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书是记录史学家吴相湘的长篇回忆录。在这部回忆录中，史学家吴相湘记述了他大半生读书、从军、执教、游历、著述等方面的情况，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将个人悲欢与家国忧患、人事纠葛与政治波澜、师友交契与亲子深清、耆老故实与旧京新影一一汇集，对于近现代中国史研究者及一般读者都具有相当价值。

史学家吴相湘先生长于湖南常德旧家，“七七”事变前夕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抗战期间执笔从戎，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教授，足履遍及日本，韩国、东南亚与欧美各国，阅历丰厚，交游广阔。

在这部长篇回忆录中，作者以史家诚实畅达之笔，将个人悲欢与家国忧患、人事纠葛与政治波澜、师友交契与亲子深清、耆老故实与旧京新影一一汇集，民初社会的风尚、文化古城的熏陶、抗战烽火的锤炼、异国旅行的见闻，如老照片一般，再现于读者面前。

自序

五代同堂趣味多

贤父名师教诲恩

文化城读书乐

马皇后丰仪绝俗

长城一边墙一河套

古稀天子与香妃

慈禧老佛爷的秘密

圣战行列执笔从戎

胜利复员闻见

北雁南飞栖鲲岛

红铅笔圈点的《俄帝侵略中国史》

中美合作研究中国革命史

苏维埃与亚洲关系研讨会

美国东岸大学和图书馆

欧亚各国的见闻和收获

《中国现代史丛刊》的印行

民国时期人物传记的撰述

台大教学相长十二年度

三韩扶桑之旅收获丰

寻求史料两次下南洋

“著作等身”何敢当

穿越亚洲心脏区

湖南的水牛

后记

睽违北京五十春卢沟晓月分外明

吴相湘(陶英惠)

五代同堂趣味多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中国传统习于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生活。民国十年以后，小家庭制逐渐发展,这或多或少是欧风美雨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圣贤“夫妇为人伦之始”垂训的实践。自然，女子教育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变化。尤其内乱外患战火交乘，都是破坏大家庭、推进小家庭制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种制度，优点缺点大多相对，大家庭与小家庭制度自然不能例外。近十馀年来，美国若干论者也有提到大家庭制某些优点的。只可惜时光不倒流，历史难重演。

相湘出生于民国三年，正值中国新旧过渡之际。少年时既领略大家庭“五代同堂”的趣味。成年后又享受小家庭的快乐。这实在是一难得的人生经验。

我家世居湖南省常德县,自曾祖父庆玉公经营桐油业，祖父爱亭公更扩充营运，加以常德自开辟商埠,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日商日清轮船公司每逢沅水上涨时经常有轮船前来运输桐油至汉口、上海，再转运外洋，作油漆的原料。我家经营的“立成和油行”营业鼎盛，大伯父家花厅后且建有三层洋楼,作招待洋商之用。

祖父爱亭公诞育七男，我的生父行六。七房人家都聚集于常德东门外百胜巷、贺八巷，屋宇相连，门户相通。大伯父房屋在正中，左右各有宽广的花厅二所。这是为祖父庆寿特建的——每逢华诞，在大伯家正厅演堂戏，正堂为寿堂，两边花厅及伯叔家都是摆设宴席的地方。

我祖父爱亭公自四十岁起祝寿，即在家中演堂戏。常德县城“天元”、“文华”两大戏班，就是由我祖父一手扶植长成。十馀年前，旅台常德县立法委员杨幼炯偶一晤聚，仍津津乐道。每次堂戏至少三日，多至九日。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我祖父八十寿诞，欣逢相治大堂兄抱孙之喜，五代同堂。祝寿堂戏。连续一月。加以我母亲与祖父寿诞同在夏历四月二十五日,胞兄相洋生辰是端午节后一日，即夏历五月初六日。连台好戏，继续上演。我生父最欣赏《水满金山寺》这出戏，这几天一定搬演。有时，甚至是“天元”、“文华”两班同时“打对台”。

堂戏上演时，正厅花厅摆满“满汉全席”招待宾客。我总随父兄坐在正厅“全席”桌边看戏。

当时祝寿习惯，寿辰先夕“暖寿”。酒席菜肴外，用圆米粉(如今日台北云南餐馆的过桥米粉一样)。寿诞日早晨，宾客来祝寿，“过早”酒席也是米粉。当日晚宴用“满汉全席”，每年都是由常德城内两家大酒楼——庾楼、东园承办这些酒席。六十馀年前往事，至今记忆清晰：实在是这些盛事给我非常深刻印象。加以平日我常随父兄至这两酒楼，楼台亭阁之胜。远较今日各大都市酒楼因“空气调节”门窗密封的情形要显得自然。尤其是我最喜“全席”四热碟中的“瑶珠球”(干贝丝做成)、“炸虾球”。但自民国十六年以后，我就很少机会尝食。几次游美国，常吃新鲜干贝，却从未再见到“瑶珠球”。今日台北采购日本产干贝极容易，但餐厅没有供应那样的“瑶珠球”。回忆往事，情景历历在目。而这些开元天宝盛事已永远不会再重演。

民国二十五年，我祖父九十寿辰。时大伯二伯三伯父均已早逝。我父因祖父自四十大庆即祝寿，今期颐上寿，自不宜简单。相洋大兄仰体父意乃独力负担一切费用，迎接祖父自常德至长沙，假曲园酒楼庆寿。按长沙习俗：先夕暖寿用鱼肚席、吃寿面(长沙米粉与常德米粉不同)。诞辰早晨,宾客来祝寿，用寿桃一枚、寿面一碗招待(称作“靠背点心”)。晚间再请宾客光临享用鱼翅席。原计在戏院演戏一日招待宾客，嗣因两广问题发生，湖南局势紧张而作罢。

我和胞弟相淦在伯叔各房嫡堂兄姊四十馀人中是最小的，祖父伯叔都叫胞弟为“弟弟”，侄辈也习称他是“弟弟叔”。我则被呼为“二弟”(我生平以没有妹妹及称人作妹为憾)。因此在聚集七大房而居的大家庭中，我们最享受快乐。尤其是每逢年节及兄姊婚娶时更感觉有趣。

我家伯叔七房，每年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小年夜，就开始轮流吃团年饭，最初按顺序，自民国三年相湘出生(夏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我父家的团年饭就改在这一天。祖父母、诸伯叔父母、姑父母、舅父母、兄嫂诸姊及姊丈、侄甥以及亲戚咸集，宴席二十馀桌。我记得很清晰：我和相淦弟都穿蓝华丝葛棉袍、模本缎马褂——马褂五粒镀金圆扣子，头戴红缨顶瓜皮帽，脚着阿绒棉鞋。我俩在兄姊辈中最小，那天可收很多贺礼和压岁钱。我们在诸侄甥中是长辈，又有许多年长于我的侄甥向我作揖。尤其几位大嫂，在向我父母跪拜后，也称我“二叔”裣衽一拜。当时我只感觉神气有趣。并不了解这些繁文缛节的意义。

除夕，我家正堂神龛下一长桌，前系红缎绣花桌围，桌面前边置锡制五件头，插香烛及金纸花，桌中陈设祭神供祖果品。正堂中置一高架炭盆,称作“旺盆”，炭火熊熊，象征家业旺盛。正堂和正厅的茶几椅子都放上红缎绣花椅披椅垫。除夕午夜，我随父亲祭神祀祖后，母亲就命男仆元生带着我去拜“井神”——在井旁点香烛，以雄鸡血淋井缘。当时没有自来水,日常用水都是取汲井水，“井神”终年辛劳，除夕一往拜谢，自是理所当然。

故乡习俗，除夕午夜“封财门”，初一拂晓，“开门大吉”。但当我懂事年岁——七八岁，我们吴家都免除了这一旧习，以后一直如此。父亲说：这是民国七、八、九年，冯玉祥率部队驻常德，提倡用阳历；在民国七、八年夏历除夕，特嘱纸扎店制备许多牛鬼蛇神，派兵于午夜以后放置富商大户门前,使他们在新正初一开财门时，不是“对我生财”，而是“抬头遇鬼”！使用这样恶作剧手段，以企转移风俗，自不免矫枉过正之讥。但许多人家避免“见鬼”，只有从此免俗了。

其时，我父任常德劝学所所长，有以身作则除旧布新的义务,每逢阳历新年，家门交叉悬挂两面五色国旗。夏历新年习俗也酌量减免。

新正初一，随父亲祀神祭祖后，父亲就领着我们往祖父母和伯父母住宅拜年。在伯父母家，嫂嫂们穿着红缎绣花长裙先向我父母叩头贺年后,再向我这“二叔”一拜。然后，嫂嫂先捧上盖碗清茶，再送上红枣莲子汤,又上一对盐茶蛋(称作元宝)。其他宾客来也是如此招待。我曾见嫂嫂们在小年夜以后剥红枣莲子皮的忙碌情形。

常德习俗：重视新正初九是“上九”不下于初一。后来我父母举家迁居长沙，当地却以新正初五是“五钟大于年”。同在湖南省境，相距不过五百里，习俗不同竟如此。大胞姊于归长沙俞家，自我家迁居长沙，每年新正初一早，她拜过公婆后，就乘轿回家拜父母。这却是常德所没有的。

清康乾朝至民国初，最大的商业机构通称作“行”。广州中西通商鼎盛时，都是“行商”担负国际贸易的责任。我祖经营“立成和油行”以桐油输出外洋为主。油行正门在常德大河街仁智桥，内进甚深，可堆放桐油篓数千,后门直达沅江河岸。湘黔各地桐油用帆船运来，即起岸至油行后进堆存，候轮船班期再驳运汉口、上海。我和胞弟常由男仆带往油行玩耍。店员工人称我伯叔为老板，兄长们为小老板，我自然也被同样称呼。当时并不知这样称呼的意义，只欢喜跑到油行后楼眺望沅江上下的船只。尤其端午节,我们坐在油行后楼看龙舟竞赛的乐趣，现犹如在目前，比较今日拥挤在台北淡水河畔人群中的滋味完全不同。

七月中元节，我家七大房也按日轮流祭祖先。家人姻亲齐集，是每年团年饭以外又一次家人团聚。我和胞弟最小，例被排在陪侍祖父的宴席。祖父最喜红烧肘子、扣肉梅干菜等。我们侍宴时，祖父自然是喜爱幼孙，常自盘中夹菜给我们。但大块扣肉带梅干菜却给我苦恼：因为我自幼即不幸有“拣食”“挑嘴”的习性，不喜尝食甚至不喜坛子里的腌菜泡菜等。祖父亲赐菜肴，我也只好将扣肉上梅干菜去掉，再将扣肉放在汤匙内洗一洗再吃。父母曾使用各种方法要我改变这习性，始终没有成功，我迄今仍旧如此——我也因此曾吃苦头，即在长沙明德中学寄宿时，每日早饭菜照例是四碗：炒酸菜、豆腐汤加酸菜、榨菜炒肉、荷包蛋，四样菜中有三样是我不喜爱的,只好吃白饭，如此三年。

年节寿宴的热烈情形以外，最使我怀念的就是家中兄姊婚娶的盛况。

兄长们婚礼的吉日良辰前二日，“过礼”，家中用三十馀抬盒盛放新娘用的礼服——当时仍沿用凤冠霞帔，大小喜饼及许多礼品，其中四对洒上红色的白鹅叫声，最引起我的乐趣。翌日，新娘家送妆奁来，正厅正堂都悬灯结彩，喜气洋洋。民国十年，二伯父的相济九兄结婚时，九嫂是桃源(即著名桃花源)大财主冯家独女，妆奁特多，二伯家正厅正堂以及花厅都是冯家特制红缎绣花帐幔，金质帐钩，新娘房陈设更豪华。当时人论妆奁以几铺几盖为言，冯家这次是四十八套铺盖——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发生，日本飞机轰炸常德，九兄嫂的妆奁还有大半未动用，迁运乡间。可见农业社会的丰阜安定。新娘家送妆奁来的当日下午，家中设宴，称“贺郎”：贺新郎。宴后有“照轿”、“闹轿”节目，即翌日迎亲花轿陈设正厅，鼓乐吹奏，明镜高照，以驱邪魔。同时在新娘家则举行“坐宴”，也是庆贺女儿成年即将于归之喜。迎娶九嫂吉日，花轿后有几顶伴送新娘的“上亲”轿子，下轿后由我家嫂嫂们迎接先饮酒。大嫂、=嫂酒量好，就是几次送姊姊出阁练出的工夫。新郎新娘在洞房合卺饮交杯酒茶后，在正堂“见礼”分尊长。亲长及来宾按序行礼并以贺礼放在红桌上。

大伯父家银贞六姊出阁的情景给予我一非常深刻印象。迎亲花轿经过三次“催请”后进入正堂，银贞六姊由大嫂及伴娘扶出闺房，叩辞祖先、父母后即由伴娘背上花轿，其时，大伯父将一把筷子向前一撒，同时就大哭起来。我当时甚至很久不能明了这一举动意义，后来成年后才知道“撒筷子”是预祝快生儿女的意义。至于大伯父的“哭”，直到一九六七年八月，我的长女邦琳在美国芝加哥结婚，一切按西洋礼节：我牵着邦琳随琴声走进教堂，到达神坛前，我亲吻她的左颊，就将她交予新郎。那一刹那，的确难过。礼成后，邦琳的美籍教授Dr.Voigt对我说：他当时也不免动感情。我才恍然几十年前大伯父哭的道理原来是舍不得亲生女儿离开身旁。

婚礼吉日后三日，称“三朝”是归宁日子(在长沙，“三朝”后一日，女儿女婿又回娘家称“转脚”)。再后就是“会亲”，乾坤两家亲长聚会。在我兄姊婚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清贞胞姊与钱仲超兄婚礼后的“会亲”。这一婚礼是在益阳举行。我父母带我和两位兄嫂自常德乘轮前往，借居益阳一大盐商住宅。这一房屋自大门至正堂有五道门。我至今记忆清晰：钱姻伯母乘轿，每经一道门即停下来，我家两位嫂嫂就上前敬礼敬酒。到达正堂才由我姊及嫂嫂搀扶下轿。钱歌川兄是仲超兄的第五弟，我们就是那时结识的。

就我亲历的中国传统婚娶礼仪以及西洋礼节,不论其繁文缛节是否恰当,但都显现对“终身大事”的郑重态度，相形之下目前台湾通行的婚礼仪式，实在是不中不西，毫无准则；尤其在收礼处男女家分别设账簿，对于国人自夸的“人情味”更是一极大讽刺。制订“国民生活须知”时如能注意及此，真是移风易俗了。

大家庭生活的趣味就在人口众多、热烈富人情味。自然人多口杂,婆媳、妯娌、姑嫂之间不免有些是非，但这对我这幼弟没有影响，故我迄今怀念大家庭生活好的一面。七大房屋宇相通，有时我和侄甥们捉迷藏最有趣。大伯家有三层洋楼，二伯家后面有仓房，常堆存许多大包棉花(人工包装,不如今日美棉包装紧缩)，都是最好躲藏地方，要发现，真是很难。我记得年龄相若的甥女比较侄儿侄女更顽皮：她们来我家时，姊丈们要她们行礼,她们在很不自然表情下敬礼后一定做丑脸，并且唱一民谣：“舅舅！舅舅！请到厨房后头：一碗苏酒，一碗芋头。”(当时房屋格式：厨房后，即厕所)当然，我不会摆出长辈架子，大家很快乐地一起玩，不是捉迷藏，就是跑上大伯家洋楼去看各种植物标本和理化仪器。这是相治大兄赴日本及上海时购置的,相浚四兄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也寄一些回来。当时没有幼稚园,私塾也不再存在。我就是这样在大家庭中愉快度过幼年。

由于行辈关系，我自出生即被称作少爷。民国十五年相治大兄抱孙后,我也高升一级，被称作老爷。事实上当时我不过十二岁。后来每当家宝(大兄之孙)称我“爷爷”时，几位顽皮的甥女就跟着说：“唉呀！”(读作叶)民国二十六年，祖父逝世，家人遵礼成服，家宝穿红衣，意即已除服。这也是一可贵礼仪经验。

其时，内战频仍，常德为商埠，军人更乘年节向商会勒索。我记得几次“躲反”经验。我父是红十字会员，每逢事变，可先知性质的轻重。大事故发生，我们就利用二伯家的棉花包及木架作掩护；小事故，就在自己家中,利用棉被放在桌子上作掩体，以防流弹。因为当时军队除开步枪以外，机关枪就是“利器”，极少炮的装备。聚族而居，守望相助，互相照顾，非常方便，比较今日小家庭夫妇同时外出，托人看护小孩，颇费周章，大不相同。

六十馀年的亲身体验：家庭教育比较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显得重要,必须有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才可以有机会接受优良的学校教育。大家庭生活中的人情味以及许多礼仪对于儿童习性的培养，尤其有重要的关系与影响。但在今日中国，历史已不能重演了。P1-6

不论是英雄造时势，或者是时势造英雄，人的活动是历史记录的中心却是无可争论的。太史公司马迁创纪传体，将天子以至庶人的重要言行，分门别类加以记录，真是把握历史学的要点。同时更难得的是：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特别有《太史公自序》一卷，将他个人家世背景和治学著书的源流也据实写出，使读《史记》的人可以详知《史记》作者的生平，不仅不会有太史公“率尔操觚”的邪念，更会确信《史记》的崇高价值。司马迁之被后人尊为中国史学鼻祖。实非偶然。

自《史记》以下，纪传体成为中国正史的标准典范；从表面看这是太史公的幸运：“吾道不孤”了,但比较深刻的观察却将发现：司马迁于此是会极不满意的。因唐代以后正史是官方修纂史书，内容形态既流于公式化的官样文章，更没有一股“发愤之所为作”的热情洋溢简端，名同而实不符了。尤其是咫尺天威之下，或者是胜利者为亡国之君修前朝之史，为五斗米折腰的史臣哪个敢“自序”身世呢？因之，在中国史学领域中，纪传体虽有二千年的历史，“自序”或是自传却是非常贫乏。

就近代来说：“自传”更稀少得可怜。即以自梁启超《三十自述》、胡适之《四十自述》，以至黎东方《平凡的我》而言，更反映出一可悲的景象：由“三十”增至“四十”，以至年逾花甲的黎东方尚以“平凡”自居，这不是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才鼎盛学术发达的现象，而是中国青年舍我其谁顶天立地豪迈不羁雄伟抱负日渐丧失的警报！也是中国读书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太史公自序》语)，连“发愤”写书的兴趣都没有了的明证。

相湘出生于中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日(夏历癸丑十二月二十五日)，时值二次革命失败，北洋军阀气焰益张，中华民国新生幼苗遭遇强风暴雨，从此内忧外患与时俱增。如果引用现成的俗语，真可说是“生于忧患”了。有时候齿龄相当的友人聚会一起，大家闲话天宝故事，都叹息我们这一代人真是“生不逢辰”，但我总独排众议，驳辩这一“谬说”，而力言我们实在是“三生有幸”！

幼年抗日游行喜收蓟北辽东

当我七八岁时候在故乡——湖南常德县城，就曾参加抗日游行：身穿青布学生装——那时人称之为“八块衣”，因为两袖及前襟后背是用八片布缝制，与我国传统衣服缝制法不同——手持小纸旗的情景犹恍惚如昨。后来父亲又为我买扑满，叫我为山东胶济铁道赎路储金。这些事给予我永不磨灭的印象。民国十一年随父母迁居长沙省垣，翌年六月一日，日本炮舰伏见号水兵在长沙江岸屠杀我国同胞的惨案发生，又给予我更深印象；因为这一江岸正是我五兄相法每逢星期日必携带我和胞弟相淦前往游玩“看洋船”的地方。惨案发生以后，长沙街市的群众运动，以及湖南交涉员杨宣诚向群众说话，我都曾随五兄相法躬逢其盛。

“九一八”以后的湖南学生抗日会，“塘沽协定”以后的北平学生联合会(有右派左派两个组织，我是属于前者)，我都曾参加其中担任宣传工作。“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长安街游行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后来著名的美国左倾记者史诺(E.Snow)，当时还是初出茅庐，在这一游行中和以后时日都紧跟着我问长和问短,因为我是北大学联会宣传委员，北大同学动态由我随时撰写发布。

“七七”抗战发生后。北大母校迁设长沙，姚从吾师等发起组织“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我当时已自北大毕业，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沙工作站校勘《明实录》工作。由于这一工作站和长沙临时大学都设立于圣经学院，因之，我有兴趣和时问去与闻中日战争史料征辑工作。后来，中央研究院和北大母校都迁移昆明,我因父亲逝世，大兄身体肥胖，老母多病，没有随同前往。民国三十年冬，遂执笔从戎，入薛岳上将主持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处编译股担任编纂战史工作，身历几次重要会战。亲至战区最前线大云山区。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的《抗战纪实》四册，即相湘和十馀同仁在战时工作的成绩，这是当时人根据“阵中日记”“战斗详报”及日本广播等有关抗战史实记录的稀见珍籍。

民国二十七年，长沙大火时，全城十分八九都成灰烬，但坐落在东门捷径(街名)的我家却没被焚及，一切无恙。民国三十二年常德会战,我守军尺土必争(东门激战最烈)，日军用火攻，城厢内外房屋，毁损程度更甚于长沙，当时统计完好房屋不过一百所，而我家在东门外百胜巷房屋巍然存在。这岂非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我们真是三生有幸。

民国三十三年夏秋，日军打通粤汉铁路的行动，第九战区战局逆转,我随军转移至湘南郴县宜章，旋奉命随邓宁午学长绕道粤北、赣南、赣东。至湖南浏阳县官渡镇。在敌人后方重建行政机构组织民众以牵制敌军。我在当时利用挺进军设法自敌人占领地取得的一部四开铅印机和不完全的铅字，再加美国空军配置的一部报话两用机由我自己收听重庆新闻广播,创办一四开《民治报》，在当时湘北鄂南赣东是惟一的铅印报纸。美军在太平洋的胜利、罗斯福总统逝世、德国投降等新消息都是这一《民治报》传播给敌后民众。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九月初旬(即九月九日我国在南京受降后数日，确实日期已不记忆)，我急于赶回长沙，就携带眷属自浏阳东乡起程，妻儿子女分乘肩舆，我穿着国军制服挂着上校领章浩浩荡荡经过长沙永安市、郎梨市一带，只见沿途日军垂头丧气，看见我家一群人来，特别是我身穿军装，都起立向我敬礼。这时，我们一家人都兴奋异常：何幸而为这一时代的中华民国的大国民！这实在不是我们深受国耻的祖父辈所能想像的。

同年(三十四年)十一月，我随同教育部武汉区特派员辛树帜先生在湘鄂赣办理教育复员工作。在九江日本军医院——这是日军在长江中流最大的军医院——视察，准备将这一医院设备接收拨作国立中正大学应用。当我们到达该院时，医院院长日本陆军少将已率属排立门前恭迎。我们入门后，一声立正敬礼号音，全院近万的伤兵除病重者外都跪在榻榻米或病床上。我们巡视时，怜悯之心外，自然也有这一情景人生难得几回逢的感觉。

但最难得的是：一九五。年八月，我有机会进入日本防卫厅编修所战史室去阅读日本军方档案。这一机构所在即日本士官学校原址，也是战后远东战犯法庭的所在。我被安排阅读的房间窗口，正可一眼望到对面的“一号楼”即是战犯东条、土肥原等被审讯及被判死刑的所在。在我阅读档卷疲倦，尤其是每天中午在那里午餐休息的时候，举目四顾，我真是心花怒放,那时的心情比较汉高祖唱《大风歌》的高兴程度还有过之。因为我是全中国亿万人中进入日本军部阅读他们侵略记录的第一人！这难道不是三生有幸吗？

这种幸运，实在是全国军民苦难不挠长期奋斗的结果，我只不过是在馀荫之下分享一点而已。我现在写下这些，丝毫没有自我夸张的用心,只不过是因为我自己是专习中国近代现代史的一人，我深刻体认：我们实在没有辜负这多灾多难的三四十年的光阴。殷忧启圣，多难兴邦，这七十年来。青年体力智力的进步——尤其妇女同胞们体力智力的进步，实是强种强国的新基础。因之，我满怀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信心和热情，来写这一《三生有幸》，记录我亲身经历和见闻。我想抛砖引玉，使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将自己的经历从“三生有幸”的观点去回忆”而不在“生不逢辰”心理下而颓丧。国家社会都会呈现活力和新气象。

家庭教育重要影响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之间的轻重，今日论者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就我亲身的体验：家庭教育比较其他两者都显得重要，就比例来说不应该是按三分法，而应该是家庭教育占百分之五十，其馀两者同占其馀的百分之五十。甚至可以说：必须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才可以有机会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  我深受家庭教育的重要影响，是和我的家世有密切关系的。

我的祖父名讳金棠，别号爱亭(一八四七——一九三七)，常德城乡人士称他老人家“爱亭先生”而不名。抗战后我看到伪满洲国影印的《清德宗实录》(光绪朝卷三九五)有一件寄常德府知府的上谕中提到我的祖父也是用“爱亭”两字，可见乡里对他老人家的称号竟“上达天听”了。(湖南巡抚吴大潋曾篆书“自求多福”四字匾赠我祖父。)

我祖父是经营桐油出口商业，这是中国国际贸易重要出口品之一。他老人家主持的“立成和油行”设在常德大河街仁智桥。这一牌号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第一回中国年鉴中有记录。当生意鼎盛时，适值相湘出生，特命乳名“成和”，仰见父母之喜悦。我母徐太夫人(一八七七——一九四五)更是疼爱异常，因我出生上距大兄相洋(一九○○——一九四六)已有十二年。

常德是条约开放的商埠，英商太古轮船和日商日清轮船在涨水时期都有轮船来载运桐油出口，时有外国商人来往，我的祖父和大伯二伯三伯五伯们和他们交际。我的祖父更经常东下汉口、上海去探讨行情，并购置检验油质的仪器等等。因之，他老人家养成了外游旅行的习惯。直到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他老人家寿登九十，还自常德故乡乘坐公路局破旧的大汽车在碎石路上颠簸一百八十馀公里，再渡过湘江到长沙省垣，稍一休息，即可大嚼著名的马明德堂的酱肘及徐长兴烤鸭。

我的父亲名讳其林，别号原是翰声(一八七八——一九三七),一九。六年携大堂兄相治游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即将“翰”字改作“汉”字,就是表示他老人家放弃了“翰苑蜚声”的怀抱而以“扬大汉天声”自任了。他老人家没有和我的几位伯父一样继承祖父经商的衣钵，但却深受祖父远游旅行习惯的影响而于一九。六年负笈东游日本。常德府人士在那里的有宋教仁、梅馨、余钦翼诸先生等，经常和我父来往，我父的日记和宋先生日记《我之历史》都有记载。

我父在东京入弘文师范，和胡子靖(元恢)(一八七二——一九四○)、陈夙荒(润霖)诸先生是先后同学。因之，我父归国经过长沙看见胡先生创办的明德经正学堂和陈先生创立的楚怡小学以后，返回常德故乡即在东门外东林寺内创办一小学，后来发展很快。当明德学堂遭遇困难。胡子靖先生欲以身殉的时候，谭组庵(延■)先生曾几次手函我父邀请到长沙去主持明德小学，其中一函有云：“望公之来如望岁！”

民国初年，各县成立劝学所(相当今日之教育局)，我父经地方士绅推举出任常德县劝学所所长。冯玉祥驻军常德，薛笃弼任常德县知事，和我父及士绅们合作推行扩展教育改良习俗运动，倡导过阳历新年，是其中大端,直至我父逝世那一年，在我们家里过阳历年的礼节比阴历年要隆重。

欧战发生以后，国内工商界提倡设纺织厂，我父一方面投资于聂其杰(云台)先生的上海大中华纺织厂，同时更体认常德和洞庭湖滨各县是国内重要产棉地区，必须推广优良品种加强种植。因之，他老人家和士绅们倡议在德山农业试验场特别增设植棉场，经冯玉祥邀请沈宗瀚先生(曾任农复会主任委员，见《克难苦学记》)，南来主持。

我父富于向外发展的胸襟，更不愿子女们耽于安土重迁的积习。他老人家特将我大姊出嫁长沙俞家，二姊出嫁湘潭钱家(钱歌川兄称我姊“二嫂”)，三姊出嫁沅陵冯家，只有第四姊丈是常德人却是在长沙结婚的。大嫂是湘潭何特循翁的次女(何浩若兄之胞妹)。对于我和胞弟相淦的教育更是特别注意，民国十一年冬即举家迁居长沙，直到我们读完了大学一年级才让回常德故乡去看望一次。

当我幼年时我父鼓励并指导我向医学这一方向去。这由于我自幼多病，是教会设立常德广德医院美籍罗医生的经常病人。他老人家很希望我受之于人能施之于人，同时最重要的是他老人家体认惟有医生这一行业是被人找上门求诊，而其本身是不求人的。不幸我在长沙楚怡小学玩滑梯失慎折骨又脱臼，以致身体康健欠佳，不可能习医学。致他老人家不得不改弦更张，又诱导我走另一方向。

我在楚怡小学四年级时，级任老师王廷闽先生看到我的作文好,要我投稿邮寄上海中华书局吕伯攸主编的《小朋友》周刊，被采取登载了。我父从此鼓励我读书作文。后来并且经常要我练习写信，阅读他老人家和朋友们的通信并加以解说。有一次我发现他老人家寄信中将一“警”字误写作“■”字，使他老人家欢喜，曾向戚友们提及，称赞楚怡教师优秀。高小时,国文教师李应白先生于教科书外，再发讲义，选印唐宋及明清名家佳作，详细讲解，对若干典故还写在黑板，使学生抄录。于各文结构章法也多讲说，奠立我的国文基础。我父更认为我可向文史方面发展。每日课馀，在规定的作业完毕以后，他老就亲自点读讲解《左传》给我听。我清楚地记得这一部的书根次序不是用一二三数目字，而是他老人家用两句格言按字写上的：“求名求利还须求己莫求人，惜衣惜食非为惜财原惜福。”这与故乡祖宅堂前悬挂吴大潋篆书“自求多福”四字，以及我父庭训常提到的“立志有恒”、“不求人，要求己”，可说是晨钟暮鼓，对于我做人处世具有很大影响。

在明德中学时，我更喜欢舞文弄墨，担任《明德旬刊》总编辑，两次全省运动会时我担任明德选手队总干事，并随教导主任傅任敢先生等创办如《上海时报》一样以报导体育新闻为主的《导报》，当时我很有意进入燕京大学或复旦大学新闻系。

但在高中二年级时，我父亲带我去拜访他的老友李铁星(剑农)先生。李先生在民国建元之初即主编《民国报》，后来又与闻《太平洋杂志》编务，而为太平洋书局撰写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更著名于世(后且有英文译本)，当时正执教武汉大学历史系。李先生将他亲身经验告语我：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尤其是报馆主笔是需要良好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并且一个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要从事新闻工作比较一个新闻系毕业生去致力史学研究要容易得多。这一番提示就决定了我终身的志向。

当我家迁居长沙后，我父既使我进入湖南著名的楚怡小学，并且迁家于学校右侧，出家门走十步即到校门。后来要升中学了，鼓励我考入明德中学，又迁家至学校右侧，家门与学校门之间距离不过两百步，“缩短距离以策安全”。小学、中学都是全省甚至全国著名的学校。因之，当民国二十二年夏《华北日报》刊载北京大学榜示上有我的名字的时候，同时胞弟相淦经金陵大学农学院录取的通知也来到家，我祖父和父母都高兴极了，因为我和弟弟都实现了小学中学大学都进入国内第一流学校的愿望。

独立自尊学风熏陶

蒋孟邻先生手著《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是一位教育行政工作者记述他在这一时期“施教”的构想和用心以及若干可见的成绩。但“受教”者的感受如何呢？多少年来很少有记录。尤其在台湾省看到儿女们被功课重压的困苦，我真感觉自己的学校生活实在是“三生有幸”。

楚怡小学创办人陈夙荒先生原是留日学生，创立之初一切以日本学校为规范，但民国十二年以后转采美国教育作风。民国十三年当我在这一学校高小肄业时，正是实行美国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的时候。这是一种力求适应学生个性兴趣的教学法，和现在大学生自由选课情形有些相似。当时学校内有完美的理化实验仪器，也有充足的各种图书。那时，我们可以围在一大圆桌旁看见黎老师做水分解为氢氧以后，再两人分别成组自己去实验。这在今天即台北著名的公立中学也不容易办到了，何论小学？菜圃花园的种子多来自日本，尤其每年一度的菊花会，展览学生作品数千盆，更是全省闻名。

在这一学校肄业学生大多是中产之家子弟，革命元勋黄克强先生儿子一寰，蔡松坡先生独子端生等也都在其中，和我同班。当时，学校所需缴纳的费用较多，家长多乐于交纳。我父为密切配合学校政策，且在家中设立一家庭图书馆，让我和弟弟随五兄持商务、中华等书局取书摺自由记账购书。我至今对图书馆特有兴趣可说是在那时养成。

学校里实行学生自治，有小市长、警察局长、警官、警察，和今日若干小学一样，但当时是配合个性发展，和现在恶补重压下的“学校自治”对于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培养效果实在不可相提并论。

胡子靖先生创办明德中学是以日本福泽谕吉设立庆应义塾(大学)培养学生“独立自尊”人格和风度为理想目标，完全是人才教育。学校收费比其他学校多，在当时长沙市民对明德学生都称之为“少爷”，因为无论衣着用品都较讲究，尤其是华盛顿大学教育硕士邬朝宪(斡于)先生担任教导主任时对于学生用品更是注意力求精美。

胡子靖先生为这一学校经费四处奔走，几次濒于困境而愤欲以身殉校。后来难关渡过了，他特请王壬秋(闽运)先生为书“致命遂志”、“虽九死吾犹未悔”、“忍耐力、希望心”等字句，装裱成匾额悬挂学校会议室,训导主任更时常将这些语句涵义讲给我们听。

在“独立自尊”教训下，校方对全(湖南)省无论任何竞赛项目：课业竞赛、田径球类竞赛、军训竞赛、美术音乐竞赛都要求学生力争上游，不仅要获得第一，更要将全部锦标囊括净尽。因之，培养了每一同学的好胜心进取心，大家都有舍我其谁气概。尤其每逢全省运动大会，更是全校总动员,即工友们也勤苦练习参加万米赛跑。这时，我总被推为选手团的总干事，等于“后勤司令”。为着胜利第一，鼓励士气，我自然更是气概不可一世。

经过楚怡小学“个性发展”的教育，再加明德中学六年“独立自尊”的熏陶，又赶上北京大学四年的“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师训，于是我就被塑造成一刚直不畏强御独来独往的个性。

明德六年的学校生活是严格的，全体同学都是一律住宿学校，接受军事教官管理。每逢冬季，也站立冰天雪地中二三小时操练而习以为常。严格训练的结果是我养成严格要求自己和严格要求他人的习惯，加以史学研究着重求真认真工作，这与举世滔滔敷衍成风的现实社会自然不同。

在北京大学四年中，胡适之先生“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警语对我影响很大，加以傅斯年先生嫉恶如仇与反乡愿作风的熏陶，和我中小学教育的基础结合起来，就成为我处世对人的标准形态。同样地：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昭示，和祖父父亲“旅行”嗜好的遗传，以及我自中小学以来喜欢图书馆的习惯融会，也就使我更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目标。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在北大肄业时，我曾三游长城。绥远战役后参加旅行团至百灵庙，沿途经过很多名胜地，其中如王昭君墓以及明代李凤姐执壶旧地大同“德胜居”,印象深刻。摄制相片今仍保存。绥远毛织厂织绿呢毛毯也几经播迁后携来美国。民国二十五年，我为撰述毕业论文，蒙孟心史(森)师指示，决定研究“咸丰辛西(一八六一年)政变”(创用“辛酉政变”，与“戊戌政变”相提并论，纠正王■运、薛福成诸人错误)，得有机会常入故宫文献馆阅读档案。民国三十七年秋，姚从吾师出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我得马院长叔平(衡)师聘为文献馆编纂，更有机会每日上下午“二进宫”，遍历一般游客不能到的地方。经过宫中长街永巷时常怀“晾艳”遐想。尤其在一次整理清帝遗衾衣时，我因喜阅雍正乾隆朝事，曾试穿雍正帝的白鼠毛袍，测量其身高,发现长短合身。能尝到“黄袍加身”滋味，不仅说明“三生有幸”，还是“九五之尊”的“八字”哩。

对日抗战时，我因父丧未能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西迁。胡子靖师命回明德母校执教并担任总务主任。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长沙大火前夕,我自交通银行领取学校存款五万元放在大藤包内，乘竹轿经宁乡再转往湘乡霞岭校舍。不意在往宁乡途中，难民拥挤，沿途居民均避走，一日夜无法得食物，腹中饥饿难忍，乃转小路见一茅舍，向其购食，始拿出半碗冷饭。我平日最讲究饮食又注意卫生，这时也只好勉强咽下，却体会到俗语所谓“捧着金饭碗讨饭”的滋味。在那兵荒马乱之际，我携巨款，安全到校。我又于民国三十七年夏，在苏州办理收容国立河南大学师生，每日上午自南京领取法币二十亿元往苏州，为时约四旬。当时及事后许多友人都说是冒险,因为京沪道上行路难，尤其黄浦滩险恶，但我相信“人性善”，从未遇意外。社会上一些抢劫案应该是偶然不幸。

民国三十六年，我在国立兰州大学任教。在黄河乘羊皮筏子，与战前在包头河套登方头木船，景象不同。包头的鲤鱼与开封鲤鱼滋味不一样。据说后者是跳跃“龙门”激流冲刷过的。至于西安兰州途中“左公柳”、青海“河西走廊”，行经其间，都令人发思古幽思。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即北平围城前夕，我很容易地自北平经青岛飞回南京，向傅斯年、杭立武先生建议：故宫收藏军机处档案应运台湾。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我带全家乘中兴轮离上海来台湾。

在台湾二十馀年中。我曾游历各地，绿岛、兰屿、金门、马祖、澎湖都曾游览。一九五九年六月廿一日，我离台北经日本飞往美国参加“苏维埃与亚洲关系讨论会”。再至西雅图，访问华盛顿大学，因为我和是校远东与苏俄研究所订有合作研究计划，我以宋教仁生平为研究主题。旋飞往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参加其“民国人物传记”研究工作。十月十一日，乘泛美公司波音七○七式机飞伦敦。时喷射机甫开始飞渡大西洋，乘客需增加票价美金十五元。在伦敦，我参观伦敦塔宝藏以后，即集中时力于其公共档案局,阅读孙逸仙先生伦敦蒙难时档卷，以及郭嵩焘、曾纪泽史料。这是国人第一次得见有关孙逸仙先生言行的英国官方记录。其后我又游历西班牙马德里。尤其是法国康边森林，眼见德法在两次大战中的升沉。在日内瓦“国际联合会”旧址，比较纽约“联合国”大不相同。德国科隆附近“长城”遗址以及克虏伯炮厂主人故居中中国大瓷瓶，显示其与我国关系。

一九五○年六月，我往日本及韩国访问研究。我很荣幸的是日本外务省霞关大厦落成后，在其中阅读档案的第一位中国学人，特别欣幸的是发现盟军占领下摄制显微影片时尚未插架的若干档案，其中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年有关中国革命党活动的部分即非常珍贵，由此认识孙先生在庚子拳乱的种种活动，以及孙先生与容闳巧遇事实。这些资料均为国人前所未知，今成为拙撰《孙逸仙先生传》内容。在韩国汉城大学见奎章阁藏书，看到《朝鲜实录》雕板，比较《永乐大典》还稍宽大，真令人有青出蓝胜于蓝之感(我国历代实录只有写本，从无刻本)。许多外交文件，尤其袁世凯在韩记录，都是国内前所未见。我都自己动手抄录。板门店停火线之旅,目睹双方会议情景，会议桌恰不偏不倚放置三十八度中间处。日俄战前史事和第二次大战后的演变都由此可以想像得之。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往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访问。雷震远神父带领参观边和等地战略村，眼见其附近防御战壕很浅狭。比较抗日时长沙会战的深沟高垒，中国战士们血汗筑长城的成就实在太伟大。

有所不为 吾唯知足

一九六五年五月，我奉行“有所不为”古训，自动辞卸“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翌年七月，我应聘往新加坡南洋大学担任历史学系主任。一九六八年八月，我与内子同往美国参加第二十七届东方学人会议，并看望留学彼邦的三儿女。归途同游京都奈良各地。在京都龙安寺，看到碎小花冈石的“石庭”，另一金钱圆形中空方孔，四边中央各有“五、止、矢、佳”四字，配合中方孔，即成“吾唯知足”四字(我购有复制品，悬挂寓所)。我和内子更由此获得非常重要启示：国家社会以及国际人士给予我们的恩惠太多了,我们对社会人群贡献了什么呢？后来看到英国著名史学家汤恩培游日本记,对京都龙安寺“石庭”印象深刻，认为是日本精神文明的表现。而没有提到“吾唯知足”。这可能是他不认识中国字，更不能体会需要拼合这四个字。我因此想到十九世纪“英国国旗无落日”，如今英国人却要找寻太阳了；如果他们了解“吾唯知足”道理。应该不会有如此下场吧！尤其这四个字早在日本古都名刹中，如果大和民族子孙真能认识了解,又何致无条件投降呢？

由于“吾唯知足”的重要启示，加以若干分子行为嚣张，尤其看到大陆刊行《文史》季刊第二期章士钊撰《热河密札疏补》，不仅提及我，还指明是“湘人”。曹聚仁撰《中国现代通鉴》中对我有关民国史著述也大事捧场，《大华》杂志又假藉旧金山读者投书指陈我的“名著”。我不能不警觉。我了解新加坡规定年满五十五岁即可请退休，但我之出任南洋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是新加坡政府教育部王邦文部长当面邀请的，其文化部又聘请我担任新加坡街道华文译名审定会委员(星洲街名有按潮州音、厦门音、海南音与自英文或马来语译为华文的，非常杂乱，星政府决心用华语统一译名)。使我难于启齿。一九六九年一月，我见到《燎原报》的攻击文字，即决心急流勇退，再三婉谢校方的挽留，是年三月，回到台北。

多次的远行，使我体认“行万里路”给人的启示，有时超过“读万卷书”。太史公固早有经验，何况今日世界更不需要关门闭户面壁的书呆子。

认识问题 解决问题

为报答国家社会的恩惠于万一，我决心以今后馀年努力研究民国史。我曾于报端公开说明，今后不再为五斗米折腰，并且已退出公众生活，以便专心读书，同时更鼓励四儿女努力求学。

相湘谨记先父遗训：研读近代史，以求认识中国近代的演变与所面临的问题，而下一代子孙即应担负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份责任。因此，我鼓励长子邦瑶习农学。他在“国立”台湾大学毕业后，经“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选送赴马尼拉“国际稻米研究所”研究，又经该所选送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一切费用，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主修植物生理学，已得哲学博士，后在台湾大学任教，旋任“亚洲蔬菜中心”植物生理系主任。一九七四年七月突患脑溢血，不治逝世。

长女邦琳、次女邦琼先后在台湾大学药学系及化学系毕业后,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奖学金，赴该校芝加哥医学中心研究药用植物及药用化学,早已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些科目，都是相湘恪遵先父“力行孙逸仙先生重农重医”训示，希望下一代子孙在解决“食…‘病”问题尽一份力量。至于次子邦珲在“国立”交通大学电子工程学系毕业，赴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习生物工程学，则是力求迎头赶上时代。得博士学位后，又在芝加哥大学获企业管理硕士。三儿女都已结婚成家生子女。

相湘能专心读书放心旅行、四儿女能专心安心求学，完全是我家有贤妻。内子毛淑清女士(湖南长沙人，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即壬子岁十月初六日生)，肄业湖南私立福湘女子中学，即喜练钢琴。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求学时，也抽暇往华中大学继续练钢琴。我们自民国二十二年夏相识，分在北平、武昌求学，每年暑假即欢聚于东湖之滨。由于她喜爱音乐，我为投其所好，在北大史学系三年级选修陈受颐教授主讲之“中欧文化接触史”课程，特注意西洋音乐，竟发现一康熙朝写本《律吕纂要》。在陈老师与余季豫世伯指导下，居然寻出《四库全书总目》有关是书记载的错误，因撰一“跋”作读书报告，未料陈老师即为送刊广州大光报《文史周刊》。陈老师旋出国未再回校。一九六九年三月，陈师在其美国寓邸发现刊载此文剪报寄赠(见拙撰《近代史事论丛》第三集)，真使我有“返老还童”之感。只是五十年来，我不仅未能购一钢琴以供夫人练习，事实上，我的夫人忙于教课及家务，也无暇及此，使我惭愧之至。幸六孙陆续在美国学校练习钢琴或小提琴，都已得门径。

刚直个性 电脑证明

中学时代,看到左宗棠书联，有“不遭人忌是庸才”句，给予我很深印象：常想天生我才必有用，既来人间走一趟，实在不应该庸碌以终。其后，傅斯年师“反乡愿”的作风，更加强我这湖南人的特性。我的“刚直”个性是许多人知道的。最有趣的是：电脑也分析指出我这特性了。一九六七年九月，我与夫人并率长女、次女及长婿等同游芝加哥旧城(Old Town)，看到电脑分析个性,即在一卡片上签名后放入电脑中，然后跳出十馀张有英文字卡片。我们曾在两个不同电脑“测字”。非常有趣的是分析结果竟只是文字不同而内容一样：“你握有一些很好的原则。”(You have a good group of prin—cipies.)“你有你自己思想的路线。”(You have a way of thinking for youself.)“你应用自己意志力量以达成目的。”(’You gain your object by force of your own will.)“善于挑战长于应战。”(Very competitive you arise to challenge ready to combat.)这与我刚直的个性若合符节。

最有趣味的是电脑“测字”有一句说：“你有吸引异性的磁力和优雅趣味。”(Your appeal to the oppsite sex is magnetic polished interest.)我女儿看了大叫：“糟糕！”但夫人却很自然而幽默地说：“这也是写实！如果你们的父亲大人没有这样吸引力，我们怎么会结婚呢！”现在儿女都在美国,我和太太也已于一九七五年八月离台来美定居，三儿女家都在一地，现有三孙与三外孙，我们常常和小孙相聚，享老人乐趣。事实上：我妻深知我的个性,当此举世滔滔，我从没有学过“公共关系”一类课程，惟有读写度日。孤芳自赏，力求长寿之道。

这一回忆录，自一九七一年一月，在《自由谈》杂志按月发表,该刊主编黄肇珩女士曾于是年二月一日刊出《慈禧老佛爷的秘密》一文时，目录页“读者、编者”中介绍：“这是一篇图文并茂的好文章。吴教授透过他的史笔,刻画了慈禧，也提供了许多正确的史料，更难得的是几张非常清晰的照片。”同年四月号刊出《马皇后丰仪绝俗》一稿时，“读者、编者”介绍：“历史学家吴相湘教授的《三生有幸》在《自由谈》连载后，博得海内外读者的喝彩声，许多人都很赞赏他把自己经历与历史串在一块儿，予人亲切感。又具可读性。这一期《马皇后丰仪绝俗》，是一段生动的中国妇女史，更可贵的是摘载了胡适之先生刊在《少年中国》月刊上的一篇论文。吴先生花了一年时间，拜托朋友找遍美国、加拿大、伦敦和澳洲各图书馆，最后在日本京都大学找到。”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经汇集十篇成《三生有幸》上册，出版后承读者购阅。今将上册内容重加增订，并忆述至一九八四年事实，由三民书局汇成一册刊行。

“往事如烟”，是若干年来，一般人常用感叹语。如今技术设备，早已能将燃料炉喷烟，经过一定程序、特设管道转还，不使烟消云散；加以现代许多工具，帮助保存资料文献。我身受时代进步的赐予。是册出版有日，每念为社会人群服务太少，实在不胜愧疚。

吴相湘

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于台北市

一九八四年六月增订

在这部回忆录中，史学家吴相湘记述了他大半生读书、从军、执教、游历、著述等方面的情况，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对于近现代中国史研究者及一般读者都具有相当价值。

作者于1949年后长期生活于台湾地区，晚年旅居美国。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某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为尊重作品原貌，我们仅在若干地方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另外，书中出现的1949年后台湾地区的官职、机构等名称，如“总统”、“外交部”、“中央”、“国立”等，均以引号特加标示，请读者鉴察。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