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把两周、两汉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即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元典时期，把周孔之道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具有不可代替的代表性的元典之学，把周孔之道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如何诞生及演变的具体过程作一概述。并把两周、两汉，两次百家争鸣作为对孔周之道这一元典之学在不同侧面、不同视角的继承、发挥、创新及发展，以及把这一历史时期对周孔之道的政治社会实践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及其事业，重中取重，加以评述。

周公创制礼乐，是华夏文明的人文始祖。孔子是周公之后华夏优秀文明传统的集大成者。周公之道与孔子思想相结合，即周孔之道，是华夏几千年文明的主脉。

周孔之道是世界观，礼乐文明是其社会实践的具体展现。

两周(西、东周)与两汉(西、东汉)是周孔之道与礼乐文明的产生、发展、成熟时期，出现了两次古代中国文明史上百家争鸣的活跃景象。华夏政治大一统时断时续，但是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则是由周孔之道构成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起了决定性作用。

序 言

第一章 周公论

第二章 孔子论

第三章 孟子论

第四章 荀子论

第五章 “三礼”论

第六章 音乐论

第七章 管子论

第八章 老子论

第九章 韩非论

第十章 贾谊论

第十一章 董仲舒论

第十二章 论《盐铁论》

第十三章 论《白虎通》

第十四章 汉武帝论

第十五章 汉宣帝论

第十六章 光武帝论

第十七章 秦始皇论

四、如何评价焚书坑儒

最为严重的历史教训，在于焚书坑儒实质上是以戎狄文化消灭以至代替华夏文化，以落后文化消灭先进文化的反历史进步的行为，关系到华夏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这是一次带有强烈政治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秦始皇(政权)一手搞焚书坑儒一手搞统一文字这两件事，有些论者认为，前者是为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后者是为了文化思想上的统一，而完全无视它所焚的书、所坑的儒是华夏文化的最早、最先进、最优秀的民族思想传统的不可代替的载体。书是静的载体，儒是活的载体，而文字则是寄托和传递这些载体的唯一的不可代替的工具。秦用秦文字代替六国文字，而代替又意味着消灭，而被消灭的不仅是文字本身，还牵连了六国文字所载负的华夏文化的最优秀、最先进的历史成果。书同文是应该搞的，但如果同时搞焚书坑儒，那就把秦以前中国三代以来以周孔之道为代表的华夏文化的源头亦即最优秀历史思想政治传统完全消灭掉了。试想，如果中国历史从秦代开始，三代政教周公、孔子、诸子百家全不知去向，那么人类历史上一枝独秀辉煌璀璨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岂不是化为乌有?

秦政权的焚书坑儒加统一文字是戎狄民族以文化为手段消灭先进华夏民族的一次反历史发展、反人类进步的重大事件。至少，这在客观效果上是如此。

值得庆幸的是，两汉王朝以汉武帝为代表高高举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旗，发动并推进了全国性发掘、整理、恢复、研究三代以来以周孔之道经典著作为主体的各门类各学派古代典籍的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文化复兴运动。这确确实实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民族的文化复兴运动，这个运动真正为华夏民族的华夏文化的存亡续绝、继往开来做出了里程碑式的无可比拟的历史贡献。尤有进者，所谓周孔之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的诸多有关著作典籍都是积几代人不断参与在西汉最后完成，如《荀子》、《管子》、大小戴《礼记》等。

这是一项华夏文化得以死灰复燃、绝处逢生的重大历史运动。因此，不妨视汉武帝带头发动并在全民族总动员之下完成的这项运动，真正挽救了华夏文化和华夏民族。其历史贡献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如果没有这项运动，则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不是重写的问题，而是像玛雅文化一样，顶多留下一点断壁残垣、零砖碎瓦、蛛丝马迹，其具体完整的真实面貌，将随历史烟尘、时代风雨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之中了。岂不哀哉!岂不痛哉!!!

五、周孔之道向韩秦之道的转化

以周孔之道为开端，经孟、荀、管、老、韩，其主流政治倾向，从荀子开头逐渐由天下为公向天下为私转化；由民主、开放向专制、封闭转化；由以德、礼之治制导下的大法治向排斥德礼之治的小法治、伪法治转化；由法治向人治转化。周孔之道在周公时期(大体以西周为代表)其主流思想的表现为意识形态与制度存在并肩而立、相辅相成；到了孔子时期(春秋时期)则表现为意识形态与制度存在分道扬镳，周孔之道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存在与诸侯割据政治存在两者渐行渐远。到了韩非子，秦政时期，则周孔之道已被完全抛弃，并宣告了周孔之道向反周孔之道的韩秦之术转化之完成。

在荀、管、老思想体系中，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共居一体，但以积极因素为主体，即以“天下为公”，以民为本，民主、开放的思想倾向为主体，周孔思想仍居主流地位。到了韩非子手上，则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共居一体，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彻底异化为消极因素占主体地位，甚至压倒一切的地位；天下为公彻底异化为天下为私，民主性、开放性彻底异化为专制性、封闭性，也就是君主绝对专制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最后完成。

下一步发展到了秦始皇那里，则韩非所构建的君主绝对专制制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由社会意识完全转化为社会存在，彻底完成了由周孔之道向韩秦之道的转化，由天下为公的民本位转化为天下为私的君本位。民主性转化为专制性，开放性转化为封闭性。

这一转化的完成，即成为秦始皇(政权)在历史定位与历史作用上的一个坐标，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上的一个巨大的坐标。

秦始皇(政权)在这一转化中的典型表现与典型作为，大体上是这样的。

秦政权在治国方略上是排斥礼治与德治，实行以术治为主体、以法治为工具的法术之治，也正是为了确立君主绝对专制制度不受任何道德的、法理的监督与约束而为所欲为提供方便。一个专门为君主绝对专制制度提供方便为其经常职志的政权，一个专门为君主个人穷奢极侈而横征暴敛为经常职志的政权，这当然标志着它必然背弃了周孔之道的“天下为公”的崇高理念而坠落到天下为私的罪恶深渊中去了。

秦始皇本人就是一个任私不任公的典型人物，有两件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秦王政八年，王弟长安君成娇，将军击赵。兵反，死屯留。秦王政并不查明出事原因是将逼兵反?还是骄卒犯上作乱?下令“军吏皆斩死”已属责任不明，还进一步“迁其民于临洮”。这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完全是丧失理性的无限连坐，残民以逞，毫无法制可言矣。

秦王政十八年，兴兵攻赵，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以上两事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两件事，充分说明秦政权在秦王政把持下，已将国家公共权力异化为君主个人报私仇、泄私愤的个人工具，把春秋战国时期一息尚存的天下为公、以民为天的周孔之道，转向天下为私、朕即国家的另一条政治轨道上去了。

秦始皇在中国历代王朝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一个为后来人吸取失败教训的反面教员形象，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反面教员形象。秦政权之兴起，以秦孝公为开路先锋，一路过关斩将直到秦始皇，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排山倒海而来。但当其飞龙在天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仅仅十三年就顷刻问天塌地陷、呜呼哀哉了。秦始皇短命王朝的前车之覆，却为后来的汉王朝提供了可贵的后车之鉴。汉王朝从秦王朝的失败教训中引申出了正面经验，调整了治国方略，造就和维护了两汉四百年天下。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短命王朝造就另一个长命王朝的例证，即享年二十九年的隋王朝，引申出了二百七十四年的唐王朝，二十九比二百七十四，其成就当然不如秦之十三年引出汉之四百年，因此，秦始皇反面教员的作用比起隋炀帝来，其贡献当然是大得多。同时秦始皇这个反面教员还对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发挥了前车之鉴的警示作用。如仅就此而言，秦始皇亦可算是千古一帝了。

P291-296

关于周孔之道与礼乐文明在中国古代华夏文明史中的地位与作用，首先应从孔子与孟子有关论述中，寻找端倪：

孔子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孔子做梦，是对他的社会理想、人文企求的探索与追求，他要探索与追求的社会理想与人文企求中，最高的典型形象，即周公其人、其事、其道。在这里，周公代表着一种最高、最完美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生动而典型的显现。周公是夏商周三代最优秀最先进最高的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离娄》)

禹在个人修养、思想改造上是圣帝贤王的光辉榜样；汤善于掌握中庸之道，用人不拘一格，是治国施政的光辉榜样；文王爱民、敬民、畏民，忠诚实践了礼乐文明之道，但不事张扬；武王天下为公，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周公则在个人修养、施政治国、爱民、敬民、礼乐文明、天下为公诸方面，集夏商周三代圣王贤君思想与实践的优秀成果之大成，在理论认识上与制度建设上，周公都将这些优秀成果，加以概括与集中，创建了周公之道与礼乐文明，并为之设计了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大体框架。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划时代的历史性贡献。周公不愧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最优秀文明——礼乐文明的创建者、实践者。

周公之后，孔子集周公以来华夏民族最优秀文化思想之大成，其思想体系与周公之道结合在一起，形成为周孔之道——孟子所谓周公仲尼之道，礼乐文明即是周孔之道的思想体系与社会实践的具体体现。

孟子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孟子·礤文公》)

在这里，孟子第一次把周公之道与孔子思想结合为一体，命名为周公仲尼之道，并把周公仲尼之道作为华夏文明之代表。这是不为无因的。

下面，将简述一下周孔之道礼乐文明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首先应指出，周孔之道产生及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即两周(西周、东周)及两汉(西汉、东汉)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是华夏民族的大觉醒、大崛起的黎明期、发祥期。这一时期孕育并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特定社会文化模式及华夏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这一历史时期是华夏民族意气风发、龙腾虎跃、高歌猛进辉煌而伟大的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华夏民族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礼乐文明，这一礼乐文明所创造的历历可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伟大丰富成果，无可辩驳地奠定了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翘楚地位。

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有文字记载的约为三千余年)，就是以两周、两汉为时代土壤而诞育，辉煌的周孔之道为其根、其源、其祖、其母的。汉以后两千余年的文明发展史，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在具体展现及运转上有种种差异，但万变而不离其宗，始终是以周孔之道为其灵魂、基因、源泉的。周孔之道的开创性、前瞻性、元典性，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都是只此一家，无可比肩者。两周、两汉是中华几千年华夏文明诞生及成熟的元典时代。或者说周孔之道是这一元典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唯一载体。换句话说，带领这一伟大时代的伟大人民在世界文明史上创造出人类最优秀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大进军的统帅和导师，即周公、孔子其人、其道。

本书即以此为出发点：把两周、两汉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即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元典时期，把周孔之道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具有不可代替的代表性的元典之学，把周孔之道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如何诞生及演变的具体过程作一概述。并把两周、两汉，两次百家争鸣作为对孔周之道这一元典之学在不同侧面、不同视角的继承、发挥、创新及发展，以及把这一历史时期对周孔之道的政治社会实践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及其事业，重中取重，加以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