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以严肃的态度写出了一部关于“流氓”的小说。对于人群中的这些病态的、愚昧的、疯狂的、可恨又可怜的“流氓们”，进行了严肃的剖析与批判。

小说中的人物周所长、刘志刚、金秀、单瞪、宋疯子等等，个个都是个性鲜明，随着社会动荡和历史变迁沉浮不定，经历坎坷曲折，营造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悲剧人生。

在情殇、警匪、悬疑、掘墓等作品充斥的今天，作者用十八年的岁月磨出了一部来自真实历史、源白真实人物的市井文学。无论是头戴“天才”桂冠的狂妄小子，还是拼凑出一、二本书便敢自称“作家”的人，或是被称为“大师”的资深写手，恐怕都没有毅力对一部作品付出如此厚重的心血，如果文坛还有希望，那么这希望也应当系于后者身上……

小牛紧张地看了看李拐子，又看了看冒着蒸汽的铝盆，然后一闭眼，便把手伸人了开水中。小牛像触电似的跳了起来，一边甩着手，一边咧开嘴呻吟开了。

李拐子骂道：“混蛋！谁让你闭眼的？你不看准了，能夹到鸡蛋吗？再来！”

小牛眼泪汪汪地朝被烫得通红的手指吹着气，二次来到火炉边，战战兢兢地瞪大了眼睛准备下手。

李拐子在旁边说：“看准了，别害怕，下手要快，手上要使劲！”

小牛一咬牙，便把手指伸入了开水盆，这回总算夹住了鸡蛋，但刚一出水面，鸡蛋又掉到开水盆中了。

李拐子在旁边训斥道：“手指头上为什么不铆足了劲？你是没吃饭吗？”

小牛抹去脸上泪珠，再次把手伸向开水盆中……

小牛把被烫红了的右手中指和食指放在口边吹着，内心安慰着自己：大人们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一定要学好本事，以后天天上晓月楼去吃肉包子。

终于，小牛伸入开水盆的手，成功地夹起一个个鸡蛋，放在旁边的碗里。

小牛得意地笑了，李拐子也满意地笑了，然后伸了个懒腰，说道：“今儿个先练到这儿吧，把炉子封了睡觉。”

小牛照李拐子的吩咐，先封好火炉，又给李拐子铺好被窝，打来洗脚水，侍候李拐子洗了脚，然后才上了床。

白天，李拐子照旧去百货公司门口儿看自行车，小牛依然背着书包准时到学校去上课。碰巧，小牛的班主任老师正是同院王奶奶的老闺女小鸥。小鸥老师无意中发现了小牛的右手食指和中指红红的，连笔都捏不住。她一把抓过小牛的手，关切地说：“怎么搞的？”小牛忙抽回自己的手。藏在背后，小声说：“一不小心……洗脸时让热水烫着了……”

小鸥老师忍不住笑了，说道：“你在家难道用开水洗脸吗？”全班同学大笑起来……

大约过了半个月，小牛手上的功夫渐长！开水盆里翻滚着的十几个鸡蛋，他三下五除二地便一一把它们夹了上来。李拐子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拿来肥皂，对小牛说：“夹鸡蛋的功夫你算学成了，打今儿个起，我再教你练习从开水盆里往外夹皂片。”李拐子把一小块皂片扔人开水中，随即用手指夹了上来。

小牛照李拐子的样子做，却怎么也夹不上来。

李拐子得意地笑了，接着说：“小子，这里边儿道儿深着哩，你以为干这个容易？俗话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能人背后有能人哪。小子，好好练吧！”

在赵老二的安排下，小牛儿住在“老拂爷”李拐子家，跟李拐子学了“提包儿、捅货”等各种绝技。除了向小牛儿传授偷钱包儿的本事，李拐子还系统地向小牛儿讲解了黑道儿上的种种“规矩”。

三个月之后，小牛儿告别了李拐子，正式“下海”当了“拂爷”。由于受到了“名人”指点，小牛儿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成了永兴镇黑道儿上顶尖儿的拂爷。

周进忠和小鸥结婚后，很快就遇到了粮食不够吃的问题。过去周进忠在派出所入伙，拿饭票在食堂买饭吃。他能根据手上饭票的数量，来掌握自己的口粮，由于精于算计，虽然每天肚子没饱过，但总算能混到月头儿。小鸥结婚前在娘家搭伙，吃好吃坏，吃多吃少全不用自己操心。可这二位凑到一块儿可就麻烦了，由于谁都懒得算计，月月弄得粮食吃不到月头儿。好在孩子让奶奶接到老家去了，总算让这两口子少操了许多心。  看着妻子的满脸菜色，周进忠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属于那种视养家为己任的男人，他记着那句民谚：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让妻子连饭都吃不饱，实在是他这“大老爷们儿”的羞辱。开春不久，他就发现了京广铁路旁高低起伏的丘陵上，长满了野草，周进忠找人借来了镐头，利用下班后和星期天的业余时间，开始了垦荒。

从没干过农活儿的小鸥觉得很好玩儿，便也陪着丈夫来到了铁道旁的山坡上。她先是坐在地头儿，饶有趣味地看着丈夫用镐刨地，接着又动了一显身手的心思，非要从丈夫手上夺过镐头，然后便晃晃悠悠地把镐头举过头顶，又晃晃悠悠地把镐头抡了下去。没有三五下，小鸥便连人带镐头一起倒在了地上。周进忠忙上前扶起妻子，笑着说：“行啦！您还是一边歇着去吧。我看你干活儿太悬，弄不好你再拿镐头刨在自己脚上。”说罢，周进忠脱掉外衣，露出结实的肌肉，抡起镐头又干开了。小鸥只好跟在后边，把地里的石头往外捡着。周进忠擦了擦头上、脸上的汗水，笑着说：“你回家歇着去吧，我一个人干就行了。”

小鸥笑着说：“我不，我干不了重活，还不能陪陪你吗？”

周进忠笑着说：“这还算重活儿？到我们保定乡下，最累的活儿得数割麦子。五黄六月的，一哈腰就是半天儿，那滋味儿……”

小鸥叹了口气，小声说：“难怪古人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真苦啊！”

周进忠说：“你从来没种过地吗？”

小鸥说：“没有。我爸爸是火车司机，我们家一直靠我爸爸的工资生活。要说干农活儿……对了，在学校上学时，学校组织我们下乡劳动，人家在前边儿割麦子，我们跟在后边捡麦穗儿。”

周进忠笑了笑，抡起镐头又干开了。

小鸥又问道：“咱开这块荒地，你打算种点儿什么？”

周进忠说：“种荞麦。那玩意儿不怕旱，等收了荞麦，咱们轧饴■吃。”

小鸥笑了……

周进忠万万没想到，他刚把荞麦种子撒在地里，麻烦就来了。

这天，他刚进办公室的门，电话铃响了，他抄起电话问道：“喂！哪一位？找谁？”

电话那头说：“是周进忠吗？我是王学礼。”

周所长习惯地来了个立正，说道：“王副局长，您有什么指示？”这位王副局长正是他的老上级，前任所长，还是他和小鸥的“介绍人”哩。

王局长说：“进忠同志，听说你在铁道旁的山坡上开了块地？”

周所长说：“是，王局长的消息真灵啊！”

王局长说：“进忠同志，你是国家干部，又是党员，你这么做欠妥呀！”

周所长说：“开荒地有什么不妥？上级不是号召我们想方设法渡过难关吗？”

王局长说：“进忠同志，现在全国都缺吃的，你开了块荒地，老百姓就少了块打粮食的土地。你多吃那一口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可就把干群关系破坏了。”

周所长说：“局长，那是块没人要的荒地呀！”

王局长说：“荒地？你能开，别人难道不会去开荒？进忠同志，咱不能与民争利呀！”

周所长委屈地说：“是！”他撂下电话，慢慢坐在椅子上，手扶额头闭上了眼睛。他怎么也理解不了，自己开点儿荒地，怎么就叫与民争利啦？然而，他是那种早就习惯了“对上级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干部，他倒不是特别在意自己为开荒所流的汗水，而是无法面对妻子失望的目光。五尺高的汉子，竟然偷偷地在办公室里抹开了眼泪，周进忠哭了……

又到了星期天，王小鸥已经知道了丈夫因为开荒而受了批评的事儿，便一边收拾着篮子，一边说：“进忠，今天是礼拜天，咱俩也去永定河边捋点柳芽儿吧！”

周进忠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我不去。我多吃一口，别人就少吃一口，咱不能与民争利呀！”

小鸥：“笑话！捋柳芽儿、剜野菜也算与民争利？这帽子也扣得太大了吧？”

周进忠：“那要看什么年头儿，如今不是困难时期吗？谁家不缺吃的？”

小鸥生气地说：“你不去我去。”说罢，小鸥拎上竹篮儿，出门去了。

小牛儿的行窃范围，一开始主要在火车站一带。后来，他渐渐又在道东其他地界开始行窃。不但在公共汽车上“提包、捅货”，甚至登上火车，开始“吃大轮儿”了。

对于李拐子给他立下的规矩，他一直严格地遵守着。而且，除了师父定下的“十不偷”之外，小牛儿还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女人的东西一概不偷。P32-35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那时正是广大青年“文学热”的浪潮巅峰时期，谁若在正规刊物上能发表几行诗或三两篇小文章，立马就能成为文学青年仰慕的偶像。而当时报刊少，发表文章也难，所以，即使在内部小刊物上能发表文章，也会被周围的人们视为大笔杆子，很了不起。那时临潼县文化馆办了一个名为《骊山》的文学期刊，成为当地文学青年们争抢角逐的阵地。刚好我拿到一本《骊山》杂志，上面有署名“晓月”的一篇近万字的写知青题材的短篇小说，当时我读得回肠荡气。我知道作者应在临潼县境内，但不知离我那么近，原来就在陕西标准缝纫机厂，距我供职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只有几百米。

经朋友介绍，我和作者很快就认识了，并且成了朋友。“晓月”这个笔名近乎女性化，而作者梁亚明却是一位十分壮实的汉子，是由北京插队知青招工到陕西缝纫机厂，每天汗流浃背地干着重体力劳动，是厂里的翻砂工。当时梁亚明意气风发，颇有才情，拉一手好京胡，写一笔好文章。但也是一个地道的“愤青”，言辞激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愤世嫉俗。因为我们离得很近，几乎每天下班后都相约散步，习惯地围绕秦始皇陵走一圈，边走边谈边争论，充满年轻人的豪情和激情。一次登上秦始皇陵顶，两人争论间隙，为调和气氛我开玩笑说：我以为笔触细腻的“晓月”是女的，还想追求你做我老婆呢。梁亚明那“京油子”的嘴自然是不饶人，当即反讽挖苦我。

后来梁亚明兄真是给我介绍过一次对象，不过没有成。

尽管觉得梁亚明兄近乎偏执，但不能不承认他多才多艺，文笔出众，善于编故事写小说。可他当时的处境并不好。至今我还保存着他亲手给我铸的一个铸铁镇尺，上铸李白诗句——“天生我才必有用”。

后来不久我调入《西安晚报》当编辑，我的母校西北大学办作家班，我便鼓励他一定要上大学混张文凭，以改善处境。那时人们的月工资普遍只有百十元，梁亚明兄为凑足学费四处借贷，单位停发了工资也在所不惜。在上大学作家班期间，他的一部描写抗战题材的中篇小说就在《西安晚报》上连载发表，其他大小文章一发不可收拾，到处乱飞。文章为梁亚明兄赢得了名声，作家班混来的大学文凭也使他转换了身份，得以全家调回北京并在丰台区广电局当了记者。十多年新闻记者生涯中，他写了很多好新闻作品，频频获大奖。但他一刻也没忘钟爱的文学事业，一直笔耕写小说。先后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镇恩仇》及这部《黑白小镇》等著作。

梁亚明出身社会最底层，当记者时也是密切关注社会底层，他的小说也大都写的是底层市民。这部《黑白小镇》也不例外，写出了一个小镇上社会底层的“流氓们”，随着历史变迁的升降沉浮。但又不同于一般写黑社会小说脸谱化、简单化处理，尽管小说中这些人物的行为显得病态、愚昧、疯狂，可恨又可怜。但都是放在特定历史变迁的社会大背景下，作以人性化处理，许多不可思议的行为显得又是那么“合情合理”。小说中的人物周所长、刘志刚、金秀、单瞪、宋疯子等等，个个都是个性鲜明，随着社会动荡和历史变迁沉浮不定，经历坎坷曲折，营造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悲剧人生。特别是在代际(第二代)悲剧转移延续间，溢满了特定的社会悲剧色彩，即使一些人行为再坏、品行再恶劣，心底都有一种不可泯灭的人性。加以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和严肃的社会思考剖析，从而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读后掩卷引起我们严肃的社会历史思考。我相信广大读者读后，会和我的感觉一样掩卷沉吟不已。

这部小说梁亚明写于十八年前上作家班时，他当时曾给我们讲过一些故事情节和背景，并读过其中一些篇章。但那时大家觉得有点“不合时宜”，这十多年来他又反复修改，逐字逐句锤炼，增添了主流人物和一些故事情节。一部小说能前后写十八年，可见用心用力，也可谓字字呕心沥血。

梁兄，在这部小说即将出版之际，预先祝贺你！祝贺你的作品，也祝贺你当年的“愤青”终于修得正果！  郭兴文

2007.11.8于西安

在不少文学作品中，都有过对“黑社会”的描写。不少公案小说、武侠小说，也把笔墨重点用在了“绿林好汉”身上。但在正统文学作品中，黑道儿上的流氓们一般都是配角。为了“三突出”，作者难免对这些人的处理过于脸谱化、简单化。而在公案、武侠小说中，则往往又把“强梁”们神化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吹捧这些流氓的作用。因此，用现实主义手法，以严肃的态度写一部关于“流氓”的小说，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文学是人学，文学的研究对象、反映对象、读者都是人；那么，对于人群中的这些病态的、愚昧的、疯狂的、可恨又可怜的“流氓们”，进行严肃的剖析与批判，使闻者足戒，当是一件堂堂正正的好事。我以为是这样的！

我生长在北京西南郊五环以外，紧靠京广铁路的一个小镇(也就是我笔下虚构的永兴镇)上。从我一记事，就常听大人们讲“流氓传”。笑骂之中，不乏褒贬之意；胡侃神聊，尽是一派荒唐。家乡的小镇上从没出过让人们引以为荣的“大人物”，而人们又是那么的需要一尊属于自己的神，于是，那一拨儿又一拨儿的流氓便成了小镇上人们的崇拜对象。在这种“社会无意识”的影响下，孩子们有的便从“听众”发展成“角色”，老一拨儿流氓被镇压下去之后，很快又冒出一茬儿新的。对于小镇来说，这自然是非常可悲的。

流氓团伙的凝聚力，也是最为小镇人称道的，就是那不清不白的“义”字。打手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为朋友给别人“两肋插刀”，被称为“义”；被公安机关捕获后，不提供同伙的姓名及犯罪事实，也被称为“义”；尚未被抓的流氓们照顾被捕流氓的家属，更被称为“义”。说穿了，所谓“义气”，就是团伙儿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可以不讲良心、不顾道德、不顾法律的约束；为“义”而死，大约也可被人们称为“义气千秋”了。

其实，流氓们的所作所为，均是伤天害理的不义之举。干出这等事，哪里还配谈什么“义气”呢？更何况，流氓之间，本来就是用所谓的“义气”勾结在一起，各寻方便；一旦利益相冲突，它们之间谁也不讲“义气”了。也就是说，义气在流氓之间其实根本不存在。这不存在的东西却有那么大的欺骗性，自然就更可悲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无论是流氓本身还是他们的崇拜者，大多是没知识、没文化的人，是可怜的愚昧人。无知，才是流氓滋生的土壤。

另外，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人们的腐蚀也是不容忽视的。包括《水浒传》在内，许多公案、武侠小说中，竭力宣扬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谓的打斗拼杀，对人们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那些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暴力行为，一旦被挂上“农民起义”的桂冠，就没人敢再提出批评了。殊不知，人们，特别是孩子们，首先从这些作品中接受的是杀人、放火、打斗的刺激，而根本不去考虑什么政治意义。一系列公案、武侠小说被改编成评书、电视剧，一经播放，对孩子们影响肯定是凶多吉少。

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受着经济、文化、地理的诸多因素所影响，是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因此，要改变这种“社会意识”，也绝非一朝一夕能奏效的。只有努力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读了书自然便会明理，有了丰富的知识才会明辨是非。只有这样，才会彻底改变“社会意识”，从而杜绝“流氓辈出”的可悲现象。

我的老师刘绍棠先生生前多次告诫我：“写小说、出书是教人学好的。”那么，告诉人们(特别是孩子们)什么是不好的，剥去“义气”的皮，让人们认清它肮脏的内涵，不也是一件好事儿吗？我以为是这样。

本书初写于1988年。

那年，我考入了西北大学作家班。但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却不准我去。理由是“阿拉是生产缝纫机的，不培养作家”。

当时，我面临着选择是非常困难的。多年来，我一直做着大学梦。对于能进大学深造我当然不愿放弃。然而，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下子要拿出三千六百元的学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元)何况，上学期间的工资、奖金全没了，这日子可怎么过？我犹豫了……

关键时刻，我的老师刘绍棠先生写信给我，表示坚决支持我上学。文友、西安晚报报社的编辑庞烬、郭兴文都对我说：“梁兄，人家都说后退一步天地宽，我说是前进一步天地宽！眼前有了难处，你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在师、友的鼓励下，我硬着头皮去西大报了到，为此，我爱人出面向厂里的同事借了两千六百元，又拿出家里仅有的一千元，为我凑足了学费。这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一笔巨款，不是所有做妻子的都有勇气那么做的。

上学期间，我不忍心增添家里的负担，就琢磨着利用课余时间去打工。为此，我找到了当时任西安啤酒厂党委书记的杜某人，仗着以前和他相识，希望在该厂找份儿临时工。谁知，杜某却说：“假如你利用文坛的关系帮我们厂写几篇‘软广告’的文章，我一定会……”

我不能接受这种要挟，只好另找出路。思前想后，我决定利用课余时间上街去摆卦摊。《易经》读过几遍，估计着蒙人是够用了。而且这活儿时间比较机动，不影响我上课。

然而，选择摆卦摊的地点却让我为了难。我当时的临时住处在金花路，西北大学在边家村。我必须选择金花路至边家村之间，找个繁华人多的地点来摆摊。可是，西安文坛上熟人那么多，让人撞上多难为情？首先，建国门不行，因为里面就是省作协和《延河》编辑部，得躲着里面的哥们儿、姐们儿。南门外十分繁华，可当时市文联设在那儿，也不妥。小南门更不行了，西安晚报报社就在里面，若在那儿摆卦摊，不是给哥儿几个脸上抹黑吗？最后，我只好选择了和平门外，那儿倒是个没有熟人的地方。

天一擦黑儿，我便揣上一张写着“北京小神仙”的挂历纸，来到了和平门外的小桥上，端开了架势等着“宰人”。不一会儿，四周就围了不少人，但是跟我瞎侃的人多，却没人肯让我“宰”。忽然，一个小姑娘挤进人群，到我跟前看了看，然后就写了一个“画”字，让我给她测字。并讲明：测前程。我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小姑娘，把那个“画”字端详了一阵子，然后说道：“丫头，回家准备行李吧，你今年考上大学了。”明摆着嘛，在七八月间找人问前程，又是那个年龄段的小女孩儿，肯定是参加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嘛！

“真的？”小女孩儿一下子跳了起来，周围的人也被我的话给“镇”住了，我挺起胸脯又吹道：“当然是真的。我是北京有名的‘小神仙’，哪能蒙你呢！”小姑娘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递给了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钱还给了小姑娘，说道：“叔叔恭喜你考上了大学，这一卦我免费赠送了。”我就是再“黑”，也不至于蒙一个小姑娘的钱花呀！

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走了，围观的人们这才纷纷掏出钱来，争着让我给他们测吉凶、福祸。正当我准备狠“宰”这些“大头”时，突然起了风，接着，铜钱大的雨点就从天而降。我的“衣食父母”们跑了，小桥上就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呆呆地看着写在挂历背后的“北京小神仙”被雨点打模糊了，这才转身上了公共汽车回金花路去了……

这件丢人的往事，我从未跟朋友们说起过。

后来，我找到了陕西省总工会，吵着要见省总会主席薛昭鋆。我是工会干部，有了难处当然得找娘家人了。在薛主席的关照下，我进了一家小报社，当开了临时编辑。每月有了些许收入，总不至于挨饿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边上学，一边做兼职编辑，一边开始了我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1988年深秋时节的事儿。

西大不给我们安排学生宿舍，我只好四处打游击。不久，我搬到了位于吉祥村的三轮车厂，住在这个厂六层的广播室里。人家之所以肯帮我，是因为该厂是我原单位的联营厂，厂长楚金元大哥、工会主席雷玉琴大姐都是老相识了。对他们给我的帮助，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六楼没有暖气，入冬后我只好打开电褥子，披着被子，趴在床上写。最多的一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整整写了二十多个小时。到了1989年春夏之际，学生们都上街游行了，我却根本不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完全钻到我的小说里边去了。

经过两次修改之后，我把第三稿让当时任陕西工人报文艺部主任的叶广芩老师看了，想得到她的指点。(如今，叶广芩老师已是西安市文联主席了)叶老师看后给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1990年，我终于调回了北京。安顿好工作后，我就带着书稿去了北京的某出版社。该社一位姓朱的副社长接待了我，他根本不看我的稿子，就说：“出不了，就连我自己的稿子还出不来呢。”到底是天子脚下，牛！您连稿子都不看，怎么就说出不了呢？您自己的稿子出不了书，和我的稿子有关系吗？出版社不接稿子，那它是干什么的呢？一气之下我走出这家出版社，把稿子放到柜子里，这一放就是十多年。如今，有人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依我看，果真如此的话，责任恐怕不全在作者。个中缘由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

2002年元旦前，我被单位通知“自愿提前退休”。过了元旦后，我真的拿到了“退休证”。我才49岁呀！既不是不能胜任工作，也没犯过大错误，怎么就被“边缘化”了呢？实在不甘心，我又翻出以前的书稿，静下心来，开始-了再次的修改。屈指算来，又过去五年了……

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优劣得失，自有读者评说。这是我半生的积累，近20年的笔耕，无数次修改，才写出来的。我只能说，我尽心了。

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编辑樊东屏先生，从2005年开始，我就把这部书稿寄给了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樊先生多次对此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使这部稿子中的“邪气”得以弱化，正气得到了加强，最终达到了平衡。又经樊先生鼎力推荐，终于使这部19年前写的小说得以出版。可谓枯枝发芽、铁树开花。恩师绍棠先生九泉之下得知此事，一定会感到欣慰，也不枉叶广芩老师当年对此书的肯定。在此，我由衷地向樊东屏先生表示感谢。

粱亚明

2007年10月31日于河北涿州