷战时期：

对这一代人(也许包括下一代人)来说，在当前这个时期，路上站着两只“拦路虎”。首先，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是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那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其次，包括中国在內的整个南半球都已经积极地进入了“起飞”前的准备阶段，或者已经开始“起飞”。这些国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们必定来临的“起飞”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短时期內，我们是否会看到一大批新的政治领导人在他们的新型成熟技术的诱惑下向我们展开进攻，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个全人类和解的时代。

在20年后的《世界经济》(The World Economy)一书中，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来检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否会随着食品、原材料、水和空气变得越来越昂贵而影响和约束经济增长(英文原版第六部分， “世界经济的未来”，第571—658页)。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花脑筋思考了一下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这样的时代，即增长是否会受到货币本身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太富裕了)的约束(尤其是英文原版第154页、第796~798页)。我的结论是，人类要迈进为如何花钱而烦恼的时代，还早着呢。在1990年的《从大卫·休谟到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家们》(Theorist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一书中，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理清这一事实，即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已经很低而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很高的人口增长率。这两类国家之间的人口比例的根本性转变已依稀可辨。我的结论是：

目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国际社会很可能在未来几代人中，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同时面临人口的过度增长和过度减少。当前的人口统计数据已然富足，但人们对决定人口生育率的各种因素却了解得不怎么透彻。也许在某个时候，那些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有关如何确定最优人口规模之类的问题又会出现，假如它现在还没有来临的话(P.457)。

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眼前面临的增长问题不仅很多而且很严峻。在随后的篇幅里，我会再次提及增长的有限性这一问题。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20年过去了。不仅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口生育率在1965年后出现了迅速下降，在许多吸引我注意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生育率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我对人口数据的研究越多，我就越加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一场清晰而紧迫的危机。因此，我写了《人口大裂变》(The Great Population Spike,1998)一书，并在诸位眼前这本书的第十二章里继续探讨人口政策问题。当然，这一章也只是我最近集中探讨21世纪已面临和即将面临的问题的政策性文章之一。

我已年过八十，但我仍坚持参加学术活动和有关的社团事务。对我来说，回顾过去也许是时侯了。毕竟，我那年轻时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父母是按照华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名字给我取名的。在此，我也借用他的名言作为我的回顾的开始——“回眸是一趟旅程”。

在本书所选择的11个情节中，有6个情节属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我先是艾森豪威尔(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政府的一名顾问(1953-1960年)，后来又做了华盛顿政府的一名官员(196l-1969年)。我在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与以前所写的观点是有所差别的。对这一时期的详细情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我的《世界舞台中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1960)和《权力的扩散》(The Diffusion of Power,1972)这两本著作。后一本书也包含了一大段关于越南的内容，以及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所持的观点。讨论越南和东南亚的那个较短的章节(第十章)，尽管与以往前的观点相一致，但还是谈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问题：在越南问题上，如何组织一场连续的辩论才是最有用的？

在本书的五个章节里(第二章至第五章和第七章)，我利用了自己围绕观念和行动主题所写的一系列著作中的材料，这些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由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简短的作品含有大量很难被忽略的文献和资料。不过，不管如何，我如今从这些章节所得出的结论，反映的都是自己2002年的观点。

回顾这些年，我发现在著书和工作(例如，担任总统的助手或者在大机关工作)之间还是有一些分别的。在工作中，一个人必须学会分清楚建议和职责的不同。正如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经常说的，如果你给总统提供了一个建议。结果搞得很糟糕，你所能做的就是辞职并从此不干了，总统则必须为自己的决定对公众和历史负责。除了第一章，我在其他章节的结尾部分所作的反思，都尽到了身为作者的责任，也秉持了身为作者的自由。

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是讨论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少部分也涉及国内政策问题。我大致按照事情发生的年代顺序来安排章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内问题(例如对外贸易收支平衡、国内通货膨胀等)对本书所讨论的外交政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总统的观点来说，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并且总统从来不允许把它们分开来处理。

在为本书及其原文撰写致谢时，有一点我要说清楚。那就是，在我的人生事业中，我从来就不是孤军奋战的。但是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当凯恩斯劝告人们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时，我认为他错了。我宁愿相信：“长期陪伴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关于致谢我还要加上一句。我需要罗列许许多多的人。在我闭门写下自己碰巧参与的政策问题时，我每一步工作都获得了许多友人的帮助。确实，这个名单必定很长。从大的说，它包括了美国的几位总统；从小的说，它包括了东奥斯汀与我同甘共苦的两位小学校长。当他们每天晚上上床休息时，都在为明天如何让我做好工作而伤脑筋。他们都为自己和别人尽到了一份责任。

我从不认为我是孤独的。事实上，在高度国际化的美国大学里，没有一个教师会为手头的事情感到担心。正如我在和金载义(KIM JAE IK)聊天时所想到的(第七章)，美国和英国的年轻人在度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不太光荣的历史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终于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确实，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但正如第七章和第十二章所说的那样，那些试图在21世纪的韩国制造出震撼的人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在准备这本书的时侯，我得到了许多技术专家、部队战友的帮助，实际上也得到了许多反对我观点的人的帮助。他们的名字太多，无法——列举，但我还是借此机会来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

特别地，我的工作得益于两个人的帮助，一个是我的妻子埃尔斯佩思·戴维丝·罗斯托(Elspeth Davies Rostow)，另一个是我的朋友，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赫伯特·艾迪生(Herbert Addison)。本书的顺利完成，得益于他们踏实的专业工作，我欠他们的实在是太多了。此外要感谢帕特里夏·肖布(Patricia Schaub)，由于她的杰出能力和出色工作，我每章的草稿才得以打印完成。

华尔特·罗斯托

2002年3月

本书的翻译是一个多人合作的过程。国家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博士生邝艳湘翻译了第1-7章，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生王琛翻译了前言和第8-14章。全书由曹荣湘统稿和校对，并增加了全书的译注以及随书所附的人名中英文对照表。

翻译和统校过程得到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指正，尤其是在一些非英语词汇和专业术语方面。他们是：俞可平教授、李其庆译审、杨金海研究员、边彦耀译审、蒋仁祥编审、李惠斌研究员、柴方国译审、杨立成译审、童孝华译审、鲁永学译审、杨雪冬博士、陈家刚博士、刘元祺博士、李智博士、冯雷副研究员、陈志刚博士、丁开杰博士、王勇兵博士。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曹义恒、于智明、董莹等同志也提供了许多翻译和打印方面的帮助。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本书才得以顺利完成。

原稿涉及面极广，既有经济学、历史学、军事学、哲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内容，也涉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人物和地名、事件名。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书中的某些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但为便于读者了解作者的原意，尽量保持原貌，供读者研究参考。特此提请读者注意。当然，由于校者和译者的能力和水平所限，难免出现错误和翻译不到位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和指正。

兹记之。

曹荣湘 王琛 邝艳湘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