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出于选择,或是迫于必须,新一代学龄前儿童的家长开始了对私立学校中的一个位置的追求之旅。如果他们成功并幸运地被录取了,他们得到的是顶尖级的教育以及到大学之前每个孩子高达五十万美元的学费。五十万!这样值得吗?
说实话,在我们的儿童长成纳税的成年人、涉世的公民之前,我们很难知道答案。这只有三十年后才可得知。
但对于多数的父母,尽管他们并不都属于精英阶层,答案是坚决的:有必要!
或许,进入一所享有盛誉的私立学校幼儿园曾经确实帮助我们的孩子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但是现在又怎样呢?
有些人会毕业,然后继续前进,发展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成为我们最有智慧、最为富有和最具声望的公民,我们的精英。其他的那些,在五岁的时候被选中,而十九岁的时候已经心力交瘁。或者是萎靡不振、接受治疗。或者是不知所措。
当幼儿园大战开始的时候,伤亡也就发生了。
为了把自己四岁大的孩子送到顶级私立幼儿园,父母们展开了一场看似荒唐的竞争。艾伦?埃森斯托克以一名知情人的身份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这部非小说作品诚实、滑稽、悬疑而又感人。第一次将人们带入到私立学校申请过程的各个方面。艾伦?埃森斯托克跟踪了美国数个家庭,从他们第一次参观学校直到他们打开录取通知。他采访了那些指导过家长和孩子的录取主管、学校领导、教师、教育顾问以及幼儿园老师。
他提出了各种尖锐的问题:私立学校录取主管们如何决定录取对象?在一个正致力于创造的社会里,是否只有富人才能获得最为优秀的教育?同时埃森斯托克就五十万美元问题咨询了常春藤联盟的学生、他们的家长以及他们的录取顾问:你所上的幼儿园是否最终帮助你进入了一所顶级名牌大学?
从本质上说,《幼儿园大战》是一场人生戏剧,一个关于追求和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为荣誉而战的故事,只是他们的荣誉是在私立学校幼儿园里的一个位置而已。
这不仅是父母在申请私立幼儿园的过程中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也是这个过程本身的推动力。作为两个就读于私立学校的孩子的父亲和这所学校的董事会理事,我对这个问题格外感兴趣。在理事任期期满后,我发现幼儿园里提供的位置越来越少,能进入我们学校的幼儿园学习已成为大家垂涎的荣誉。我开始意识到进入幼儿园和获得知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我开始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滑稽的、疯狂的、恐怖的——讲述的都是绝望的父母们为了能让孩子在幼儿园里占得一席之地怎样竭尽所能。
在我思考这些故事,并且读到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城市以及在日本、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父母们为了让孩子进入私立幼儿园而做出的努力后,更加困惑不解。之后我便对此深深地着了迷,因此离开了理事会,开始了对这个主题的研究。
一开始我就决定在故事中隐去原先供职的学校。录取负责人以及校长一直是我的朋友,我的成功得益于他们。没有他们的引导我不可能写这本书。在我迷惑的时候是他们指给我正确的方向,在我需要引见的时候他们又帮我打电话。但他们没有在书中出现,这个学校也未被提及。
这本书的撰写与研究耗费了我两年多的时间。我跟踪那些在不同的城市里申请私立学校的家庭,其中包括亚特兰大、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纳什维尔、新奥尔良、纽约、旧金山和西雅图。在所有城市里,除了稍有差异,申请过程本身以及父母所经受的焦虑担心都是极其相似的。唯一的例外是纽约。如同它的众多其他方面,私立教育似乎也是在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这方面一部分是缘于它长期的私立教育传统,早在1628年这里就成立了美国第一所私立学校。同时它也缘于纽约人的特质,尤其是曼哈顿人——骄傲、有竞争意识、特令独行,并坚持获得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另外,在纽约,几乎所有的幼儿园都要求申请者参加ERB考试——一种职业考官与学龄前儿童一对一的智力测验。几乎美国所有其他的城市都只是对学龄前儿童进行一定程度的评估,而只有纽约的私立学校要求一个正式打分并撰写的评价,并以此作为人校的前提。
在我的调查结束的时候,我决定主要研究四个家庭,关注四位母亲。我发现基本上是母亲在申请过程中占主导,只有三位父亲是例外,一位在纳什维尔,一位在波士顿,一位在底特律。他们告诉我之所以负责这个过程,有两个相同的原因:他们认识学校的上层领导,并且他们都处世泰然,社交上游刃有余。
波士顿的父亲认识一些他为儿子选定的幼儿园的家长,同时他还是一位有名的业余摄影师。他毛遂自荐,免费为学校大会、家庭招待会、全校假日计划以及五年级毕业典礼摄影。
他说:“我非常确定,我在学校的活动是我儿子能被录取的原因。”
其他两位父亲主要依靠人际关系。底特律的那个父亲只关注一个学校,因为他大学时的一个铁哥们儿就在那个学校的理事会里。他的孩子最后被录取了。曾经有人告诉纳什维尔的那个父亲说,进入私立学校,“关键就是推荐信”。他的朋友们帮他弄到了两封重要人物写的分量很足的推荐信,并催他交了上去。
他说:“那些推荐信是使我们的申请胜出的唯一因素,因为很明显,我不可能捐赠很多的钱。”
他成功了,一个顶级私立学校接受了他的女儿。
然而大部分的申请者都是母亲。她们侦察学校的位置,参加家庭招待会,参观校园,然后挑选那些符合她们的教育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学校。她们填写申请表格(起码是初稿),并开车带孩子去拜访学校。只有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父亲才会一同前往,但往往坐在车的后排。他们会参加父母接见会。有时父亲只有在达成协议的时候才会从不起眼的地方站出来。
我所跟踪的四位母亲充分体现了幼儿园大战中不同战士的典型形象。四位母亲都上过大学,其中两个还拿到了更高的学位。劳瑞是一位全职妈妈,依靠丈夫利润颇丰的生意,生活充足富裕;特瑞娜是一位少数民族单身妈妈,为了使自己的事业有所成就而努力拼搏;什亚是一位来自纽约的母亲,她做兼职工作,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来自于丈夫。
第四位母亲,卡迪,几乎人人都认为是位“规规矩矩的”母亲。经济上,她和丈夫坚实地立于曾被我们称作中产阶级的行列。她丈夫工作时间长,因而收入颇丰。卡迪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孩子身上,暂时停止了工作。当时在做了众多的考察研究、反省思考之后,她极不情愿地开始了私立学校的申请程序。现在她承认那时她还有些天真幼稚,曾毫无准备地被文化冲击迎面扇了一耳光。P1-3
下面的故事,连同本书中所有其他的故事,都是真实的。
格雷西·格雷厄姆,五十三岁,声名显赫的亮星星托儿所所长,现在正与莫尼卡·肯尼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后者三十一岁,这个学校未来的家长,身着淡色唐娜·卡伦(Donna Karan)[1]的服装,而佩带的蒂梵尼(Tiffany)[2]首饰多到足以开一家商店。在莫尼卡拜访的前四十分钟里,格雷西已经带着她在托儿所转了一圈。这里原先是循道宗教堂一个毫无生机的地下室,现如今这些房间都沐浴在柔和的色彩中,一间紫红色,一间天蓝色,一间奶油色,里面挤满了三十个形态各异、文化不同、活泼健康的孩子。多年前,也就是亮星星托儿所的起步时期,格雷西还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那时她在昆虫前面加上吸引人的形容词来给这些房间起了名字:“忙碌的蜜蜂”,“轻巧的蚱蜢”和“幸运的萤火虫”。
今天孩子们正全神贯注地上烹饪课,全然不顾蛋糕面糊已经粘到了胳膊肘上。两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在教室里巡视着,不时地鼓励一下,还时常添把手。她们都是曾经的雅皮士,说话轻声细语。人们只知道她们的名字,而这些名字碰巧又都是季节的名字。当看到一个头发蓬松的“忙碌的蜜蜂”往一层蛋糕上抹糖霜的时候,莫尼卡几乎不能掩饰內心的兴奋,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舌头也因全神贯注而微微伸了出来。
见面没多久,格雷西就能断定莫尼卡是带着问题来的,而她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对亮星星托儿所的一时兴起。单从她左肘佩带的首饰就能看出她是一个生活富裕的未来家长。倒不是说这就是一张入场券。绝对不是。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莫尼卡确实是有备而来。在办公室里,她坐在格雷西的对面,盯着她的黑莓手机问道:“你认为亮星星是属于进步性教育呢还是学术性教育呢?”
“学术性托儿所?一种矛盾的修辞。什么时候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格雷西想。
“我认为我们曾经的发展轨道是合适的。”格雷西字正腔圆、语意深邃,俨然是一位政府官员。“当然,现如今父母把他们的孩子送去上预备托儿所,用闪光卡训练孩子学字识数,努力让他们在两岁时就会读书。我现在真不确定我们该如何发展了。”
“我完全同意。”莫尼卡拨弄着她的黑莓手机按键说,“你们对电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孩子们在教室里看DVD吗?”
“不经常,有时,比如下雨天我们会放些类似《可爱小蓝狗》(Blue'Clue)的片子。午饭后孩子们都打瞌睡的时候,我们会放《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为下午的课程提提精神。”
“我肯定也会喜欢《小熊维尼》。”莫尼卡说道。
两个人点点头,笑了。莫尼卡把她的手机放回手袋里,向前靠了靠。直到现在她们两个才抛开所有的虚假做作,开始了真正的谈话。那天晚饭的时候格雷西还可能会告诉朋友们她们之间甚至有了一种亲密感。那时一切都显得如此确定、真实而且可靠。跟莫尼卡·肯尼度过了近一个小时后,她已成为亮星星托儿所的一位有力的候选家长。这时,格雷西说:“好吧,谈谈你的孩子吧。”
“哦!”莫尼卡回道,“我没有孩子。”
格雷西的微笑一时僵在了脸上。“那你……怀孕了吗?”
“还没有”,莫尼卡说,“但是我们在考虑了。”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她瞠目结舌。
“在这个城市里,进一个高层次幼儿园太困难了,我想领先一步。”
“啊哈!”格雷西说。她意识到她的嘴唇已经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细线。她没有再说什么。她认为,这时莫尼卡会把她的沉默当作一个暗示,收拾起她Prada品牌[1]的手袋而起身告辞。 然而莫尼卡在椅子里又往前靠了靠,低声问道:“格雷西,就我们俩,告诉我怎么才能被录取呢?”
格雷西突然站了起来。
“你可以从生个孩子开始。”她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