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二主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曲子词作家，他俩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本书作者依据历史资料，从一个全新角度为南唐二主作传，通过解读词史、赏析作品，追溯南唐李氏君臣活动，为我们勾勒出了李璟、李煜的形象，完整清晰地再现了南唐二主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

李璨和李煜是五代时期南唐国的君主。作为国君，他们在历史上是亡国破家的典型；但作为曲子辞作家，二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作品千百年来一直广为流传。本书作者依据历史资料，从一个全新角度为南唐二主作传，通过解读词史、赏析作品，追溯南唐李氏君臣活动，为我们勾勒出了李璟、李煜的形象，完整清晰地再现了南唐二主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这部传记是了解和研究李璟，李煜的最佳入门读本。

序

第一章 别了南唐国

第二章 这支李氏世本微贱

第三章 义祖徐温

第四章 烈祖李异

第五章 李璟继位前后

第六章 灭闽国

第七章 亡后楚

第八章 在休兵息民的日子里

第九章 周世宗三征南唐

第十章 失去半壁江山

第十一章 李璟为何在南昌宾天

第十二章 李煜初政

第十三章 好声色而废政事

第十四章 周氏姐妹的前赴后继

第十五章 燕尔新婚之后

第十六章 宋师平唐之前

第十七章 赵宋吴越围江宁

第十八章 北归阙下

第十九章 独自莫凭栏

第二十章 只以眼泪洗面

第二十一章 谁与问空王

第二十二章 一江春水向东流

第二十三章 结语

附录：南唐二主年谱

后记

乾化三年(913年)三月，吴行营招讨使李涛率领军队二万人翻越千秋岭(在今浙江临安县西北，接安徽宁国县界)，进攻吴越的衣锦军。临安是吴越王钱镠的故乡。钱镠命令他的儿子、湖州刺史传镠为北面应援都指挥使，前往救援。传瑾派人砍伐树木，阻塞险狭的山道，以断绝李涛的后路。钱镠又任命睦州刺史钱传臻为招讨收复都指挥使，率领水军攻打吴的东洲，以牵制李涛的兵势。李涛大败，与三千士兵一起被俘。

徐温就派遣宣州副指挥使花虔，会同广德镇遏使涡信，率兵驻扎广德，准备再次攻打衣锦军。结果吴越钱传瓘先发制人，攻下广德，俘虏了花虔、涡信。

有来无往，非礼也。吴越王钱镠也派遣他的儿子钱传璀、钱传镠，以及大同节度使钱传瑛，进攻吴国的常州。徐温说：“浙人轻浮而且胆怯。”于是，率领各将领一日行两天的路程，赶赴前线。到了无锡，黑云都将陈佑对他说：“他们以为我们远路赶来马疲人倦，不能马上作战。请允许我带领部下，乘其不备攻击他们。”徐温同意。陈佑就率兵绕到敌人后方，徐温的大军便当在敌人正面，前后夹攻。吴越大败，死伤被俘非常多。

然而，钱瓘毕竟不是陶雅、刘威，一时间还是吓唬不了的。

就在这不厌其烦地你打我伐你死我活中，徐温还干了两件非常漂亮的事：一是加快培植自己的势力，为将来篡夺杨氏政权作准备；另是设法把杨吴王推上皇帝之位，以改变自己“权重位卑”的现实。

中国是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国，诸如尔虞我诈，肆奸植党，笼络人心，篡位夺权之类的经验教训恒河沙数。只要你有心，拈来应用，准能有效。如选择资历不高的人作亲信。左监门卫将军钟泰章就是一个很好例子。他帮助徐温杀死张颢后，嫌得到的赏赐太少，但不敢说。过了几年，在一次喝酒醉时，无意泄露出去。有人就向徐温告密，并挑拨要杀他。徐温说：“这是我的过错。”当即就提拔他为滁州刺史。原润州司马陈彦谦，后来被徐温招去管理日常庶务。有一次，徐温指着满库财富对他说：“这是三军物资，我怎敢占有呢。现在库存能如此盈千累万，这全是您的功劳啊。”陈彦谦病重，徐温亲自为他调侧汤药。

后梁贞明四年(918年)十一月，定都广州的大越主刘陟改名为“岩”，改国号为汉，号称南汉。在此之前，即后梁开平元年(907年)九月，王建就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因此，南汉建立的消息传来，徐温跃跃欲试，便劝吴主说：“现在大王与各位将领都是节度使，虽然大王还有率领节度使的权力，但总的说还不足以辖制他们；希望大王能建立吴国，即位称帝，便于治理。”杨隆演没有答应。

在此前后，严可求屡次劝说徐温，用次子知询代替养子知诰来管理杨吴的大政。知诰得知此事，找骆知祥商量，于是设法将可求挤出朝廷。可求被派去担任楚州刺史，到达金陵，就去找徐温。当时黄河以北，诸侯林立，契丹横行，但后梁趋弱，晋军屹起。严可求担心晋王李存勖一旦战胜梁末帝朱友贞，势必称帝。李存勖虽是西突厥别部沙陀部人，但祖父朱邪赤心被唐懿宗赐名为李国昌，故一直以唐臣自居。这样就对尊奉唐朝的正朔，并时常以兴复唐室为号召的杨吴政权不利。因此，可求对徐温说：“不如抢先建立吴国以便维系民心。”这话正中徐温下怀，于是又留可求参与统管各种政务，并让他草拟称帝时的礼仪。

第二年(公元919年)三月，吴越王钱镠受后梁诏令，命钱传璀率领五百艘战舰，从水路大举进讨淮南。

这时，徐温又率领将帅官吏和各路藩镇请求吴主称帝，杨隆演又不答应。然而，大敌当前，又经不起软磨硬缠，或许吴主早有此意，只是认为条件还不成熟罢了。四月初一，吴主杨隆演只好即吴国王位，改年号为武义。修建了宗庙和社稷坛，设置百官，宫中的一切礼乐典章全用天子的礼制。徐温也因此成为吴国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和宁国节度使，仍担任太尉兼中书令、东海郡王；养子徐知浩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旧领管江州团练使。

此时，杨吴派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和裨将陈汾，抵御吴越水军。

宫内鼓乐喧阗，水上金鼓连天。四月初八，与吴越在狼山江大战。由于吴国的船队乘风前进，钱传璀就命令士卒们顺风扬灰，弄得吴兵睁不开眼睛。等到两军的船舷靠在一起时，钱传瓘又让士卒们在自己的船上撒沙，而向吴船撒沾满鲜血的豆子。吴兵踩着这些豆子，都摔得僵直。钱传璀又下令放火焚烧吴国战船。吴兵大败。彭彦章拚死杀敌，兵器用完了，又用木头作武器，身上有数十处受伤。副将陈汾按兵不救。主将彭彦章知道免不了一死，于是自杀。结果吴国被俘虏了副将七十人，斩首一千余人，焚毁战舰四百艘。徐温惊醒过来，于是诛杀陈汾，没收他的全部家产，将其中一半赐给了彦章的遗属，并决定终身抚恤他的妻子儿女，同时磨刀霍霍，加强战备。

六月，吴军在沙山大败吴越兵。

七月，钱传瓘率领三万名士兵进攻常州，徐温亲自挂帅出战。在无锡之役中，徐温病倒，不能指挥军队。吴越兵专攻徐温所在的中军，箭矢像雨似密集。镇海节度判官陈彦谦急中生智，就将中军旗鼓移到左军去，并叫一位容貌相似的人，装扮成徐温，发号施令。徐温休息片刻，病情稍微好些，又出来指挥作战。当时久旱草枯，吴人就乘风放火，吴越兵乱做一团，最后大败。吴军杀死了吴越将领何逢、吴建，斩杀吴越兵一万人。传瑾偷跑了。吴军追至山南，又把他打败。陈璋也在香弯大败吴越的军队。

这时，徐知诰请求带领二千名步兵，换成吴越军的旗帜装备，紧随在败卒后头，假装向东溃逃，以袭击苏州。徐温不肯。他认为，此策尽管好，然而打仗的目的是为了不打仗，并非为了越打越大，诸将都说：“吴越依靠的是战船，如今大旱，水道干涸，这是老天要灭亡他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发挥步兵和骑兵的优势，一举消灭他们。”徐温叹道：“天下战乱很久了。老百姓贫困极了，而且吴越王钱公也不是轻易可小看他的。如果战争还继续下去，才是我们各位所担忧的事。现在我们打赢了让他们害怕，我们又停止进攻以怀柔他们，这使两地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君臣们都高枕无忧，难道不是让人快乐的事吗？多杀人有什么何处？”于是，就率领军队撤回。

八月，徐温遣使归还在无锡抓获的吴越俘虏，吴越王钱缪也遣使与吴国修好。此后，整整有二十余年时间，两国间按甲休兵。①这事实上也消弭了武将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从而为徐温展示执政能力，进而夺取杨吴政权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徐氏家族的本身原因，他一直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主。

吴武义二年(后梁贞明六年，公元920年)五月，吴宣王杨隆演平时对徐温父子专政，不敢有丝毫不快形于言色，建国称帝后更是逢场作乐，一味沉饮暴食，很少吃饭，于是得了难医之疾，卧床不起。徐温从金陵入京朝见，商讨立谁为嗣君一事。有人揣摩他的心意后，援引三国时蜀先主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的话说：“嗣子如果不成器的话，先生可以自取王位。”严可求也暗示徐温自立。徐温犹豫不定，与养子商量。徐知诰担忧徐温自立为帝，自己以假子身份就难以被立为嗣子，说：“可求知道得多，但他所说的未必出于真心，只不过顺着大人的心意而已。”徐温对此本无把握，于是放弃自立，并正色厉声地说：“我如果真的有意取代王位的话，当在洙杀张颢的时候就取代了，怎么会等到今日啊!别说杨氏没有儿子，就是有女儿也应当立她。今后再敢妄言的就处斩!”于是，以吴宣王的名义迎杨行密的第四子丹阳(一作杨)公杨溥入京监国；而按长幼之序，本当要立为吴王的杨溥哥哥杨潆，却被调为舒州团练使。不久，宣王去世。杨溥就登基为吴王。P23-25

南唐二主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曲子词作家，他俩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单说李煜词，它在千年时间里为何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共鸣和喜爱，在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曾展开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主要观点有三：一是他被俘后的作品所流露出的哀愁，与不同历史时代的各种读者有一种“类似”。也有人认为，李煜词常常表现的只是一种情绪或感触，以致使作品获得一种“普遍性”，而被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阶级读者所理解。所谓情绪或感触，在现存的李煜作品中，大多是男女生活和相思别离，而这存在于人类各个历史社会之中。因此有人认为，李煜词中的普遍性，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然而，从历史上许多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譬如，宋人蔡僚在《西清诗话》中说：

南唐后主围城中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曲栏金箔，怅惆卷金泥。门巷寂寞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余尝见残稿，点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书耳。艺祖(即宋太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

不言而喻，宋太祖赵匡胤和蔡京季子蔡僚，他俩能对李煜作品产生共鸣和喜爱，纯粹因为那是“玩物丧志”的反面教材，可以告诫天下人：这确实是迷人眼目的好作品，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亡国破家。

苏东坡也有相似的观点。他不仅在作品中读出李煜的创作个性，还看到令他拍案而起的国亡辞宫场面。因此，在《书李主诗》中，他说：

“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路无人自还。”李主好书神仙隐遁之词，岂非遭离世故，欲脱世网而不得者耶？

在《书李主词》中，苏轼又云：

“三十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几曾惯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

南宋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她不仅肯定“江南李氏君臣”在词史上的独特风貌和突出地位，还读出了“忧患意识”。在《词论》中，她说：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纱》、《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当然，也有人从唯美出发，非常欣赏李氏君臣作品中高超的艺术技巧。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引《雪浪斋日记》云：

荆公(即王安石)问山谷(黄庭坚)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本序作者按：不过，王荆公记错了。他所说的“细雨”“小楼”两句为中主李璟词，而“细雨湿流光”却是冯延巳《南乡子》词句。)

在《填词杂说》中，清沈谦甚至高度评价李煜说：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即李清照)，极是当行本色。又，“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俱不及“数点雨声风约往，朦胧淡月云来去”。予尝谓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觉张郎中、宋尚书，直衙官耳。

也有人以研究者自居，探索梳理它的源流演变，谈不上有多大喜爱或厌恶，但从骨子里说还是欣赏的。如，宋末元初人赵文在《跋周氏埙篪乐府引》中说：

旧传唐人《鳞角》、《兰畹》、《尊前》、《花间》等集，富艳流丽，动荡心目，其源盖出于王建宫词，而其流则韩倔《春奁》、李义山《西昆》之馀波也。五季之末，若江南李后主、西川孟蜀王，号称雅制。观其忧幽隐恨，触物寓情，亡国之音思极矣。

据现有记载，王綮的《鳞角集》，当是历史上出现较早影响深远的词选。王綮，字辅之(一作辅文)，今福建福州市福清城东门外龙山村人，生卒年月不详，大概生活在唐宣宗和唐昭宗其间(公元846—905年)。咸通二(《名士传》作三)年(公元861年)进士。历官大理司直、太常博士、水部郎中。黄巢“乱后”，归终乡里。墓在福清永东里怫顶峰。不过，现存的《四库全书》本，以及今福建宁德市福鼎秦屿人王遐春在清时刊刻的“鳞后山房”本，都没有“富艳流丽，动荡心目”的曲子词，而是律赋四十五首，并附录着宋著作郎王苹搜集的二十一篇省试诗。其词赋清婉，托意奇巧。由此看来，原先流传的王綮《鳞角集》，在南宋时就引起他那充满理学酸味的八世孙王苹的不满，并被这个“程门高弟”偷梁换柱了。尽管如此，这朵早绽的词苑奇葩，在南宋时还飘香金人国境，香沁民间骨髓，深受百姓偏爱。如今出现多如牛毛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却只字不提词选《鳞角集》在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及其作用。然而，金代杰出文学家元好问却在《新轩乐府引》中介绍说：

《鳞角》、《兰畹》、《尊前》、《花间》等集，传播里巷；子妇母女，交口教授；淫言媒语，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与之俱化。

有目共睹，直至宋末金时，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着广泛影响的，依然是《鳞角》、《兰畹》、《尊前》、《花问》等晚唐五代词集，而不是“当代宋词”，更不是什么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既然如此，那么，王国维承袭清人焦循的“楚骚、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律、宋词、明人八股，都是一代之所胜”(《易馀龠录》)的观点，有《(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这是多么靠不住的结论。至少歌词在宋代就不是“一代之文学”或“一代之所胜”，那时还有诗、话本、戏曲；而唐朝不止有律诗，还有曲子；晚唐五代的小令，从整体上说，却是后来宋人无法超越的一座高山。所谓“唐律、宋词”或“唐之诗，宋之词”，如果认为那“都是一代之所胜”，这完全是在历史资料极度缺失下，某些性急学者所产生的一个心造幻影。

这件事还告诉我们，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样，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清代乾嘉治学方法，也是不可全信的。出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绝大部分的哈姆莱特，却是读者自己胡思乱想的产物，而不是莎士比亚所塑造的那个哈姆莱特。这种哈姆莱特，如果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那还别饶风趣；如果视为学术成果，到处炫耀，那会贻笑大方。就像人人都有看法心得一样，人人也都有权假设证明。然而，“大胆假设”的结果，可以与史实或作者意图相符，也可以相左，这就要看你的“运气”了。如果运气好，那就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如果运气不好，那“小心求证”简直就是矫饰诈行以伪谤真的代名词了。谓予不信，请设心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作者，面对着执法官按律处斩的惩罚，会承认自己有思念明朝毁谤本朝的真意，从而欢呼那种类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诬告会是了不起的考据方法？假如你是郭沫若、老舍、丁玲、赵树理……耳听着“文革”时某些人系影捉风般的抠字诬陷，会衷心赞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句西谚是至理名言？不错!在一千个人的心目中，可以有一千个的阮玲玉，一千个的祥林嫂。然而，可怜的阮玲玉和祥林嫂啊，却受不了一千个人的折腾。我们应该不忘先哲们的“人言可畏”这个泣血呐喊，从而慎用“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个做人权益，别把它无原则地扩延到看书读诗以外的地方去。

传记需要艺术，但它与小说、传奇不同。作者不能任意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更不允许在艺术可以虚构，以及“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种种借口下，驰骋想象，编造情节，塑造形象，坐赃传主。它必须忠实于人物的生活轨迹、内心世界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包括历史纪录、文学作品等在内的各种史料进行科学的鉴别、分析、选择，从而获得能够多角度、多侧面地真实反映传主最具个性特征的那些素材，并按照一定的创作意图进行组织加工而成的一种艺术品。因此，笔者在撰写这本拙作时，不单使用了《宋史》、新旧“唐书”、两《南唐书》、《江南野史》、《十国春秋》、正续《资治通鉴》等官修民著的有关史书，还参考了各种版本的《南唐二主词》，以及二主阅读化用过的种种文史作品，乃至历代学者的相关研究著述等，共有二百五十多种。

尽管如此，我所拥有的历史素材，仍有许多欠缺。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也作了一些“以意逆志”的尝试。这虽然属不得已的，但它毕竟是动过手术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依然存在着一定风险。何况笔者还是在“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氛围下迈入学界的，打从心里并没有全盘否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个也只是普通接受美学，而不是文艺改编、影视演出、学术研究，以及社会生活的法则圣言。因此，我热诚欢迎各界前辈老师和同好不吝赐教，以匡不逮。

今年是李璟生日1091周年、李煜诞辰1070周年，明年是李璟逝世1047周年、李煜忌日1030周年；南唐国灭亡也有1032周年了。如果读者诸君“看”了他们“热闹”以后，能在获得诸如“点化”、“无我”等诗词创作知识之时，还有文学以外的种种感慨或启迪，那笔者就心满意足了。

是为序。

谢学钦

2007年6月30日

历史不是女人的化妆盒，谁都可以从中取出合意的东西来，为自己的观点搽脂抹粉，乔妆美饰。它也不是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离奇传说或美好回忆，更不是存在于文学家、史学家、影视编导或民间艺术家的头脑之中，而是过去确实出现过的人和事。为了获得对南唐二主生活创作和南唐国史、南唐词史等的发言权，在撰写本书之前，我不仅搜集、鉴别、分析了大量的有关史料，还作了许多读书笔记，如《徐温事迹》、《李■年表》、《李璟李煜年谱》、《南唐诗词资料》、《南唐二主作品注释》、《南唐诗话词话汇辑》，以及《南唐“花间词人”张泌研究资料》等。

也就是说，即使我在拙作中，只写了“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花间集》收‘诗客曲子词五百首’，是按其作者的年龄大小为序排列的。其实不是。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说得非常清楚，这是他在编辑过程中‘广会众宾，时延佳论’的结果”(第十二章“李煜初政”)，就这么七八十个字，也是花费了许多精力才写出的，而不是简单照抄《花间集叙》那两句话。这些笔记大都没有撕毁掉，现抄录一则，供专家同好们检验：

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张泌”条中考辨道：“张泌，

《花间集》列于牛峤、毛文锡之间，称为“张舍人”，字里无考。南唐时别有张泌者，为李煜舍人，且及见煜之死，则已在978年以后，距《花间集》成书迟约四十年。且《花间》不收南唐词，自非一人也。今从《花间集》，列于牛希济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这话似乎说，按《花间集》的作者作品排列次序，可证张泌比牛峤小，但比毛文锡大。其实，这份名单，未必依年龄为序。据北京语言学院编《中国文学家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载：欧阳炯生于公元896年(唐昭宗乾宁三年)，而和凝生于898年(唐昭宗光化元年)，然而排列最后的李洵约生于855年(唐宣宗大中九年)，却比他俩大四十多岁。该书还说：毛文锡在“唐末进士及弟，年仅十四”。晚唐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在唐哀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由此可知，毛文锡生于894年(唐昭宗乾宁元年)，也比李洵小。据陈尚君考证，孙光宪“约生于店乾宁(894-897)间”。比欧阳炯、和凝大，可他却排在他俩之后。至于牛希济、顾复、魏承斑、鹿虔廒、阎选、尹鹗、毛熙震等人，如今连生卒年代的蛛丝虫迹也没发现，只知在《花间集》成书时可能在世，哪又如何肯定张泌的出生确在他们“之前”啊？

当然，如此拖泥带水地抄了一大段，主要还想证明笔者的治学态度是认真严谨的；拙作或许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从整体上说，它依然是一部信史。

另有一件事必须交代。我居住在福建东北部沿海一个小城区里，尽管可以翻阅到台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但看不到内地出版的《二十史朔闰表》等工具书；虽然拥有以北京图书馆藏的宋刻为参校本的《花间集》(陈红彦校点)，但索求不到宋无名氏辑、王仲闻校订的《南唐二主词》。因此，拙作中与历史纪时换算的公元纪日，都是我借助“干支结合表”和方诗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依照《资治通鉴》等史料，用水笔一天天地推算出来的。书上提到的南唐二主词，主要以詹安泰的《李璟李煜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为底本。詹著据清末沈宗畸的《晨风阁丛书》刻、王国维辑补的南词本《南唐二主词》排印，以1620年吕远墨华斋本《南唐二主词》影写本、清康熙侯文灿刻《十名家词集》本，以及《全唐诗》等进行比勘，是目前较为流行的南唐二主词的读本。个中的词句有些差异，那是笔者参照詹著在每首词之后所列的“校勘”，进行重新校订。校正的原则，是尽量“还原”，贴近二主原作。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还得对女儿谢似雪和全国政协文史出版社责任编辑梁志安表示深切的感谢。没有上“大二”的女儿在暑寒假、国庆和五一节回乡帮我打字校对，将草稿变成清样，这本拙作别说已抄好，恐怕至今还无法定稿。没有中国文史出版社及其编审梁志安先生的厚爱和努力，本书也难以与广大读者见面，更不可能刚刚交稿，就将出版成书，并像一束鲜花似的，在李煜诞生10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时，敬献给他的在天之灵。

谢学钦

2007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